田文林：伊朗對外行為的戰略文化分析

【內容提要：伊朗作為中東舉足輕重的地區大國，能夠在錯綜複雜的險惡環境中不斷壯大，與其獨特的對外行為邏輯及其背後的戰略文化密切相關。具體而言，波斯民族具有民族自豪感與悲情意識相互交織的雙面性格；伊朗的國際戰略觀是謀求實現獨立、成為大國和改變國際秩序的遞進式戰略；伊朗的外交風格呈現出「第三方外交」、將國家利益包裝為意識形態以及商人風格濃郁等特點。伊朗正是憑藉其獨特的政治文化、對外戰略和政治策略，才安然度過諸多激流險灘，並呈現出國力整體向上的發展態勢。】

毛澤東曾經指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否則就不能生存下來，也不會發展。」伊朗是文明古國，也是中東最具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之一。自近代以來，伊朗能夠在複雜艱險的外部環境中生存並不斷發展壯大，始終未犯顛覆性錯誤，與其特定的行為方式有著直接關係。因此，剖析和總結伊朗對外行為的基本特徵和邏輯，挖掘其對外行為的戰略文化根源，有助於中國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伊朗對外政策，妥善處理中伊關係。

民族自豪感與悲情意識的相互交織構成了伊朗波斯民族的雙面性格。波斯民族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這主要源於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波斯民族歷史輝煌悠久。伊朗自詡波斯文明「比歷史還要古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建立的埃蘭王國。波斯帝國（前550年~前330年）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帝國。大流士一世時期（前522年~前486年），波斯帝國東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爾幹半島，北起亞美尼亞，南至衣索比亞，包括70個民族,5,000萬人口，以及近7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流士自稱為「萬王之王」、「宇宙四方之王」。居魯士自稱為「偉大的王、眾王之王、各國之王」。波斯帝國的官僚體制對後來的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均產生過重要影響。此後的薩珊王朝(224?651年)被認為是「第二個波斯帝國」，薩法維王朝（1502~1736年）同樣疆域遼闊。伊朗自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宇宙的支點」。伊朗人對其輝煌的歷史，特別是波斯帝國津津樂道。巴列維國王曾說過：「歐洲人把飯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時候，伊朗人已經用勺子和刀在雅緻的繪有圖案的器皿里用餐了。」

在其執政時期，伊朗曾舉行紀念波斯帝國成立2,500年的大規模慶典活動；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國首都)符號頻現於伊朗日常生活裝飾和文學藝術作品中；伊朗人每年隆重慶祝的「春節」（諾魯茲節）就起源於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伊朗人將「海灣」稱為「波斯灣」，體現了一種地緣政治的優越感。基辛格認為，伊朗的國家性格來源於波斯帝國。波斯帝國廣闊的疆域、燦爛的文化、成熟的國家治理機構、強大的軍事力量，使伊朗人具有極強的民族優越感。

第二，波斯種族獨特。波斯人屬於雅利安人種，與阿拉伯的閃族血統相差甚大。「雅利安」（Arian）本意是「農夫」，後來引申為「高貴的人」或「貴族」之意。「伊朗」在波斯語中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國家」。伊朗人自覺高人一等，他們譏諷阿拉伯人是「吃螞蚱的人」，對西方國家也不以為然。即使在巴列維時期，伊朗也未用歐美人名、地名作為商品或商店名稱。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自認為佔據道義高地，文化優越感更加強烈。「相對於鄰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傲視群雄的優越感。」

與此同時，波斯民族還具有深刻的悲情意識，具體表現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飽受外族欺凌使伊朗具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伊朗地處東西方要衝，歷史上屢次遭受異族入侵和欺凌。公元前330年至前247年，波斯人被歐洲的亞歷山大帝國和塞琉西王國統治；公元651年至11世紀初，波斯人遭阿拉伯帝國佔領和統治；11世紀初至12世紀末，波斯人被塞爾柱突厥人統治；13世紀，波斯人被蒙古大軍蹂躪和征服；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歐洲列強，尤其是英俄在伊朗展開激烈博弈；二戰期間，英國廢黜親德的伊朗國王禮薩·汗，蘇聯支持亞塞拜然省和庫爾德斯坦地區鬧獨立；1953年，英美情報機構推翻深受民眾擁護的摩薩台政權；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美國對伊朗長期實行遏制政策，兩伊戰爭（1980~1988年）期間美國偏袒伊拉克，此後又將伊朗列為「無賴國家」、「邪惡軸心」和「暴政前哨」，並一度將伊朗列為繼伊拉克之後打擊的「下一個目標」；伊核計劃曝光後，美國通過暗殺伊朗核科學家、在離心機植入病毒等手段千方百計加以阻撓；在當前敘利亞危機和葉門亂局中，美國同樣處處與伊朗作對。可以說，伊朗歷史上充滿了外部干涉、欺凌和威脅，由此使伊朗人形成強烈的「受害者意識」。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反覆強調，美國從未接受過伊斯蘭革命，並試圖通過支持國內反對派、實行經濟制裁、支持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在地區的對手推翻伊朗現政權。

其次，什葉派教義強化了伊朗的「悲情意識」。伊朗在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後，被迫改宗伊斯蘭教，但其選擇了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什葉派教義。什葉派主旋律就是「受難」和「犧牲」。歷史上，什葉派多位宗教領袖（伊瑪目）慘遭橫禍。661年，阿里被政敵刺殺；680年，阿里之子海珊在卡爾巴拉慘遭殺害，其兩位繼任人也雙雙遇害。此後，穆薩、穆罕默德、阿里、哈桑等多位伊瑪目都遭下毒暗殺，只有第十二位伊瑪目穆罕默德「隱遁」。什葉派認為，伊瑪目是通過殉道救贖信徒，並把海珊受難日定為宗教節日，即阿舒拉節。節日期間，什葉派信徒主動用鐵鏈抽打、殘害身體，藉以紀念海珊遇難。因歷史上長期受壓迫，什葉派在其教義中允許信徒為免遭迫害或危險而暫時隱瞞信仰和身份，即塔基亞（taqiyah）。什葉派的悲慘經歷，與波斯長期受壓迫的心路歷程彼此感染，極大強化了伊朗人的悲情心理，尤其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什葉派教義對伊朗國民性格影響更加明顯。

總之，在受害者意識和悲情意識的驅使下，伊朗對外界充滿戒備,在面臨重大問題時，總是用最複雜的眼光揣測外部強國的意圖。在伊核問題緊張的十多年間，國際社會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被許多伊朗人視為數世紀以來波斯民族面臨政治和教派壓迫的繼續，是對伊朗民族和宗教的雙重考驗。

總體上看，輝煌與屈辱交織的特殊經歷，使伊朗人既自傲又敏感,形成渴望獲得外部尊重、同情弱者、高度敏感的民族心理。熟悉伊朗的人都說，伊朗人說話曲折委婉，有六七層深意，還會有意掩飾,很難了解其真實意圖。這種心理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為伊朗人穿西服，但拒絕打領帶；能說外語，但正式場合寧願用波斯語翻譯；在重大問題上，習慣用最複雜的心理揣度外部強國意圖。例如，在伊朗核問題上，宗教領袖哈梅內伊認為，西方炒作伊核問題，目的是顛覆伊朗現政權、防止伊掌握現代科技能力；在「伊斯蘭國」組織的問題上，伊朗認為其之所以能發展壯大,是美英和以色列暗中支持，目的在於加強中東的軍事存在，分化伊斯蘭世界。

榮辱交加的歷史經歷、艱難困苦的現實處境、特立獨行的意識形態，使伊朗具有強烈的全球戰略意識，形成依次遞進的三大戰略目標。

首先，捍衛獨立自主是伊朗國際戰略的基本目標。

伊朗人極為珍視獨立自主，為捍衛獨立自主不惜代價和犧牲。歷史上，伊朗雖屢遭外族欺凌，但仍基本保留了身份認同、文化自豪感和獨立世界觀。可以說，波斯民族是人類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保持文明延續性的民族。「伊朗不是一個新興國家，也不是西方影響的產物。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它擁有許多世紀，確切地說有幾千年的獨立主權的存在和強烈的文化認同感。」

此外，伊朗的宗教文化強化了伊朗不畏強敵的民族性格。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主張善惡二元對立，光明與黑暗相互制衡，認為經過長期鬥爭，善良最終會戰勝邪惡。什葉派教義也主張，在「伊瑪目隱遁」情況下，沒有哪位君主的統治完全合法，因而帶有強烈的反暴政、反強權、反傳統意識。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獨立自主」成為伊朗外交的首要目標。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評巴列維國王是西方代理人，強調當前伊朗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反對尋求和接受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維護國家完全獨立和領土完整、桿衛所有穆斯林的權力、不與列強結盟、與非敵對國家建立和平對等關係的基礎上，認為伊朗必須實現自強，否則將會被埋葬和蹂躪；伊朗實現自強不能單靠武器，還需要強大的經濟、文化和知識。

為確保伊朗的獨立自主，哈梅內伊提出了「抵抗型經濟」戰略，強調伊朗必須依靠自身經濟實力才能提高經濟水平，反對依靠外力發展經濟；他還把經濟領域比作「戰場」，提出了「經濟聖戰」的主張。他指出，科技進步、自力更生和政治獨立存在因果關係:科技進步有助於自力更生和經濟自立。伊核計劃就是伊朗實現獨立自主的科技體現。在核研發過程中，部分核物理學家最初建議伊朗從國外進口核材料，而不是自主提煉濃縮鈾，因為這樣可以節省數十億美元。但哈梅內伊堅持認為，伊朗應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環體系。

伊朗謀求掌握核技術，同樣有擺脫美國武力威脅、實現獨立自主的考慮。而西方國家阻止伊核計劃，目的就是阻撓伊朗獲得先進技術，使伊朗處於落後狀態；美國借伊核問題生事，就是要削弱乃至壓垮伊朗政權。內賈德曾指出，「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美國就會提出人權問題。如果人權問題解決了，他們可能又提出動物權問題。」因此，伊朗一旦在核問題上示弱，美國必然會迫使伊朗作出新的讓步。哈梅內伊坦承,伊朗為實現政治獨立、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尊嚴，會付出一定代價,但這種付出完全值得。

其次，實現大國抱負是伊朗全球戰略的階段目標。

波斯帝國的輝煌歷史，激發了伊朗人「再創輝煌」的信念和奮鬥目標。每一代伊朗人都深受其悠久歷史、輝煌文明，以及赫赫有名的帝國權勢的感染。伊朗人深信，他們的國家將會重新成為地區大國;伊朗歷來將自己視為地區的天然霸主。與此同時，伊朗本身具備成為地區大國的先天條件。領土面積位列中東第四（164.5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居中東第二（2014年為7,759.8萬），油氣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豐富的資源、潛在能力和勃勃雄心，使伊朗成為中東地區的支配性國家。中東問題專家巴瑞·魯賓認為伊朗是當前中東唯一的地區大國，因為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能配得上這一稱號」。

近年來，卡扎菲和薩達姆政權兩大勁敵垮台，阿拉伯世界整體影響力下滑，令伊朗所處的地緣環境日趨優化。2011年中東劇變後，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陷人反覆動蕩乃至長期內戰，伊朗則政體穩固，相對實力明顯提升。2015年7月伊核問題全面協議達成及2016年1月美歐解除對伊制裁後，伊朗長期被壓制的潛力有望強力釋放。可以說，伊朗的地緣環境正處於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一項針對中東十國精英層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認為，未來5至10年，伊朗將是中東最具影響力地區大國，充當地區大國的自信心明顯增強。「作為波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伊朗將像2,500年前的薛西斯的軍隊那樣奮力向前。」因此，伊朗始終具有大國抱負，並日益強烈。

早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就以「海灣憲兵」自居。伊朗的空軍和海軍相當于海灣阿拉伯國家空海軍的總和，陸軍相當於伊拉克和沙特兩國之和的兩倍。巴列維自視為居魯士衣缽傳人，1976年修改曆法，廢除伊斯蘭教曆，以居魯士締造波斯帝國的年份為元年，試圖建立「第三波斯帝國」。他多次表示:「我要將伊朗建設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後的世界第五強國，同時我們的軍隊也將發展壯大成世界第五大軍事力量。」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轉而「輸出伊斯蘭革命」，藉以重塑地區秩序，實現大國目標。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自稱是「伊斯蘭世界和受壓迫人民的領袖」，暗示伊朗將跨越疆界，推動伊斯蘭世界的聯合；哈梅內伊在其官方網站直言，他更願意「作為穆斯林的最高領袖，而不是伊朗的最高領袖」。

近年來，伊朗影響力已擴至中東大部地區及中亞、南亞、高加索部分區域。伊朗發展核計劃，旨在將掌握核能力視為提升自豪感、擠入大國行列的「通行證」。伊朗統治集團認為，伊朗不僅需要有強大的軍隊和先進的軍備，更需要核武器，擁有核武器伊朗才能進人大國倶樂部，才能真正威懾以色列，才能區別於阿拉伯大國和其他伊斯蘭大國，才能實現振興波斯，使伊朗重新實現強國之夢。伊朗前總統哈塔米直言:「我們想變得強大，強大就意味著擁有先進的技術，而核技術則是所有技術中最先進的。」哈梅內伊還將「核工程」稱作伊朗的「必需品」。

最後，變革現行國際秩序是伊朗全球戰略的終極目標。

伊朗自視為全球重要的一極，但長期遭外部大國欺凌、孤立和遏制，使伊朗對現行國際秩序充滿懷疑、戒備和蔑視。伊朗人從道德視角出發，傾向於將世界分為相互對立的「強者與弱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並以被壓迫者和挑戰者自居。1979年伊斯蘭革命不僅是反抗君主制，也是反對美國及其在中東的代理人的運動。

霍梅尼曾呼籲：「全世界的逆來順受者啊，奮起吧，把你們自己從惡毒的壓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來吧。全世界各國的穆斯林啊，從你們那無所顧忌的沉睡中蘇醒吧,把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國家從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吧!」哈梅內伊將「進步的伊斯蘭伊朗模式」與西方的「專制發展模式」進行對照，強調伊朗的基本目標是「創造一個新的伊斯蘭文明」。他在公開演講中稱，「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已經日薄西山，儘管其擁有巨大財富，卻無法實現社會公正。資本主義陣營遲早將會消亡」。哈梅內伊將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等事件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終結的徵兆我們現在已能聽見西方自由民主制體系崩潰的聲音」。哈梅內伊還將中東劇變稱為「伊斯蘭覺醒運動」，即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繼續。伊朗渴望現行秩序垮台的心態可見一斑。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概括了伊朗的革命性國際秩序觀：現代國際關係以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為基礎，該原則的基礎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國家間關係應以宗教為基礎」，而不是遵循國家利益的原則；20世紀的中東版圖是「帝國主義」的錯誤產物，「專制利己統治者」人為地將伊斯蘭社會分裂、創造出獨立國家；中東及其他地區，所有當代政治制度都是「非法」的，因其「沒有建立在神法基礎上」；伊朗從未將民族國家視為合法實體，而是將其當作工具,以開展更廣泛的宗教鬥爭；認同賽義德·庫特卜描繪的「伊斯蘭將重建秩序並最終主宰世界的圖景」，所有穆斯林將組建一個國家；伊朗有責任為所有穆斯林的團結和友善制定總體規劃，引領伊斯蘭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團結。

由於不認可現行國際秩序，伊朗屢屢做出挑戰現行秩序的驚人之舉：1979年，伊朗公開佔領美國駐伊使館，劫持人質444天；1983年，伊朗參與制造美國駐貝魯特兵營爆炸事件；1989年，伊朗判處侮辱先知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等。當前，伊朗對現行秩序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試圖突破發展核計劃的法理束縛，抨擊《核不擴散條約》的不合理性，主張第三世界國家分享核技術；二是否認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沒有以色列的中東，藉此樹立中東地區秩序革命者形象；三是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體系。哈梅內伊認為美國曆來是「全球傲慢大國」、「霸權國家」，幾乎在每個場合都使用輕蔑用語批評美國。近年來，伊朗放棄用美元結算石油交易以削弱美元霸權，還一度主動聯絡委內瑞拉、朝鮮、古巴、敘利亞等國，試圖「聯合反抗帝國主義」。魯哈尼上台後，伊朗外交鋒芒有所收斂，但伊朗國際體系觀的本質仍未改變。

總體來看，伊朗逐次遞進的國際戰略具有兩面性:受壓階段以凸顯戰略的進步性和合理性為主;一旦得勢，易「得意忘形」，凸顯負面性和破壞性。當前的伊朗仍是國際體系中的「正能量」，其反美反霸立場有助於世界多極化，尤其在美「戰略東移」、對中國制衡與挑釁增多的背景下，伊朗是為數不多能將美「拖在中東」的戰略牽制力量。

伊朗只是中等國家，實力似強實弱，且外部處境總體險惡，因此伊朗外交政策講究策略，外交風格獨樹一幟。哈梅內伊稱，伊朗外交方針路線建立在三項原則之上，即尊嚴、智慧和利益。下文從三個方面分析伊朗的外交風格。

（一）「第三方外交」

伊朗長期處於強權爭霸的夾縫，渴望獨立自主，又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由此形成「第三方外交」的傳統。「第三方外交」有兩層含義:一是維持大國平衡，反對「一邊倒」，避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目的是保持自身獨立性和迴旋空間；二是充分利用或製造大國間的矛盾或分歧，實現「以夷制夷」。在外交實踐中，伊朗在面臨兩大對立強敵爭霸威脅時，往往以出讓部分國家權益（如石油開採權等政治、經濟和軍事特權）為誘餌，引入一個地理上遠離伊朗、無利害關係的第三方力量，在均勢平衡中維持自身生存。薩法維王朝和愷加王朝時期，奧斯曼帝國是伊朗最大的敵人，因此伊朗引入北方強鄰俄羅斯，試圖「聯俄制奧」；當面臨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的雙重壓力後，伊朗又引進英國勢力，以期「聯英制約俄奧」；此後，為擺脫英俄兩大強鄰威脅，伊朗先後引入法國、美國和德國勢力。二戰期間，正是在美國壓力下，英蘇先後從伊朗撤軍。在近些年的伊核博弈中，為平衡和牽制美國，伊朗曾將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大國（歐盟、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等）拉進伊朗市場，將自身安全與大國能源需求進行「利益綁定」。2015年7月，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簽署後，伊朗繼續深化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大國間的經貿合作，藉以鬆動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實現經濟解困。

（二）善於將國家利益包裹進意識形態

伊朗是波斯/什葉派國家，實行教士治國，在中東明顯是少數派。同時，伊朗不認可現行國際和地區秩序，認為其遲早要被取代和推翻，但自身勢單力孤，無力與美國及其中東盟友公開對抗。為變被動為主動，伊朗特別注重搶佔道義、法理和輿論制高點。霍梅尼「輸出革命」，哈塔米倡導「文明對話」，內賈德屢放硬話，哈梅內伊在公開場合屢屢抨擊美國和以色列。伊朗打意識形態戰，目的是先聲奪人，從心理上控制地緣政治對手。

但在實際行動中，伊朗則小心謹慎，善於審時度勢。哈梅內伊多次強調，伊朗外交要有「英勇的靈活性」，「當摔跤選手與對手較量時，出於技術原因顯示的靈活性，是為了讓他別忘記對手是誰」。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曾向鄰國「輸出革命」，但遭遇抵抗後明顯放緩。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從未襲擊過支持伊拉克的沙特等國目標，目的是試圖使沙特民眾從反伊朗轉向反美反以。在伊核博弈中，伊朗曾炫耀武力、威脅退出核不擴散機制，但始終保持「斗而不破」；伊核協議達成後，伊朗始終堅持反美，反對與美關係正常化。在地區問題上，伊朗在過去250年中很少向鄰國發動戰爭。二戰結束以來，伊朗儘管在巴以問題上一貫高調，但從未參與中東戰爭。

有分析稱，伊朗敵視以色列，是試圖主導遜尼派占多數的中東地區而採取的一種戰術策略。伊朗外交依託的是權力政治，而不是救世主般的意識形態，其外交出發點是「高大上」的意識形態,落腳點卻是本國利益。有人將伊朗這種做法概括為「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動」。相反，伊朗在地區擴張影響，更多通過扶植代理人等間接和迂迴戰術，如支持伊拉克什葉派勢力、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這既能確保伊朗的地區影響，也可避免消耗國力，防止公開對抗。2015年3月，沙特空襲葉門胡塞武裝，但伊朗並未進行實質性的軍事介入。2015年4月，哈梅內伊稱，伊朗從未侵略也不想侵略任何國家。基辛格認為，伊朗是機敏、激進、靈活的「兩面派」：一面想推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一面卻嫻熟運用現代外交的基本原則，通過加人聯合國等國際制度體系捍衛自身權利，利用國際體系保護自身利益。在中東，伊朗一面與地區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一面卻暗中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邁赫迪軍」等反政府力量，意圖擴大自身影響，顛覆這些國家的政權。

需要指出的是，從民族和教派的角度看，伊朗在中東都是少數派，但伊朗在地區事務中招搖高調，很容易遭到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沙特的忌憚和圍堵。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曾向沙特等鄰國「輸出伊斯蘭革命」，導致兩國關係急劇惡化，沙特專門成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以防範伊朗。2016年1月2日，沙特處決什葉派教士尼米爾。這本是沙特的國內事務，伊朗對此卻反應強烈。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揚言要對沙特進行「神聖的報復」，伊朗民眾甚至縱火焚燒沙特駐伊使館。這種過激言行最終刺激沙特直接與伊朗斷交，並帶動巴林、蘇丹、索馬利亞、葛摩等國與伊朗斷交，阿聯酋、卡達、科威特等則降低與伊朗外交等級或召回大使，巴林外交大臣還指責伊朗對整個地區的威脅堪比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這種外交戰顯然使伊朗得不償失。

（三）精明的商人做派

波斯商人素有經商傳統，他們以苛刻與精明著稱，只有別人幾乎不賺錢甚至賠錢時，他們才認為自己賺了。這種錙銖必較的商人傳統和行事風格，在伊朗的對外行為特別是外交談判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對外行為中，伊朗人總是千方百計地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利益，使其很大程度上存在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的傾向，容易因小失大。在能源合作領域，伊朗始終堅持條件苛刻的「回購合同」模式，外來投資者近乎無利可圖。即使近些年面臨嚴厲制裁，伊朗仍毫不妥協，致使外企參與伊油氣開發熱情不高，導致伊朗能源開發資金短缺，設備落後。

伊核問題博弈是另一個典型例證。伊朗核問題歷時12年，在此期間，伊朗曾寸步不讓，頂風推進核研發，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核循環體系。但因難以承受制裁壓力，最終於2015年7月同西方達成核協議，主動削減核能力以換取制裁解除。這種做法表面上使伊朗外部制裁解除，經濟投資環境大為改善，但實則是伊朗贏得了眼前，卻失去了長遠。在美國接連針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發動地區戰爭的背景下，伊朗面臨的最大威脅實際是安全問題。2003年，伊朗頂著巨大的外部制裁壓力，至少花費4,000億美元進行核研發，絕不僅僅是「和平利用核能」這麼筒單，而是要研發自己的「撒手銅」，即製造核武器。當年美國在中東氣勢最盛時，曾屢屢威脅用軍事手段解決伊核問題，但伊朗仍不為所動。當前，美國面臨在中東軟硬實力明顯受損、急於圍堵中國、恢復國內經濟等多重考驗，通過戰爭手段遏制伊朗核計劃的可能性已趨近於零。同時，奧巴馬上台後屢屢主動向伊朗領導人伸出橄欖枝，謀求緩和伊核問題與美伊關係，從側面表明美國已日漸喪失對伊主動權。換言之，美國最虛弱時，也是伊朗核計劃破繭而出的「最佳窗口期」。

然而，在這一關鍵時刻，伊朗魯哈尼政府卻體現出「賬房先生思維」，為緩解眼前的經濟困難最終選擇了「以限制核能力換取解除制裁」的低風險辦法。根據核協議，伊朗將離心機數量減少三分之二，濃縮鈾數量減少98%，改造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如此一來，伊朗此前花費上千億美元代價獲得的核成就所剩無幾。更重要的是，伊核計劃被視為伊朗民族尊嚴和凝聚力的象徵，現在該計劃因經濟壓力遭到削弱，看似獲得了切實好處，實際打擊了伊朗民族的精氣神。根據核協議，伊朗以限制核能力換取西方解除制裁，但伊朗是否已經執行協議，需要國際社會事先認證，這無形中已經將伊朗置於被審判的被動地位。伊朗外交可能因此日漸「審時度勢」，難再有昔日的硬氣，甚至日趨走上當年伊拉克和利比亞曾經走過的道路。

同時，伊朗在外交談判中慣用拖延戰術。伊朗人對談判極有耐心，常借故推遲批准已簽訂的國際協議，以達到預期目的。在核問題上，伊朗政府早在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NPT）誕生當年就簽署該條約，但直到兩年後伊朗議會才批准；2003年，伊朗政府簽署《核不擴散條約》附加議定書，但伊朗議會至今未批准。伊核談判歷時12年才修成正果，英國《衛報》稱這實際是對耐力的考驗。即便各方最終達成核協議,也並不意味著該問題已經徹底解決。基辛格認為，伊朗在核問題上採取的策略是，把緊張局勢緩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時繼續保留相當規模的核基礎設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以便晚些時候繼續推行它的武器計劃。需要指出的是，拖延戰術固然使伊朗從中受益，但一味拖延也使伊朗易錯失機遇，進而面臨更大麻煩。

伊朗對外行為特徵和邏輯是特定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境遇的產物。可以說，伊朗正是憑藉其獨特的政治文化、對外戰略和政策策略，才安然度過諸多激流險灘，並呈現出國力整體向上的發展態勢。21世紀以來,中東地區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內已發生三波「地緣政治地震」，伊朗均從中受益，加快了自身在地區崛起的進程。第一波是2001年和2003年美國先後推翻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幫助」伊朗擺脫兩面夾擊處境；第二波是2011年中東劇變導致埃及等部分國家政權垮台，沙特等國雖保住政權，但維穩成本大增，土耳其外交則「先贏後輸」，處境越發孤立，唯有伊朗政權穩固，地區影響力顯著提升；第三波是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興起，使中東主要矛盾由「防擴散」轉向「反恐」，伊朗由「防擴散」中的防範對象，變成國際「反恐」合作倚重的對象。

伊朗逐次遞進的國際戰略在不同階段產生了不同的效果。目前，伊朗仍是國際體系中的「正能量」，其反美反霸立場有助於世界多極化，尤其在「伊斯蘭國」組織肆虐、美國「戰略東移」並對中國挑釁增多的背景下，伊朗是為數不多可以倚重的重要戰略力量。2016年1月，中國與伊朗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伊朗更可以發揮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中伊戰略合作內涵勢在必行。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授權察網發布，原載於《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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