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著名學者熱烈讚揚中國大陸1950年代的土改

1999年8月10日,《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Rone Tempest 發表一篇對比中國和印度的長文， 從西方的觀點分析了中、印兩國。Tempest在被派駐中國前曾任該報駐印度記者3年。

幾乎所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都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取得現在的巨大成就，其關鍵是中共掌權以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Jonathan D.Spence發現，就在1949年共產黨勝利後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中部農業區有40%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後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的農民得到了好處。目前在中國的鄉村地區正出現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佔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地，跟實際擁有沒什麼差別。印度從來就沒有過土地改革。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跡近封建主義的制度。紐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里奇說：「我認為中國佔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歷了暴力革命。中國人把地主殺了。印度仍然還有地主，扯國家的後腿。」

五十年前，印度掙脫了英國殖民枷鎖，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印度人可以公開說他們所想的，幾乎什麼都可以。而中國的言論自由很少，特別是在政治事務方面。人民大會開會很枯燥，沒有什麼公共辯論或爭議。雖然中國領導人也會不遲疑地提到中國很窮，但都是拐彎抹角地提到，不把的責任扯進去。可是在印度領導人的快語背後，是對兩個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的高度關注。 但印度領導人在準備慶祝印度50年時認為，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每一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爾最近接受採訪時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中，中國做得比印度好。所有主要指標都比印度好。」這名資深的領導人那麼坦誠地批評自己國家。

學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生活水準方面對印度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劃的統一性和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關稅和獎勵外國投資。

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進展，並不只是經濟步驟而已。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部分得力於較早時粗暴的改革，特別是在共產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不平等勢力，即因權力（權利）和經濟實力過於懸殊而導致的永久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提亞．沉(Amartya 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制度來說，印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面記錄都不是很好。獨立後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小鄧的經濟改革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60分，印度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寮國(寮國)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制度和普遍對婦女的歧視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官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但是卡拉漢蒂有人餓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選舉的投票人數卻是破記錄的。德里大學的學者也是奧利薩本地人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中，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印度的民主讓人印象深刻，卻幾乎落後於中國20年前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印度的學者之一，他說：「中國是唯一人口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代的時候，兩國的情況是如此的類似，一直到1970年代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們要問，從那以後，兩國的進展情況到底怎樣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例如，從1960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在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儘管中國有十年文革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中國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超越印度。從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元，只佔中國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從英國統治以來在鐵公路方面佔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香港線，一條為上海-新疆線，現在的鐵路里程數與印度相當。中國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窮的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印度的高級外交官海達爾回憶說，當他還是駐北京大使的時候，中國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之後我看到就像他們所說的，…想想當我回到德里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那個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

樓主回復

loudspeakerr2014-07-21 09:08　　紐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里奇說：「我認為中國佔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歷了暴力革命。中國人把地主殺了。印度仍然還有地主，扯國家的後腿。」

1樓回復

DSHAOHUA2014-07-21 09:12　　其實二戰後美國也在日本搞過土改，要求日本政府向地主有償徵購其超過自耕地標準的多餘土地，再轉賣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農民則可以在長達30年內，再慢慢分期向政府償還這筆購地款。

蔣介石也用從大陸席捲到台灣的財富搞了土改。

印度既沒錢又沒革命也沒外力，土改很難實行，工業化遙遙無期，預計要維持農村農奴制500年。

2樓回復

乳熊大門2015-06-08 10:57

土改，尤其是在中國近代史，無論土鱉和果黨，都繞不開的一頁，這次運動從始至終伴隨著腥風血雨，能否正確認識其本質，而不進行道德和人性的批判，是很難的。

對此，先引兩段人物言論，兩個人物，分別身處國、共兩大陣營，是那個年代，中國人中最精英的群體。

不妨看一看，他們對土改的認知。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

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

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繫嗎？

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佔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

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

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

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讚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

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

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鄭道儒，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

李學先老人，是土鱉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年輕時代，參加地方農民運動，帶領「赤衛隊」強行分了自家的田地，並沒收了自己父親名下的房產與店鋪，終身未得到父親的原諒。

鄭道儒老先生，世代書香門第，大田主傳家，終身反對土鱉的「赤色激進主義」，1949年後逃亡台灣，任流亡政府的經濟部長。在此期間，主持了台灣南部廣大地區的土改工作，向權力機關移交、最終處死的地主超過6700人。

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異的人，不約而同地贊同進行土改，並身體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與階級。

可見，對於土改的問題，在中國的那個年代，無論國、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陸，自1927年張靜江主持浙江土改失敗後，國一方只有動嘴，而再未有動手的能力，將局面讓與共。

張靜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

這裡，我們看一下張靜江是怎麼說土改的：

吾之敗，非敗於時，實敗於本黨同僚也。土地之改革，並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

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後，吾黨因此而敗，敗於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

張靜江於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鄉村主持土地改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衝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敗。這是國民黨敗逃台灣前，在大陸最後一次土地改革嘗試。

果黨殲敵一億，勝利轉進台灣，蔣校長整肅黨紀，清除異己，才終於可以放手發動土改。可見土改是歷史的必然，並不是土鱉的專利。

有幾個關鍵性的數據是討論中國大地上土改所必須了解的，也是回答「地主招誰惹誰」問題的。

1949年，中國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畝，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

1949年，中國全國平均糧食畝產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國平均糧食畝產從未高於100公斤；

1950年，農業直接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種雜捐、厘金、間接稅等，農業相關稅收要佔國家財政收入的4/5以上；

土改以前，全國平均地租為收穫物的5成。

如果，當年中國的農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樣是一片田園牧歌的祥和。如果，當年中國沒有耕地日削月瘠的危機（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畝）。如果，當年中國能有殖民地、對外掠奪獲得工業化所需的龐大資金和原材料……如果……我們慢慢等待地主階級在工業化的衝擊下轉化為工商業主和農場主也無妨，但是，這只是如果。

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平均畝產不到100公斤，繳納皇糧國稅後，還有高達收穫物5成的地租，這才是真實現狀！

公平地說，地主並不是元兇首惡，在外國經濟掠奪、戰亂、苛捐雜稅及自然經濟的低效率面前，他們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幫凶。有興趣可以去查找「減租減息」或「三七五減租」的資料，而且就是這個抗戰時土鱉推出的妥協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因為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在當年也遠談不上富足。但是對佃農而言，地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巨石』」。

如果用房租類比就相當於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後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這樣極為沉重的負擔下，稍有災病不測就是死路一條。

「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註：黃仁宇：《黃河青山》，張逸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91頁。）

四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對生存的渴求，出於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讓中國農村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燃燒的火藥庫，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勢不可擋。

農業社會中地主階級在農村對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及其與自然經濟的相互依存，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這一階級存在的情況下進入工業社會，這是地主階級的原罪！

既然我們沒有時間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滅，別無它途。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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