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幸福城市調查：5成公眾稱幸福取決於市領導

06-16

原標題：哪個城市更幸福？

城市的主政者們被普遍寄予厚望，通過對200多座城市、近萬受訪者的調查，《小康》試圖在中國大、中、小城市中找到令人幸福的「密碼」。

在建設幸福城市的過程中，誰起到的作用最大？《小康》綜合全國範圍內的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把幸福「第一責任人」的標籤貼在了市委書記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長。

文｜《小康》記者鄂璠

生活在哪裡，你能感覺到幸福？

若將這個問題拋給中國人，有多少人會條件反射般地從口中蹦出一個城市的名字呢？

城市，在人類歷史中的存在已經超過了三千年。今天，在這個世界上，大約有八十萬座城市。在中國，從今年7月5日市長協會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卷上，我們得知全國(不含港澳台地區)共有658個設市城市。

在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一個人倘若能選中一個或者更多，作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地點，那麼，這座城市，至少應該是能夠給這個人帶來幸福感的。

幸福城市萬人大調查

在當下的中國，「幸福城市」已不僅僅是執政者和官員們爛熟於心的概念了，它成為了越來越多老百姓所追求的生活目標。於是，當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面對《小康》提出的上述問題時，不再驚訝地只能在心裡想一想，「除了我現在生活的地方外，我還能去哪裡」，而是列出了一長串城市的名字：不僅僅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一線城市，還有成都、廈門、青島、杭州、大理等等二三線城市——不管這些城市的GDP如何，能讓人幸福，才能擁有旺旺的人氣和讓其他城市羨慕嫉妒的人緣。

滾燙的幸福成為各地官員的施政目標，專家學者們也為此設計了不少關於幸福城市的測評指標。但這一次，《小康》不想用硬性的指標來為一個個城市打分、排名，而是請老百姓說出自己生活在城市裡的真實感受，尋找屬於每個人的幸福城市。

「你的幸福城市在哪裡？」2013年10月，《小康》雜誌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以及新浪網，並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在全國範圍內的近200個城市中開展了這一調查。此外，《小康》還聯合《法制晚報》、《楚天金報》、《山西青年報》、《揚州日報》、貴州都市網、廊坊電視台、廊坊傳媒網和廣州大學，重點對一線城市北京和廣州，二線城市武漢、貴陽和太原，三線城市揚州和廊坊這七個城市的3500餘位市民進行了深入採訪。

同時，《小康》還聯合觸動傳媒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大一線城市的38000輛計程車上進行了「金錢與幸福關係」的調查，在被認為是高收入者聚集地的一線城市中，《小康》聯合觸動傳媒進行的調查有十餘萬人進行了回答。49.7%的人認為「兩者沒有必然關係」，33.4%的人認為「錢越多，越幸福」，16.9%的人認為「錢越少，越幸福」。

從市民們提供的上萬條城市讓他們感到幸福的「證據」中，《小康》試圖尋找其中的特點與規律，挖掘幸福城市的密碼。

一個城市要如何給市民帶來幸福

一個人的幸福感，會受到自己所在城市的影響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的回答是：肯定會。

「幸福城市實際上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幸福理念的提出主要也是針對於民眾需求的滿足程度。如果民眾的基本需求能夠滿足，這座城市無論是基本建設，還是環境、交通、管理、服務，應該都是做得比較好的；反過來，如果這些都做好了，民眾的幸福感也是應該能夠繼續提升的。」王俊秀繼續介紹道，「一個城市的發展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幸福感的。但是它的影響分為兩個方面。如果一個城市希望大幅度地提高一個人的幸福感，實際上是很難的、不現實的；但是如果一個城市在各方面都不能盡如人意，不夠理想，那麼足以讓一個人的幸福感一下子下降很多，這種反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麼，一個城市，需要怎樣去踐行它的幸福理念？

參與過國民幸福調查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周紹傑，向《小康》記者介紹起了「幸福指數」的起源——上世紀70年代末，不丹國王提出了「國民幸福總值」，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2007年環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家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模式有了新的反思，法國總統薩科齊組織了25位在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等方面達到世界頂尖水平的專家、學者，組成了專家委員會，展開關於幸福的研究，這項研究後來慢慢被大家所認同。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幸福指數的研究。」周紹傑認為，在2000年以後，我國把幸福指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潮，這也恰恰說明我國正在對自己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這種反思意義何在？在周紹傑看來，GDP挂帥的增長模式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造成中國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無論是環境也好、收入分配也好，都和我們過去講的GDP挂帥的增長模式息息相關。「為什麼要GDP挂帥？這又和我們現在的考核制度有關，所以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是無論哪級政府，都需要把政績考核體系和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結合起來，地方政府過度強調GDP增長，最終的驅動就是GDP指標對於官員晉陞會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如果GDP挂帥繼續存在，因為考核體系就是指揮棒，有什麼樣的指揮棒，地方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有什麼樣的行為就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那麼就很有可能會導致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周紹傑建議，最核心的問題是首先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第二是讓經濟增長和其他方面協調發展起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解決可持續性的問題，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資源環境、文化發展結合，是要解決一個協調性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解決經濟增長的平衡性問題。

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中，周紹傑看到，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幸福城市」的理念，並將其作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他認為，這是很大的進步。

「幸福也好，生活滿意度也好，不是政府對於老百姓的賞賜，但是政府絕對有義務幫助老百姓去提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鍾君發現了關於幸福的兩個問題，他將之概括為「兩個側重」：第一是重物質幸福輕精神幸福，第二是重結果幸福輕過程幸福。

在鍾君看來，現在幸福城市的建設同樣存在著這兩個方面的突出問題，「比較重物質幸福，給老百姓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物質條件，讓老百姓感覺到有物質幸福的各種基礎和條件，這很重要。但更多的是要讓老百姓能夠感受到精神幸福。我們現在是要讓老百姓富，但是要共富，我覺得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即共建、共富、共享。」

鍾君接著解釋另外一種「側重」，他說，我們現在更多地強調結果幸福，但是給老百姓這種結果幸福的期望越大，實際上老百姓的不幸福感越強，「因為我們現在許的很多願根本實現不了，特別是有關民生問題的一些願望，所以不如讓老百姓看到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循序漸進，讓他們感受到這裡面的幸福。」

王俊秀也發現，雖然幸福城市的指標體系不少，但是還沒有看到真正特別好的，「幸福城市建設的理念是正確的，回歸到了發展的本質問題，發展的本質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這種理念還是需要的。」王俊秀說，幸福城市不是編製指標，而是真正讓老百姓感受到幸福。

而這，也是《小康》試圖帶領公眾尋找幸福城市的原因所在。

五成公眾認為：幸福城市取決於市領導

「城市領導者的最大幸福是讓所有市民幸福。」

在去年博鰲亞洲論壇上，時任揚州市市長謝正義出席青年領袖圓桌會議「定義幸福與幸福社會」時，做出了上述表示。在他看來，讓所有的市民幸福，「既是我們的公共職責，也是我們的幸福資源。」

揚州是全國比較早地提出要建設「幸福揚州」的城市，也是這一次《小康》樣本調查的七座城市中，市民幸福指數最高的。

揚州「幸福」的秘密在哪裡？謝正義的心得是：「我們認為一個政府最基本的職能就是滿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我覺得作為政府官員來講，從基本的保障、基本民生做起，是夯實『幸福城市』的基礎。」

現在，已任揚州市委書記的謝正義，仍然在用百姓內心的幸福溫度，去繪製世界名城揚州的新藍圖；揚州這座走過了近2500年歷史的文化名城，也正通過一系列民生工程敲開百姓的幸福大門。

在建設幸福城市的過程中，市領導的作用真的很大嗎？

民眾心中幸福「第一責任人」：市委書記

在建設幸福城市的過程中，誰起到的作用最大？是市委書記、市長，區委書記、區長，還是當地公務員、老百姓？

《小康》綜合全國範圍內的調查結果後發現，大部分受訪者把幸福「第一責任人」的標籤貼在了市委書記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長，並且「老百姓」和「市長」的票數相差無幾，接下來才是當地公務員、各區的區委書記或區長，以及主管省領導等。

在武漢，受訪者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投票給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

這位城市主政者也不止一次談起過他的幸福理念。2011年初，在武漢市「十二五」社會福利事業發展專題審議會上，阮成發談起他對「幸福武漢」的思考。他說，截至2010年底，武漢市經濟總量在全國19個副省級城市中已經上升到第5名，「十二五」期間，武漢在經濟總量上的位次會前移，與沿海發達城市的差距也會進一步縮小。但他擔心到「十二五」末，武漢和先進城市、沿海發達城市相比，更大的差距體現在市民生活品質上，包括城市環境、社會福利事業等等，包括每個市民能體會到的幸福指數。

阮成發說，「武漢一年新增GDP900多億，相當於每年新增一個中等城市的經濟規模，但市民生活品質並沒有大的提高，一些市民感受不到。武漢市委市政府要有勇氣面對這樣的現狀。」

市民的需求，需要得到當地最高負責人的回應。在中國地方的政治構架中，市委書記實際上是當地的最高負責人，民間稱之為「一把手」，而負責履行城市行政職能的市長則被視為「二把手」。

幸福為什麼要靠「市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分析認為，從單獨一個人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市委書記或市長對於城市的作用力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他們在執政時對於政策的掌握更為全面、對於城市的影響力也會更大。

這一調查結果，也顯示了民眾對於地方執政者持有相當高的期望值。王俊秀說，「如果市領導為了這個城市的發展去協調各方面力量，『鞠躬盡瘁』，可能會取得非常好的政績。如果做得不好，那麼對這個城市的損害也是比較大的。」

這就是為何市民會把市委書記看作建設幸福城市過程中最關鍵的人。

如果把市委書記和市長獲得的票數相加，那麼總共有五成公眾傾向於：建設幸福城市取決於市領導。

這與另一道題目的調查結果不無關聯——在「影響城市發展的九大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當地官員理念，這一點，甚至比國家政策更為重要。

在王俊秀看來，誰對建設幸福城市所起到的作用更大，從根本上可能還是取決於誰的影響力更大。「雖然市委書記或者市長對於幸福城市建設的作用和影響都很大，但真正決定城市發展的還是民眾，這也是人力資源的問題，人才很重要，管理也非常重要，前些年總結溫州經驗時提到過無為而治，實際上市委書記、市長需要做的就是給市民提供更多的空間，不對他們進行更多的管束。」王俊秀說，「歸根到底，市領導就是要更多地為百姓提供服務，發揮城市裡每個人的創造力。」

不同類型的城市，「幸福領軍人」也不同

不過，不同類型的城市對於「幸福責任人」的人選也有著較大差別。

一線城市的市民並不太看重市委書記和市領導的作用，在北京市民看來，區委書記和區長對於幸福城市建設的作用最大，43.5%的受訪市民在區委書記和區長的選項後面打上了對勾，這與北京地廣人多不無關係。北京市國土面積16410.54平方公里，市區面積12187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1386平方公里(中國城市第1名)。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69.3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773.8萬人。要想建設幸福北京，實現各區均衡發展，讓幸福的陽光沐浴到每個人身上，一定是要依靠各個區域實現共同發展的。

和北京同屬於一線城市的廣州，大部分市民選擇了「當地公務員」這個選項。歷來以「敢為天下先」著稱的廣東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一直擔當著先鋒角色，作為廣東省省會的廣州，則一直努力為全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角色轉換投石問路，大部制改革、公務員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等，都旨在破除官本位——這些嘗試與改變，讓市民們也把更多的建設幸福城市的厚望寄予到了公務員的身上。

二線城市市民最為看重的是市委書記和市長的作用，這次調查選擇的三個二線城市——武漢、貴陽、太原，也都同屬於省會城市。在湖北省省會武漢，過半受訪者將票投給了市委書記阮成發。而在太原，49%的太原市受訪市民認為，市長對於幸福城市建設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這與兩位明星官員在當地所展現的個人影響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被稱為「滿城挖」的阮成發，在市長任上大力搞城建。而執任市委書記後，他曾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署名文章《找到幸福城市的關鍵詞》，文中寫道：我個人認為，「幸福城市」有幾個關鍵詞：富足、保障、舒適、文明、公平。建設「幸福城市」，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追求幸福生活的公共供給，讓市民感覺舒心、安全、踏實、有保障，獲得快樂、洒脫和尊嚴。

太原是中部一座尚未崛起的城市，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城市愚形與產業結構困局，使得太原這座城市的發展之路頗多阻塞。今年2月，有「造城市長」之稱的耿彥波重回太原，迅速掀起了新一輪的城建風暴。耿彥波認為，城市發展的難題解決了，城市化的陽光就會普照千家萬戶；城市裡每個人的幸福指數提高了，幸福太原就會早日建成。

儘管路徑不同，爭議頗多，但是民眾對於官員改變城市的決心，多帶有支持甚至是期盼的心情。

但三線城市的市民則普遍看重群體的力量——揚州市民將幾乎同等數量的選票投給了市委書記和老百姓；而廊坊市民也認為，老百姓對於幸福城市建設所起到的作用僅次於市委書記。

其實，建設幸福城市，並不能單靠一兩個人的獨自發力，市領導、政府工作人員和市民，構成了主導每座城市前進的「三駕馬車」，只有和衷共濟，共同為自己的家園開拓奉獻，才能真正提升城市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