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勤：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綜合研究

　　 在本世紀有關唐五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唐代文學進行整體研究的，而且由於唐代文學的創作成就又主要體現在唐詩方面，所以這些研究成果也大多以唐詩為主要研究對象。基於這種研究現狀，我們下面將把本世紀學界對唐代文學和唐代詩歌所作的整體性、通論性研究成果放在一起進行介紹。

第一節 唐五代文學綜合研究

　　 一、唐代文學概論和唐代文學史的編撰

　　 唐代文學概論本世紀的唐代文學概論性的著作主要出現在三十年代，專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學概論》和胡樸安、胡懷琛的《唐代文學》。其中朱炳煦著簡述了唐代文學發達的原因、特點流派、對後世的影響，以及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價值，並重點講述了唐文的演進、分類及唐詩的演進。胡懷琛等著也簡述了唐代詩歌、小說、戲曲、抒情散文和雜文作品的創作情況，介紹了一些唐代文人軼事，以及唐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書後附有研究唐代文學的書目。

　　 同樣，相關的專題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學的簡單介紹，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學之鳥瞰》、張顯豐的《唐代文學的研究》、張秀亞的《唐代文學一瞥》、黃江華的《唐代文學概說》等。但它們客觀上起到了向當時普通讀者介紹和普及唐代文學藝術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稍具深度的倒是從某一題材角度對唐代文學進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戰爭文學》、孫俍工的《唐代的勞動文藝》、石筍的《唐代婦女文學之發展》等。這些成果的出現大多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新思潮的興起具有密切的關係，如胡云翼著出版於二十年代國內軍閥混戰之中，具有較強的反戰色彩。孫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勞工至上的思想。石筍文中可以看出五四運動以後全社會對婦女命運的關注，反映了婦女解放的呼聲。

　　 唐代文學史的編撰本世紀出版的嚴格意義上的「唐代文學史」並不多，在本世紀上半葉主要是陳子展的《唐代文學史》。該書共分唐代文學概說、初唐詩人、盛唐詩人、中唐詩人、晚唐詩人、古文運動、唐人小說、晚唐五代詞人等八章，進行評述。議論簡明扼要，初具「史」的規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學史》，無論是在「文學史」的線索的梳理、規律的總結，還是在一些文學史主要環節、重大現象的研究方面，都較上述陳子展著前進了一大步。該書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的基本特徵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比較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行論述。這在前此的文學史研究中還是不多見的。其次，能夠具體地提出作家的歷史作用，評述其功過，而且其評價的標準也未完全受當時左的思潮的影響，比較注重文學藝術本身的標準，這也是難能可貴的。第三，在對一些文學史重要環節的研究中時有創見。如該書以楊炯的《王勃集序》為依據，最先指出龍朔年間曾有一場反上官體的鬥爭；在論及盧照鄰的歌行體時，指出這種體裁的出現是詩的賦化的結果。總之，這部書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經過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後，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現了兩部新的「唐代文學史」，即羅宗強、郝世峰合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

　　 從羅宗強、郝世峰著已經出版的上冊和中冊來看，比較注重各個時期文學風尚的描述和詩人群體的研究，在對文學家創作成就評價時，已經拋棄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史中經常使用的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標準，較為看重藝術審美標準，另外，該書對一些重要的文學史問題的認識，也較前此的文學史著作更為深入，如他們對初唐宮廷詩歌的歷史作用的評價，對盛唐詩歌藝術風貌的認識，都較有新意和深度。

　　 相對說來，喬象鍾、陳鐵民著則較為厚重、細密。他們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後學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文學史進行了更為細緻、深入的分析和描述。這首先表現在該書章節的安排上，他們首次把「唐初宮廷詩人」、「吳中四士」等詩人分別列為專章進行論述，把「大曆至興元時期文學」、「咸通至天佑時期其他作家」分別都用兩章的篇幅進行探討，充分顯示了他們對前人所謂的「文學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視，體現了文學史研究已經從以前的思想藝術價值評判開始朝著「文學史」意義的評判標準轉化了。其次，他們也很重視文學體式的形成和演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他們將「律詩體制的完成」單列為一章。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後唐代文學史研究觀念的更新和轉變。

　　 總的看來，這兩部隋唐五代文學史在體例和寫法上，基本上還是沿襲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時段，然後再以作家作品的評述為主。並沒有充分顯示文學藝術流變的歷史軌跡，深入總結隋唐五代文學藝術發展的宏觀規律。

　　 值得注意是，世紀末出現了一部寫法新穎、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學史著作，這就是由傅璇琮主編，傅璇琮、陶敏、李一飛、賈晉華、吳在慶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該書充分吸取了陸侃如的《中古文學系年》、劉德重的《中國文學編年錄》、熊篤的《天寶文學編年》、吳文治的《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等文學史編年著作優點的基礎上，分段對唐代進行文學的編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如生卒、歷官、漫遊等），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以及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印刷等門類的發展，擴而大之如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一年一年編排，使讀者看到文學上的「立體交叉」的生動情景。由於編著者本人在編寫這部書的同時，已經對相關的文學時段的史實、作家的生平進行了大量的考證，所以這部書並不僅僅是把學界已有的文學史考證成果的匯總，其中更體現了編著者的最新學術成果。儘管編著者們認為，這部書還只是一種編年性的資料「長編」，但是這部書的出版已經使有心的讀者能夠利用本書較為豐富的資源，描繪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學流程圖景，已經開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

　　 二、唐代文學與政治制度之關係

　　 眾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學的發展，除了有自身的規律，還和當時的一些社會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加上本世紀下半葉我國文學研究界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也很強調文學藝術與社會的上層建築和其它意識形態的關係，所以研究唐代文學與政治制度之間關係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較大。

　　 唐代文學與科舉制度之關係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種說法，歷代都有人贊同或反對。在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們大多囿於此論，援引《全唐詩序》所說「唐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義之學，以為進身之階」，或者引《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所記：「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更改，旋即仍舊」，得出唐代開國以來就以詩賦取士，所以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這樣的結論。

　　 但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有些學者對這種流行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詩賦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係》一文中，就通過對歷史資料的徵引和辨析，論證了唐代以詩賦取士不始於唐初而始於神龍至開元年間，從而認為：「籠統地說唐代以詩賦取士因而促進了唐詩的繁榮，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初唐這一百年間，不用說還沒有以詩賦取士，連律詩的最後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問那時候，更不用說象後來那樣用五言排律來考試進士了。然而初唐時期還沒有以詩賦取士而詩歌卻已相當繁榮，這說明唐詩繁榮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針對皇甫煃文的這種觀點，王水照又在《再談唐詩繁榮的原因》中進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詩選·前言》中所說的「進士科的發展與庶族的勃興相聯繫，主要指唐中葉以前的情況，尤其對盛唐、中唐詩歌高潮的影響至為突出」，然後針對皇甫文關於唐代以詩取士「始於開元年間而定型於天寶之季」的論斷，認為高宗調露二年即有「進士加試雜文兩首」的記載，而「雜文」是包括詩在內的，因此將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視為初唐詩歌的初步繁榮和盛唐詩歌的高度繁榮的一個原因是不錯的。

　　 八十年代以後，人們在研究唐代文學與科舉之關係時大多從更廣的角度考慮問題，作更深細的資料考證工作。所以產生了一些資料翔實、考證謹密的考論結合的論著，如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陳飛的《唐詩與科舉》等。

　　 其中程千帆著經過對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訂、判別之後，認為「對於唐代文學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並非進士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他說，行卷是舉子們用來直接顯示自己在創作上的才能和成績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結構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較自由地選擇題材和主題，可以較自由地發揮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想，可以有較富裕的時間來從事藝術構思，可以用較多的篇章、較大的篇幅以及各種各樣的文體來充分顯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風格」，「就行卷之作這方面說，它也帶來國一部分壞影響，但主流是好的，是起著促進作用的。」作者在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別仔細地考察、論證了行卷對唐代詩歌發展的影響，對唐代古文運動所起的作用，行捲風尚的盛行與唐代傳奇小說的勃興。最後指出，科舉制度是唐代以來採取的一種官員選拔制度，是強化期政權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進士科舉，則又是唐代科舉制度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詞優劣來決定舉子的去取。這樣，就不能不直接對文學發生作用。這種作用，應當一分為二，如果就它以甲賦、律詩為正式的考試內容來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進士科舉以文詞為主要考試內容因而派生的行卷這種特殊風尚來考察，就無可否認，無論從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契機來說，或者是從詩歌、古文、傳奇任何一種文學樣式來說，都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總之，此書無論是在科舉對唐代文學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論述上，還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給唐代文學研究領域以新的啟示。

　　 在程千帆之後對唐代文學與科舉關係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體現在論文《關於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和專著《唐代科舉與文學》中。在這些成果中，作者通過對歷史材料的清理與辨析，肯定了以詩賦作為進士考試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國一百餘年以後，而此時唐詩已經經過了婉麗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階段，開始放出璀璨奪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這樣，作者就充分論證了進士科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格局，正是詩歌的發展繁榮對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的結果；不是以詩賦取士促成了唐詩繁榮，而是唐詩的繁榮促成了以詩賦取士。而且，作者還以大量的材料，論證了唐代進士科的考試詩賦對文學的發展產生的消極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角度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在當時政治上起進步作用的制度對文學又有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科舉制度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從廣度和深度都是遠遠超過了前代，而唐代燦爛的文學藝術就是以文化的普及為基礎的。其次，科試詩講究聲律對偶，也刺激了文人對聲律音韻的研究，從詩歌創作的形式來說，也不是沒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舉制度還形成了漫遊的風尚，擴大了文人的行蹤，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有利於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這些論述是比較辯證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還指出，研究唐代文學與科舉的關係應該把視野放寬一些，可以把科舉制對社會風氣與文人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進行較全面、歷史的考察。這個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

　　 作為傅璇琮上述研究設想的實踐，陳飛在十年以後出版了《唐詩與科舉》一書。該書就是從唐代社會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舉制度的成敗得失，以及它和唐詩「品格」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進而對唐代科舉士子的心態、生活、信仰、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進取姿態的等情狀作了較為深入、獨到的剖析，同時還以大量生動有趣的史料實例，對唐代科舉制度對唐詩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討和闡釋。與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該書除了具有學術性，還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讀性，是一本雅俗共賞的讀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現了一些專論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之關係的文章，其中較具學術深度者主要有：馬積高的《唐代科舉考試與詩的繁榮》、蔡川右的《唐代詩人與進士科》、任爽的《科舉制度與盛唐知識階層的命運》、尹占華的《唐代文人社會地位的變遷與文學的發展》、陳飛的《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精神品質》、尚定的《論武則天時代的「詩賦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後，還有一些學者另闢蹊徑，從科舉制度的外圍生活形態――干謁風氣的角度，探討唐代科舉制度對唐代文學的影響，如薛天緯的《干謁與唐代詩人心態》、葛曉音的《論初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等。

　　 其中薛天緯文指出，薦舉是唐代相對於科舉入仕的另一條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過薦舉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謁之事。所以該文旨在通過列舉大量的實例，引證一些歷史資料，對有用世熱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謁之事的種種心態作出分析：「自矜與躁進」、「委屈與自飾」、「感激與感憤」。

　　 葛曉音文從初盛唐取士舉人的觀念變化、禮賢風氣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和精神狀態等方面，對唐代科舉制度對盛唐詩歌風貌的影響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過對初盛唐一百多年間朝廷用人標準變化的詳細考察，認為在科舉和薦舉中逐漸形成的以薦賢為「至公之道」的觀念，最終在盛唐開元年間成為朝野的共識，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標準，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獨特干謁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初盛唐干謁之風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還從初盛唐文人種種干謁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無論是貢舉還是釋褐，調選還是隱居，只要不放棄仕進，就離不開干謁。然而從初盛唐文人的干謁詩文來看，這種風氣對他們的精神面貌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初盛唐文人在上書陳啟時幾乎都不承認自己是干謁，總是竭力將自己的行為與一般的干謁區別開來。這主要是因為以薦賢為至公之道的觀念改變了干謁者的心態。統治者求賢禮賢的姿態使他們找到了自己與被干謁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點，從而在干謁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氣壯地將干謁視為出於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為。初盛唐文人在干謁中不但力求與權貴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現出高談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對個人才能的強烈自信，反映了文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理想以及心胸寬廣、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盛唐詩歌樂觀開朗的基調正是由這種精神風貌所決定的。干謁對盛唐詩歌的另一重要影響，是缺乏世故的下層文人在詩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滅後的激憤，尤其是布衣對權貴的不平之氣，成為盛唐詩的基本主題之一。此外，干謁作為向先達者自炫才能的一種方式，往往要進獻詩賦。特別是在唐初到神龍年間進士不試詩賦的相當長的時期內，干謁成為文人最重要的詩歌社交活動，對於詩歌發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過了進士試。葛曉音此論解決了前此學界一直無法說清的初唐時期科舉制度對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的問題。

　　 唐代文學與幕府、使府之關係九十年代以後，在唐代社會制度與文學之關係方面，幕府、使府與文學之關係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偉華取得的成果為最多。

　　 其《唐代幕府與文學》是大陸第一部比較系統研究唐代幕府與文學關係的著作。該書首先對古代幕府制度作了一番研究，闡述了唐代幕府之盛與文人積極入幕的原因，認為唐代幕府的興盛與節度使相始終，尤其是方鎮的出現使其成為常置，方鎮長官大量網羅名士入幕，加上科舉制度並不能使士子們如願以償，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隱士等等均通過因人請託、以文干謁、獻計獻策等方式進入幕府，成為幕僚。該書重點探討了唐代幕府與文學的關係，指出唐代許多著名詩人的坎坷而豐富的幕府經歷，使他們有機會接觸顯示社會，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廣袤的自然，從而創作出了無盡數的優秀作品。不僅詩歌，四六駢文以及傳奇小說的創作和發展與幕府也有至為緊密的關係。作者指出，既然社會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跡幕府，不得不對章奏之學進行鑽研。章奏之學的蔚然大盛，則必然影響到當時文學的風氣。人們在研究古文運動時，對古文運動以後何以古文寫作難乎為繼，古文何以不會取代駢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顯然幕府的興盛與文人紛紛入幕為章奏之學，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樣，廣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對集中的場所，也為他們講述、記錄、傳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陣地。中唐以後，傳奇創作漸盛，這與中唐以後幕府的興盛也是分不開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後，戴偉華又搜集整理了相關的事類材料，編製了《唐代方鎮文人創作編年》，進而直接對唐代文人入幕與文學創作之關係這一核心問題進行攻堅，終於在幾經磨礪之後，推出了《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這一文史結合的唐代文學研究新成果。

　　 在這部書中，作者並不滿足於吸收史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解決文學史問題，而是自己動手，對現有的方鎮幕府制度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考訂。如該書第一章第一節通過對方鎮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與方鎮之間關係及其對文士的影響，發現「以朝廷為閑地，謂幕府為要津」的傳統提法有失偏頗，認為大多數文人應是「先辟於方鎮，次升於朝廷」，即經過「科舉及第――服務方鎮――入朝為官」的過程。再如，第三章第一節用統計的方法分別描繪了文人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狀況，對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職情況進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據對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質的統計，發現明人胡震亨以來關於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時風氣的觀點與史實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數尚少，特別是文學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時社會風氣而是個別現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書作者也未囿於傳統的線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學研究建築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礎之上，充分考慮到歷史文化現象的空間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編製了《文學家入幕地點簡表》，然後根據統計數字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況，發現西川、淮南為唐代大鎮，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經濟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為集中的地方；而從文學家占籍來考察，籍里為北方者居多，而參幕則多在南方。對於這些新發現的問題，作者從各個角度作了儘可能的解釋，同時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種心態。在文人的知識結構中，他開始關注過去一段時間內幾乎被忽視的區域文化。基於這樣的史實，所以作者揭示出權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個從正面多次肯定楚辭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正是緣於他對楚文化的關注，而這又和他長期在楚地為幕的經歷分不開。另外，作者還論述了使府文人對特定區域民情民俗的記載、對特定區域山川風物的關注，這些都使唐代文學的表現題材得到了開拓、文學語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書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作者發現和解決了一些向為人所忽視、誤解的文學史問題。如學界通常在解釋盛唐邊塞詩繁榮原因時，總是喜歡說盛唐文人多有赴邊入幕之經歷。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數據對比後指出，「所謂盛唐知識分子赴邊為一時風氣的表述是錯誤的」。作者認為，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與仕進的關係。盛唐國力強大，政治開明，給士人提供了多種出路，科舉考試外，有獻文入仕，有因人舉薦入仕等。入邊取軍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對武職僚佐更為實際，而且邊帥的榮寵並不一定就能帶來部下的升遷。第二，與游邊的關係。盛唐人喜遊歷，游邊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唐人游邊一般不會深入，只是在幽冀、河東一代。第三，與個性的關係。高適、岑參等著名詩人入邊幕在當時也還是個別現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這些分析不僅細入，而且也有相當的說服力。再如，作者在對唐代幕府中府主與幕僚均喜說閑話、講故事的現象細緻考察後指出，學界普遍認為的唐代傳奇小說的繁榮與進士行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的說法值得懷疑。他認為，牛僧孺的《幽怪錄》（即《玄怪錄》）並非成於早年（牛僧孺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閔同登進士第），當為幕府賓主之間的談故事的記錄，據書中提及的時間推論，大概是在淮南、東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張讀的《宣室志》，似成於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鉶的《傳奇》，成書於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彥休編《闕史》在中和四年高駢淮南幕府；劉山甫《金溪閑談》乃作於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後認為，唐代傳奇的創作實與幕府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它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唐代傳奇生成的文化環境以及唐人小說繁榮的重要原因。這樣的論斷應該說是新穎而又辨正的。

　　 三、唐代文學與文化思想之關係

　　 有唐一代儒、道、釋並存，是一個思想十分自由開放的社會，而這也是唐代文學之所以空前發達繁榮的一個外部原因。所以，本世紀學界不僅對儒家思想與唐代文學之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研究，還對佛教、道教對唐代文學之深遠影響作了較為細緻而深入的探討。

　　 唐代文學與文化思想之關係唐代思想意識形態的主流――儒家思想和外來文化、其他世俗文化對唐代文學具有相當的影響，本世紀涉及這些問題的成果有不少。

　　 在本世紀上半葉，學界主要從外來文化對唐代文學之影響的角度分析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劉恕銘的《唐代文藝源於印度之點滴》、任銘善的《唐學》、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羅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

　　 從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未有實質性的進展。從八十年代開始，人們注重分析唐代文學的文化品格研究，尤其是對儒家思想對於唐代文學之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就宏觀研究而言，主要有劉修明等的《試論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孫昌武的《唐詩與文化的積澱》和葛曉音的《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等。

　　 長期以來，人們在分析唐詩繁榮原因時，都要論及當時文化開放的大背景。史學家們也在探討唐代文化和風俗的「胡化」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一般人心目中也形成了唐代是一個國際化社會的印象。但是，葛曉音在全部初盛唐詩里將「胡化」的影響仔細地搜索了一遍之後，卻意外地發現：除了岑參作於西域的邊塞詩以其異域情調和新奇風俗為盛唐詩開出絢麗多彩的一塊領地以外，可資說明「胡化」對詩歌產生重大影響的例證很少。作者在經過對唐代中前期文化史的重新考察後指出，大唐建國以後，在前期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以其強大的國力為後盾，既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積極地推動漢化的進程，以建設本土文明，又在與周邊各民族的交往和戰爭中，堅持以中華禮教作為胡漢文化交流的主導，廣泛而有節制地吸取外來文明，從而達到了全面開放的極盛時期。以往學界在闡述唐代社會胡化的問題時，只注意各種具體例證的搜尋，沒有分析這些「胡化」的跡象在總體文化中所佔比例大小和層次的深淺，從而造成了唐代社會在開元前後普遍胡化的籠統印象。而唐前期文明以華化為主導的傾向，正是初盛唐詩人描寫境內胡俗的作品很少的基本原因。作者最後認為，只有分別研究安史之亂前後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及其原因，才能找到盛唐之所以成為最開放時代的根源，並為我們今天處理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關係提供有益的借鑒。

　　 就儒家思想與唐代文學之關係而言，本世紀學界研究的重點是在一些重要的作家身上，人們比較喜歡分析王勃、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等著名文學家，和唐代的文學運動如新樂府運動、古文運動與儒家思想之關係，還喜歡探討唐代的文學理論、創作傾向、審美趣味與儒家思想之關係。從宏觀角度分析唐代文學與儒家思想之關係的成果雖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如葛曉音的《論唐宋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的關係》、《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復古思潮的濫觴》、張明非的《儒家詩教說在唐代的興衰》、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陳選公的《唐代文學的文化規定》等，均對儒家思想對唐代文學之深遠影響作了細入的分析。

　　 其中葛曉音文通過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過程和開元禮樂雅頌大盛的局面，及其對天寶時代思潮的影響，使我們清楚地看出了初盛唐學術發展的走向，盛唐兩代文人的思想和命運的聯繫與區別，有助於人們更透徹的理解盛唐詩歌革新的思想中強調大雅頌聲的深層背景；李華、蕭穎士、賈至等人復古思想的實質和局限；元結、杜甫詩歌中雅頌與諷刺並存的原因。而文儒合成復又分化的過程，正與開元詩歌中統一的時代精神至天寶開始分裂的過程同步。所以，作者選擇這一新的視角來觀察盛唐詩歌演變的根源，當是很有意義的。

　　 鄧小軍著會通文史哲，運用宏觀與微觀向結合、考證與分析向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作為唐代文化中最重要一部分的唐代文學。該書不是縷述紛紜複雜的唐代文學現象，而是探微抉奧，闡發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作者認為，隋唐兩代四大文化主峰是河汾之學、貞觀之治、杜甫詩歌、古文暨儒學運動，創造性地回應現實重大挑戰，從而創造文化主峰推動文化發展。唐代文化之盛的主因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創造性發明、發展、利用；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精神；唐代士人對佛教的態度是包容異質文化而不失掉自己。作者還強調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就是人性精神，唐代文化精神突出地體現了仁，因而唐代文學最富有人情味，最受人喜愛。不僅李杜詩、韓柳文等文學作品富於人情味，就連一部《貞觀政要》也讀起來親切動人。唐詩是唐文化的主流所在，便成為唐文化人情味的優勢所在，而人情味的根源就是仁。從該書中還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唐代文化、文學的心得體會歸結到一點，便是：在唐代，中華民族乃是由於發揚光大了固有的優秀文化，自本自根地挺立自己，才能抉擇當時的合理政治方向，奠立深厚的國基，形成強大的國力，創造輝煌的文化，同時又氣象雄闊地兼容外來文化而攝取營養，從而壯大自己，使大唐文化光耀五洲。而唐代文化的這種精神，恰恰可以成為中國文化與近代文明相結合的邏輯前提，亦是中國文化走向未來的邏輯起點。

　　 陳選公文則指出，唐代文學與唐代的「文德」政治有著必然聯繫並受其雙重規定。唐代文學始終是在儒家文化規定下展開並完成的，故而從內部精神內涵到外部形式表現都呈現出充分的儒家文化的性格和特徵。唐初文學精神高度理性自覺，已把克服不合乎「雅正」的文風變成了國家的意志和個人的責任。儒家文學的理性精神已經完成，要將它下降為一般文人的自覺意識和普遍文學現實，尚需一個過程。王勃、楊炯等人已有了這種理性的閃光，到陳子昂，到李白、杜甫，逐漸顯示出儒家文學精神已實現了理性和感性的有機結合。最遲到中唐時期，文學在本質上、功能上、風格上以及現實品位上已全面實現了「儒家化」。中唐時，儒家文學規定已轉化為文人們的自身素質，精神由理性狀態轉化為人格狀態，「文學」成為這種人格狀態的自然呈現。韓愈、白居易等人已使文學的「風雅比興」在理性上的精緻純正和感性上的「法度森嚴」達到了完美融合，從而完成了唐代文學的一代「王法」。文學的輝煌恰是「文德」政治的應有結果，這一點大抵可視為唐代文學繁榮的主要答案。作者同時又指出，儒家文化規定並不是唐代文學所接受的唯一或全部的文化規定。唐代文學同時還吸收了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前朝文化甚至還有「四夷」文化。唐代君主對待異端文化的態度，是既允許其存在，又有所限制。限制規模，控制介入「政體」，儘可能用儒家文化「包容」，故而異端文化始終未能動搖儒家文化的統治和主導地位。相反，它們的存在和融入，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斷豐富和更新，更具有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後，學界還探討了世俗文化與唐代文學的關係。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肖文苑的《唐詩與娼妓》、孫菊園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與詩歌的關係》、林繼中的《「詩園」：豪門裡的詩――「唐文化與文學」研究之二》、孫立峰的《唐代詩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義》、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詩》、董乃斌的《唐人七夕詩文論略》、程薔的《唐人巫術觀的文學表現》、程薔、董乃斌合著的《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等。

　　 其中董乃斌文指出，世上沒有人可以不與民俗生活發生關係，世上沒有不包含民俗內容、不烙上民俗色彩的社會生活，應該說民俗生活才是詩人作家汲取創作素材的真正源泉。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極其豐富有趣的民俗史畫卷。而由於作家內在條件的差異，他們在利用民俗生活素材時又形成了創作上的千姿百態。

　　 程薔、董乃斌著在斷代歷史民俗學和民俗學與文學史交叉研究的理論背景下，對唐代民俗狀況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該書是從民俗傳統對於作家修養養成的巨大作用的角度，重新審視作家和作品。所以它既屬於歷史民俗學，是對於唐代民俗的斷代性研究；又是民俗學對於文學史研究的介入，是從民俗視角研究文學史，即民俗學與文學史研究兩門學科交叉的一次有益嘗試與實踐。

　　 唐代文學與佛教之關係在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學界在探討佛教與唐代文學之關係時，多側重於佛教對敦煌文學的影響。八十年代以後，人們才開始對佛教與唐代一般文士和文學作品之關係進行探討。其中又以孫昌武、陳允吉兩位學者的成果最多。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孫昌武就開始對唐代佛教與文學之關係進行探討，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並且結集為《唐代文學與佛教》、《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和《禪思與詩情》等論文集。

　　 孫昌武在借鑒佛學研究界的有關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文學中的某些宏觀性的問題進行了闡釋。他認為，在唐代，佛教影響文學之廣泛與深刻，非其它朝代可比，這主要表現為：一，文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唐代文人接受佛教義學，理解更為深入，他們往往更注重教義的探求。二、認識論。唐代佛教的許多宗派都注重對「境」的研究，這裡包含著不少哲學上的認識論的問題，如認識中「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認識的可靠性和相對性；名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形象在認識中的地位等等。這都給文人們以啟發。唐代文學理論特別是詩論的發展，借鑒和汲取了佛學在這方面的成果。三、創作題材和主題。唐代傳奇小說中的許多故事、情節取自佛教故事，詩歌方面則以禪理入詩。四、文學體裁。在佛教的影響下，出現了象變文這樣新的文學體裁。唐代寓言文學的發展，也受到佛典譬喻的影響。此外，還有一些潛移默化的方面，如唐代的議論文字，對佛典和儒人的論辯文字有所借鑒；而佛典的偈頌則促進了詩歌的通俗化和議論化。五、語言與修辭方法。佛典翻譯豐富了漢語的辭彙和語法，進而影響到文學語言。佛典文字的恢閎的想像、巧妙的譬喻、大膽的誇張以及排比、重複等修辭方法，對中國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這些認識的指導下，孫昌武對唐代詩文創作和文學理論與佛教之關係作了一些個案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唐代古文運動與佛教》、《唐五代的詩僧》、《論皎然「詩式」》、《唐代文人居士與維摩詰》、《唐代俗文學中的維摩詰》、《唐代巴蜀佛教與文學》等。

　　 和孫昌武喜從宏觀著眼、將佛教與唐代文學進行比照性研究不同，陳允吉則力圖在深入鑽研佛典、佛教史的基礎上，澄清唐代文學研究中一些前人未能解決或含混不清或理解有誤的個案問題。他的一系列探討唐代文學與佛教之關係的論文，能夠抓住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的難點、疑點，從佛教的角度對之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切實推動唐代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如《論王維詩中的禪宗思想》、《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蠡測》、《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王維與南北宗禪僧關係考略》、《略辨杜甫的佛學信仰》、《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李賀與〈楞伽經〉》、《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的構成》等。由於他具有可貴的鑽研精神，和翔實的材料作基礎，加上銳意創新的治學品格，所以這些論文大多在詳細、深入考辨的基礎上，發前人所未發，其結論往往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信服。

　　 除了孫昌武和陳允吉，另外一些學者也對唐代文學與佛教之關係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如徐季子的《般若學與唐宋詩論――佛學與詩學初探》、黃新憲的《禪宗思想的民族化與中晚唐僧詩的繁榮》、周裕鍇的《禪宗與唐詩》、郭紹林的《唐代佛教對詩歌活動的影響》、何林天的《唐詩的繁榮與佛學思想對唐代文學的影響》、毛水清的《唐詩與佛教》等，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唐代文學與道教之關係八十年代以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將道教與唐代文學結合起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陳寅恪在《讀〈鶯鶯傳〉》中對「會真」二字的詳細考證，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對《辛平公上仙》這篇道教色彩極濃的小說的本質的把握；程千帆《郭景純曹堯賓遊仙詩辨異》對曹唐遊仙詩所受道教神仙家思想的影響的探索。

　　 但是這種可貴的探討中斷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學者開始注意唐代文學與道教之關係。而在這些學者中，又以葛兆光和鍾來因兩位學者取得的成績較大。

　　 葛兆光的《道教與中國文化》是較早論及唐代文學與道教之關係的著作，他在該書中首先探討了唐五代時期士大夫與道教的交往及士大夫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的變化，認為初盛唐是一個風流的時代，士大夫們對道教具有迷狂的信仰，而唐宋期由於士大夫們的信仰使得唐宋文化和道教出現了三種演變趨向：巫覡本色、向老莊佛禪靠攏的士大夫道教、鬼神與封建倫理的聯姻。該書還著重論述了道教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他認為，道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不在於思想、題材和形式方面，而是在於藝術思維與藝術情感方面。「它帶給中國文學藝術的，乃是一種追求絢麗神奇的審美情趣，一種色彩繽紛、瑰偉怪誕的意象群，一種近乎沉浸於幻覺之中的熱烈想像力。」

　　 如果說《道教與中國文化》一書還只是在總論道教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關係時論及唐代文學，那麼，其專著《想像力的世界――道教與唐代文學》及其系列論文《道教與唐詩》、《瑤台夢與桃花洞――論道教與晚唐五代文人詞》、《道教與唐代詩歌語言》則是專門探討道教對唐代文學之影響的。其專著《想像力的世界》是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唯一一部較為全面論述道教與唐代文學之關係的論著。此書實際上是作者對其《道教與中國文化》一書最末一節的修改、加工和擴充，分別論述了道教與唐代小說、詩歌、詞的關係。其《道教與唐詩》一文則對唐朝各個時期詩歌創作與道教之關係作了俯瞰式的描述，對唐朝各個階段崇道的詩人作了簡練的介紹。第一節指出道家給中國詩人自然淡泊樸素寧靜為美的審美情趣與思維習慣；而道教卻帶來熱烈迷狂的情緒，形成追求絢麗譎詭、馳騁想像的思維習慣。第二節認為唐詩富於想像，除庄、騷影響外，還與道教「存想思神」有關。第三節論述道教鼓吹長生及享樂，使詩人心靈騷動強烈。第四節，論述安史之亂粉碎了士的幻想，詩人心態也起了重要變化。第五節專論晚唐意識形態的變化。其《道教與唐代詩歌語言》一文則又是在《想像力的世界》一書對道教與唐代文學的關係論述中基礎上的一個深入，分析的重點是道教對唐代詩歌語言的影響。他指出，由於受到道教語言「古奧」、「華麗」風格的影響，唐詩就顯得有點「怪」，首先，受道教影響的一些詩人普遍愛好古拙的古體詩或古風而不太擅長寫近體詩。其次，受道教影響的詩人在寫一些有關道教的作品（如贈道士、詠道觀）時，特別喜歡用一些色彩濃艷的神奇辭藻。再次，有一些詩人為了增加詩歌古奧的效果，還會採用道教頌讚、樂章的形式和辭語。總之，作者認為，「古奧華麗的語言、豐富神奇的想像，深沉強烈的生命意識和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就是道教給予唐詩的影響。受了這種影響的詩人和詩歌，會顯示出一種特別的風格。」

　　 相對說來，鍾來因則偏於對唐代一些作家作品與道教之關係的探討。八十年代以後，他先後發表了《唐朝道教與李商隱的愛情詩》、《杜甫的病、葯及詩風》、《杜甫與道教》、《李商隱玉陽山戀愛詩解》、《再論杜甫與道教》等論文。他在受到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迹考辨》一文的啟發之後，從學習《道藏》開始，進而發現義山愛情詩的手法以及遣詞、取典，都跟《道藏》有關。在《唐朝道教與李商隱的愛情詩》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中晚唐如痴如醉的崇道風氣。這一風氣使詩歌的發展趨向起了巨大變化：在內容上，多寫愛情；在風格上，趨向綺麗隱晦。在論述李商隱在道觀為何成為他寫作愛情詩的黃金時期時，該文指出：首先晚唐道教鼓吹縱慾，社會風氣急劇的變化，自然波及深山古觀；其次，道教內外丹兩大流派，都與房中術有關。道藏經典這些內容，必然影響到李商隱；第三，晚唐道觀，有美麗年輕的女冠，有的還來自宮廷，她們能歌善舞，風流浪漫，這樣，道觀成為風流之地就毫不足怪了。在論及道教給義山愛情詩打上的烙印時，他又指出：（1）李集中充滿了仙風道氣的愛情詩，（2）義山大量運用隱比手法、比興體制來寫愛情生活中種種感受，致使這些詩呈現出譎怪、隱僻、晦澀、精深的風格；（3）義山深受道教好靜虛無的影響，在坎坷的經歷中，在戀愛悲劇中更易產生感傷、頹廢的情緒，使他的詩塗上了濃濃的悲劇色彩。

　　 八十年代以後，還有很多學者涉足了唐代文學與道教之關係這一研究領域，他們大多是對唐代的一些著名詩人，如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詩人崇信道教的問題，以及道教對他們詩歌創作的影響，進行研究。其中綜合性的研究成果，則有葛曉音的《從「方外十友」看道教對初唐山水詩的影響》、王友勝的《試論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風與遊仙之作》、王定璋的《道教文化與唐代詩歌》和黃世中的《唐詩與道教》等。

　　 其中黃世中著論述了唐詩與道教的內在聯繫。從唐道士、女冠，崇道、反道詩人等角度闡明了道意對唐詩的影響，探索了詩心、詩意、詩境中所蘊藏的道韻，研討了山水、戀情、酒意等詩中所交融的道意與審美情趣。該書指出，道教對唐詩審美趣味具有深刻的影響，它使得唐人道蘊詩具有獨特的惆悵美、傲岸美、靜穆美和感傷美。總之，「唐人深蘊著道意的詩篇無不洋溢著一種對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對人的』異化『的揚棄。而這正是其詩美之所在，體現了道蘊詩的的審美理想：追求肉體和精神的絕對自由。」

　　 四、唐代文學與藝術之關係

　　 唐代文學與音樂之關係在唐代文學與藝術之關係的探討中，音樂最受人們關注，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最多。而在唐代文學與音樂之關係方面取得成果較多的學者則主要有朱謙之、任半塘、王昆吾和葛曉音等。

　　 朱謙之的《中國音樂文學史》是我國近代第一部考察文學與音樂關係的專著，其中第六章專論唐代詩歌與音樂之關係。他指出，「唐代是新舊音樂交換接續的時代，一方面結束樂府體，一方面開闢詞曲體，唯唐代本身也自有一種代表時代的音樂文學，就是那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的』絕句『了。」書中還詳細探討了唐代絕句的唱法。

　　 從五十年代開始，任半塘就一直致力於唐代音樂文學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寫的《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中，就曾計劃對唐代結合音樂的詞章與伎藝作一全面研究，完成包括敦煌曲研究、唐戲弄研究在內的十八部著作。在超乎常人的努力下，他的理想逐步得到了實現。他先後出版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唐聲詩》、《敦煌歌辭總集》、《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等著作。還有一部分設想由其博士生王小盾（又名王昆吾）付諸實施了。

　　 《唐戲弄》是我國第一部對唐代戲曲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在這部書中，作者一反前人認為唐代無「戲」或宋元之戲劇與唐戲劇無關的觀點，不計成敗，窮搜史料，「專述唐五代戲劇，清理其條貫，著明其精神，以期對以往之戲劇史、文學史內，在此部分過分簡略與武斷處，作初步的補正。」作者指出，前代早已存在的歌舞戲，到了唐代以後，由於受到胡樂、胡舞和胡戲的刺激，並與當時傳奇、小說、講唱、詠語等多種文藝互相影響，不但代言問答形式普遍，而且出現了融合樂、歌、舞、演、白五事，共同推進故事、加強表情和提高效果的「全能戲」。我國戲劇之體制，至此實已完成。該書還在第八章「雜考」中分別論述了「唐詩與唐戲」、「唐傳奇與唐戲」、「唐變文與唐詩」之關係，所以該書雖然是探討唐代戲劇的專著，實際上已是一部較為全面探討唐代音樂文學的著作。

　　 《唐聲詩》是作者用綜合研究方法從「聲」的角度，系統探討唐代詩樂及唐人歌詩實況的一部專著，也是作者繼《唐戲弄》後，為開闢唐代音樂文藝研究所作的又一重要貢獻。作者在這部書中，一反過去唐詩研究中重在主文、不兼主聲之嫌，和諸多文學史只講唐代民謠、無視聲詩體用之弊，從「辭、樂、歌、舞」四個方面研究唐及五代的五言、六言、七言等齊言歌辭，積極倡導唐代固有的聲詩之學。作者認為，唐聲詩和唐詩詞研究的區別就在於體格上，它不同於長短句的歌辭，也有異於未能合樂、和舞的「徒詩」。其詩樂多與舞俱，故有歌聲、樂聲、舞聲等三級之別。因此，上編對唐聲詩的研究重在「辭、樂、歌、舞」四事，尤以「聲」為主。論述的範圍既取詩人文士之作，兼重民間樂舞歌辭，對以聲為主的敦煌歌辭、敦煌樂譜、敦煌舞譜進行尤為精闢的探討。下編則詳細論述已著錄的聲詩格調，逐一辨別一百五十四個詩調間的異同。總之，該書對於研究唐代聲詩確實起到了「初步承乏，用資啟發」的目的，並可以彌補唐詩和唐代文藝學研究的罅隙。

　　 任半塘在研究唐代詩歌與音樂之關係時，實際上是齊言詩歌與雜言詩歌並重的。他把對《教坊記》和「聲詩」的研究作為唐代燕樂歌辭研究的突破口，分別從音樂角度和「格調」角度，抓住了從胡夷里巷之曲演變至後世文人詞的衷心環節。同樣，他在研究長短句歌辭時，也已注意到另一種歌辭，即齊言歌辭的存在，他對這些齊言歌辭的研究，旨在破除關於長短句詞是由近體詩演變而來的傳統謬說。

　　 總的看來，任半塘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一些富於創造性的觀點：（1）歌辭的體式是由音樂和表演方式決定的。齊言、雜言兩大類辭式，彼此間並無因果關係。「絕大部分之長短句格調，應為倚雜言之聲而辭，不假他辭。」（2）作為音樂文學，歌辭是由音樂與文學兩重因素構成的。僅以文學為立場而忽略音樂的研究，不成其為音樂文學研究；把兩者的關係簡單化，僅認為長短句詞是近體詩向外來音樂的一種適應，也不成其為音樂文學研究。（3）宋代人關於長短句詞調由填實和泛聲而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唐代燕樂歌辭並非一字一聲，也非一句一拍；「和聲以聲為主，和聲原本在曲調之內，並不在曲調之外」；「和聲非襯字之聲」；「詩調有和聲可考者，不過十餘曲，無從想像為凡詩調皆賴和聲以成曲」。因此，任半塘的唐代燕樂歌辭研究的主要意義在於：藉助詞調的形成這一學術爭議問題，全面展現了中古音樂與文學的複雜關係。

　　 王昆吾的唐代音樂與文學之關係的研究，則是其老師任半塘學術觀點和研究計劃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入。他的相關成果主要是：《五台山與唐代佛教音樂》、《唐代的道曲與道調》、《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漢唐音樂文化論集》、《唐代酒令藝術：關於敦煌舞譜、早期文人詞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等。

　　 《唐代酒令藝術》一書，旨在一個比較寬廣的背景下，描寫出由多種文化因素結晶而成的兩個事物――「詞」和敦煌令舞――的產生過程，勾畫出唐代酒筵――這個由唐代市民、藝妓、詩人、將士、官吏和羽客僧人們所組成的小社會的輪廓，說明其中某些文化現象的實質。該書還從三個方面深入分析了唐代酒令藝術的文化背景：中古時代的「胡樂入華」、飲妓藝術的興起、南北音樂交融和詞調的產生。作者認為，隋唐五代胡樂、中原俗樂和南方音樂的文化交流可分為三個階段：（1）盛唐以前：胡樂與中原音樂的融合，新俗樂的產生，是初盛唐酒令歌舞化和著辭歌舞產生的文化背景；（2）中唐：教坊音樂與民間音樂的融合，藝術小舞的產生，是中唐文人曲子辭創作風格產生的文化背景；（3）晚唐五代的酒令辭具有令格細緻的特徵，而這又是和當時酒筵音樂走上了歌唱化和南方化的傾向聯繫在一起的。過去人們所說的詞律的形成問題，其實就是著辭令格規範化的問題。就此而言，當晚唐五代人為著酒筵著辭的豐富精美而選擇出一批流行曲調的時候，他們也就完成了「詞調」的建設工作。作者最後總結道：「從遊戲伎藝角度看，它包括律令、骰盤、拋打等三類品種；從表演藝術角度看，它經歷了送酒歌舞、著辭歌舞、拋打歌舞、下次據令舞等四個發展階段；從文學角度看，它擁有送酒著辭、改令著辭等兩批音律諧美的作品；從音樂角度看，它是胡樂、邊地新聲、中原俗樂、南方音樂相結合的產物。」

　　 其《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一書，把宮廷祭祀樂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長短句歌辭，放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主要依據歌唱、吟誦、表演等藝術形式的發展探討了它們的形成，試圖建立關於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的系統認識。作者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史或音樂史，其主體部分就是一部中國音樂文學史。所謂「燕樂」，就是宮廷祭祀音樂以外的全部音樂的總稱。俗樂（包括教坊樂）是它的主流，宮廷宴饗音樂是它的組成部分，琴曲是它的一個器樂曲品種。而隋唐五代燕樂歌辭就是隋唐燕樂的文學表現。它可以分為謠歌辭和歌曲辭（曲子辭、大麴辭）兩大類型。介於謠歌與歌曲之間的音樂藝術有琴歌與講唱兩種。琴歌雖是一種合樂之歌，但它大量採用了傳統的歌樂相和的歌唱形式，同典型的曲子歌唱有別；講唱除曲子歌唱外，應用了佛教的轉讀、唄讚，運用了民間謠歌歌調，範圍比曲子歌唱更為廣大。從演唱形式的角度看，隋唐五代歌唱包括曲子、大麴、著辭、琴歌、講唱六種主要體裁。所以，作者進而分析了燕樂雜言歌辭在曲子、著辭、琴歌、謠歌、講唱中的不同音樂性格和表演性格，描述了它在不同音樂體裁中的不同發展途徑。

　　 葛曉音研究唐代文學與音樂之關係的成果主要有：《初盛唐清樂從屬關係質疑》、《盛唐清樂的衰落和古樂府詩的興盛》、《從古樂譜看樂調和曲辭的關係》等。

　　 其《初盛唐清樂從屬關係質疑》一文針對目前學界多謂隋唐燕樂包含清樂的流行觀點，查證全部原始資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唐代清樂和燕樂的關係，是隨著燕樂概念內涵的發展而變化的，並不是包含關係。清樂在唐代（至少在初盛唐）是獨立於燕樂之外的一個樂種，其性質近雅，與燕樂的近俗構成對立關係，而古雅正是清樂衰落的根本原因。由於隋唐音樂早已失傳，研究這一課題的實際意義與其說是體現在音樂史上，還不如說是體現在文學史上，因為只有辨明清樂的從屬關係，才不至於將燕樂歌辭的範圍定得太寬泛，使曲子辭和漢魏六朝古樂府混為一談。

　　 漢魏六朝的清商樂到盛唐已經衰落，而與清商樂相應的古樂府詩卻出現了復興的盛況，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該如何解釋，葛曉音在《盛唐清樂的衰落和古樂府詩的興盛》一文中，從考察初盛唐清樂的發展和樂府詩的類別等角度入手，對這個問題作了一些局部的探討。作者認為，從初唐到盛唐，清樂在宮廷中雖趨於式微，但在民間，尤其是江南依然流傳下來，而且為士大夫用於日常娛樂，藉以修養情性，這應是初盛唐古樂府詩興盛的音樂背景。但是，作者在對初盛唐古樂府的體裁、類別及其發展的階段性進行細入研究後，又發現：盛唐古樂府的興盛也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它與音樂的關係，並不像漢魏六朝樂府那樣密切。清樂的盛衰對古樂府創作的影響與其說是體現在它的音樂性上，還不如說主要是反映了雅俗、新舊的文藝觀念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的衝突和消長。樂府詩內容與題目的傳承性固然與音樂有關，但它又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獨立的詩體。這種獨立性也是它興盛不完全依賴於清樂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盛唐清樂的衰落和古樂府的興盛，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矛盾現象，正如一切事物在盛衰變化中都有反覆，初盛唐雅樂在衰落的總趨勢中也曾有過兩度復興。古樂府的興盛以此為背景，但又不依賴於宮廷清樂。盛唐古樂府以恢復漢魏樂府為主要目標的事實，及其反律化的傾向，體現了盛唐詩歌復古革新的基本精神。這既是對當時政治上一度高漲的崇雅黜俗、尚質去文的呼聲的一種反響，又是對宮廷清樂尚存淫哇之聲的一種批判。這就是盛唐清樂與古樂府之間的辯證關係。

　　 葛曉音等《從古樂譜看樂調和曲辭的關係》在中日學者關於詞樂關係和古譜譯解的研究基礎上，結合保存在日本的雅樂和唐代樂譜等資料，對唐代齊言曲辭和雜言曲辭與樂調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並在聲辭配合的規則、齊言和雜言曲辭的音樂根源、同調異體的成因這三大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聲辭配合的規則」方面，作者否定了傳統的「一句一拍」說，經過對敦煌古樂譜的深入分析和重新解讀，總結出了樂調和曲辭配合的一些基本規則：（１）節奏安排和句逗相應，而且是以片語為基本單位，雖然不能說是一逗一拍，但在研究詞樂關係時，曲拍和半逗的對應關係是應當首先考慮的；（２）應顧及半逗片語和句子之間可以用延長拍子來分割的事實；（３）拍號的位置或在句首的第一或第二字，或在半逗片語第一字，或在句末結束時。關於同調異體的成因，她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與同名異調曲的不同結構有關；二是與同名異調曲的調性不同有關；三是，同調異體與大麴各部分節奏的不同有關；四是，雜曲和大麴的同名曲有不同的曲譜。至少可以看出，同調異體的曲辭體式取決於同名異調的樂曲結構的差異這一事實。這顯然是同調異體辭現象所由產生的最基本的音樂根源。

　　 其他的相關著作主要有：樂維華的《唐詩與音樂軼聞》、朱易安的《唐詩與音樂》、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舞蹈史研究組編《全唐詩中的樂舞資料》等。其中朱易安著通過唐代一些與音樂相關的詩歌、詩人及有關史料，介紹了唐代的詩歌與音樂的特殊關係，揭示了唐代音樂空前的繁榮的原因和唐代音樂發展的源流，以及高度發達和多姿多彩的風貌，展示了唐代這一歷史時期音樂的文化特徵。該書還介紹了唐代聲樂、舞樂以及唐代的音樂詩與文人的生活，對唐代的音樂標題詩、民歌俚曲、宮廷音樂等等都有廣泛涉獵。

　　 有關的專題論文還有：席臻貫的《唐詩中的唐樂與樂伎》、武復興的《唐詩與音樂》、王啟興的《唐代詩人與音樂――唐詩繁榮和唐代藝術的關係初探之一》、王建輝的《從音樂角度探討唐詩繁榮的原因》、王庭珍等的《唐詩與音樂》、李揚的《唐代音樂詩的文化解讀》、李雄飛的《唐詩中的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等。其中王啟興文認為，唐代音樂的發達也是促進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眾多用五、七言絕、律、古詩從不同角度描繪音樂的詩篇，對唐代音樂的進一步發展也有促進作用。作者還分析了唐詩與音樂之間密切的聯繫：一，唐代樂工用詩配樂，詩人為配樂而寫作七言絕句，也說明唐代音樂和詩歌之間的互相促進而發展；二，唐代音樂的繁榮促進了唐詩描摹音樂藝術的豐富多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美學境界；三，唐代五言律絕中的聲調名，顯然是受音樂中平、側二調的影響，進而借樂調名稱來表示聲調。

　　 唐代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關係除了音樂，唐代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也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鑒於此，本世紀學界還探討了舞蹈、繪畫、書法甚至園林藝術與唐代文學之關係。

　　 在唐代詩歌與舞蹈關係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朱帆的《唐詩和維吾爾族舞蹈》、冬青的《唐人詩歌中的樂舞資料》、曹大倉的《讀唐詩窺唐舞》、武復興的《從唐詩刊唐代長安絢麗的樂舞藝術――讀唐詩札記》、張翥的《唐代舞詩藝術散論》、劉陽的《唐詩中所見外來樂舞及其流傳――兼論唐人詩中的「何滿子」》、張明非的《唐詩與舞蹈》等。其中張明非著通過唐代樂舞詩和有關史料，揭示了唐代舞蹈空前繁榮的原因，展示了舞蹈高度發達和多姿多彩的面貌，勾勒了不同時期舞蹈的文化特徵。該書還介紹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元稹等著名詩人的樂舞觀，描述了唐代各類樂伎的命運和生活，探討了樂舞詩所具有的歷史價值，以及樂舞詩獨特的表現手法和它擁有的藝術魅力。

　　 在唐詩與繪畫方面，成果很多。學界除了研究了王維詩中的「畫意」、杜甫的題畫詩和杜詩中的繪畫美，還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了唐代詩歌與繪畫之間的交融和互相影響。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陳華昌的《唐代詩畫藝術的交融》、王啟興的《唐代畫詩溝通的幾個美學問題》、《唐代詩人和繪畫――從一個側面探討唐代詩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陶文鵬的的《傳神肖貌詩畫交融――論唐詩對唐代人物畫的借鑒吸收》、《唐詩與繪畫》等。其中王啟興後文通過對唐代繪畫藝術空前繁榮和發展的探索，進而多方面具體考察了唐代詩人深愛繪畫佳作這一精神文化活動的情況；同時對詩人題畫、詠畫詩的創作也有所論列。陶文鵬著旨在以唐詩為基點，論述唐詩與繪畫的種種關係，以大量的題畫詩、山水田園詩、人物素描詩、詠物詩和繪畫代表作，闡述「繪畫是不說話的詩歌，詩歌是看不見的繪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人們透過書中所列舉的唐代詩歌，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宗教畫與詩歌相互滲透、相得益彰之妙，品味我國古代詩歌藝術和繪畫藝術傳統悠久、風貌獨特之趣。

　　 在唐代詩歌與園林別業方面，也產生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李浩的《唐代園林別業考論》、林繼中的《唐詩與莊園文化》等。其中葛曉音著認為，王績是唐代別業山水詩的先導，王績特別善於在山水描寫中綴以野興幽情以表現隱士的高古閑雅，善於渲染高卧靜室、面對松風泉影、服藥彈琴的閑趣。該書還詳細分析了盛唐山水詩多作於別業之中的原因和特色。作者認為，盛唐山水田園詩能從別業中產生，與當時的構築崇尚風光、不加穿鑿的審美趣尚有關係。由於當時著名權貴和普通官吏的別業都以「自然成野趣」為上，到處是高朗的天空，開闊的田野，澄清的陂塘，大片的叢林和幽靜的山谷。山水田園風光融成一片，反映在詩歌中，自然就使山水與田園兩大題材互相滲透，合為一體了。李浩著是一部對唐代園林別業進行全面考證，對唐代別業與文人的文學創作之關係進行系統研究的論著。該書上編詳細探討了唐代園林別業的歷史風貌、景象構成和意境創造，分析了唐代園林別業與文學創作、文人隱逸、士林風尚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就藝術發生的實際過程看來，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文學對別業園林的影響，即「詩以興游」、「園借文傳」；然後作者又反過來闡述了唐代園林別業對詩文創作的促進作用，即「吟詠之材」、「山水之喻」和「江山之助」。該書下編則按唐代的行政區劃「道」，一一考證出當時全國各地的園林別業的名稱和情況。林繼中著從文人心態、詩歌創作和美學意蘊三個層面展開對唐詩與莊園文化各種關聯的探討，意在展示莊園文化對唐代文人特別是詩人心態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影響，並詳細尋繹出詩歌創作中莊園文化的影響，最後作者將這種種關聯歸結為佛教禪宗與道家玄學思維催化下一種詩歌美學與意蘊的「韻外之致」。

　　 就唐代文學與書法藝術之關係而言，則有於植元的《從書法看唐詩》、裴芹的《漫說唐代詩人和書法》、王元軍的《唐人書法與文化》等。其中王元軍著有一小節是專論「唐詩與書法」的，作者指出，我們不應該漠視這樣一個事實，在《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書家部》中，共載錄了唐代書家六百四十多人，而唐代著名詩人幾乎全在其中。這給我們透露了一個信息，唐詩人幾乎都是書家。當然，如果放在唐代，他們不一定是開宗立派的書家，只是善書家，但詩人與書法關係之密切不可分割，這是無可疑惑的。詩人書家的優勢是，他們可以憑藉其特有的藝術激情使書法更具韻致。他們有書作流佈於世，也有論書詩為世人所傳誦，這些不僅為研究唐代書法藝術、書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同時又反映了詩人們的審美觀。作為唐代文壇影響力最大，傳播最遠、最廣的詩歌，其中的論書詩又反過來影響了書法藝術創作。同時，唐代高水平的舞蹈又很容易感染想像力豐富的詩人，並使他們從中悟出書法與舞蹈之間內在的聯繫。

　　 五、唐代文學的史料考證和研究資料的整理

　　 本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與唐代文學相關的史料考證和研究資料的整理，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唐代文學的史料考證在本世紀上半葉，對唐代文學相關的史料進行系統、深入考證的學者不太多，主要是岑仲勉。他從四十年代初開始對傳世的唐代史料進行鉤沉索隱，考證辨析，先後寫出了《補翰林兩記》、《登科記考訂補》、《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等論文，先後出版了《唐史余沈》、《唐人行第錄》和《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等對唐代文學研究極有助益的著作。

　　 其《唐史余沈》雖然是作者的一部讀史筆記，但其中論述、考證唐代文士生平和創作、文集流傳情況也不少，所以對深入研究唐代文學也不無裨益。《唐人行第錄》一書博採傳世和新出土的唐五代資料，對唐人行第一一進行考訂，且編排有索引，對閱讀和研究唐代詩人的交遊和生平和正確理解作品的內涵，有較大的幫助，故自問世以來，一直為唐史研究者和唐代文學研究者的案頭常置之工具書。《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則是作者對《尚書省郎官石記》進行全面的複查、勘核、考訂、注補的成果，其中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證定原題名之順序，各歸其本；二是，訂正各司名下的任官事迹。其中多發人所未發，創穫甚多。對研究唐代文學家的生平有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

　　 五六十年代，學界對唐代文學的史料考證也不太重視。當時在這一方面用力較多、成果較豐者當推馬茂元。從1964年開始，作者為了撰寫《唐詩史》做準備，先行著手編著《唐才子傳箋證》。試圖借辛氏之書引出線索，旁征博採，辨析異同，將有關唐代詩人的傳記材料，全面系統地加以考訂，從而對唐詩風格流派之形成及其傳統繼承關係，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經過兩年的努力，作者寫出初稿約二分之一。但是這部稿子在文革之中全部佚失了，只剩下兩個副產品――《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唐詩札叢》。這兩個成果實際上都是對唐代文學家生平事迹的考訂，前者主要是針對初盛唐作家的，後者也只剩下初唐部分。但馬茂元的這種做法啟發了文革之後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後來傅璇琮、周勛初等學者正是沿著馬茂元的這個思路展開研究的。

　　 文革之後，直到世紀末，是唐代文學資料考證的豐收期。就唐代詩人生平考訂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譚優學的《唐詩人行年考》、王達津的《唐詩叢考》、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論叢》、周勛初的《文史探微》、陳耀東的《唐代文史考辨錄》、吳在慶的《唐五代文史叢考》、陳尚君的《唐代文學叢考》等。

　　 其中傅璇琮著對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28位著名詩人的事迹作了審慎翔實的考證和辨正，由於作者所考多為史書語焉不詳或事迹錯訛較多的的詩人，所以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另外，該書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時，還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對所考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對當時詩壇的創作、評論及流派活動情況，間有論述，稍作探討，指出了某些文學現象，提出了若干唐詩論題，具有促進唐代文學深入的意義。卞孝萱著收入其五十年代以後所撰論文二十餘篇，以對中晚唐文史的考證為主，偏重於唐代小說與政治之關係的研究。吳在慶著的重點在晚唐五代文學史料的考辨，全書由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貫考、登科記考、生平仕歷考、詩文題目作者及失收詩文辨補、詩文人名及作年考辨等七個部分組成，由於晚唐五代史料缺失嚴重，作家作品的研究難度大，所以本書的出版，就為晚唐五代甚至整個唐五代文學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提供了較為堅實可信的史料基礎。陳尚君著中既有對唐五代詩人生平問題的綜考，如《唐詩人占籍考》、《唐代閩籍詩人考》、《「花間」詞人事輯》等；又有對某個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證，如《李白崔令欽交遊發隱》、《杜甫為郎離蜀考》、《杜甫離蜀後之行止原因新考》、《張碧生活時代考》、《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其中《唐詩人占籍考》尤具新意，文中根據現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詩人的地域分布及唐前後期變化的統計，對探索唐代文化地理和唐詩風貌與地域文化之關係極有參考價值。

　　 另外，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版了一些與唐代文人生平研究有關的一些資料整理和考訂的著作，如嚴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郁賢皓的《唐刺史考》、傅璇琮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王仲鏞的《唐詩紀事校箋》、吳汝煜的《全唐詩人名考》、徐敏霞等校注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戴偉華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記）》、韓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陶敏的《全唐詩人名考》、陳國燦、劉健明主編的《〈全唐文〉職官叢考》、張忱石點校的《唐御史台精舍題名考》、趙超編著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等。

　　 相關的論文主要有：陳鱣的《唐才子傳簡端記》、張忱石的《〈全唐詩〉「無世次」作者事迹考索》、《徐松〈登科記考〉續補（上、下）》、陶敏的《〈全唐詩作者小傳〉正補（一）》、郁賢皓的《〈全唐詩作者小傳〉正補（二）》、胡可先的《〈登科記考〉匡補》、《〈登科記考〉匡補續編》、《〈登科記考〉匡補三編》、陳尚君的《石刻所見唐代詩人資料零札》、陶敏的《〈唐人行第錄〉正補拾遺》、熊飛的《〈唐刺史考〉小補》、張瑞君的《〈唐代詩人叢考〉補正兩則》、吳在慶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等。

　　 唐代文學典籍的整理和考證就唐代文獻的重新整理和考辨方面的專著而言，本世紀除了重印了《全唐詩》、《全唐文》、《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前人彙輯的大型總集，還出版了萬斯年的《唐代文獻叢考》、元結等編選的《唐人選唐詩（十種）》、萬曼的《唐集敘錄》、任半塘的《唐聲詩》、王重民等輯錄的《全唐詩外編》、孫琴安的《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陳伯海、朱易安編《唐詩書錄》、池田溫的《唐代詔敕目錄》、〖清〗李調元編、何光清點校的《全五代詩》、陳尚君編著的《全唐詩補編》、周紹良的《唐代墓誌彙編》、孫蘭風等編集的《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傅璇琮等編著的《唐人選唐詩新編》、張伯偉的《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佟培基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等著作。

　　 相關的論文則主要有：劉師培的《讀全唐詩發微》、羅振玉的《宋鏨文苑英華校記》、建猷的《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詩零本》、聞一多的《全唐詩校讀法舉例》、胡懷琛的《全唐詩的編輯者及其前後》、段瓊林的《宋鏨文苑英華辯證校記》、朱希祖的《全唐詩之來源及其遺佚考》、李嘉言的《全唐詩辯證》、岑仲勉的《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孫望的《全唐詩補逸》、王仲鏞的《〈唐詩紀事〉校讀舉例》、李長路的《論唐人絕句的總集與選集》、葛兆光的《唐代文章總集（《全唐文》）》、張步雲的《唐代逸詩輯存》、佟培基的《季振宜與〈全唐詩〉》、《〈全唐詩〉無考卷續考》、華鍾彥的《〈全唐詩〉校補舉例》、吳企明的《〈全唐詩續補遺〉溯源誌異》、《唐人選唐詩八集流傳散佚考》、《從唐詩載錄看〈詩淵〉的價值與弊病》、王欣夫的《唐集書錄十四種》、何法周的《〈文苑英華〉、〈唐文粹〉的編選情況、相互關係及其他》、孫方的《唐詩的輯佚及其問題》、胡可先的《〈全唐詩外編〉雜考》、《〈全唐詩外編〉辯偽》、《〈全唐詩〉「無名氏」詩考索》、《唐代墓誌彙編殘志考》、梅新林的《略談宋代的唐詩整理》、傅璇琮的《關於〈全唐詩〉的改編》、何法周、孫方的《吸收唐詩研究成果，修纂新的唐代詩歌總集，改編〈全唐詩〉的一些具體設想》、李岩的《唐代文獻典籍構成類析》、陳尚君的《述〈全唐文〉成書經過》、程章燦的《唐代墓誌所見隋唐經籍志輯考》、張固也的《〈唐代墓誌所見隋唐經籍志輯考〉補正》、韓理洲的《新出土墓碑墓誌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學術價值》等。

　　 唐代文學研究工具書和研究資料彙編除了上面述及的對唐代文史典籍進行整理和考辨的成果，本世紀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學界還推出了索引、引得、詞典、百科全書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工具書和研究資料彙編。

　　 本世紀較早從事唐代文史研究工具書編纂工作的當數洪業領導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的諸位先生，他們於三、四十年代先後編纂出幾十部常用古籍的引得，其中《杜詩引得》、《唐詩紀事著者引得》、《藝文志二十種·食貨志十五種綜合引得》和《佛藏子目·道藏子目》與唐代文學研究關係較大，至今仍嘉惠學林。

　　 八十年代以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工具書的重要，很多學者進入到這一領域，先後編撰出了不少大型、實用的唐代文史研究工具書。

　　 其中索引類的著作有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著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張忱石編《全唐詩作者索引》、武秀珍等編纂的《萬首唐人絕句索引》、孫公望編著的《唐宋名詩索引》、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編著的《全唐詩重篇索引》、張萬起的《新舊唐書人名索引》、方積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吳汝煜的《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陳抗等編著的《全唐詩索引》、〖日〗平岡武夫主編的《唐代研究指南》等。

　　 辭典類的著作則有蕭滌非主編的《唐詩鑒賞辭典》、范之麟、吳庚舜主編的《全唐詩典故辭典》、李文學編著的《唐詩典故辭典》、王洪主編的《唐詩百科大辭典》、周勛初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周祖譔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孫壽瑋編纂的《唐詩字詞大辭典》等。

　　 資料彙編類著作則有周勛初主編的《唐人軼事彙編》、陳伯海主編的《唐詩論評類編》、《唐詩匯評》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世紀末，又出現了一些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電子檢索工具和網路檢索工具。其中較早問世的有台灣中央研究院開發編撰的「漢籍全文電子資料庫」，又稱「瀚典資料庫」，其中有中華書局整理排印本《二十五史》的全文，既可瀏覽、輸出，又可全功能檢索，其主頁地址是：http://www.sinica.edu.tw。另外，台灣元智大學和北京大學計算機中心合作研製的「唐宋文史資料庫」中，已有《新唐書》可供檢索，他們還擬將《全唐詩》、《唐代傳記資料》也上到網上，供唐宋文史研究工作者查檢，其網址為http://cls.admin.yzu.edu.tw/tasuhome.htm。

　　 比台灣起步稍晚一些，大陸一些學者和單位也做了一些唐代典籍的電子化工作。較早問世的是由尹小林設計並製作的《全唐詩光碟檢索系統》，該系統以電子光碟的形式為唐代文史研究者瀏覽全文、全面檢索《全唐詩》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尹小林還對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進行了全面的電子化整理，目前已經整理出來的與唐代文史研究有關的資料庫主要有「二十五史」、「諸子」、「全上古秦漢三代魏晉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太平廣記」、「樂府詩集」，正在整理的資料庫主要有「全唐文」、「中國詩話集成」、「通典」，將要整理的資料庫則有「唐代墓誌彙編」、「歷代筆記小說、筆記史料集成」、「全唐五代文」。他已經建立了「國學網站」，供唐代文史研究者上網瀏覽、檢索和下載。其網址為：http://www.guoxue.com。

　　 和尹小林以個人的精力進行典籍電子化整理不同，北京大學中文系則以學校充足的財力和豐富的人力資源為後盾，近兩年來也一直致力於唐代文史典籍電子化的工作。他們已經推出的成果主要有「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該系統以中華書局排印本《全唐詩》為底本進行電子化處理，同時又附加了不少相關的典籍和研究資料。如在其中的「唐前詩集」中就包含有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史傳資料中，包含有《新舊唐書》和《唐才子傳》，另外，還有《樂府詩集》也隱含在其中，因而具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但是由於這麼多資料全部隱含在「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中，沒有單行別出，所以給需要檢索和瀏覽這些附加資料的使用者帶來了不少困難。其網址為：http://chinese.pku.edu.cn。

第二節 唐詩綜合研究

　　 本世紀有關唐詩綜合研究的成果很多，本文下面主要從唐代詩歌「史」的研究、藝術綜論、體式研究、題材研究、唐詩學的建立等方面，進行介紹。

　　 一、唐代詩歌「史」的研究

　　 本世紀學界對唐代詩歌進行「史」的研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唐詩概論、唐代詩歌史等著作中，而在「史」的研究中，又主要涉及到唐詩史的分期問題、繁榮原因等問題。

　　 唐詩概論早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學界就出現了一些對唐代詩歌進行較為全面、系統探討的著作，如邵祖平的《唐詩通論》、費有容的《唐詩研究》、許文玉的《唐詩綜論》、胡云翼的《唐詩研究》、蘇雪林的《唐詩概論》、楊啟高的《唐代詩學》等。

　　 其中邵祖平文是本世紀較早對唐詩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著作。該文討論了「唐詩拓展之由來」、「唐詩分類法之得失」、「唐詩分自然工力兩大派」、「唐詩作者師法淵源之概測」、「唐詩情境事理之各面觀」、「唐詩優絀之觀察」、「唐詩之開宗派」、「初唐詩論」、「盛唐詩論」、「中唐詩論」、「晚唐詩論」等問題，且時有獨見。如他指出：「唐之初盛，自然者比較居多，殆以當時功業為重，詩道不事競勝，作者不主收穫。故人心所向，聲亦如之。至中晚唐士之無所見於後世者，必賴詩篇一為孤注，其志可憫，其事甚苦。然卒也，作家誕生甚眾，故不可不謂非工力派。」他又說，「唐詩於情景事理無不具備，盛唐諸作家情景孕融，事理貫愜，氣盛味長，格老骨蒼，所至莫不神妙。中晚則流連寓植，均不得全。」他還鞭辟入裡地分析了唐詩之優缺點：「唐詩之優處，為後人所可得而見者，其在詞采之富，而不蕪雜；風調之佳，而不輕靡；音韻之美，而不淫滯；格律之嚴，而不拘攣乎。」「唐詩之絀處，其類亦有四：一，詩料之通性太甚；二，酬唱之篇什太多；三，詠物之庸濫可厭；四，觀感之態度一致是也。」由於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文壇和學界都是重宋詩而輕唐詩，所以，邵祖平文對唐詩深入、中肯而又精彩的分析，對於扭轉當時文壇風氣，引導學界重視研究唐詩，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蘇雪林著也是本世紀上半葉少有的具有一定深度和新見的探討唐詩發展史的著作。全書共20章，第一章「唐詩隆盛之原因」，將唐詩繁榮原因歸為學術思潮之壯闊、政治社會背景之絢爛、文學格調創造之努力等三方面。第二章「唐詩變遷之概況」，討論歷來唐詩分期之說，將唐詩分為五期：一，繼承齊梁古典作風之時期，以王績、四傑、沈宋、陳子昂、張九齡為代表，二，浪漫主義文學隆盛之時期，李白、王孟、高岑、李頎、王昌齡、崔顥為代表；三，寫實文學誕生之時期，以杜甫、大曆才子、韓孟、元白、張王為代表；四，唯美文學發達之時期，以溫李、杜牧為代表；五，唐詩衰頹之時期，重要詩人為韓偓、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等。自第三章起分論各期作家，不乏新見。例如，論盛唐詩時，突出強調樂府詩創作之意義，頗具眼光；分析中唐詩時，從三種傾向區分盛唐向中唐之流變，遂使韓孟險怪派與元白功利派之新變得到較為清晰之描述。敘唐末詩壇，則將眾多詩人劃為通俗（出於白居易）、幽峭僻苦（出於賈島）、清真雅正（出於張籍）、唯美（出於溫李）、奇險（出於韓愈）五派，較為獨到。

　　 楊啟高著分綱領、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影響六章進行論述。該書論唐詩之盛注重時代背景，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探其原因。溯唐詩淵源，則列正始、太康兩派。論「四唐」之詩，重視著名詩人、流派風格；以盛唐、中唐為唐代詩風變遷關鍵之所在。

　　 五六十年代，對唐詩進行全面、系統探究的著作較少，主要是王士菁的《唐代詩歌》，該書受當時左的思潮影響較深，主要從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角度論分析唐詩的特點和流變。

　　 文革以後，則有詹鍈的《唐詩》和劉開揚的《唐詩通論》、張步雲的《唐代詩歌》、劉增遂的《唐詩論稿》、蔣長棟的《唐詩新論》、余恕誠的《唐詩風貌》等。

　　 其中，劉開揚著是文革之後較早出版的唐詩概論性質的論著，該書的「總論」部分主要論述了「唐詩發達諸因素」、「唐詩的品評和分期」、「唐詩的體裁和聲律」，分論部分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時期，介紹了有唐一代近百個詩人和創作，對於當時普及唐詩的基本知識，增加一般讀者對唐代詩人的了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蔣長棟著試圖從新的角度對唐詩進行綜合探索，該書從「風骨論」、「興寄論」、「寫意論」、「緣情論」、「聲律論」、「辭法論」、「章法論」、「興象論」、「氣象論」、「體式論」、「源起論」、「流別論」等角度，分析了唐詩的內容質素、藝術質素，以及由這些質素的組合和嬗變所構成的唐詩風貌及唐詩演變規律。余恕誠著則是這類著作中最具深度的。該書對唐詩總體風貌及各個時期、各個重要詩人與詩派、各種體裁風貌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和細緻的辨析，尤其注意在詩歌風貌與社會生活之間，尋找中介，聯繫特定的文化背景、詩人生活與創作心態，探討某種風貌的基因，而且這種探討，是逐層深入，貼近創作，避免了機械排列外部因素、籠統歸諸時代背景的簡單浮泛之病。

　　 唐詩史的編撰真正意義上的「唐詩史」出現在八十年代以後，其中較早問世的著作是羅宗強的《唐詩小史》。正如霍松林在此書的《序》中說：「這是一部關於唐詩發展的新史，在許多方面有新的特色，新的開拓，新的突破。」作者在描述不同時期唐詩發展的不同風貌時，交錯闡述形成原因。在縱論唐詩的藝術成就時，該書較多地著眼於詩歌的內部規律，突出各個時期唐詩的獨特藝術成就。正因為本書著眼於獨特成就，所以唐詩發展過程中審美趣味的演變、藝術技巧的革新、各個流派、各位詩人的功過得失，也就清晰地顯現出來了。作者還改變了一般以作家為章節的詩歌史寫法，也不採取以文藝理論框架去套唐詩發展史實的方法，而是從唐詩發展的史實出發，給以史的考查和評價，進行理論的概括和總結。因此，作者不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獨創性的見解，而且在文學史的編寫方法上，也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九十年代以後，出現了好幾部唐代詩歌史，如許總的《唐詩史》、霍然的《隋唐五代詩歌史論》、楊世明的《唐詩史》等。其中許總著改變了傳統的以政治盛衰為依據的「四唐」分期法，從詩歌體式、藝術淵源、時代精神、文化特性等多方面考慮，認為唐詩史的演進歷程與存在方式表現為承襲期、自立期、高峰期、扭變期、繁盛期、衰微期等六大階段的遞嬗與交接狀態。該書特別注重對唐詩史的歷時性與共時性、規律性與偶然性、遺留態與評價態的辯證關係的的把握和展示，努力梳理出其宏遠闊大又具體生動、既動態變遷又靜態呈示、既總體定向又個體突現的複雜的多緒的進程。是文學史編撰方法、思路的一個新探索。

　　 唐詩分期問題和唐詩發展規律除了上述唐詩概論和唐詩史中已經涉及到唐詩發展階段和規律性問題的探討，本世紀還有一些文章專門探討了唐詩分期和唐詩發展規律問題。

　　 本世紀論及唐詩發展分期問題的文章主要有：許惠芬的《唐詩「四唐」說考異》、黃澤浦的《「七五五年」在唐詩上之意義》、李嘉言的《唐詩分期問題》、王氣中的《關於唐詩的分期問題》、余冠英的《唐詩發展的幾個問題》、倪其心的《關於唐詩的分期》、詹杭倫的《方回在唐詩分期問題上的貢獻》、袁行霈的《初唐詩歌下限新說》等。

　　 這些文章大多對傳統的「四唐」說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其中黃澤浦文和李嘉言文都很贊同胡適《白話文學史》中所提出的「二分法」，黃澤浦文從公元755年前後唐詩的時代背景的不同、唐詩內容、風格、章法的比較中，進一步指出，唐詩的發展可以概括為兩個時代，一為「李白時代」，一為「杜甫時代」。李白時代即為前期的唐詩，杜甫時代即為後期的唐詩，而作為兩時代的分界線者則為「七五五年」――唐天寶十四年。李嘉言文則從政治、經濟二方面論之，認為李白以前為浪漫主義時代，杜甫以後為寫實主義時代，而這兩個時代的詩歌創作又都與佛教的不同影響有關。余冠英文則按照詩歌作風的轉變，把唐詩分為八個階段：（1）唐初，（2）「四傑」至開元前，（3）開元初至安史之亂，（4）安史之亂爆發至大曆初，（5）大曆初至貞元，（6）貞元初至大和初，（7）大和初至大中初，（8）大中以後至唐末。倪其心文則提出了「三分」說，他認為，第一階段從高祖至玄宗開元年間，詩歌撥亂反正，走向繁榮；（2）第二階段從開元末至憲宗元和時期，詩歌掀起高潮，趨向創新；（3）第三階段是穆宗長慶以後，到唐王朝覆滅，詩歌走向新形式創造道路。袁行霈文則主張將初唐詩歌的下限花到開元八年（公元720年），他指出：若從唐詩本身考察，公元713年這一年實在沒有劃時代的意義，所以他認為最好把盛唐的開始定於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在這一年以前，初唐的詩人如陳子昂、蘇味道、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均已去世。而從開元九年開始，盛唐大詩人逐漸開始走上詩壇，嶄露頭角。

　　 本世紀專論唐詩發展規律問題的論文則主要有：吳烈的《唐代詩歌的嬗變》、紀庸的《唐詩之「因」「革」》、金啟華的《唐詩之體變》、馬茂元、陳伯海的《隋唐五代詩歌概述》、葛曉音的《論初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特徵》、趙昌平的《線點面綜合效應及開放性演進――唐詩演進規律芻議》、《從初盛唐七古的演進看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許總的《唐詩體派論》等。

　　 其中紀庸文指出，唐代的詩歌，因襲六朝的「變革」者居多，復返於漢、魏者少，強調唐詩是在對六朝文學繼承基礎上的變革，而非純然復古。他說，唐代詩歌，自起初便和理論方面的復古主義背道而馳，形成理論、事實打成兩橛的現象，主要也許因為關隴舊人多不喜且不善為詩，於是流風所及，在理論上也就不得不趨於折衷。文章還指出，足以代表傾向南朝作風的詩人，當然要數杜甫，他的詩仿效齊梁，論述亂離，稱為「詩史」，他個人對於江左流風，也時致傾挹。另外，六朝詩所以會「清新」，主要是增加了「賦」的要素和形式上的音律兩個因素，而唐人對這兩點也是完全繼承了的。總之，唐詩的來源，對於齊梁體，因多革少，是可以確定了的。趙昌平文認為，唐詩演進的形態是由詩體傳統、時代、詩人及其心態這三種因素動態性的相互影響後構成的，他所要寫的「唐詩史」是以時代的歷史文化氛圍為背景，以詩人的心態為中介，以詩體的傳承演變為歸結的多元化的動態的視角。他還從對初盛唐七古發展歷程的分析中發現唐詩發展的一些規律性：（1）連續性，唐詩各體都有其前後相繼、不可間斷的發展系列；（2）螺旋上升性，後一時期的某一詩體形式的具體表現形式，雖是前一階段的延續，然而同時，詩人又往往綜合了更前階段的某些藝術因素，對相鄰階段的此體詩歌進行改造；（3）多樣性與參差性，在螺旋形上升的共同規律支配中，詩人又總是根據自身的經歷、個性調節著持續與循環的比重，並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借取相鄰的詩體形式或其他藝術部類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4）時代性；（5）隱顯性，或稱峰谷性。詩史螺旋上升的歷程，受量變到質變規律的制約，表現為隱現交迭的形式，兩個高峰之間必有一個帶有前階段遺痕，顯示新階段徵兆的過渡階段。

　　 二、唐詩藝術分析和題材探討

　　 唐詩藝術綜論唐詩藝術成就之高，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唐詩緣何取得如此巨大的藝術成就，其中有哪些藝術手法、藝術技巧可以汲取？本世紀學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在本世紀上半葉，人們對唐詩藝術的綜合探討主要體現在一些唐詩概論著作中，如前述邵祖平的《唐詩通論》、費有容的《唐詩研究》、許文玉的《唐詩綜論》、胡云翼的《唐詩研究》、蘇雪林的《唐詩概論》、楊啟高的《唐代詩學》等。

　　 五六十年代以後，出現了一些對唐詩藝術進行分析的專題文章，如傅庚生的《說唐詩的醇美》、宛敏灝的《漫談唐詩的比興》、吳汝煜的《略說唐詩中的「興」》、王啟興的《索物托情 情趣盎然――漫談唐詩中「比」的運用》、李其欽的《略談唐詩的圖畫美》、黃拔荊的《唐詩起結淺論》、祝建勛的《唐詩流水對初探》、林庚的《從唐詩的特色說起》、蔣孔陽的《唐詩的審美特徵》、湯高才的《嚴羽的興趣說與唐詩藝術》、孫連仲的《唐詩中傳神的模糊語言》、〖美〗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詩的意蘊、隱喻和典故》、師長泰的《唐詩藝術管窺》、陳伯海的《文學傳統與唐詩的創新》、王鍾陵的《唐詩中的時空觀》、趙昌平的《意興、意象、意脈――兼論唐詩研究中現代語言學批評的得失》、王輝斌的《別具匠心――唐詩的制題藝術》、周寅賓的《論唐詩意象的心理特徵》、李暉的《論唐詩意境的新開拓》、《說唐詩的詩意結構》、林繼中的《唐詩形式美》等。

　　 著重探討唐詩藝術的專著則有：王明居的《唐詩風格美新探》、陳銘的《唐詩美學論稿》、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詩的魅力》、房日晰的《唐詩比較論》、李浩的《唐詩美學》、蔣長棟的《唐詩新論》等。

　　 唐詩題材研究本世紀對唐詩題材進行專門探討的專著和選本也有不少，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戰爭文學》、孫俍工的《唐代的勞動文藝》、劉開榮的《唐人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張步雲的《唐代中日往來詩輯注》、楊樺選注的《唐人對外友好詩選》、彭慶生的《唐代樂舞書畫詩選》、陳世鐘的《唐代送別詩新注》、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詩》、顏進雄的《唐代遊仙詩研究》、陶文鵬的《唐詩與繪畫》、張明非的《唐詩與舞蹈》、朱易安的《唐詩與音樂》等。

　　 對唐詩題材進行分析的專題論文則更多，如專論唐代宮怨詩和愛情詩的文章主要有：韓理洲的《唐代宮怨詩簡說》、張浩遜的《也談唐代宮怨詩的含蓄美》、《唐代宮怨詩綜論》、蘇者聰的《論唐代僧人詩和唐代佛教世俗化》、顏邦逸的《唐代愛情詩品議》、顧愛霞、高峰的《唐代宮怨詩新論》等。

　　 專論唐代僧詩和遊仙詩的文章主要有：程裕禎的《唐代的詩僧和僧詩》、徐庭筠的《唐五代詩僧及其詩歌》、佟宗頤的《唐代僧詩重出甄辨》、周先民的《自然·空靈·簡淡·幽靜――唐代僧詩的藝術風格管窺》等。

　　 專論唐代題畫詩和樂舞詩的文章主要有：席臻貫的《唐詩中的唐樂與樂伎》、張翥的《唐代舞詩藝術散論》、張金海的《唐代題畫詩雜談》、王世德的《唐朝題畫詩注》、陳華昌的《唐代題畫詩的美學意義》、張明非的《唐代樂舞詩的藝術成就》等。

　　 專論唐代詠物詩和詠史詩的文章主要有：張政烺的《講史與詠史詩》、周振甫的《談詠物詩的描繪和寄託》、蘭甲雲的《簡論唐代詠物詩發展軌跡》、梁秋的《唐代花鳥詩的美學特色初探》、張明非的《唐代詠琴詩探微》等。

　　 專論唐代送別詩的文章則主要有：張明非的《論唐人送別詩的審美意象》、《論唐人送別詩的人情美》、姚郁傑的《讀唐代贈別詩有感》、吳承學的《唐詩中的「留別」與「贈別」》等。

　　 另一些文章則涉及到唐詩所表現的其他題材，如張步雲的《唐代的兒童詩》、曹文江的《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試論唐代寓言詩》、何綽如的《唐五代應制詩辨疑》、管士光的《唐代的哲理詩》、張浩遜的《論唐代的俠義詩――兼論唐代詩人的任俠精神》、董乃斌的《女兒節的情思――唐人七夕詩文論略》、李乃龍的《論唐代的艷情遊仙詩》、〖美〗斯蒂芬·歐文《唐代別業詩的形成》等。

　　 三、唐詩體式和格律研究

　　 唐詩格律和語言研究概況唐代是近體詩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唐詩本身的語言美、聲律美也是唐詩迷人的魅力之一，所以歷代唐詩研究者無不對唐詩的各種體式及其格律進行過分析和探究。本世紀學者則在傳統的格律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現代音韻學、西方語言學的一些方法，對唐代近體詩成立的過程和唐詩各種體式的聲韻、格律形式進行了較為系統、科學的研究，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

　　 本世紀較早對唐詩格律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學者是郭紹虞，他先後撰寫了一系列探討近體詩詩律形成問題的文章，主要解決了近體詩的聲韻系統的「四聲二元化」問題。五六十年代，林庚也對唐詩的格律和語言有過探討，他先後撰寫了《唐詩的格律》、《唐詩的語言》等文章，主要從中國古典詩歌的音樂性、聲律美的角度，闡述了唐詩語言形式上的魅力，同時也對唐詩的韻律節奏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力圖對當時新詩格律的建設有所貢獻。本世紀在古典詩律學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學者則是王力，他的《漢語詩律學》從句式、語法、韻律等方面全面、系統的分析了中國詩歌的詩律，其中對唐代古近體詩歌格律的分析頗多己見，是本世紀唐代詩律研究方面的標誌性成果。在王力之後，徐青也對古典詩律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他除了出版了《古典詩律史》這樣一部對中國古典詩律發展演變史進行描述的著作，還先後發表了幾十篇探討唐代古近體詩格律的文章，在唐詩分體聲律的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礎工作。九十年代以後，香港學者鄺健行也頗致力於唐代近體詩律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觀察》、《吳體與齊梁體》等論文，出版了《詩賦與律調》這樣一部對詩賦的律體、律調進行深入研究的專著。九十年代以後，論及唐代詩歌格律問題的學者還有何偉棠、杜曉勤、吳小平等。

　　 本世紀的唐詩語言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其中,較早問世的成果是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彙釋》，該書彙集了唐宋金元明以來流行於詩詞劇曲中的特殊語辭，詳引例證，解釋辭義與用法，兼談其流變演化，對於研究唐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從四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王力一直致力於中國漢語史的研究，其《漢語史稿》和《漢語語音史》，雖然不專論唐詩的語言問題，然對唐詩中的語法和音系多有論述，故而亦可視為唐詩語言研究的重大成果。

　　 周祖謨的《唐五代韻書集存》是本世紀唐五代韻書彙輯與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著作。該書與以往同類書多用摹寫本不同，凡是有照片的殘本都用照片影印，凡原本污黯與攝製不夠清楚的，另加摹本或摹刻本，是迄今收羅最為完備印製最為準確的唐五代韻書總集。根據體例性質和內容的相近，作者提出把這些韻書分為七類：陸法言《切韻傳寫本》、箋注本《切韻》、增訓加字本《切韻》、王仁眗的《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唐韻》寫本和五代本韻書，從而說明了《切韻》系韻書在唐五代發展的具體過程，對於唐詩研究者了解和研究唐詩中的用韻情況和音韻體系具有極大的幫助。另外，周祖謨還有《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之一些資料》文，對理解唐人的「四聲」概念也有助益。

　　 〖美〗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譯的《唐詩的魅力》是運用西方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批評方法研究唐詩的一個實踐，該書共由三篇論文組成：《杜甫的〈秋興〉――語言學批評的實踐》、《唐詩的語意、隱喻和典故》、《唐詩的句法、用字與意象》，較重視語言學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印證。在其中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提出「一種以中國文化傳統為前提的詩性結構的分析方法」，另外作者十分注重對唐詩的意象與詞語的研究，他們摒棄了一些西方學者喜歡從漢字的象形性論漢字有單獨構成意象能力的錯誤觀念，而在傳統詩論所說的句法、用字的具體語境中來談唐詩的意象，因而所論較符合中國古典詩學本身的語言特徵。但是，作者在具體的研究理論和操作方法上仍有用西方結構主義批評方法硬套唐詩的弊病，故某些結論有主觀之嫌。高友工另有《律詩的美學》一文，也是用西方語言學理論來分析中國古典律詩形式上獨特的美學意蘊。

　　 本世紀專門研究唐詩用韻問題的專著則是鮑明煒的《唐代詩文韻部研究》，該書按時代為序，將唐代各個重要作家詩文的用韻情況一一梳理、排列出來，從中可以看出詩人們的用韻特點及其對詩歌風格的影響，可惜目前只出版了初唐部分。

　　 專門研究唐詩語言問題的專著則有蔣紹虞的《唐詩語言研究》，該書從格律、辭彙、句法、修辭等方面唐詩的語言形式作了研究，旨在幫助讀者讀懂唐詩，推動唐詩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因為作者認為，到當時為止，除了在唐詩語詞方面出現了一些高水平的論著，其他方面似在王力《漢語詩律學》以後沒有出現過有影響的學術專著。

　　 在蔣紹虞之後，唐詩語言研究又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九十年代出版了好幾部研究唐詩語言方面的著作，如程湘清的《隋唐五代漢語研究》、孫壽瑋的《唐詩字詞大辭典》、〖日〗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江藍生、曹廣順主編的《唐五代語言詞典》、黃淬伯的《唐代關中方言音系》等。

　　 唐代古體詩研究唐代古體詩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在初盛唐時期曾發揮著近體詩所無法承載的抒情功能，所以頗受到唐詩研究者的注意。

　　 本世紀較早對唐代古體詩格律特徵進行研究的學者是王力，他在《漢語詩律學》中的第二章詳細討論了「古體詩」的用韻、五古的平仄、七古的平仄、古風的黏對及其出句末字的平仄、入律的古風、古風式的律詩、古體詩的對仗、古體詩的語法等問題，其中大多是以唐人作品為材料進行分析的，所以人們後來在研究唐代古體詩的格律問題時，多參考本書。

　　 本世紀探討唐代古體詩的專著不多，主要有王錫久的《唐代的七言古詩》。該書以時代為序深入探討了唐代各個時期、各個重要作家的七古詩的藝術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實際上是一部唐代七言古體詩的藝術流變史。作者在《序論》中指出，「從藝術創穫上說，七絕與七古無疑是唐詩中最富有藝術生命力的兩種詩體」，「唐代詩人往往是以覃精竭思地創作七言古詩來馳騁詩才，表現其磊落情懷的。由於七言古詩的體制特點所決定，唐人對它在藝術創造上表現出非常突出的追求新異的祈向。」作者認為，唐代七言古詩還具有和其他詩體迥然相異的題材特點，首先是它的體制宏大，便於鋪陳敘寫，擔當了表現重大的社會主題，展現廣闊的生活畫面，描寫多姿多彩的自然山水的主要任務；其次，七言古詩適宜於表現感慨淋漓、激壯蒼涼的題材內容；再次，七言古詩還往往以繪形繪色地描寫刻畫各種各樣的雄傑奇偉，乃至詭譎怪誕的事物和現象為其題材特色。此外，作者還探討了唐代七言古詩在形式上的特點，描畫了唐代七古藝術發展的基本線索。

　　 研究唐代七言古詩的文章主要有趙昌平的《從初盛唐七古的演進看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史有為的《試論初唐七言古詩創造渾融意境的藝術經驗》。其中趙昌平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探討了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作者認為，造就盛唐七古「不可端倪，達於化境」、「諸體備陳，籠罩百代」的成就的，不僅是靠處於發展頂峰的盛唐時期諸大家的意匠神功，而且不可忽視以「四傑」為代表的第一階段借賦體改造前代七古的開創之功，同時也有過渡的第二階段李嶠諸人對「四傑」歌行進一步改造之力。作者通過對唐詩前兩個時期將近二百年間有代表性的七古詩作的句式、聲調、詩歌意象、布局、取勢等特點的分析，認為詩歌藝術作為文學分工的一個特定領域，其演進，總是後一代詩人對前代詩人積累、創造的詩歌藝術遺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改革的結果。

　　 七言歌行是唐代七言古詩中最為重要的一種詩體，在初盛唐詩壇曾經產生許多名篇佳作，所以本世紀學界對之研究得較為深透。本世紀最早對唐代七言歌行的藝術成就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是陳延傑和林庚。

　　 陳延傑在《論唐人七言歌行》中說，「唐人詩所可流傳於世，百代不朽者，一為七絕，其次歌行。」作者將七言歌行分為十四個體式，然後分階段論述歌行體在唐代的發展和演變。作者認為，「唐人歌行，入議論而好為拙怪，不拘常調者，始自閻朝隱。至任華又擴之，遂開盧仝劉叉一派」，「自韋元甫造木蘭歌，於是開敘事詩一派。」

　　 林庚早在四五十年代編著的《中國文學簡史》中就以熱情洋溢的筆調盛讚初盛唐為「歌行的盛行」、「七言詩的天下」、「七絕與七古的天下」。作者指出，「由於七言詩所帶來的解放，於是初唐以來湧現了大量的長篇歌行，這些歌行的盛行表現了文學語言獲得解放的愉快，雖然有時不免過於輕快，甚至成為感情的泛濫，卻帶著最年輕活潑的調子。」「七言初期的三三七的雛形，說明七言乃是三位元組達於完善、成熟的形式，進入語言上全新的階段。那無拘無礙的解放情操，通俗而奔放的縱情歌唱，乃是詩壇深入淺出的最好基礎」，盛唐時期的七古「是經過初唐的七言歌行又洗鍊提高而出現的，從陳子昂提倡風骨之後，七古就進一步代表了這個要求而縱情歌唱著。」作者這些充滿詩人激情的評述，吸引著後來眾多學者投入到對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研究之中。

　　 八十年代以後，有關唐人歌行的研究成果較多，其中較具深度者有王志民的《初唐詩人對發展七言歌行的貢獻》、《唐人七言歌行論略》、郝朴寧的《「歌行詩」的形成過程――以初唐為透視點》、張晶的《初唐歌行略論》、王從仁的《初唐歌行體制溯源》、葛曉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等。

　　 其中王從仁文通過對現存魏晉至盛唐前期所有的七言詩的全面統計和系統的格律分析，考察了七言歌行的發展軌跡。作者指出，七言歌行的句式來源於七言古詩，每個單元的體制，則來源於音樂上的四句一解；其次，韻腳的頻繁轉遞，源於六朝小賦；再次，在詩句的平仄調配上，則源於新起的律詩；又次，各單元的蟬聯，則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頂真手法。這些因素熔鑄一爐，鍛鍊出一種全新的體制，形成了獨具風采的七言歌行。

　　 葛曉音文則從字法、句式和篇法結構等方面對歌行體制體調的規範作了細緻深入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初盛唐歌行藝術風格發展變化的內在原因及特點。該文指出，初唐樂府歌行是在陳隋七言樂府歌行偶句對仗進展的基礎上形成獨特風貌的。其特徵有二：首先是七言古詩樂府歌行化。初唐人不僅高密度地綜合使用前代七言樂府中已有的各種字法和句式，而且還能使高密度地使用多種復沓排比句式的作法與篇意章法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其次是篇制宏偉，鋪敘繁富，揮灑淋漓，將梁陳七言樂府宜於長篇賦寫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前一特徵又突出地表現在以「篇」詩和「行」詩為代表的七言歌行中。總之，初唐七言樂府歌行雖以其駢儷淫靡被明清詩話視為承襲梁陳「初制」，但確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體制規範，而且以後世難以企及的聲情宏暢流轉之美，成為七言樂府歌行史上不可復返的一個階段。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指出，初唐歌行的這一特徵與其內容重在情的詠嘆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七言在這一階段未能完全形成其自足獨立的語言節奏有關。

　　 相對說來，學界對唐代五言古詩的研究則冷清得多，相關的成果主要有張明非的《論初唐五言古詩的演變》、《從王維五古看唐代五古的嬗變》和莫礪鋒的《論初盛唐的五言古詩》。其中張明非前文指出，初唐古詩的「律化」現象應該具體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作者將初唐五古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分析，認為「其間，不僅僅是陳子昂，太宗君臣、王績、』四傑『以及薛稷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貢獻。」莫礪鋒文也是試圖通過對初盛唐時期五古的發展過程及其與漢魏六朝五言詩之間的沿革關係進行考察，重新評價唐代五古在詩歌史上的成就和價值。作者認為，初盛唐的五古當然是有漢魏六朝五言詩發展而來的，入唐以後，五言詩卻朝著今體和古體兩個方向分道揚鑣，隨著五言今體的形式和藝術的逐步完善，五古的形式和藝術也趨於完善。由於這兩者是同步發展的，所以它們同時在杜甫手中臻於極盛。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唐代的五古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漢魏六朝五言詩的水平，並足以與唐代的其它詩體相媲美。作者還特地指出：由於五古的歷史比其它幾種五七言詩體更久遠，積累更豐富，所以它更早發生了極盛之後難以為繼的情形。所以，杜甫以後，唐代五古沒有得到太大的發展。

　　 唐代絕句研究從本世紀二十年代起，就有學者撰文探討唐代五絕和七絕的起源和藝術成就，如陳斠玄的《唐人五七絕詩之研究》、陳延傑的《論唐人七絕》、邵祖平的《七言絕句榷論》、錢畊莘的《唐代七截的體裁及其分類》等。

　　 其中陳斠玄文認為，「無論五絕或七絕，均濫觴於漢魏，醞釀於六朝，而成立於隋唐」，他認為絕句成立的原因有兩個：駢儷和聲調，故而他又探討了絕句的聲律和章法、修辭，將五七絕進行了比較，對唐代絕句進行了品藻，作者最後指出：「絕句之長，一在音節之諧適，一在情思之委婉，徒有音節，則為空響；徒有情思，亦非佳作。以其篇只四句，尤應有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焉。故絕句之作，難於古律。」陳延傑文也探討了絕句的起源、體制、分類，將唐代七絕之作家分為上品、中品和下品一一進行評述，他認為，「唐以絕句為樂府，而歌人多能解其意也；又可知唐人絕句非歌唱之，不足以得其妙焉。況高華清麗，流調宛轉，其神韻之飄渺，尤非言語所可描寫者哉！」

　　 邵祖平文是本世紀上半葉對七絕所進行的最為全面、深入的探討，全文共由十一部分組成：（1）小引，（2）七絕之正名，（3）七絕之拓始及其成立時期，（4）七絕之體裁及與樂府之關涉，（5）七絕詩盛行之由來，（6）七言絕句之分類，（7）七絕詩品示例，（8）七絕作家雜述，（9）七絕之作法，（10）七絕之解法，（11）結論。他說：「七言絕句自七言歌行及樂府來，絕對本在律詩之前，律詩當從絕句擴充而成，何有絕詩截取律詩之理？」作者認為，七絕起於南北朝時的古絕句，而成於武后之「看朱成碧思紛紛」詩，謂「此詩聲調之美，情意可掬，蓋七言絕句今體已完全成就之證，亦入樂府之始。」七絕成立於初唐，盛唐以後極為盛行，至今不衰，似有數因：（1）用韻極少，（2）入題不迂迴，（3）不必運典，（4）不必對仗，（5）可用當時語，（6）可抓住現在，（7）寫情甚深刻，（8）易於傳誦。

　　 從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唐人絕句研究十分冷清。八十年代以後，學界又對唐人絕句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八十年代初出現了好幾本對唐人七絕進行選注、評析的著作，如沈祖棻的《唐人七絕詩淺釋》、劉永濟的《唐人絕句精華》、劉學鍇等的《唐代絕句賞析》、黃肅秋、陳新的《唐人絕句選》、孫琴安的《唐人七絕選》等，均各有其特色。其中劉永濟著尤為獨到。作者首先定了十條 「取的標準」，這顯然要求讀者要對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相當的了解，否則難以理會這十條標準的具體內容的範圍。而且該書注簡而釋精，長於闡明詩意，在分析藝術、評論詩風、辯證歧說等方面，均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且多擇取「宋元以後詩話家、詩選家論絕句之語」，所以學術性很強。

　　 其次是出版了一部對唐代絕句發展史進行較為細緻描畫的專著，即周嘯天的《唐絕句史》。該書在唐絕句的歷史發展及藝術經驗方面，有自己的見解。如作者雖然頗為欣賞盛唐諸公，但對於歷來毀譽不一的杜甫絕句，卻極為重視，為之專辟一章。杜甫是全書中唯一立了專章的絕句作家。其中又詳細分析了杜甫絕句突破傳統的原因，從內容體裁題材到藝術風格的拓新及其在絕句史上的意義。在絕句藝術經驗方面，除隨時加以拈出外，又在盛唐絕句一章中設專節加以分析。其中第六條為「組詩體制，聚零為整」，強調組詩的整體意義。

　　 再次，是產生了一些較具研究深度的論文，如李傳國的《唐人七絕問取藝術試探》、陳貽焮 的《盛唐絕句芻議》、田耕宇的《晚唐律詩、絕句興旺原因初探》、葛曉音的《論初盛唐絕句的發展――兼論絕句的起源和形成》等。

　　 其中陳貽焮文一反時人說詩重思想和現實意義、輕藝術成就和美學價值的做法，對盛唐時期各個作家的絕句創作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獨特的美學價值進行了細入而獨到的分析，並給予的高度肯定的評價。作者在文章中還探討絕句的起源，他指出：一，梁陳七絕確如胡應麟所說主要採用《垓下》格；二，從宋齊之間的湯惠休到梁簡文帝、蕭子顯，到北齊魏收、到陳江總，都有一、二、四句皆押同一平韻的七言絕句。唐以後的五七言絕句和竹枝詞等民歌大多這麼押韻，也比較便於吟詠和歌唱，足證這種音律上的自然趨勢確乎是存在的；三，由於七絕體制短小，要想寫好就得注意構思的精緻。七絕每句比五絕多兩個字，語調就容易顯得流利婉轉些；加之梁陳詩人多用來寫宮體詩，頗重用辭設色；又深受江南民歌的影響；因此無形中變形成了一種幽雅清麗的風格。所有這些，無疑為唐人七絕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藝術借鑒。作者認為，在從梁陳七言絕句過渡到唐絕句的過程中，隋煬帝的幾篇作品對唐絕格調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證明七絕體音律始備於隋末之說不謬。

　　 葛曉音文也重點探討了絕句的起源問題和形成過程，作者首先指出，在探討絕句起源是應該將「絕句」這一稱謂產生的時期與絕句這種形式產生於何時這兩個問題分開來談。作者認為，「絕句」的初始定義是以古絕為主要對象的，「絕句」之稱起於宋梁，它的出現並非詩歌律化的結果。魏晉五言古絕主要起源於漢代五言四句的歌謠和樂府，而對樂府的模仿引起了文人創作五言四句體詩歌的濃厚興趣，這是促使南北朝五絕數量逐漸增多的基本原因。但是，在樂府和擬樂府之外的文人五絕自宋至梁也在逐漸增多，而且愈往後愈有超出樂府和擬樂府的勢頭。作者指出，在齊梁時期，五絕已經出現了古近之別，這種古近之別因來源不同可以從語言和表現形式上加以區分。如果從格調上溯古絕的源頭，可至漢魏。而單純從聲律來看，南朝清商樂府也是古絕，只是部分樂府與非樂府絕句的律化都是從永明體開始的，與五言八句體的律化是同步的。人們所常說的「律絕產生於律詩之後」的說法顯然不合事實。而前人所謂律絕源於六朝子夜體，則是混淆了聲律和格調的差別。至於七絕的起源問題，作者的看法也與現代國內外學者的一般看法不同，她認為七絕的源頭應該追溯到西晉的民謠，而非北朝樂府民歌。但它開始時是句句押韻，到形成隔句押韻的絕句，還經歷了一個押韻的轉變過程，而這個過程始於梁中葉，到隋代結束。作者由此解釋了明清人所說的五絕調古、七絕調近的原因，認為五七絕起源和形成的不同途徑，正是造成這種差別的根源。五七絕在源起時顯示的格調差異，在初唐形成一種定勢。絕句發展到盛唐，雖然已形成五、七絕的基本體制和格調差別，在句式、篇法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無論是聲律還是作法都沒有定型。絕句的定型是在中晚唐到宋代完成的。然而它的巔峰期卻是在盛唐。也就是說，絕句是在發展到最自由的階段而進入最完美的境界的。當然在絕句走向自由之前，經歷了一個必然的階段。六朝、初唐文人對聲律的講究、對句式的探索，部分解決了絕句與生俱來的以及在律化過程中又產生的可續性問題，促使人們自覺地追求絕句篇章的完整性，以及「句絕而意不絕」的藝術效果。但盛唐文人沒有把前人的創作積累變成可供遵循的規範，也沒有繼續尋找各種促使絕句體制特徵定型的作法，而是從絕句的源頭去尋找不受任何法式約束的創作活力，將樂府民歌自然流露、不作加工的原始狀態，升華到自由抒寫、法極無跡的更高層次。這是盛唐絕句具有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

　　 唐代律詩研究五律和七律是唐代新起的藝術形式，而且在盛唐以後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藝術功用，成為唐代詩歌體式中最為璀璨的藝術明珠。本世紀的唐詩研究者對之傾注了較大的心血，取得了成果也較多。

　　 首先，本世紀產生了一些較有深度和影響的研究唐代律詩的專著。如王力的《漢語詩律學》、徐青的《古典詩律史》和趙謙的《唐七律藝術史》等。王力著全面系統地歸納分析了唐代五律、七律的各種格律形式，對一些拗救和變格也作了探討，是後來學者研究唐代五律、七律格律時的重要參考。徐青著在王力研究的基礎上，除了在《古典詩律史》中描述和探討了唐代五七律的形成過程和形成原因，還對唐代五七律的黏對形式作了更為細入的探討。他先後發表了幾十篇分析唐代律詩格律形式的文章，其中《初唐詩律概要》、《初唐七言詩的格律》、《初唐五言詩的格律》、《盛唐詩歌的格律特點》、《七言近體詩的律聯及其變式》、《唐詩律句、律聯概要》、《唐代黏式律詩概要》等。趙謙著則試圖將西方結構主義批評方法於中國傳統的詩律分析、藝術評點結合起來，對唐代七律的形成和發展演變的歷史進行評述，其中對各個律詩創作大家的藝術特色的分析和藝術成就的評價尤為深入、細緻，且不乏新見。

　　 其次，本世紀學界對五律的形成和定型問題也進行了一定範圍的討論。傳統看法認為，五律的成熟和定型是在初盛唐之交的沈、宋之手完成的，但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有一些學者對這一傳統說法提出了異議。

　　 如，劉寶和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撰著了《律詩不完成於沈宋》一文，他通過對王績現存詩歌格律的分析指出，王績五言新體詩的合律程度不但明顯高於當時其他詩人，而且其詩集中已經出現了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詩，所以作者認為，律詩不完成於沈宋，而是完成於王績之手。但是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並沒有在學界產生多大的反響。

　　 到九十年代，鄺健行再次對「律詩完成於沈宋」的說法進行質疑，他在《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觀察》中通過對《文境秘府論》中所保存的唐人論述詩歌聲律材料的挖掘，發現元兢《詩髓腦》中所說的「換頭術」正是律詩對黏的正確方式。作者認為，「換頭的提出，標誌著黏綴找到了正確的法則，也等於說律調自此完成，時間很可能在上元、儀鳳之間，總之在高宗後期。」作者又通過對初唐五言新體詩格律的統計和分析，得出一個結論：即在合律程度上，「沈佺期還好，宋之問的位置偏低，因為宋氏的作品，句聯對黏不合格的地方還比較多。如果說制定律調的人合格的程度比同時其他人還要差，那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作者認為，「把沈、宋看成確立律調的人的看法，值得商榷。」

　　 鄺文發表後不久，杜曉勤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在《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之考察》中指出，元兢雖然發現了「換頭」術，卻並沒有馬上被人們接受，對當時詩壇創作的影響也不大。沈宋二人不但將之付諸實踐，奉之為「律」，而且通過自己在詩壇的號召力和影響，使得朝野之士紛紛仿效，嚴遵此「律」，乃至於在神龍、景龍中形成了「沈宋體」或「律詩」。再從沈、宋二人的現存作品來分析，其合律程度也明顯高於他人（由於杜文與鄺文統計和分析沈宋的作品範圍不同，所以數據和結論也就有異）。當然，傳統說法也有掠人之功歸於沈、宋之弊。嚴格說來，沈、宋二人只是在前人律化經驗的基礎上，將元兢發現的「換頭」術肯定下來，奉之為「律」，並加以推廣，使得「律體」的聲律模式基本定型了。

　　 再次，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現了一些對唐代律詩創作藝術進行探討的文章，如周勛初的《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趙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程千帆等的《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從杜甫到李商隱、韓偓》、孫琴安的《唐代七律詩的幾個主要派別》、趙謙的《中唐後期七律論》、《初唐七律音韻風格的再考察》等。

　　 其中孫琴安文通過對唐代近萬首七言律詩的詳細考察、辨析和歸納，認為唐代的七言律詩共有雄渾蒼茫、高華富麗、淺易通俗等五個派別。並對這五個派別的基本風格特徵、產生的原因、形成的過程，以及後來演變的線索，分別作了具體詳盡的分析。除了從文學因素追尋查找原因外，作者也結合了當時的時代背景，甚至詩人本身的氣質、才賦等進行考察。並針對五十年代以後學界忽視研究晚唐詩的現象，對晚唐的許多七律名家所作的貢獻，給了比較充分的肯定。

　　 趙謙前文則指出，自貞元至大和「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詩人近70，七律達1600首之多，超過了前200年七律創作之總和。」文章就這一時期的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韓愈、賈島、劉禹錫、柳宗元、李紳、楊巨源、牟融等詩人的七律逐一進行分析，指出他們各自的風格特色。其中對白居易七律創作的研究最細入，評價也最高：「由於他的出現，唐代七律創作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是七律敘事功能的增強，二是七律的通俗化趨向」。

　　 四、唐詩學的建立和唐詩學史的研究

　　 實際上，從唐朝開始就已經有了唐詩的整理和研究，但是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有學者致力於梳理和建立唐詩學、研究唐詩學史。

　　 在唐詩學的建立和研究方面，陳伯海的成就較大。八十年代後期，陳伯海撰著了《唐詩學引論》。該書是一部專門探討唐詩的特質、淵源、流變、體式及唐詩學科建設的專著。全書分為六篇。《正本篇》著重探討了唐詩的「風骨與興寄」、「聲律與辭章」、「興象與韻味」、「唐詩的氣象」諸問題，並認為上述諸要素構成了唐詩的質的定性。《清源篇》就唐詩的淵源問題進行了歷史的追溯。《別流篇》是對唐詩流變的研究，具體考察了唐詩自身發展、運行之中所經歷的軌跡和呈現出來的多種風貌。《辨體篇》主要對唐詩的各種體式及其流衍變化進行美學上的考察和辨析，揭示了多樣化的詩歌體式所產生的多樣化的美學原則和美學功能。著者還根據唐詩學的進程，大致劃分了五個時期：一，唐五代――醞釀期；二，宋金元――形成期；三，明代――發展期；四，清及民初――總結期；五，「五四」以後――創新期。

　　 在這本書出版以後，陳伯海和朱易安一起，繼續對唐詩學的建立作更細緻的工作。他先後與朱易安合編了《唐詩書錄》，主編《唐詩評論類編》、《唐詩匯評》。其中《類編》以「總論」、「外部關係論」、「流變論」、「各體論」、「題材作法論」、「流派並稱論」、「作家論」、「典籍論」諸目編列歷代評論，可以說是一部綜合性的古代唐詩研究資料集成。《匯評》則是一部以詩系評的大型選集，收詩人498家，詩作5127首，外加附錄。該書采輯的評論非常豐富，每位詩人有匯評，每首詩有匯評，一組詩後還有總評。李白、杜甫一類的名家自不必說，就是一些中小作家，也儘可能搜集到了一些優秀篇章的評論資料，書後還附錄了《唐詩評論輯要》，實際上是《唐詩評論類編》的普及版。

　　 朱易安除了和陳伯海合著了一些唐詩學著作，還獨立發表了《略論唐詩學發展史的體系的建構》一文。該文探討了唐詩學的存在基礎、形成及其意義、研究體系和建構、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關係、唐詩學與詩學方法等理論問題，對唐詩學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外，黃炳輝近年來也頗致力於唐詩學的建立，他除了發表了一系列闡述他對唐詩學理解的文章，如《唐詩創作論》、《唐詩學歷史回顧和走向預測》等，還出版了一部《唐詩學史述論》。他在《唐詩學歷史的回顧和走向預測》一文中探討了唐詩學史之史學性質、詩學性質，對唐詩學的發展走向進行了預測，提出要建立文化唐詩學。

　　 本文是《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二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