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超前而簡單的文字

06-16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

1926-1927年間的瑪格麗特·杜拉斯

　　被誤讀，被標籤化，被片面化的杜拉斯

　　紀念瑪格麗特·杜拉斯一百周年誕辰

　　今天是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一百周年誕辰。

　　在這個時代，我們依然在讀杜拉斯，她的作品已成為了經典。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讀者無法全面了解杜拉斯。而在全世界範圍內，杜拉斯始終以來也一直是一個被誤讀，被標籤化，被片面化的名字。

　　「2006年，杜拉斯辭世十周年之際，我們已經有種強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經典化。」杜拉斯在中國的研究者、譯者，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說。「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書庫』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她的戲劇進入法蘭西喜劇院經典劇目；她的小說更是進入了法國中學會考參考書目中。」黃葒用「不朽」來形容杜拉斯現在在文學上的地位，「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學先賢祠的標準姿態：不朽。」4月4日，今天是杜拉斯的一百周年誕辰，法國全年都有關於杜拉斯的紀念活動，上海譯文出版社也即將在下月再版杜拉斯作品32種。

　　很少有人讀過5本以上的杜拉斯

　　2006年，杜拉斯逝世十周年，法國掀起了杜拉斯經典化過程。又8年過去，杜拉斯誕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繼續在讀她的書。在這個時代，為什麼還讀杜拉斯？「杜拉斯的東西還是很超前，她的審美、她的語言，比如在《外面的世界》、《物質世界》，你會發現，那就是博客、微信的寫作，都很短，都很自我。」黃葒說，在1980年代後，杜拉斯文字本身很簡單，所以特別適合當代人閱讀。「她的當下性特別明顯。她認為，她的文本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她感興趣的是，她文本提供的是無限的閱讀。」

　　2006年，《音樂》、《痛苦》、《廣場》、《死亡的疾病》、《夏雨》、《廣島之戀》被再次改編搬上舞台，法國舉辦了杜拉斯電影回顧展、杜拉斯的手稿展和系列講座，法國各大報紙雜誌也紛紛推出紀念專號或刊登大篇幅的紀念文章。即便在中國，從那時開始，杜拉斯文集也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源源不斷地出版至今。

　　32本杜拉斯作品單行本、近十種杜拉斯傳記……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丁麗潔說，他們準備在下月重版32本杜拉斯作品，「所有封面都換掉。」「她可能是戰後法國作家裡，作品被翻譯成中文最齊全的一位。但大部分杜拉斯作品的關注度都很低。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讀者是無法全面了解杜拉斯的。讀過杜拉斯作品5部以上的，很少。」黃葒說，中國讀者只是通過《情人》、《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副領事》、《印度之歌》、《勞爾之劫》幾個本子了解杜拉斯，作家模仿最多的就是《情人》。「杜拉斯在中國的接受是很片面的。很多女性作家，都會說杜拉斯、杜拉斯，明確或不明確都會提到杜拉斯。」

　　翻譯很火熱，但研究不熱。黃葒說，推崇杜拉斯的中國作家很多，大家都說喜歡杜拉斯，「你真問喜歡杜拉斯什麼，他們也說不上什麼。感覺大家都能談杜拉斯，但到底杜拉斯什麼樣，這很難說。她已經被符號化了。她屬於那種沒有讀過都能談論的作家。」「她真的已經成為消費品，以杜拉斯之名。因為我們無法繞開她。她是大家都能談的作家，是談資型的作家。」

　　杜拉斯反對自己被小資化

　　黃葒閱讀和研究杜拉斯已經快20年，但很長一段時間她都不肯承認杜拉斯是她最喜歡的法國作家，「哪怕只是之一。我給自己了很多借口：她太自戀，太招搖，太自以為是，文字不是太溫吞就是太凌厲……但這些年下來，慢慢地她佔據了我書房整整三排書架，以後想必還會更多。」黃葒從碩士論文開始做杜拉斯，從杜拉斯去世前關注她，「這麼久時間，沒有厭倦，所以我也只好承認，我喜歡杜拉斯。」黃葒在近期也有兩本跟杜拉斯有關的作品出版，關於杜拉斯的文章結集《杜拉斯的小音樂》和譯作《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

　　黃葒手上在做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理解與誤讀：『杜拉斯神話』的窺破」，「什麼是誤讀？」「誤讀是從中國語境來談的，其實從國際語境也一樣。」黃葒說，自從1984年的小說《情人》出版並獲得龔古爾獎之後，杜拉斯就被通俗化了。「杜拉斯也意識到了自己被通俗化，以至於後來在某一個時期，雖然作家對自己的作品很喜歡，卻流露出對《情人》的討厭。她自己認為這是本車站小說。某種意義上，《情人》迎合了讀者的一種小說閱讀口味。」因為直到1970年代，杜拉斯都被當作先鋒晦澀的作家，她跟新小說運動的作家關係都很好，她的《琴聲如訴》就放在新小說的大本營午夜出版社。「至少在某種意義上，杜拉斯作品也是新小說。比如《廣場》，那是最典型的新小說，沒有情節只有對話，人物模糊掉了。」黃葒說，《情人》對她恰恰是某種轉型。作為讀者、譯者、研究者的黃葒每次遇到讀者談起杜拉斯，她也只好一遍遍地解釋《情人》和現實的「情人」。「情人」最終成為「情人們」。在《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里，在那段著名的輪渡橋段，有個經典的句子：「情人們站在甲板上。」黃葒說，「這不是筆誤，那麼多版本的情人重重疊疊在那。」

　　因為《情人》或者說讓-雅克·阿諾的電影版《情人》，杜拉斯不僅被通俗化，也成了小資的標籤。「這是杜拉斯自己反對的。就跟昆德拉一樣，昆德拉講媚俗，但現在這個詞就是媚俗的代表。」更何況，那部電影並不是杜拉斯本人想表達的《情人》。杜拉斯最初是電影的編劇。但讓-雅克·阿諾其實並不喜歡和杜拉斯合作，在杜拉斯生病期間，讓-雅克·阿諾繞開了杜拉斯用自己的編劇做了自己的東西，符合他的審美。「跟杜拉斯合作的話，兩個人可能是不合拍的，因為兩個人的風格還是有很大不同。讓-雅克·阿諾想要拍的是有點像《走出非洲》的《情人》，他希望拍的是自傳性的電影，但這肯定不是杜拉斯想要的效果。」

　　一個觸角特別多的作家

　　可是黃葒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認為，誤讀也是一種理解。「誤讀使得她的作品得以流傳。如果只把她當作學院派作品去理解、閱讀，對杜拉斯也不見得是好事情。杜拉斯很有遠見，她認為只被知識分子閱讀並不是很好的事情。她的理想是小學生都能讀她書。」前些年，杜拉斯作品被收錄到中學會考指定書目，這讓杜拉斯在年輕人中閱讀很廣。「她屬於法國中學生最喜愛的當代作家。」杜拉斯作品進入七星文庫，被經典化，但經典的杜拉斯在法國有非常明顯的在場性，「感覺她還是很活躍，大家都在讀她的書，看她寫的戲。」杜拉斯這個人和她所有作品成了一個研究的中心，「她的每個局部都值得研究，通過她的這扇門，通往其他作家。」

　　幾乎每年都有杜拉斯的傳記出版，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很多杜拉斯身邊的人都寫過杜拉斯傳記。「因為杜拉斯是一個很有賣點的作家。在法國，《情人》、《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和《琴聲如訴》都有點評本，學生精讀使用。國外對杜拉斯的研究遠遠超過波伏娃（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領導者），這股潮流沒有停止的趨勢。」

　　被杜拉斯糾纏了20年，成為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杜拉斯到現在為什麼還吸引我？因為她是一個觸角特別多的作家，她對很多東西都感興趣，很多領域都有涉獵，在杜拉斯的寫作里，任何話題都可能成為文學素材」，「她會寫到菜譜，寫怎麼做菜，怎麼燉牛肉煎雞蛋」，經由她打開的是一個非常豐盈的世界。文本內容的豐富性，很多法國作家都有這樣的特質，「但其他作家沒有像杜拉斯那樣明顯。比如索萊爾斯，但他的碎片太精緻了。在某種意義上，杜拉斯有一個態度，她對知識其實是有質疑的，她認為不知才是真知。杜拉斯質疑學校教的東西。索萊爾斯是掉書袋子。」杜拉斯其實是好學生，她的數學學得很好，杜拉斯的父親是數學老師。

　　在寫作中學會寫作

　　杜拉斯、波伏娃、克里斯蒂娃是戰後法國知識界最重要的女性，「我更喜歡杜拉斯而不是波伏娃。因為波伏娃是書齋型的，她很會運用知識。而杜拉斯給你的恰恰是真正情感和生活的部分，這離克里斯蒂娃就更遠了。」杜拉斯、波伏娃都來自左翼，都在女權運動和戰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發聲、介入，但她們始終屬於不同的圈子。「她也介入了，但世界津津樂道的是加繆、薩特和波伏娃。世界沒有談她的介入。」黃葒說，「她和波伏娃多少有競爭關係。多少也有嫉妒心，甚至他們倆可能有幾乎一樣的情人。」

　　「共產主義是她一生的理想，她說她至死都是共產主義者。不過她不喜歡黨組織，所以不是共產黨人。」黃葒說，杜拉斯和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一起加入由密特朗領導的全國戰俘和集中營犯人運動。1944年6月1日，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姐姐一道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遣送到德國的達豪集中營。在那次被捕事件中，因為密特朗的警覺，杜拉斯才幸免於難。羅貝爾從達豪集中營活著出來，大姑子沒能活下來。這段經歷，杜拉斯與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密特朗有過詳細對話。杜拉斯不是猶太人，在經歷了這個事情後，她認為自己就是猶太籍身份。

　　杜拉斯、波伏娃、克里斯蒂娃三個女性分別從三個側面去理解知識。「即便她們都是女性主義者，她們也屬於不同的波段。但某種意義上，杜拉斯讓我更覺得她是女性和母親，而另外兩位都是哲學家，她們是女人的身體，有女人的感悟，但是男人的思想。」黃葒說。

　　杜拉斯學者也還在繼續研究她的寫作，解讀她的思想，「有專門就某個作品談論，或者主題性研究，比如研究杜拉斯的童年詩學。還有專門研究她的電影。」1966年，杜拉斯開始拍電影。她推崇作家電影，反對商業電影，「用（作家）電影殺死（商業）電影，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挑戰了觀眾的理解力，而絕不迎合觀眾的趣味。」在訪談集《話多的女人》里，杜拉斯談電影，她認為只有年輕人能理解，電影反映出來年輕人的心態。「她那個時候的電影沉悶，節奏緩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緩慢、固定鏡頭，潛在的是革命意識。這是她當時想傳遞的。她認為年輕人懂她。當時也有年輕人對她說，你拍完這樣的電影，你以後還能幹嘛？年輕人認為她的激進已經到頭。」

　　「她要去電影中尋找文本中沒有找到的東西。其實電影也沒有給予她想要的東西，到了1980年代，她又回到了寫作。所以，對於杜拉斯，不是電影、戲劇、小說等這些類型去定義她，其實對她來講，她自始至終都在書寫，即便是鏡頭，也是一種書寫。」在《印度之歌》出版的時候，書下面就印著「文本戲劇電影」，黃葒說，「她試圖突破文本的界限。」

　　不論小說、散文、戲劇、還是電影，杜拉斯的主題永遠是我，「她寫下了自己整個的人生」，黃葒說，「我這麼做就像一個傻瓜，這樣也不錯，我從來沒有自命不凡。寫一輩子，在寫作中學會寫作。寫作不會拯救。這就是一切。」[NextPage]

瑪格麗特·杜拉斯（1990年前後攝於「澤國」）

中國情人時期杜拉斯的典型照片

　　評論1：

　　不朽的，必定不朽的，瑪·杜

　　（法）蕾蒂西婭·塞納克文　黃葒譯

　　紀念的時刻到來了：百年誕辰（她出生在1914年4月4日）和暢銷幾百萬冊的《情人》出版三十周年（1984年龔古爾獎獲獎作品）。杜拉斯成了一個經典。被收錄進七星文庫——她若泉下有知，必定欣喜若狂。她是高中生讀得最多的作家，作品被譯成35種語言，深邃、豐盈、無限。五十幾本書（小說、戲劇、劇本改編）、十九部電影、幾百篇報刊文章、系列訪談、尚未發表的電影劇本，甚至還有兩首歌詞……這一切的共通之處是詩意，「因為除了詩，其他都算不上寫作。真正的小說都是詩。」

　　杜拉斯是作家的代名詞，她視寫作為命運，視書為護身符。這是她活著或者說抵抗死亡——被孤獨圍繞的「致命的危險」的理由。如果大家對她進行戲仿或惡搞，那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風格，在文壇獨一無二。她的小音樂有一種咒語般的魔力。有一堆女人的名字（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勞爾·V.斯坦、奧蕾莉婭·斯坦納、薇拉·巴克斯泰爾……），一串地名（暹羅、加爾各答、洞里薩湖、溫哥華……）勾勒出一個特殊的領地，杜拉斯的領地。還有那些被解構、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對某些人而言是拿腔拿調，對另一些人而言卻是天才的發現。瑪格麗特·杜拉斯認定自己是法國最偉大的作家，用她的聲音、她的沉默，用最準確、最貼切的筆觸，總是那麼簡潔、凝鍊。她說什麼呢？大多是愛情故事，從慾望、從激情、從超越愛情的愛情的角度去描繪。

　　不知疲倦地，她從童年的黑屋子裡吐出過去的絲，那個她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畔生活過、在森林裡遊盪過的「荒蠻之地」。「童年總會留下什麼東西」，最初的歲月演變為她創作的子宮，寫作是她神聖的使命。記憶和想像糾纏在一起，她「虛構」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摧毀所有虛構和現實的界限，創造出一個唯一的世界，某種「虛真」。在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前和之後，人們不再用同樣的方式寫作。她很清楚，在她的最後一本書《這就是一切》里，她黑夜裡的情人揚·安德烈亞曾經這樣問她：

　　「誰會記得您呢？」

　　「年輕讀者，小學生。」

　　她這樣回答。

　　（本文作者蕾蒂西婭·塞納克，記者，《費加羅報》知名撰稿人，關注當代文化和藝術。著有《她們從來沒衣服穿》、《地地道道的希臘》、《加拉·達利，現代藝術的繆斯》，其關於杜拉斯的新著《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將即將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NextPage]

杜拉斯在聖伯努瓦路寓所（攝於1955年）

杜拉斯和她的母貓

　　評論2：

　　30載閱讀，逐漸走出「情人現象」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中國

　　杜拉斯作品在中國的流傳並非肇始於《情人》，這位蒼老、戴著黑色寬邊眼鏡、笑起來像孩子的小婦人，在法國「新小說」在中國的譯介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紹到中國。當時中國剛剛走出十年「文革」的噩夢，改革開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斷橋，再次推動了思想和文學的「西風東漸」。和阿蘭·羅伯-葛里耶、娜塔莉·薩洛特、米歇爾·布托、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說派作家的作品一起，最早被翻譯到中國的杜拉斯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翻譯的《琴聲如訴》，該書1958年在法國由新小說的搖籃和陣地——午夜出版社出版。

　　稍後，另兩部杜拉斯作品也由王道乾譯成中文：《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後》（1980），小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情節和結局，講述了一個孤獨的老人執著卻徒勞地等待；另一本是《廣場》（1984），記敘了一個女傭和流動商販在街心花園的閑聊對話。新小說派強調「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探索」，中國評論界在這一文學流派面前難免有些困惑和慌張。欣喜伴隨著懷疑：一方面，新小說為小說體裁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審美途徑；另一方面，主人公和情節的淡化很難讓習慣了傳統敘事的中國讀者得到「文本的愉悅」。

　　與傷痕文學的共鳴

　　1986年王道乾翻譯了杜拉斯的《廣島之戀》和《長別離》。如果我們用比較文學和歷史反思的眼光去審視，這一翻譯選擇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偶然。先看《廣島之戀》：《廣島之戀》的主題和風格與1980年代風行中國的「傷痕文學」有很多默契。該書中譯本序的題目就是「規範之外的傷痕愛情——瑪格麗特·杜拉斯：《廣島之戀》」，序言作者柳鳴九用的正是「傷痕」一詞來形容糾纏故事始終的存在之苦痛和悲涼。「作者的感情與立場不是『陣營性』的，而是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她關心的是人，是人的城市、人的物質生活、人的生命在戰爭盲目的毀滅力量面前會變成什麼樣，她表示了一種泛人類的憂慮，一種超國度、超陣營、超集團的人道主義的憂慮，對於整個人類命運的憂慮。」

　　在這一確定的文學時代語境下看《長別離》，它被譯介到中國也別有寓意。《長別離》是杜拉斯和傑拉爾·卡爾洛為亨利·科爾皮的電影寫的劇本，該片於1961年戛納電影節上獲得金棕櫚獎。影片講述了一個令人震撼的悲劇：1960年夏天，巴黎郊區的咖啡館老闆娘認定一個天天路過她家門口的失憶的流浪漢就是她在二戰中被關進集中營之後失蹤的丈夫。作品中有兩個非常有寓意的細節：首先是男主人公的名字，在流浪漢的身份證上，我們可以看到羅貝爾·朗代的名字，而咖啡館老闆娘黛蕾絲的丈夫的名字是阿爾貝爾·朗格盧瓦，姓名中發音的近似不言而喻，彷彿那是巨大的肉體或精神重創後記憶殘存的碎片的重組。值得注意的還有杜拉斯也有過和丈夫「長別離」的經歷，她丈夫名叫羅貝爾·昂泰爾姆，1944年被捕後關押在德國達豪的集中營。昂泰爾姆在集中營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後來由於杜拉斯的摯友密特朗的多方營救得以倖存回國。

　　不難理解為什麼杜拉斯的《廣島之戀》和《長別離》會引起中國讀者的關註：戰爭的傷痕讓人聯想到「文革」的傷痕，這兩種類似的傷痕都需要被講述，被揭露，痛苦的記憶需要再現，需要緬懷，然後才能被埋葬，被超越。但「傷痕文學」在中國很快過時，而讓杜拉斯在中國紅極一時的也不是因為她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人道關懷，更不是基於她在法國新小說探索上的建樹。打動中國讀者更多的是作家傳奇而令人非議的生平和愛情，她女性的、敏感的、瀰漫著濃厚的自傳色彩的寫作風格。

　　《情人》來自中國北方

　　1984年《情人》獲龔古爾獎顯然大大推動了杜拉斯在中國的流行（中國出現了第一次譯介杜拉斯的熱潮：兩年內出版了6個《情人》中譯本，1985年3個，1986年3個）。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為1930年代西貢富有、英俊的中國男子，1991年出版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確地點明了情人的身世淵源，這無疑讓中國讀者、尤其是中國男性讀者的虛榮心大大地膨脹了一下。

　　中國情人的故事以坦陳往事的勇氣讓讀者驚嘆不已，那一場「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懵懂的愛情和那張「比年輕的時候更美」的「備受摧殘的面容」，深深打動了中國讀者，尤其是中國女性讀者耽於幻想的浪漫情懷。但一直等到電影《情人》的放映，尤其是杜拉斯和她最後的情人——比作家年輕四十歲的揚·安德列亞的戀情見諸報端，才讓杜拉斯成為中國媒體大肆炒作的焦點，彷彿文字永遠沒有畫面來得觸目驚心。儘管杜拉斯一點也不喜歡讓-雅克·阿諾的電影，這部「少兒不宜」、經過剪輯才在中國各大影院公映的電影，以及稍後廣為流傳的全本《情人》盜版VCD、DVD卻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效應，讓很多從來沒有翻開過杜拉斯的書的人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中國情人。

　　很快，杜拉斯成了在中國被最多譯介、閱讀和研究的法國當代作家之一。而《情人》，以8個中譯本，製造了中國的一個「文學現象」（「《情人》現象」或「杜拉斯現象」），不僅成為杜拉斯最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作品，也成了最受某些中國當代作家推崇模仿的外國作品。杜拉斯成了一個神話，一個還沒來得及經時間檢驗就已經成為「經典」的當代作家。女權主義者把她視為（女）性解放事業的一面旗幟，而社會學家則把她視為時尚和習俗改變的一個敏感的風向標。中國作家，尤其是「美女作家」紛紛把杜拉斯當作「身體寫作」、「文字裸舞」和「半自傳體寫作」的楷模。

　　作為自傳體小說的典範、文本的表演大師，杜拉斯對中國作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有跡可尋的：死亡（《習慣死亡》，張賢亮）、情人（《舅舅情人》，王小波）、往事（《與往事乾杯》，陳染）、戰爭（《一個人的戰爭》，林白）、慾望（《慾望旅程》，趙玫）、疼痛（《疼痛的飛翔》，顧艷）、飢餓（《飢餓的女兒》，虹影）……這些杜拉斯世界的關鍵詞在有意無意間已經成了中國作家某一時期的自我標籤，儘管杜拉斯的影響更多的還是概念的、「印象派」的。

　　與杜拉斯在中國作家中深刻的影響不同，在中國大眾眼裡，《情人》不過是文學不可避免地通俗化之後「一本最通俗的小說」，而杜拉斯本身也簡單地淪為一個西方和時尚的號碼，成了中國女性「小資」和「小私」讀本的代名詞。一時間《情人》的作者無處不在，大家談論「慾望的詩意——杜拉斯和她的《情人》」，「湄公河畔的風情——瑪格麗特·杜拉斯」，她的中國弟子們崇拜她，不僅要像杜拉斯那樣寫作，還要「像杜拉斯那樣做女人」，「像杜拉斯一樣生活」。安妮寶貝開始重讀杜拉斯，潔塵開始費心編「杜拉斯語錄」，台灣影星伊能靜揚言要做「東方杜拉斯」 ……

　　築起杜拉斯的神話

　　中國出版界對杜拉斯的「鍾愛」應該算是忠誠而持久的，每次系列出版都有交叉重複，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出版社，總是幾本同樣的書，再增加一些新書，重複創造（或者說製造）經典。但這種回顧式的出版樣態也契合了杜拉斯寫作的特點：杜拉斯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主題，重複只是為了更好地表現這一主題，而完美永遠都不可企及，所以她一直重複，重複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探索和超越。因為重複其實是一種加強，在音樂、繪畫和文學中都是如此。雖然是同樣的東西，但每次都有不一樣的閱讀感受，這就是杜拉斯的魅力，一旦你走進了她的文本漩渦，沒有什麼可以抵擋。

　　2005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開始推出名家翻譯的「杜拉斯作品系列」，有新譯本，也有老譯本。沒有前言後記編者的話，只有杜拉斯文字自身的傳奇，似乎是擔心外部的（尤其是譯者的）詮釋會破壞作者和讀者約定的「野餐」會，「作者帶去詞語，而由讀者帶去意義」。彷彿這一謹慎的態度能賦予「本文的意圖」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忠實，一如印在《中國北方的情人》書腰上簡約的兩行字：始終沒有結束。永遠沒被遺忘。

　　2007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六卷本「走近杜拉斯書系」：《杜拉斯——真相與傳奇》，是國內引進的第一本杜拉斯的傳記影集；《女友杜拉斯》和《情人杜拉斯》從杜拉斯閨中女友米歇爾·芒索和最後的情人揚·安德列亞的視角再現作家有時張揚、有時有些乖張的個性。這三本書的譯者胡小躍深切地體會到「讀她的書，能領略到她率真、大膽、神秘；而了解她的人生之後再來看書，你會發現她的人生比她寫的小說更吸引人，更有力量」。由此他認為，這套書與以往出版的杜拉斯各類文集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更致力於接近杜拉斯的人生本身」。杜拉斯的散文隨筆集《外面的世界》則收錄了1957-1993年杜拉斯先後為《法蘭西觀察家》、《解放報》、《女巫》、《世界報》、《晨報》、《另類日誌》等報刊所寫的專欄文章和一些未公開的散記書信。

　　而這套叢書中的重鎚無疑是《解讀杜拉斯》和法國埃爾納出版社的大型紀念專刊《杜拉斯》的中文版。70萬字的學術巨著融會了全世界50多位杜學專家（要麼是和杜拉斯一起生活過、交往過、工作過的親朋好友，要麼是迷戀乃至「吞食」她的多種書寫的閱讀者和研究者，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作家姿態萬千的身影：傳奇中的她，寫作中的她，戲劇中的她，電影中的她，音樂中的她，她筆下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她……）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和歷史見證，對國內的杜拉斯研究無疑會產生不小的推動，不僅打開了杜拉斯人生和寫作的重重隱秘的門樞、揭開作者內心童年和東方虛虛實實的影子，還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法。

　　《解讀杜拉斯》的主編之一貝爾納·阿拉澤說：「我們大家都不過是在聆聽一個聲音，在這個聲音里，讀者會慢慢發現，世界，我們的世界在感性和敏感的當下所產生的迴響。」這個聲音是杜拉斯的聲音，也是它撞在外界產生的回聲，本土和異域的回聲，這也是《解讀杜拉斯》這本書第三部分嘗試打開的無限的視野：「一些作家披露杜拉斯對他們自己創作的影響，雖然他們不一定是杜拉斯寫作的繼承者。」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杜拉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中國文壇和讀者對她的關注會走出「情人現象」，走出有些狹隘小氣和過於感性抒情的印象派閱讀（但誰能擔保這不是走近杜拉斯最直接、最妥當的途徑？）。一方面，我們走近神話並嘗試去揭示神話的本質，另一方面，或許在揭示的過程中，我們這些「漸入迷狂」的讀者——正在砌築起杜拉斯文學非文學的另一個神話。

　　（黃葒，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巴黎第三大學-新索邦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兼職研究員，國際杜拉斯學會會員。）[NextPage]

杜拉斯的一張罕見的以東南亞風景為背景的照片

《廣島之戀》與傷痕文學都以表現人性的痛苦為主題

　　杜拉斯：寫作的十個定義

　　「如果是作家，就要二十四小時都投身寫作，否則就不是。」

　　——給亨利·舒克魯的《為了一種創造的經濟》寫的序，1985

　　「恐懼一直都伴隨著寫作，無論何地，無論什麼民眾。這裡有一張紙，上面一無所有。世界就從此開始。什麼也沒有，只有空白。而兩個小時之後，它被填滿了。這是和上帝競爭。人居然敢創造。你寫作，你寫作就是和造物主作對。你呀，你在玩你的小把戲。這真可怕。」

　　——「福樓拜是……」，1982，（見《外面的世界II》）

　　「寫作並不是敘述故事。是敘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時敘述一切。是敘述一個故事同時又敘述這個故事的那種空失無有。是敘述一個由於故事不在而展開的故事。洛爾·瓦·斯泰因是被S.塔拉舉行的一場舞會給毀了。洛爾·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的一場舞會而得以形成。」

　　——《物質生活》，1986

　　「我這樣看待文學，就像史前的狩獵一樣。當一個字還沒有寫成/……/寫作，也是這樣。

　　對新鮮的肉、屠殺、奔走、消耗精力的熱衷。

　　也一樣的盲目。

　　有一天，我說過這樣的話，書的主題永遠是自己。」

　　——《新觀察家》，1987

　　「一頁寫完，一頁結束。寫作就是一場哀悼。

　　我們失去了為什麼寫作的衝動，某種在想像面前的驚喜，而且我們對它並不了解，不了解。

　　它就在我們的內心。卻總像是受了神諭。」

　　——「電視訪談錄」，和皮埃爾·杜瑪耶的對談，1992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謬。寫作，也是不說話。是沉默，是無聲的喊叫。作家常常帶來輕鬆，他聽得多。他不多說話，因為不可能對別人談寫成的書，特別是正在寫的書。不可能，這與電影、戲劇和其他演出相反，與一切閱讀相反。這是最困難的，最糟糕的。因為書是未知物，是黑暗……」

　　——《寫作》，1995

　　「這使寫作變得粗野。類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總能識辨它，森林的粗野，與時間一樣古老的粗野。懼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別於生命本身又與它不可分。它頑強奮鬥。缺乏體力是無法寫作的。必須戰勝自己才能寫作，必須戰勝寫出的東西。」

　　——《寫作》，1995

　　「寫作如風，赤條條來，就是墨，就是寫，和其他任何進入生活的東西都不一樣，它就是生活，只是生活，別無其他。」

　　——《寫作》，1995

　　「我寫下的是整個的人生。我這麼做就像一個傻瓜。

　　這樣也不錯。

　　我從來沒有自命不凡。

　　寫一輩子，在寫作中學會寫作。

　　寫作不會拯救。

　　這就是一切。"

　　——《這就是一切》，1995

　　「我談寫作談得太多了。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我也不知道。」

　　——《物質生活》，1986

　　（選自蕾蒂西婭·塞納克著《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本書圖文並茂，圖片多為大攝影師再現歲月的傑作，文字取材於豐富的私人文獻。本書中文版即將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NextPage]

　　訪談：我把真實當作神話

　　文　[法]　阿莉埃特·阿梅爾

　　從五個月的昏迷中蘇醒過來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又沉浸在了另一本新書的創作中，她談起了病床上的噩夢，寫作，上帝以及愛情。

　　「她寫作，瑪格麗特·杜拉斯。瑪格麗特·杜拉斯，她寫作。她有的只是用來寫作的鉛筆和水筆。除此之外，她一無所有。」這是一九八八年瑪格麗特·杜拉斯接受呂斯·佩羅訪問時在題銘中所說的一段意味深遠的話。一九九0年五月，也就是她住院九個月之後，這段話再次得到了驗證，長達九個月的昏迷在作家的腦海中留下了一些深刻的痕迹和印象。「她寫作，瑪格麗特·杜拉斯，她寫作」，而我們為了推出這一期關於她的專刊，不得不打攪了正埋頭筆耕的她。

　　阿：您的《情人》有多少讀者。

　　瑪：在法國，目前應該有兩百萬。並且人數還在增長！（笑）《情人》是匆匆寫成的。我個人的經歷正是一團糟。用以創作的這三個月帶給我莫大的樂趣。如您所知，我是個徹底的自戀狂。這是一本能夠影響讀者的書。我已經收到了堆積如山的來信。所有讀者都說他們將這本書讀了好幾遍，並且都談到了他們的個人經歷和小說情節間的聯繫。作品的風格可能會成為閱讀嚴重的障礙：我任意地改變時態，老是把主語放在句子結尾。我把主語當作賓語放在句首，接著再說它的變化，它的狀態。現在就連官方文件都開始模仿這種風格了。（大笑）

　　阿：是的，您經常這麼做。這在《夏雨》中更為突出，因為是那位母親這麼說的：她的語言十分混亂，與維德里人的生活用語十分相似，而這種風格形式把倒裝重新納人文學的領域。

　　瑪：人們說話的風格有時也是文學味十足的。我記得有一位老門房說起話來就跟我寫的一樣。大家經常在一起聊天。她早就認得我們，我有點兒像她的女兒。一天，她對我說：「我要買張床。」我問她：「為什麼買床？」她回答說：「為我，我兒子，睡覺，等他到巴黎來的時候。」這是杜拉斯式的回答。

　　阿：何謂「杜拉斯式的」回答？

　　瑪：就是隨意地用詞，當一個詞在腦海中浮現或閃過時趕緊抓住它，並且迅速把它記下來，這樣才不會忘記它是怎麼來的。我把這叫做「緊急文學」。我繼續推進寫作，但不會打亂語句的自然次序。要達到完全鬆弛的狀態恐怕是最困難的。寫作像微風般自由吹拂。您知道《情人》這股風已經吹走了一切。《夏雨》也是如此。

　　阿：曾一度那麼接近死亡，您最終還是從昏迷中蘇醒過來，難道您不覺得重新發現了在您書中普遍存在的一個觀點嗎？這種觀點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死亡是一切的開端。《平靜的生活》以舅舅的死開始，《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以一匹馬的死開篇。在《八O年夏》中，您說人們總是描寫世界上的「死亡之軀」，愛情的「死亡之軀」。在《情人》中，有一處表現那位年輕女孩與另一位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泰爾之間的關係，您談論的仍然是死亡，「死亡的情緒」，一種如此慘烈以致全城的人都知道的死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您難道不是把死亡看作一切的開端了嗎？

　　瑪：是的，這是對其他一切的否定，我們以死亡為起點，就如人們在給鋼琴調音前得先找著調子。

　　阿：您不覺得在住院的九個月里您重新發現了一些您已寫過的東西，一些您早已「會」了的東西？

　　瑪：我沒發現什麼。一切都很新鮮，稍縱即逝。現在這一切又在我記憶中重現。我不明白怎麼可能經歷過這一切，昏迷是如此清晰可辨，它發生在我病得很重的時候，醫生已經就是否結束我的生命徵求了揚的意見。這同我在《物質生活》結尾所說的不是一回事，震顫性檐妄症，儘管表面上有些相似。第一個畫面，昏迷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我在醫院裡遭遇到的，有人闖了進來。是一個來自古巴的陌生人乾的。我沒有被強暴。只知道在一名護士的幫助下，那個男人把我的手腳用繩子綁了起來。我被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牢牢抓住，那滋味比死更難受。這種事發生了三次。有一次，我聽到這個男人侵犯了他的小女兒。我聽到孩子的哭聲，男人為了壓制她向她拳腳相加，還有一種嘶啞的呻吟，那是孩子父親故意壓低的聲音，聽起來像是由於極大疼痛而發出的呻吟。當然，所有了解「深度昏迷」意味著什麼的人都不免對「靈魂」，對生存提出了質疑。即使是有著哲學和醫學頭腦的人也難免考慮這個問題。生活——也許就是記憶，對自身經歷的回顧以及表現——或許是某種類似於「核」的物質的殘餘，從不消逝，或者說幾乎從不消逝，它總是在最後的時間裡再次抓住一個自由的形體，將它永恆的活力灌注在那個人身上。被所有宗教描繪得陰森恐怖的地獄，也許就是這個核，而不是墓地里那些迷人的黃螢。我用了一年時間才擺脫昏迷，而直到現在——大約一個月，一個半月前——我才接受了這一切都是夢境的事實。甚至……我幾乎可以說我還不是完全肯定。我感覺不到夢魔與現實之間的任何差距。現實的瞬間從夢境，從充滿暴力的夢境中蘇醒。那些夢對於我而言總是很可怕的，但它們與生活有著同樣的現實性和真實性。而且現在，我問揚「我是不是曾經陷入這樣或那樣的狀況？」就像說請把鹽遞給我一樣。他回答說：「沒有」。有時他對我說：「等等……有過類似的情況……」但他找不出是什麼。所有昏迷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在一次昏迷中我和克羅德·雷吉鬧翻了：我和他是彼此欣賞的好朋友。在一間小酒吧里，他站在我身後，我聽見了他所說的話，他也知道我在聽，而他恰好藉此機會儘可能地說我壞話。後來，我又擔心我們無法徹底忘卻這段記憶。當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顯得很輕鬆，我說：「我不再認為你曾經說過傷害我的話。這一定是我在昏迷中的幻想。」不過我仍然心存疑慮。「我最後問你一次，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嗎？」他說：「是的」。

　　阿：可是他怎麼知道您是在做夢呢！

　　瑪：當我醒來之後，是我逼得他說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給我打電話了，「我們之間是完了」。這種幻覺根深蒂固。我整整六個月都沉溺在被侵犯的感覺里。

　　阿：您奇怪的性描寫使一部分讀者感到尷尬。我想性本身並不使人尷尬，只是因為書中有您的出現。

　　瑪：別的書里關於我自己的描寫還要多呢，到處都有。在《藍眼睛黑頭髮》的第二部分里，當事情發生以後，失望的情緒比《死亡的疾病》中強烈得多，只是它內含更豐富。這種失望就好像失戀一樣，而《死亡的疾病》中的同性戀就顯得冷漠，孤僻。這兩本書完全不同。《死亡的疾病》當中沒有故事情節。我把人物放進書里，讓他們彼此接近，但他們之間毫無理解可言，也不存在一絲情感。這本書是情感的沙漠。書中沒有情節因為書中沒有人物：男的註定要死去，女的是妓女。同性戀，也許是死亡的同義詞。我就是這麼想的，並把這想法寫了下來。相反，《藍眼睛黑頭髮》就很貼近生活；我們可以用小說中那種充滿矛盾的方式享受生活，尋找一個情人，和他相愛。在義大利，我的書是最暢銷的。不過那兒確實有些署名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書壓根不是我寫的。在美國也開始出現這種情況，其實《死亡的疾病》還是有點道德寓意的，尤其是結尾。既抽象又有現實意義這一點在《藍眼睛黑頭髮》中就沒有體現。《死亡的疾病》中對愛情故事和傳統觀念的排斥十分突出：男人的性無能或許就是愛情產生的原因。這本書就是要向大家說明這一點。

　　阿：您是想說無論如何都不會有真正的愛情？

　　瑪：不，但或許就因為愛情的遙不可及才顯得彌足珍貴。《死亡的疾病》摒棄了傳統的人物行為，儘管長期以來它一直被當作惟一的評判標準。我覺得較《死亡的疾病》而言，《藍眼睛黑頭髮》里有更多值得讀，值得談論的東西，更多的高潮。在《死亡的疾病》一書中，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愛，有的只是同性間的愛。則《藍眼睛黑頭髮》所描寫的就是一種正常的愛。

　　阿：同樣是遙不可及的愛嗎？

　　瑪：是的，但這不是我想表達的主題。女主人公不是妓女。書中惟一模糊不清的地方就在於一開始用阿拉伯語喊叫的聲音和那個年輕男子所帶給我們的疑惑。我們可以猜測那是一個女人的喊叫。這女人在城裡有個情人，她同他做愛，卻把她的快樂交付給她的真愛，她所愛的男人，一個同性戀者。在我眼中《藍眼睛黑頭髮》寫的就是這些。然而，在《死亡的疾病》中，那個男人或許可以徑直、粗暴、孩子氣地佔有這名瞧不起他的妓女。而大部分時間裡女人都心不在焉，她幾乎睡著了。並且嘲笑那男人。

　　——摘自杜拉斯著《寫作》（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NextPage]

《情人》是杜拉斯在中國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情人》經典語句：

　　《情人》（LAmant）——法國當代最著名的女小說家瑪格麗特·杜拉斯代表作之一，屬於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獲一九八四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全書以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為背景，描寫貧窮的法國女孩與富有的中國少爺之間深沉而無望的愛情。這裡將其中部分比較經典的語句摘抄出來，以供大家欣賞。

　　Un jour， jétais ?gée déjà， dans le hall dun lieu public， un homme est venu vers moi. Il sest fait conna?tre et il ma dit: Je vous connais depuis toujours.

　　我已經老了。一天，在一間公共場所的大廳里，一個男人朝我走來。他做過自我介紹後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了。

　　Tout le monde dit que vous étiez bell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je suis venu pour vous dire que pour moi je vous trouve plus belle maintenant que lorsque vous étiez jeune.

　　我來這是為了告訴你，大家都說你年輕時候美麗，我卻覺得現在的你比年輕時更美。

　　Jaimais moins votre visage de jeune femme que celui que vous avez maintenant， dévasté。

　　與年輕時候的你相比，我更愛你現在這會飽經滄桑的容顏。

　　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 A dix-huit ans il était déjà trop tard.

　　生命不停地流逝，瞬息之間一切就都太晚了。剛剛十八歲就已為時太晚了。

　　A dix-huit ans jai vieilli. Je ne sais pas si cest tout le monde， je nai jamais demandé。

　　十八歲我就老了。是不是人人都如此，我從沒有打聽過。

　　Je sais que ce ne sont pas les vêtements qui font les femmes plus ou moins belles ni les soins de beauté， ni le prix des onguents， ni la rareté， le prix des atours.

　　我知道，女人的美麗，不在衣裝，不在美容修飾，不在香脂首飾貴不貴，不在是否擁有珍品罕物。

　　Je nai jamais écrit， croyant le faire， je nai jamais aimé， croyant aimer， je nai jamais rien fait quattendre devant la porte fermée.

　　我從來沒有寫作，卻覺得已經在寫了。我從來沒有愛過，卻覺得已經在愛了，我除了在關閉的門前等待以外，什麼都沒有做過。

　　Il pleure souvent parce quil ne trouve pas la force daimer au-delà de la peur.

　　他經常哭泣，因為他沒有勇氣突破自己的恐懼來愛。

　　Cet amour insensé que je lui porte reste pour moi un insondable mystère.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je laimais à ce point-là de vouloir mourir de sa mort. Jétais separée de lui depuis dix ans quand cest arrivé et je ne pensais que rarement à lui. Je laimais， semblait-il， pour toujours et rien de nouveau ne pouvait arriver à cet amour. Javais oublié la mort.

　　我對他產生的這種荒誕的愛情，對我來說至今仍是一種莫名的奧秘。我不明白為什麼會對他這樣傾心，以至想為他而死。我跟他已經分別十年，當這事到來的時候，這期間我很少想到他。我似乎一直愛著他，沒有什麼因素能干擾這種愛情。因而我忘卻了死亡。

　　Il lui avait dit que cétait comme avant， quil laimait encore， quil ne pourrait jamais cesser de laimer， quil laimerait jusqua sa mort.

　　他說他和過去一樣，他仍然愛她，他不能停止愛她。他愛她，至死不渝。[NextPage]

　　視覺：杜拉斯：「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變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