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文化是我國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
晉陽文化是我國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
霍 潤 德
(太原市人民政府，山西 太原030002)
[提 要] 晉陽文化是三代以來，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在晉陽大地上由漢民族和北方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共同創造，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兼收並蓄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晉陽文化體現了晉陽地區人民粗獷、豪放、不屈不撓的性格和艱苦奮鬥、勇於開拓的人文精神；晉陽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具有多元性、開放性、傳承性和特殊性的地域文化。它是晉文化的主體和主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太原建設現代文明城市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基礎。
[關鍵詞]晉陽文化；民族融合；結晶
在當前歷史文化研究的熱潮中，晉陽文化研究在山西大地興起，它不僅為晉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機，而且對建設現代化的太原市，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晉陽文化是以晉陽大地為載體，以幾千年來中原華夏民族和北方
各民族艱苦奮鬥、開拓發展為主要內容，由中原華夏民族和北方各民
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它既具備中華傳統文化形成
發展的普遍性，又具有晉陽地域自身文化積澱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
正是我們開啟晉陽文化研究課題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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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霍潤德，1943年8月生，山西太原人，太原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太原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歷史文化和教育學的研究。
晉陽地區是北方各民族融合的前沿
太原的前身晉陽，位於山西的中部太原盆地的北緣。它東、北、西三面環山，南臨扇形沖積平原，汾、晉二水穿流其中，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優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後漢書·馮衍傳》)。根據考古發現，在距今五六十 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晉陽地區就有人類生活、繁衍。新石器時代遺址更是多處發現。其中，光社遺址和東太堡遺址，反映了與河南二里頭文化相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特點。隨著人們生產方式的改進，原始農業和手工業的出現，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地域分布和特徵亦逐漸顯示出來，形成了華夏民族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團。晉陽地區正處於華夏民族與北
方各民族的交錯地帶，隨著北狄民族的逐步南遷，晉陽地區更成為北
方民族與中原華夏民族活動、交往的中心地區。
古代北方民族的構成，有的學者歸納為東胡、肅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等幾個大的族系。這些民族居住在北方廣闊的草原地區，以游牧、狩獵為基本生產方式，「逐水草遷徙」，「隨畜牧而轉移」，「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史記·匈奴列傳》)。在草原生態環境惡劣的情況下，他們往往出輕騎南下，掠奪財物，賴以生活。規模較大的南移，從現掌握的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早在夏商時期就開始了。到了西周，他們的一些分支部族，甚至到達山西南部和陝西涇渭二水流域。
匈奴，總謂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日獫狁，漢曰匈奴」(《晉書·四夷傳》)，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隨著匈奴的逐步南移，商周時期，稱之為「戎狄」的匈奴別部或分支北狄、山戎、燕京戎、北唐戎，或曰鬼方、土方、舌方等，已經活動於晉陽地區。周成王時，其弟叔虞因「左右武王」立下戰功，受封於唐，命以《唐誥》，「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唐的地望，以著名考古學家鄒衡教授為代表的學者普遍認為在今山西晉南翼城。叔虞子燮父因其地臨晉水，改唐為晉。至晉獻公時，晉國領地為「景霍(霍山)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渠，戎狄之民實環之」(《國語·晉語二》)。當時晉國的勢力範圍還沒有北越霍山達到晉陽地區。直到春秋末期，魯昭公元年(前541年)，「晉苟吳帥師敗無終及群狄於大鹵」(《秋·昭公元年》)。大鹵，《公羊傳》曰：「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晉陽地區此時才正式納入晉國的版圖。
戰國至秦漢時期，匈奴亦稱胡。西漢時，匈奴勢力達到鼎盛，「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也」(《漢書·匈奴傳》)。經漢武帝北擊匈奴，衰敗下來至東漢末，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人臣於漢，「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曹魏時南匈奴分其眾為五部，居於晉陽周邊諸縣。西晉時，塞外匈奴大批南遷，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晉書·四夷傳》)。至十六國時，南匈奴後裔劉淵率五部匈奴，起兵離石，以左國城為都，即皇帝位，建立了劉漢政權。接著匈奴別部羯族石勒建立了後趙。東胡鮮卑拓跋硅建立北魏，統一了北方後，匈奴基本上與漢族融為一體了。
東胡，「烏桓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史記。匈奴列傳》)，最初活動於今內蒙古、河北、遼寧一帶。戰國時，強大起來的東胡屢犯燕趙。林胡、樓煩、東胡「三胡」勢力被趙武靈王擊敗，又被燕將秦開「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西漢時，東胡被匈奴擊敗，分裂為烏桓、鮮卑二支。烏桓被曹操擊敗後，鮮卑卻「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逐漸強盛起來，成為繼匈奴之後勢力強大的北方民族。東漢末，鮮卑分化為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段氏、乞伏氏、禿髮氏等分支。東晉十六國時，慕容氏先後建立前燕、後燕、西燕、南燕，乞伏氏建立西秦，禿髮氏建立南涼等割據政權。拓跋氏先建代國，後統一北方，以平城(今山西大同)為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後北魏分列為東魏、西魏，鮮卑化漢人高氏與鮮卑宇文氏分別代魏建立北齊、北周。東魏、北齊時，晉陽城成了兩朝實際上的國都。隋唐時期，鮮卑和漢族基本融為一體了。
唐末五代，鮮卑宇文氏的別族契丹在北方興起。契丹，「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魏書·契丹傳》)。唐王朝興起後，契丹與庫莫奚同附於唐。唐封契丹王為「松漠都督」，封庫莫奚主為「繞樂都督」，同賜李姓。唐末，「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五代後梁末帝貞明二年(916
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機「自稱皇帝」，建元神冊，即遼太祖。後晉高祖天福二年(937年)，遼太宗耶律德光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契丹勢力達到高峰，對中原北宋王朝構成嚴重威脅。晉陽地區為宋遼之前線，晉陽城成了宋軍大本營和前線指揮部。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契丹亡於女真族的金國，遺留的部分契丹貴族西遷建西遼政權，延續了近百年之久。
女真，古肅慎國，番語訛為女真。肅慎，「虞夏以來東北方之大國也，一名息慎」。西周時，「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史記·周本紀》)。數千年來，息慎演變為眾多的支系，到宋遼金時為女真。宋政和五年(11151年)，完顏阿骨打統一了女真，即皇帝位，以會寧府為都，國號大金，建元收國。金天會五年(1127年)宋王朝南遷，形成宋、金南北對峙局面，晉陽地區為金國所轄。
繼匈奴、鮮卑之後，又一北方民族族系突厥興起。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遂因以號焉」《周書·異域傳》)。北朝時，突厥部逐步強大起來。西魏廢帝元年(552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擊敗柔然，「遂自號伊利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周書·異域傳》)。突厥汗國建立後，國勢強盛，有凌轢中夏之志。當時北周、北齊在對峙中，皆欲交接突厥為外援。突厥木杆可汗曾與北周聯兵進攻北齊於晉陽。「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木杆可汗的繼承者他缽可汗得意地炫耀：「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耶?」隋開皇二年(582年)，突厥因國內大亂；遂分裂為東、西突厥。東突厥啟民可汗歸附於隋。到頡利可汗時，兵馬強盛，有憑凌中原之志。唐武德四年(621年)，東突厥大規模南下，攻掠晉陽地區的石州、雁門、并州、代州、崞縣等地。後突厥汗國幾次侵擾晉陽地區的朔、代、忻，越石嶺關，圍攻晉陽。突厥默啜可汗「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資治通鑒·唐紀》)。至唐開元四年(716年)，默啜可汗年老昏聵，連年混戰，導致內部混亂，眾叛親離。不久，東突厥汗國也滅亡了。
唐末五代，西突厥沙陀部南下中原，進人晉陽地區，晉陽成為其逐鹿中原、建業立國的基地。後沙陀部在晉陽起兵，先後建立了後唐、後晉、後漢政權，成為五代時梁、唐、晉、漢、周五個政權中的三個。金滅北宋後，晉陽地區為金所轄。這時，居住在北方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強盛起來。蒙古，起源於東胡，屬東胡族系室韋一韃靼人，即沒有經過突厥化的原蒙古人，形成了蒙古族的核心部落。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八年(1271年)，改國號曰大元，先後滅掉了金、南宋，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兀帝國。
明朝初年，元朝勢力逐步退居長城以北，但仍虎視中原，試圖卷土
重來。蒙古族韃靼和瓦刺部強盛起來，韃靼部俺答可汗曾幾次南擾至太原城下。明王朝在太原以北修長城、設邊鎮，進行防禦。清兵入關，太原地區是其南下的要地，太原守將陳永福率部進行了激戰，但太原終被攻克，為清王朝所轄。
由於晉陽地區的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北起朔代，南至霍山，形成了以晉陽城為中心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段(帶)。朔代以北，主要是北方各民族居住活動的地區；霍山以南，主要是中原華夏民族居住活動的地區；晉陽地區是北方各民族與中原華夏民族交往、朝聘、通商、結盟和爭戰的中間地帶。自商周以來，特別是自春秋以來的近三千年的歷史滄桑中，晉陽地區一直處於北方各民族碰撞、融合的前沿。
晉陽大地是北方各民族發展的舞台
幾千年來，北方各民族憑藉晉陽地區這個歷史的舞台，演繹了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歷史劇目，這個舞台的中心就是晉陽城。
晉陽城，最早見於歷史文獻記載是《春秋·定公十三年》，曰：「十有三年……秋，晉趙鞅人於晉陽以叛。」魯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就是說，晉陽城早在公元前497年以前就屹立在汾、晉之畔了。趙鞅(簡子)對晉陽城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視，委任他的家臣董安於對晉陽城進行重建和治理，又經另一家臣尹鐸的相繼治理，晉陽城成了當時城池堅固、糧食充足、民心所向的趙氏根據地。趙簡子審時度勢，十分看重晉陽城在鞏固晉國特權中的地位和作用，曾經告誡他的兒子襄子說：「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國語·晉語九》)從晉陽城的肇建至北宋毀城的1500多年中，有九個獨立王朝在這裡建立了國都或陪都，即戰國趙都，前秦國都(苻丕)，東魏下都，北齊別都，大唐北都、北京，後唐西京、北都，後晉國都、北京，後漢北京，北漢國都。其中，除戰國趙都和大唐北都之外，其他七個先後是北方氐族、鮮卑和鮮卑化的漢人、沙陀突厥人建的。在以晉陽城為中心的晉陽地區，發生過諸如「三家分晉」、「劉恆治代」、「北朝霸業」、「李淵起兵」、「五代更替」、「北宋毀城」等重大歷史事件，幾度影響著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特別是在北朝時期，晉陽城是東魏、北齊政權實際上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它融合了自春秋以來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精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唐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地說：「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舊唐書·太宗本紀》)被史學界認為「先有晉陽，後有漢唐」、「盛世之重鎮，亂世之強藩」。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期。王室
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社會變革是這個時期的特徵。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稱霸佔中原150年之久的晉國，至平公時公室衰微，諸侯坐大，形成了「六卿專政」的局面。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晉陽遂成為趙氏的私田。在這次征戰中，因晉陽地區道路崎嶇，戰車受阻，而戎狄擅長騎射，行動敏捷靈活，開始時戰局不利。於是晉將魏舒「毀車以為行」，改車戰為步戰，才取得了勝利。從此，步兵作為一個新的兵種出現在戰場上。在戰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晉哀公四年(453年)，發生了智伯聯合韓、魏圍攻趙氏的事件。趙襄子記取父親簡子的遺訓，退守晉陽。這次晉陽之戰，以智伯失敗被殺而告終，從而導致了「三家分晉」，形成了「戰國七雄」的格局，晉陽城遂成為趙國的都城。發生在公元前453年的」晉陽之戰」，是一次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
趙國武靈王時，稱作「三胡」的林胡、樓煩、東胡和中山國的「胡
騎」的侵擾，嚴重威脅著趙國。武靈王深感「胡騎」具有無可倫比的軍事優勢，於是進行「遂胡服，招騎射」的改革。趙人著胡服，在胡人看來是友好的表示。於是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歸順趙國。武靈王依靠改革後新組建的騎兵，很快滅掉中山國，使趙國一躍成為東方最強的國家。「胡服騎射」改革的成功，在當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齊、楚等國紛紛效仿「胡服」，沖淡了當時盛行的「華優夷劣」的世俗觀點，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融合的進程，為秦漢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奠定了思想基礎。
秦漢時期，北方匈奴強盛起來，不斷南下中原，對秦漢王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晉陽處於中原北門，成為盛世之重鎮。西漢初年，為防匈奴南下，以太原31縣建韓國，徙韓王信為韓王，都晉陽。不久，韓王信獻馬邑投降匈奴。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封皇子劉恆為代王，都晉陽。代國共轄53縣，為第二大封國。當時劉恆正處于思想逐漸成熟的青少年時期，在朝中呂后「臨朝稱制」及諸呂專權、北部匈奴重兵壓境的環境中成長起來。同時，他在晉陽十七年中，對晉陽地區自春秋戰國時期以來多民族雜居、交往形成的智慧而豪爽的人文精神，耳濡目染，受到深刻的影響。他以張蒼等人為代相，備邊寇，輕徭賦，與民生息，精心治理代國。高後八年(前180年)呂后死去，眾臣迎劉恆為帝，是為漢文帝。劉恆繼位後，採取了「約法省禁」、「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在邊陲防務上，文帝借鑒戰國以來在晉陽地區發生戰事的經驗，採取了「堅邊設侯，結和通使」的政策，並派皇子劉參為太原王，都晉陽。文帝在位期間，土地開闢，人口增加，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富裕景象。時「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漢書·文帝紀》)文帝時的政策，在他的兒子景帝劉啟時繼續沿用。文帝、景帝時期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史稱「文景之治」。這裡值得提出的是，「劉恆治代」與「文景之治」有著必然的因果聯繫，正是因為劉恆在晉陽治代十七年中形成的思想和積累的經驗，使他在即位後得以付諸實施。文帝不忘故地晉陽，於前元四年(前176年)，「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灑。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太原十餘日。」(《漢書·文帝紀》)晉陽父老亦不忘文帝的恩澤，在府城東北修建了漢文帝廟，常年祀之。太原陽曲鎮皇后園，就是因為文帝母親薄太后住宿過而得名。
魏晉南北朝時期，豪傑並起、各民族逐鹿中原、民族大融合是這個時期的特徵。晉陽地區是北方各民族南下中原的戰略要地和中心地
帶。東漢末年，各地豪強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董卓、
袁紹、孫堅、曹操等割據勢力。魏晉禪代，又出現東晉十六國割據的局面。這個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所謂「五胡」涌人中原。晉陽地區先後為匈奴劉淵建立的劉漢、劉曜建立的前趙、羯族石勒建立的後趙、氐族苻健建立的前秦、鮮卑慕容垂建立的後燕、慕容泓建立的西燕等佔據，前秦苻丕還在晉陽登上皇位，以晉陽為國都。在這期間，發生了西晉并州刺史劉琨堅守晉陽與劉淵漢國對峙達十年之久的戰事。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年)，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珪改代為魏國，稱魏王，建元登國，史稱北魏。他用了十年的時間統一了拓跋珪部，征服了大漠各部，於登國十年(396年)稱帝，改皇姓曰元，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接著拓跋珪率步騎馬40餘萬出馬邑，攻取晉陽。北魏仿漢制建立政權機構，「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魏書·太武紀》)太延五年(439年)，攻滅甘肅西部的北涼，結束了十六國紛爭的局面，統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史稱南北朝。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爆發了六鎮起義。在鎮壓六鎮起義的過程中，東胡秀容川(部)首領爾朱榮因征戰有功，被封為太原王，坐鎮晉陽，成為遙控北魏的權臣。五年後，爾朱榮被孝庄帝誘殺。其從子爾朱兆由晉陽進兵都城洛陽，囚禁孝庄帝後將其殺死於晉陽三級佛寺。世居懷朔鎮(今內蒙古包頭東北)的鮮卑化漢人高歡，投爾朱榮受到重用，封渤海王。後高歡擊敗爾朱兆，於永熙元年(532年)擁兵佔據晉陽。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同時把三州六鎮的鮮卑人遷晉陽附近，作為主要兵源。高歡坐鎮晉陽，遙控北魏，被稱為「霸府」。永熙二年(533年)，北魏孝武帝因欲翦除高歡的計謀敗露，西奔長安，投靠宇文泰。次年，高歡帶兵入洛陽，立元善見為帝，改元天平，史稱東魏。不久，遷都鄴城，稱上都，以晉陽為下都。晉陽雖為「下都」，但軍政事務皆歸高氏，精兵宿將咸萃晉陽，士馬精強，遠勝鄴都，成為東魏實際上的國都。時長安宇文泰鴆殺孝武帝，立南陽王元寶炬為帝，改元大統，史稱西魏。北魏遂分裂為東魏、西魏兩個政權。
東魏武定四年(546年)，高歡領兵十萬從晉陽出發，圍攻西魏重鎮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不克，病倒陣前，於第二年死去。武定八年(550年)，高歡次子高洋以齊王身份逼魏帝元善見禪位自立，改國號齊，建元天保，以鄴城為國都，以晉陽為別都，史稱北齊。北齊諸帝大興土木，營建」別都」，開石窟，建佛寺，修宮院，修葺晉祠。幼帝高恆在晉陽建十二院，壯麗超過鄴都。又」鑿晉陽西山大佛，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北齊諸帝還不避寒暑，常年累月奔波於晉陽與鄴城之間，在晉陽總計時間遠遠超過鄴都。別都晉陽成了北齊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是實際上的國都。隋末，煬帝為鎮壓晉陽地區的農民起義和抵禦北部突厥的威脅，先後任李淵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太原留守。這時，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北連突厥，舉兵反隋。在天下大亂、突厥南下的形勢下，李淵次子李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大事」(《新唐書·高祖紀》)，並說服了李淵。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李世民父子在晉陽起兵反隋，順利攻佔長安。第二年李淵廢隋代王楊侑，登上皇位，立國號唐，建元武德，建立了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
唐太宗李世民自少年時代就生活在晉陽，他體恤民情，結集豪傑，關心國家大事，接受著晉陽大地多民族文化的薰陶。李世民繼位後，十分重視與北部突厥及西部羌族分支吐蕃的關係。他認為：「中國根干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干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資紿通鑒·唐紀》)李世民主張「和邊」，並多次遣使通和。貞觀三年(629年)，自塞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在實行「和邊」政策的同時，李世民重視邊塞重鎮晉陽的防務，派開國功臣李世勤為并州都督。他對侍臣說：「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遠勝築長城耶?」(《舊唐書·李勣傳》)李世民對晉陽有特殊的感情，貞觀十五年(641年)，李世民在武成殿宴請并州來京的父老，席間他感慨地說：「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並在席間詢問百姓疾苦。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親征高麗，於十二月班師，攜太子李治率眾越太行到達晉陽。次年正月二十六日，與群臣暢遊晉祠，並「樹碑制文，親書之名」，寫下了著名的《晉祠之銘並序》，刻製成碑。太宗原碑與摹碑現置於晉祠博物館「貞觀寶翰亭」中。李淵、李世民父子在晉陽期間，正是李世民思想成長時期。他吸取了晉陽大地自春秋以來特別是北朝時期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華，在繼位後重視多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唐王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邊塞通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貞觀之治」，把我國封建社會推向了鼎盛。
唐廣明元年(880年)，黃巢起義軍攻佔長安。僖宗下詔赦免突厥沙陀部首領李國昌、李克用父子，令其征討起義軍。李氏，「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新五代史·庄宗》)李克用率輕騎萬餘由石嶺關經太原，於中和三年(883年)首先攻入長安。因「克用功第一」，僖宗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封晉王，其父李國昌為雁門行營節度使，李氏勢力強大起來。李克用立足晉陽，北取雲中，南據昭義(治今山西長治)，佔據了山西大部分地區，成為與黃巢起義軍叛將朱全忠對抗的割據勢力。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廢哀帝自立，改國號為梁，建元開平，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史稱後梁。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生於晉陽，襲封晉王。李存勖親征河北，先是擊殺燕王劉守光，後又於幽州擊退契丹。後梁貞明三年(917年)，在胡柳陂(今山東鄄城西南)大敗梁軍，渡過黃河滅掉後梁。龍德三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東北)即位，定國號曰唐，建元同光，建都洛陽，以晉陽為西京，後改為北京。之後，與李克用同樣是突厥沙陀人，同樣是河東節度使，同樣是在晉陽起兵的石敬瑭、劉知遠，又先後建立了後晉、後漢政權，都是以晉陽為陪都北京。劉知遠的堂弟劉崇也是以河東節度使、北京(太原)留守的地位，建立北漢政權，以晉陽為國都，與後周、北宋對抗堅持了二十九年。
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於顯德七年(960年)發動「陳橋兵變」，代周稱帝，建立了宋王朝。他先後於開寶二年(969年)、開寶九年(976年)兩次征伐北漢不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以「太原我必取之」的決心，親征北漢，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圍攻晉陽，才逼使北漢帝劉繼元投降。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先後三次大規模征伐北漢，其中兩次親征，竟達十年之久。宋太宗痛恨晉陽軍民頑強抵抗，痛恨晉陽城堅固難攻，下詔焚毀晉陽城。晉陽城被毀，這個自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北方重要屏障從此喪失了，「中原北門」大開。雖然三年後在晉陽城西北25公里的唐明鎮修建了太原城(今山西太原城址)，但喪失了1500多年來雄厚的基礎的和北方邊塞指揮中心的地位，其戰略地位在短時間內難以復原。雖然經楊業七年抗遼和楊延昭鎮守三關，阻擋了遼兵南下，但終究未擋住金兵進攻，宋王朝被迫南遷。顧祖禹曾經評論說：「棄太原則長安、京城(開封)不可都也。」當然，宋王朝南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失去晉陽城這個北方重鎮，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宋王朝南遷，太原地區成為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爭之地金天會三年(1125年)，金太宗下詔兵分兩路伐宋。東路軍以宗望為主將，由平州(今河北盧龍北)進兵燕山南下；西路軍以宗翰為主將，由大同進兵太原,預期會師汴梁。但宗翰率領的西路軍在太原遇到了頑強的抵抗。知府張純孝和守將王稟率領太原軍民堅持了250餘天。尤其是接到宋欽宗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詔書時，太原軍民拒不接受。守將王稟對使者路充迪說：「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秦朝遷雲，某等不肯!」(《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使金軍預期會師汴梁的計劃延誤。興定元年(1217年)，蒙軍在木華黎的率領下進攻太原。金知樞府事烏古論德升「植柵為拒」，與太原軍民一起，堅守十餘日。大原失守後，晉陽公郭文振「遷老幼于山塞，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又率眾「夜登其城，斬馘甚眾，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戶以出」(《金史．郭文振傳》)。在這期間，雖然太原一度收復，但在蒙軍強大的攻勢下太原終被佔領，太原地區又歸元朝所轄。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他深知太原戰略地位之重要，派大將常遇春、徐達進攻太原，與元將擴廓帖木兒展開了爭奪戰。顧祖禹說：「明初攻擴廓於太原，別軍出澤、潞，而徐達引大兵自平定趨太原，戰於城下，擴廓敗走，於是太原以下州郡，次乘悉平。夫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用武之資也。」(《讀史方輿紀要·山西》)為防禦蒙古韃靼、瓦剌部的南下，從洪武至萬曆年間，前後重修長城十八次，稱作「邊牆」。又在宣化、大同之南和直隸、山西界上，修築了內長城，稱為「次邊」。今山西太原以北的娘子關、雁門關、寧武關、偏關一線和石嶺關上，仍可見到內長城的遺迹。朱元璋對太原防務十分重視，於洪武三年(1370年)，封其三子朱棡為晉王，設太原都衛。朱棡
委其岳父永平侯謝成，大規模擴建太原城。朱棡就藩後，又在府城東修建了壯麗的晉王府。明王朝遷都北京後，太原地區直系京師安危。景泰至嘉靖年間，山西巡撫朱鑒、萬恭，先後修築南關瓮城，又築連城，修新堡，在北關築土城，駐兵防守。韃靼幾次兵臨太原城下，見防守嚴密，未敢攻城，只得掠周邊諸縣而去。明王朝又置「九邊重鎮」，太原處於中心地位，被稱為九邊重鎮之首。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渡過黃河，經太原北上直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這時由女真建立的後金勢力強盛起來。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中原，定都北
京，逐步統一了中國。太原地區遂為清所轄。
自春秋時期晉陽城崛起，晉陽不僅成為歷代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鎮，而且也成了北方各民族建業立國之地。特別是先秦以來，匈奴、東胡、突厥、蒙古以及他們的部族、分支羯、氐、鮮卑、契丹、女真、拓跋氏等北方民族，逐鹿中原，建功立業，都是把晉陽地區作為戰略要地，憑藉晉陽大地這個歷史舞台，演繹、延續著自己的歷史，與漢民族一起共同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晉陽文化是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
自三代以來，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晉陽(太原)地區的歷史，是一部中原漢民族與北方各民族碰撞、交往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逐步融合的歷史。正是這種幾千年來在經濟、政治、文化全方位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積澱的晉陽文化。晉陽文化的內涵和特色，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
在經濟上。自春秋時期「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開經濟領域多民族交融之先河。魏絳「和戎」的成功，不僅使晉國在山西中北部「首開縣邑」，而且使戎狄部族邁開了從草原游牧型經濟向農耕型經濟轉化的歷史腳步。晉國趙鞅執政時期，推行新的田畝制和稅制改革，大批土地得到開發。晉陽周邊的山地和丘陵地帶也成為「有食谷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的廣闊牧場，構成了趙國的多種經濟成分。西漢時在晉陽設家馬官，有家馬廄，為北擊匈奴提供了大量戰馬。北魏至唐末五代，北方各民族大規模南遷內地，與漢民族雜居，晉陽是他們首選的根據地，或在這裡建立政權，或作為陪都，成了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交匯的中心，多民族經濟得到充分發展。隋唐時期，在晉陽積草屯糧，以備邊防後援。李淵在晉陽起兵時，「宮監之中，府庫盈積」。唐王朝在晉陽西北置「三監」牧馬，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牧馬監群。五代突厥沙陀部建立的唐、晉、漢割據政權「積粟甚多」。內附的吐谷渾牧於晉陽地區，酋長白承福放牧數年，暴為富戶。明清時期，源於太原地區的晉商崛起，開近代跨國商貿之先河，票號林立，輻射日本、朝鮮、俄羅斯，東南亞、中亞等廣闊地域，促進了中外經濟的交流，至今為海內外人士讚譽。
在政治上。春秋時期晉陽城的重建，即成為趙氏都邑，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金勝村趙卿大墓及其附葬車馬坑的出土，反映了這一時期晉陽地區經濟、文化的發達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的成功，不僅體現在軍事上，更重要的是一次政治改革。它大幅度地改變和調整了趙國的民族結構，沖淡了「華優夷劣」的舊觀念，加速了戎狄部族漢化的過程，是晉陽文化內涵的一次升華。東晉十六國時期，匈奴劉淵家族以漢皇室兄弟自居，聲稱起兵反晉是為了恢復漢室政權，故自姓劉，建國號曰「漢」，並奉祀漢高祖等諸帝，表示他的家族與漢皇室同宗。可見他的家族「漢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由鮮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經過孝文帝從政治制度到姓氏、語言、婚俗等全面改革，直接影響到在晉陽建立的東魏、北齊和五代時的後唐、後晉、後漢和北漢政權，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和融合的進程。歷史上在晉陽建立的九個國都或陪都，除戰國趙都和大唐北都之外，其他七個分別是由氐族、鮮卑族和鮮卑化漢人、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唐太宗受到多民族文化的薰陶，吸收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華，摒棄了「貴中華，賤夷狄」
的世俗，認為「中國根干也，四夷枝葉也」。唐代的政治制度源於北朝，體現了多民族融合的特徵，是對古代政治制度建設的重大貢獻，是晉陽文化內涵的又一次升華。到玄宗時，北都太原成為與京城長安、東都洛陽並稱的「天王三京」、「非賢莫居」的雄藩巨鎮。北宋末，太原是北方女真、蒙古、滿族貴族入主中原的戰略要地。在金、元、明、清更替的過程中，太原宋守將王稟、金守將烏古倫德升、元守將擴廓貼木兒、明起義軍守將陳永福等，都是把堅守太原作為己任，傳承著晉晉陽文化不屈不撓、英勇鬥爭的精神。
在文化上。自戰國趙武靈王改革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經春秋戰國、北魏時期和唐末五代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過程，極大地豐富了晉陽文化
的內涵和特色。特別是在北朝時期，從北魏霸府、東魏下都、到北齊別都晉陽，成為這個時期文化交流的中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在太原地區發掘了多處北齊和稍晚的隋代高官的墓葬。其中以北齊東安王婁睿墓、武安王徐顯秀墓和隋代虞弘墓為代表。婁睿墓壁畫中龐大的胡商駝隊，人物形象顯示出波斯人的特徵；徐顯秀墓壁畫中，人物形象和樂隊及其樂器，充滿異國風情，應來自西域、中亞、西亞甚至地中海地區。隋代虞弘墓中的石槨雕繪，多為人物騎馬、騎象、騎駱駝捕殺獅子的圖像，人物形象及服飾顯示了波斯與中亞諸國文化色彩。從上面墓中壁畫和浮雕可證明，早在北朝時期，晉陽已是西域外來文化融入華夏文化的首要地區。
魏晉以來，在漢民族與北方各民族的生活交往中，逐漸消除了對
胡族的隔閡、歧視和偏見，融合了胡族的文化、宗教和生活習慣。窄袖胡服取代了漢族褒衣博帶的傳統服飾，成為漢民族的常服。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外來宗教在這裡傳播流行。太原在北朝和隋唐時期是所謂胡僧集聚和傳法的重要地區。
宋代晉祠聖母殿、魚沼飛梁，是現存最規範的宋代《營造法式》的典型實物；清徐宋代狐突廟，蘭村元代竇大夫祠，龍山元代道教石窟等遺存，都反映出宋元以來不同宗教在晉陽地區的文化特徵。元代修編宏大的道教典籍，全國設書局24所，太原就有7所。明代的城市建設規模居各藩王府城之首，在城市禮制建築方面起到了典範作用。至今留存的佛教廟宇崇善寺、儒教文廟、道教純陽宮、伊斯蘭教清真寺、民間武聖關帝廟及外埠的江浙、川陝、湖廣等會館遺存也是星羅棋布。清末到近代，太原的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空前發展，改書院為新式學堂，創建設有中西學齋的山西大學堂，傳播新的文化思想和科學知識。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太原文瀛湖畔，成為愛國志士和文化名人交流思想、弘揚優秀文化的場所。太原近代新的文化構成，為晉陽文化賦予了新時代的科學內涵，具備了與時日俱進的優秀品格。
綜上所述，晉陽文化是三代以來，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在晉
陽大地上由中原華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
中共同創造，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兼收並蓄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
結晶；晉陽文化體現了晉陽地區人民粗獷、豪放、不屈不撓的性格
和艱苦奮鬥、開拓創新的人文精神；晉陽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
發展，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具有多元性、開
放性、傳承性和特殊性的地域文化。它是晉文化的主體和主流，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太原建設現代文明城市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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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二十四史」、《左傳》、《國語》、《戰國策》、《資治通鑒》、《三朝北盟會編》、《讀史方輿紀要》、萬曆《太原府志》，鄒衡《商周考古論文集》、翁獨健《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林惠祥《中國民族史》、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張碧波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李非主編《太原考古》、渠川福《再論東魏、北齊時代的晉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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