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比較

06-16

魯迅與胡適比較

——和李澤厚的對話

劉再復：你讀了李慎之先生寫給舒蕪的信了嗎?信中說，最近他對魯迅與胡適的評價有個很大的轉變。他說：「我六十年來一直愛戴崇敬魯迅。對胡適的感情是完全無法與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適當然『也是個人物』，但他軟弱，易妥協，同魯迅比起來，『不像一個戰士』，而且顯得『淺薄』……這些『胡不如魯』的印象本來也一直存在心裡。……經過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轉了過來，認為就對啟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魯迅未必如胡適。」經過整整半世紀對胡適的批判和對魯迅的推崇，最後李慎之作了這樣的判斷，可見中國有一些知識者的思想真的獨立了，不再被時代的風氣和權力的意志所左右，儘管我想和李慎之先生作些商榷。

李澤厚：這封信我讀過了。沒想到李慎之文筆那麼好，年紀快八十還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比許多年輕一輩、兩輩的學人都寫得好，沒有八股味，想得清楚，寫出來就清楚。魯迅與胡適，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個性。他們也是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化作出貢獻的，其貢獻的方面並不相同。我仍然堅持自己原來的看法，覺得魯迅最了不起。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他以文學方式包括小說、散文和雜文，向各種陳舊傳統作韌性的啟蒙戰鬥，但同時又超越了啟蒙。他有著對人生意義的尋求。魯迅是「提倡啟蒙，超越啟蒙」，這使他的啟蒙比胡適(包括陳獨秀)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劉再復：因為要紀念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香港作家》主編梅子先生約我寫篇文章。我首先用兩個概念表述了基本看法，一個是「奇蹟」，一個是「悲劇」。說是奇蹟，是指作為一個偉大文學家，魯迅在白話文的草創階段，也就是在剛剛進行另一種語言方式的寫作實驗時，他的小說就寫得那麼精彩，語言那麼成熟，文體那麼獨特，真是奇了。單憑他的兩部小說集(《吶喊》與《徬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絕千古。還有另一點也很奇，他的思想那麼深刻，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的認識那麼深刻。魯迅代表著新的文學時代的深度，這一點，其他現代作家(包括胡適)望塵莫及。

我想要特別說明的是，魯迅對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即「國民性」的發現，認識與解剖，更是無人可比。胡適、陳獨秀這些啟蒙家，當時都看到中國制度上的問題，但魯迅更深地看到，除了制度，還有一個文化問題，國民性問題，如果文化心理基礎不變易，甚麼先進的事物進來都沒用。中國人的圓滑不是一般的圓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圓滑；中國人的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血腥式的自私。這種民族劣根性就像「黑染缸」，甚麼好名詞、好制度一經它的污染，就會變形變質。民主制度恐怕也是如此。魯迅看到這一點很了不起。國民性，民族集體無意識，這種東西無法實證，也非知識可歸類的。國外一些研究中國國民性的論著，所以只能羅列「保守、固執、不守時」等性格弱點，停留在國民性表面上滑動，就在於他們使用的只是實證與邏輯的方法。而魯迅不是這樣。他對國民性的把握，是偉大文學家直覺方式的把握，是以天才的洞察力和敏感力，穿透國民性格表層現象而挺進到中國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直逼「根柢」，直指要害；然後又天才地描摹中國病態靈魂的「靈魂意象」(阿Q等)和麻木靈魂的形式(「精神勝利法」)。但魯迅又是個悲劇。古今中外歷史上，沒見過一個作家被政治利用得這麼無情、這麼厲害的。他生前想改造中國人，死後卻完全被中國人所改造，改造成凶神惡煞似的政治玩偶，改造成歷史的傀儡和打人器具。魯迅的被神化，實際上是被非人化。先把他非人化，再利用他進行政治掃蕩和裁決別人。李慎之先生似乎沒有把表層啟蒙(側重於政治上「用」的層面的啟蒙)和深層啟蒙(側重於精神上的「體」的層面的啟蒙)分開。從深層啟蒙的意義上說，魯迅顯然比胡適更深刻。但從政治理念層面看胡適的一些見解，也很了不起。

李澤厚：從啟蒙的角度上說，胡適比魯迅更注重政治上的啟蒙。如李慎之所說，他主要是：感受和認識美國的民主制度、法治觀念等，而且堅信不移。他反對過國民黨，晚年仍支持雷震。他自覺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動過。魯迅則完全是個作家。以前神化魯迅，給他戴了許多「家」的帽子，其中最重要的三頂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八十年代，我們去掉他第一頂帽子，現在似乎應該去掉第二頂，而只保留第三頂：魯迅是文學家，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偉大文學家。這才還其本來面目。文學訴諸情感，所以才有「人誰不愛魯」？產魯迅的啟蒙訴諸人的情感方面。胡適說：「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個人。」但是，胡並不能充分理解這句話。倒是魯迅身體力行地挖掘了孤獨的內涵。魯迅的孤獨感與悲愴感具有超時代的形而上的對人生意義的尋求，同時又有他深刻感受到的時代內涵，所以極有深度，非胡適所能比擬。

劉再復：魯迅也是思想家。現代作家中的傑出者如郭沫若，沈從文、巴金、老舍、曹禺，張愛玲、錢鍾書等都不是思想家。有深邃思想，是魯迅一大特點。但魯迅的本體本色，的確是偉大作家。從作家的特點去讀魯迅，才能真正把握魯迅，才能發現和理解他的片面形態與偏激形態的價值，即他的情感價值。你一再強調應該注意魯迅「提倡啟蒙又超越啟蒙」，這的確是個關鍵。正是超越了啟蒙，魯迅才進入其他啟蒙家(包括胡適)無法進入的極為深邃的精神層面。當啟蒙者們進入時髦的「自由主義」、「科學主義」、「理性主義」、「集體主義」等概念遊戲中時，魯迅卻單獨地踏進了另一個精神維度，這就是叩問人的存在意義的維度。這一點很不簡單。

我在《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維度及其局限》一文中，指出從審美內涵的角度上說，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學，大體上只有「國家、社會、歷史」這一維度，而缺乏」「叩問存在意義」、「叩問超驗世界」、「叩問自然」等三個維度，而魯迅卻如鳳毛麟角，偏偏有力地叩問了個體生命「此在」的意義，揭示孤獨存在個體深刻的精神內涵與時代內涵。這些內涵與西方作家的荒誕感、厭煩感既相通又不同。魯迅絕望，又反抗絕望；厭煩，又反抗厭煩；他走入精神深處，又不忘生命個體應負的歷史責任。他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大苦悶的總象徵。然而，由於魯迅一走上新文學路程，就與傳統徹底決裂，沒有給自己留下精神退路，也拒絕其他精神逃路，對現實的黑暗和國民性致命弱點又看得格外分明，因此，他的孤獨感深到幾乎帶有病態。他反對「費厄潑賴」，主張復仇」與「黨同伐異」，臨終時還宣布「一個也不寬恕」。這一切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可以理解，作為一個作家的文學形態也可理解(文學的策略總是把自己的情感方式推向極致)，然而，一旦訴諸社會，就顯得不夠「寬容」，過於激憤。魯迅的復仇情結，是一種非理性情緒。它一進入社會，甚至被上升為普遍理性原則，就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相比之下，胡適顯得寬容。這一點李慎之所說是對的。

李澤厚：「不寬容」倒是魯迅的一大貢獻，這恰恰又只是文學——情感上的!它能激勵人們，而並不是也不能特別是不能作為一種政治——理性觀念來對待。胡適為人做事都比較寬容，這倒與他的政治理念相吻合，而這恰恰不是文學的。但中國缺乏的倒是這種自由主義的寬容氣慨和作風。政治立場可以有不同選擇，但寬容態度有其獨立的價值。魯迅的確說了許多激憤的話，如你所說，我們不應當把作家情感憤激之辭當作理性的普遍原則，這會帶來許多問題。毛澤東讀魯迅，恐怕就有這方面的誤讀誤用。李慎之說「誤導」，其實更多的恐怕是「誤讀誤用」，把文藝作品激發的情感態度當作是理性的正確認識。例如「痛打落水狗」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變成政治理念的原則，就產生了種種置人於絕境的暴力。

劉再復：胡適的思想雖不如魯迅深刻，但他一向主張改良，主張一個一個研究問題，整個思路是建設性的。他從嘗試用白話寫詩到考證幾部古典長篇到文學史、哲學史、禪宗研究，都是建設性的開風氣之先。他的缺點是建設力度，深度不夠。他倡導語言改革，功勞很大，但語言思考的精神深度與西方的索緒爾(Saussure)、維德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相比就顯得單薄。他在中國開了自由主義先河，但也只是表面功夫。因為建設底蘊不足，所以沒有創造出自由主義的現代典籍，結果其他思潮一來，便潰不成形。這也可說是一種文化教訓。魯迅雖有深度，在實際上也埋頭建設，但因為對中國傳統與現實壞的方面看得太透，便產生一種「無破壞即無新建設」的思路，革命性很強。毛澤東後來強調「不破不立」，而且說明自己的心與魯迅相通，大約正是在「破字當頭」這一點上最為相通。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包括反省二十世紀整個中國歷史，應當承認，我們過去是破壞太多，建設太少。魯迅的先破後立的思路是值得質疑的。

李澤厚：二十世紀中國的確是破壞性思路、也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思路佔了上風：情緒有餘，理性不足；破壞有餘，建設不足。二十一世紀應該有個大轉變，應當把思索與行為的重心轉到建設上來。胡適許多貢獻是建設性的，例如他提倡白話文，寫新詩《嘗試集》，寫《中國哲學史》等等。五十年代大規模批胡適，但批不倒他的《紅樓夢考證》等考證成果。魯迅後期的政治情緒非常鮮明，但並沒有完全政治化。他埋頭翻譯《死魂靈》，出版各種木刻等等。他不是當今那種要否定一切只張揚自己的空頭批判家。

劉再復：魯迅已經誕生一百二十周年，逝世六十五年了。有了時間距離，我們的思考就比較冷靜，心態也會比較正常。那種捍衛魯迅的脆弱心態與「解構魯迅」的痞子心態以及市場炒作心態，離我們很遠。今天我們把魯迅和胡適作一比較，也是學術的平常事。經歷了風風雨雨，他們兩人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卓越貢獻，已經沒有甚麼疑議了。

2001年9月6日，原載《亞洲周刊》2001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