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的崛起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揭開了人類戰爭史上新的一頁，當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頁。據統計，這場戰爭至少使860萬軍人陣亡，因重傷或疾病至死1000多萬人，另有2122萬多人受傷。就損失而言，這場戰爭大約耗費了3380億美元。戰爭的殘酷性以及戰爭損失的空前程度給戰爭賠償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新的挑戰。　　大戰結束後，德國能夠從新崛起的首要條件就是解決好戰爭賠款問題，爭取在戰爭賠款中取得主動，一戰後協約國集團對德國的戰爭賠償問題要求大致基於兩個方面的目標：第一，通過向德國索取戰爭賠償起到對德國的懲罰作用；第二，通過索償，削弱德國的經濟能力，加強協約國各國自身的經濟力量。協約國把其在戰爭中所欠美國的債務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產生的約200億美元債務的償還也多寄托在德國賠償上，甚至協約國各成員國連恢復自身經濟的各項計劃也想依賴德國的賠償。這種巨大的期望值，必然會加重戰勝方對失敗方處罰的力度，進而導致戰後戰爭賠償問題的複雜化。如果協約國的期望都能夠實現，德國就將成為他們的奴隸，是永遠沒有翻身的餘地的。　　要想在戰敗賠款上取得主動，關鍵就是要外交的成功，這個成功的希望就只有在利用各個戰勝國的利益取向不一致上進行漁利了。由於協約國集團內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難形成一致意見。法國曾經飽嘗過對德戰爭賠償的苦頭，此次戰後，自然想借賠款削弱德國，以雪普法戰爭之恥。英國從當時的現實利益出發，歷史上英法百年戰爭的陰影猶存，害怕法國過於強大，進而稱霸歐洲，構成對自己新的威脅，於是便採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躍成為各國的債主，其對德政策更多的著眼點是扶持德國，欲將德國變成其在歐洲的重要基地。於是，英國同美國一起主張適當地放寬對德國的賠償要求。協約國內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訴求，是導致一戰後德國賠償問題不斷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背景下利用戰勝來訛詐戰敗國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各國被迫在損失賠償的法理上尋找讓德國賠償的依據，因此《凡爾賽和約》中關於戰爭賠償的規定與以往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對德國賠償責任的追究是以德國及其盟國的開戰責任為依據的，這與以往只追究失敗的責任形成了區別，也就是說，它排除了根據唯一的強權法則把戰爭賠款強加於戰敗國的傳統原則，也就是普通法律裡面德侵權責任原則。第二，用簡單的補償造成的損失的方法取代了傳統的戰爭賠償原則。第三，它既把賠償範圍明確限定在由侵略國家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之內，同時也鑒於戰爭費用數額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戰爭費用的償還。第四，關於賠償的範圍比以往有了更為具體的規定，特別重要的是，它規定德國應對交戰期間由於德國及其盟國的陸海空進攻，而加之於協約國普通人民的一切損害承擔賠償義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賠償已經大大的減少，我們還要注意到的就是德國在一戰結束後，實際上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是極大的改善的，東部的強鄰奧匈帝國已經解體成為很多獨立的小國，奧地利在二戰前併入了德國，而土耳其也發生了解體，德國東南方向的威脅徹底削弱；而德國的東北方向俄羅斯發生了國家變革，在變革的動蕩中國力大打折扣，同時獨立出來的波蘭還是德國與蘇聯的一個很好的緩衝區；在德國的西邊，法國在戰爭中也損失巨大，在德國不被認為是一個威脅時英法的矛盾就加劇了，德國反而可以在英法矛盾中漁利；最後還要注意到的是美國在一戰後成為新崛起的一種力量，在歐洲分裂和矛盾不斷地時候，美國的態度成為了最後的決定因素，同時美國還有一張王牌，就是美國是這些戰勝國的債主！　　德國對於美國的遠交近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美國的支持下1924年4月9日美國人道威斯擬定一項解決賠款問題的計劃，史稱道威斯計劃。該計劃經同年7月16日～8月16日之倫敦會議（英、法、意、日、比、希、葡、羅、南、美參加）討論並通過，同年9月1日生效。該計劃企圖用恢復德國經濟的辦法來保證德國償付賠款。主要內容是：由協約國監督改組德意志銀行，實行貨幣改革，並由協約國貸款 8億金馬克（摺合1.9億美元）以穩定其幣制，在賠款總數尚未最後確定的情況下，規定德國賠款年度限額，即由第一年（1924～1925） 10億金馬克開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 （ 1928 ～1929）增至年付25億金馬克；德國支付賠款的財源來自關稅、煙酒糖專賣稅、鐵路收入及工商企業稅；發行110億金馬克鐵路公債、50億金馬克工業公債；德國的金融外匯、鐵路運營以及稅捐徵收事務受國際監管。德國以法、比兩國從魯爾撤軍作為接受賠款計劃的條件。1924年8月16日，計劃被雙方接受。道威斯計劃的執行，對20年代後半期德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924～1929年德國支付賠款110億金馬克，獲得外國各種貸款約210億金馬克。　　作為解決德國賠償問題的方案，「道威斯計劃」的產生及其得以實施還有更具體的背景。眾所周知，「計劃」不僅結束了德國經濟的混亂狀態，解決了德國繼續賠償的一系列技術性問題，而且也使美、法等圍繞德國賠款問題的矛盾、鬥爭以及相持狀態得到了大大緩解。再一個問題就是20年代德國對協約國的戰爭賠償問題和戰後協約各國對美國的戰債償還問題聯繫在了一起。　　「道威斯計劃」實際上結束了由法國及其由它控制的賠委會在德國賠款問題上的支配作用，確立了以美國為主的多國支配機制；其次，為美國私人資本流入德國和有效地從其他協約國收回戰債創造了條件。據記載，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國共支付賠款110億金馬克（約合27億美元），而同期德國從美、英等國得到的貸款約為210億金馬克（約合50億美元），其中美國向德國提供的是22億5千萬美元。也在同一時期，美國從各協約國收回了約20億美元的戰債本息。這樣，一批又一批的美元從美國流入德國，再以賠款的形式流入協約國，最後又以戰債形式流回美國，形成了一個循環。當時我們中國流通的銀元中的鷹洋，就是一美元的銀幣，當時的美元和我們的一兩白銀是可比的，你就知道流入德國的這幾十億美元的概念是什麼了！我們中國的所有近現代的賠款，總和還與之差距很大呢！《第三帝國的興亡》，開篇多是描述希特勒先生怎樣上台的，而對當時的各國經濟邏輯關係鮮有筆墨，原因就是這些經濟運作不好公開寫啊！　　美國的這樣的舉動，把協約國的國家欠債，變成了德國發行的國債，美國的債權轉移到了債券持有人，雖然保證了美國債權的實現，各國也償還了外債，但是國際金融資本得以左右世界格局。而德國的國債是全世界的金融資本進行認購的，當然來自美國的很多，但是這樣的結果就是把債務從國家變成了民間，債券的持有人是來自「民間」，這「民間」的利益是要全世界保障的。而對於國家的債務在一戰後國家無力償還，誰也無力再次發動戰爭，美國和各國的債權債務為了私利而把這些債權債務變成了全世界持有的債券，對於德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勝利。這裡的利益完成了從主權國家到國際金融資本的角色變換。　　對於國際金融資本的力量，德國人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早先幾十年德國的思想家寫的《資本論》以及其政治經濟學是西方各國也要看的，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發展後的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國家利用國際金融資本達到世界的平衡也是具體的應用成果。在此基礎上1928年德國聲稱財政瀕於破產，無力執行該計劃，這最受到威脅的當然是購買德國債券的資本，這些資本左右全球的利益分配，所以德國的賠償就要減少以維護債券的安全。在此背景下關於德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賠款的支付問題的再度協商，制定了揚格計劃取代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也稱為揚計劃，由美國律師O.D.揚（1874～1962）主持的委員會在巴黎開會制定。揚計劃是修訂「道威斯計劃」，把德國應付的賠款總額縮減為263億美元，59年付清，結束外國對德國經濟生活的控制。能夠輕易的大規模的減低賠償，背後還是國際金融資本的力量，因為國際金融資本的償還最需要優先得到保證。1930年楊計劃開始生效，但是世界經濟大蕭條已經開始，德國支付能力大受影響。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權力，他拒絕履行凡爾賽和約，其中包括賠償。德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根本支持也是在《資本論》，他們對於國際金融資本的情況也是有著透徹的理解，所以我們直到現在對於這個黨的名字要音譯。希特勒可以這樣公然的對抗戰勝國，這背後是有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的，而這些資本又決定了各國的經濟命脈，同時這也是維護國際資本的利益地情況下各國的綏靖政策的開始，因為各國都不敢得罪德國和對於德國逼債使得他們國家的德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在二戰前對於德國的綏靖政策，根本不是這些國家領導人簡單的軟弱，而是有更加深刻的利益背景，從來都是政治服務於經濟的。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的崛起的反思（二）德國希特勒的成功，關鍵也是在於對於世界各方力量的系統的分析定位，絕對不是我們所說的像瘋子一樣的瘋狂同時如瞎貓遇到死耗子剛好碰上國際各國都是投降的綏靖政府。就如我們的建國與當年的《社會各階層分析》那篇文章一樣的。成功的把國家的負債轉化成為對於國際金融資本的負債，把德國的發展與全球金融資本的利益統一起來，同時利用這些金融資本在各國本國的影響力，主導各國對於德國的綏靖，給希特勒帶來擴張的空間。　　以今天的眼光看似乎德國的幾十億美元債券不是那麼多，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在70年代金本位破裂前一盎司黃金是35美元，破裂後立即上升到800美元每盎司，貨幣貶值多少可見一斑。一戰後黃金是20美元左右一盎司，黃金與白銀的比價是一比十幾到二十，盎司的重量與我們的市兩（金衡一斤是十六兩）差不多，我們的辛丑條約才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合五億美元左右，民國期間的軍閥混戰的軍費也就幾千萬美元，當初大清國雖然疲弱但是它的社會財富是位於世界前列的，所以這樣的幾十億美元的巨款到底有多大你就好理解了，美國的資本市場絕對沒有實力獨自完成，一定是一個全球融資的過程，其結果就是通過美國的資本市場讓全球的金融資本認購了這些債券，最後德國的這些債券綁架了全球的金融資本，而債券的持有人的不特定性使西方戰勝國的外交和軍事力量都難以取得當事人的身份公開介入，但是各國又必需保護本國債券持有者的利益，針對這些債券的政策由於是美國資本市場發行的債券還要有美國在中間阻隔，問題的複雜性讓你有力無處使用。　　希特勒完全依賴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是不夠的，希特勒還非常好的利用了宗教的力量，西方的基督教對於猶太人是有歷史的仇恨的，猶太人殺死了耶穌。屠殺猶太人我們很多人把他解釋成為希特勒個人的原因和極端的種族主義，但是當時的西方世界的種族主義都很盛行，記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嗎？而這樣大規模的屠殺，完全變成個人意願實際上又是在搞歷史英雄主義。對於猶太人的屠殺是有各方面的支持的，宗教教會是很高興的，西方很多國家還把猶太人送到德國讓德國關集中營，只是在戰後各國和宗教都不願意承認這樣的事實而已。對於猶太人的打擊，還有一點就是猶太人對於金融的力量，猶太人是歐洲的高利貸者，是現代央行體制的阻礙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殘殺猶太人的行為，是歐洲歷史上一貫迫害猶太人這一傳統的繼續。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三）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認為放高利貸是罪惡，但是，即使是教會統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貸這類金融活動，於是，教會就把這種「罪惡」的活動交給猶太人做。因為，反正猶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讓他們從事這種罪惡的金融活動，教會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維持了社會的需要。就如在莎士比亞的劇作《威尼斯商人》描繪了一個名叫夏洛克的人。這是一個猶太人，一個放債者，一個放高利貸者，刻毒而貪婪。時代的小說經常最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心態。　　對於猶太人的掠奪，歷史就有不少，他們的錢財隨時都會被剝奪。比方說十字軍東征時，教會為招募更多的十字軍戰士，頒布了一條命令：參加十字軍的人，如果欠猶太人的錢，一律赦免，不用還了。再比方說，西班牙國王1492年下令驅逐猶太人，同時下令，出境的猶太人不得攜帶黃金，只能攜帶一頭毛驢和一定量的糧食。於是，被驅逐的猶太人不得不將黃金兌換成毛驢和糧食，造成毛驢和糧食價格大漲。猶太人的財產就這樣被整體性地剝奪，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猶太人試圖將黃金吃下肚子帶出西班牙，結果就是吞金喪命。　　歐洲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裡，猶太人不允許擁有不動產和實質財產，也就是說，法律規定猶太人不可以買房子，不可以擁有土地。前者致使猶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區域集中居住，居住條件由政府決定。這造成了歐洲各地的猶太人聚集區，後來發展成為集中營（由此我們是否能夠理解，日後在西方依然盛行很久的種族隔離政策？）。猶太人不能買土地，決定了他們不能當地主，也不能當農民。「其他實質財產」的內容包含很多。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後，教會的統治力量下降，君主專制佔據歐洲政治舞台，歐洲各國對於「其他實質財產」內容的規定也開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條是很明確的：猶太人不可以擁有房產。　　對於十九世紀歐洲最強大的猶太金融家族，羅思柴爾德，他們也是猶太人，他們也不能例外。當時這個家族銀行的總部在維也納，負責人是羅思柴爾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羅門-羅思柴爾德，他還是奧地利政府的財務顧問。用今天的話說，屬於有權有勢的人物，還有大量的高層關係。即使是這樣，在《貨幣戰爭》中描繪的他們如日中天的縱橫馳騁時，所羅門-羅思柴爾德也不能擁有房產，只能常年住在賓館裡，賓館既是他的生活住處，也是辦公的地方。只是後來才逐步改進了他們的處境。　　由於猶太人受到各方的盤剝，導致猶太人的經營必須攫取足夠的暴利，必須足夠的貪婪，而這樣的結果又繼續導致社會民眾對於猶太人更大的憤恨，成為了教會和執政者轉移社會矛盾的目標，所以仇富是有很深刻的背後利益主使的，而西方的富人慈善的背後也是有歷史教訓的，但是對於中國說一點題外話，中國的歷史經驗是田氏代齊和沈萬三之死，富人要是慈善了，就離死不遠了，中國的文化導致歷史經驗與世界大大的不同。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四）　　在支持德國的道威斯計劃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改組德意志銀行和改革貨幣，這樣的做法直接會與原來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些以往的金融既得利益者就是猶太人的金融領域，而改組德意志銀行也是國際新興金融資本對於德國反對金融勢力的進攻。在這裡還有美聯儲對於英格蘭銀行的全球金融競爭布局的開始，德國的債券是華爾街籌劃發行的，改組德意志銀行和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都是美國人提出的，在一戰以後美英爭奪世界金融制高點的大戰也空前激烈了。　　新的銀行體制和貨幣發行機制導致世界進入了低利率時代，與猶太人的高利貸矛盾非常激烈，同時有猶太人的高利貸吸引了大量富餘資金，銀行正常地儲蓄受到威脅，政府的債券發行工作更受到了限制，要使改組後的德意志銀行真正的成為德國的中央銀行，對於原有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的剷除是必須的，但是對於西方的法制國家，如果剝奪這些人的合法財產？資本家是不能給政府有侵犯私人財產的權利的，否則自己將來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所以僅僅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和貶低為賤民是不好操作的，能夠做的就是利用宗教針對特殊人群的人身消滅了，因此對於猶太人的迫害，背後是有教會的支持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的，這樣的力量是超越國家主權的，教會在中世紀就凌駕在國家之上，金融資本國際化和壟斷後主宰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有這樣的力量支持，希特勒才有可能在前台充當屠夫。　　我們想一下當初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金融並不特別重要，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了以後，尤其是到了產業壟斷階段，金融已經成為了產業和一個國家經濟的制高點，這樣的掌握國家前途命脈的產業，被猶太人異教徒所控制，是西方基督教勢力範圍內各個階層都極力反對的，其內在背景不亞於十字軍的東征的宗教意義。而新的銀行體制是在以國債為抵押的貨幣發行基礎上建立的，比以前用金銀的貨幣發行成本極大的降低，從而產生了著名的劣幣逐良幣的效應。由於貨幣也是一種商品，也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實際上就是對應著利率，所以新的銀行體制可以讓利率降低，提供更多的貨幣，促進經濟發展，同時要注意的是在道德上老百姓沒有資產都是借款的人，對於高利貸切膚的疼痛，就如當年中國的窮人對於當鋪一樣，所以這樣的打倒猶太人，老百姓是有斗土豪的無比快感的，能夠這樣全國上下一心的屠殺到位，背後是宗教、經濟等等多重背景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希特勒實行這樣的政策，他的民意支持率是大幅度提高的，有一種說法是希特勒是西方民主選舉支持率最高的國家領導人，由此可以想到邪教力量的可怕和民主也不是萬能的。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五）　　僅僅如此就讓德國崛起還是不夠的，同時要還有一系列的經濟政策支持，我們都說希特勒靠猶太人的財富使德國整軍備戰，但是我在前面的文章分析已經提到，剝奪猶太人的財富只是一個社會財富的轉移，不產生新的財富並且還有損耗，真正使國家經濟發展的是摧毀了猶太人陳舊的高利貸模式的金融體系，建立了現代的央行金融體系，希特勒發行的大量債券，按照中央銀行間接發行貨幣的方式，是銀行發行貨幣的抵押物，貨幣投放量就極大地提高，比依靠金銀進行抵押貨幣發行的方式有了巨大的進步，有了貨幣投放，經濟就活躍了，這才是德國崛起的經濟基礎。　　希特勒上台，是在當時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的末期，希特勒採取了國家凱恩斯主義，以國家積極財政政策向軍工發展，帶動債券和貨幣發行，造成國家經濟的高潮，但是我要說的是凱恩斯主義是血腥的，應為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必須有足夠的消費帶動，但是消費沒有起來，就只有依靠戰爭來消費了，這些在我以前的文章《血腥的凱恩斯主義》裡面仔細分析過，希特勒的國家財政政策不僅僅是軍火，也有其他的投資，比如進行社會保障的改革，比如對於科學研究，包括對於相對論和原子彈的研究；還有對於國家的高速公路網的建設，最早的高速公路建設就是在德國一戰以後，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可以讓德國兩線作戰時可以一天之內把軍隊從西線調往東線。但是平時這也是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在當時汽車工業剛剛興起時這是帶動汽車產業發展和消費的根本保證。　　有了這些政策的保駕護航，德國的經濟才得以快速的發展，同時擺脫了一戰失敗後的重大賠償責任，希特勒要發行這些天量的債券籌集資金，必須打壓社會的借貸高利率，打擊高利貸者，放貸為生的猶太人首先成為打擊對象很自然了，而猶太人在一戰中和戰後的金融投機，給全社會極大的痛苦記憶，通過打擊猶太人的成功建立了國家金融和壟斷體制，這樣的國家壟斷是非常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的，國家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底層工人階層的狂熱，而普通德國人的收入沒有提高，壟斷的投資沒有普通老百姓消費能力的提高來帶動投資回報和良性循環，為了投資和經濟發展的持續，新的投資就越來越向軍工領域轉移，軍工的投資背後只有開始戰爭來消費了，因此德國進而發展到以軍工為帶動的國家積極財政政策，國家的軍國化和再一次的戰爭將不可避免，在這裡金融資本的利益訴求是促進了戰爭的。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六）　　同時這樣的戰爭也是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需要，德國極端的種族主義的興起也是問題的關鍵，而各國在其間的各自利益考慮也縱容德國法西斯的這樣的行徑。而一旦你利用了極端的種族主義打擊了猶太人，這樣的意識形態一旦建立就如邪教產生了一樣，不讓你頭破血流你是回不了頭的，更進一步講法西斯就是某種邪教。看一下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間尺度，前後就20年左右，也就是爸爸在一戰戰死，兒子又要再上戰場，這沒有民間的戰爭狂熱是不可想像的，這狂熱與精神領域的洗腦也是分不開的。所以反對邪教的侵蝕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能夠獨立思考在思想上抵禦邪教的人在社會中是不多的，也是邪教政府首要的迫害和清除的對象，當這些人被迫害光了以後，這樣的國家就是非常可怕的邪惡國家了。　　美國在希特勒打擊猶太人的時候獲利是最大的，因為大量的猶太人攜帶著財富從德國逃往美國，同時其他歐洲國家的猶太人也是如驚弓之鳥的逃入了美國，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才，美國實行人權平等的政策是有巨大的經濟背景的，這不僅僅是德國的猶太人，還有其他歐洲國家的猶太人，還有歐洲避難的富人，要對於戰爭破壞避險的私人和法人的財富等等均轉移到了美國，同時美國也不是一視同仁，是態度以財富衡量的，比如對於我們華人那時到美國的態度由於沒有猶太人的財富，政策就限制多一些。而逃跑到美國的猶太人金融家，人身都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再爭奪金融話語權了，我們有人神化的羅思柴爾德家族，在這些變故中據說也是損失慘重，以後這個家族在世界金融舞台的地位，與其無比顯赫的前面的世紀，是有天壤之別的。所以美國在二戰中和二戰後宣傳人權的背後，是要吸引全球的富人和財富轉移美國，世界上總有很多短視的國家不保護本國富人的財富，使本國的高端精英對於美國無比嚮往，這樣美國就總是有借著推廣人權吸納他國人才和財富的機會。　　對於德國的軍國化後西方的想法這裡就不再詳述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了，西方為了禍水東引，有了對於希特勒的縱容和慕尼黑陰謀，那個時候對於希特勒德國的扶持，已經不是扶德抑法，而是扶德抑蘇了，因為在蘇聯成立後的內亂平復，大亂後的計劃經濟讓蘇聯國力大增，因為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會體現計劃的效率，而計劃經濟的管理成本要過一段時間才會顯現，體系的腐敗變質是需要時間的。此時的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突然崛起是對於世界原有格局和金融資本更大的威脅，而計劃經濟改變了資本的遊戲規則，更大的是在意識形態上對於金融資本權力的威脅，而抑制德國也等於降低了他們的債券的信譽，所以這樣的政策的背後，也是國際金融資本的需要。對於希特勒的異常崛起，當初支持德國的國際金融資本也是不會願意他不受限制的，納粹德國的過於強大，就會讓他們破壞了金融資本的遊戲秩序，希特勒沒有力量能夠限制制約，金融資本所支持的德國巨額債券的償還就無從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方向與金融資本是背道而馳的，國際金融資本可是不會願意搞什麼國家社會主義的。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的崛起的反思（七）而對於教會，希特勒得個人被神化，法西斯成為了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這是原有的各種宗教勢力和意識形態所不能接受的，而希特勒的法西斯的對於民族的洗腦，取得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的支持，已經實際的邪教化了，現代的世界宗教格局是不能允許的結果。同時希特勒德國的巨大軍事成功帶來了巨大而現實的生存威脅，這樣的結果就是西方世界把他的邪惡放到了共產主義之上，原來的反共產主義聯盟不存在了，西方的資本世界與共產主義結成了聯盟，直到二戰後才重新開始了冷戰。　　在金融資本和宗教勢力的支持翻轉後，即使在德國閃電戰取得了就如近代海灣戰爭那樣出人意料的成功後，本來綏靖的西方世界也發生了翻轉，他們反而不再綏靖了，這是希特勒在其取得成功的原有思維慣性上所根本沒有預料到的！希特勒要是預料到了英國不再綏靖，就絕對不會在敦刻爾克故意放走英軍主力幻想著與英國媾和。　　西方對於希特勒的綏靖的基礎是蘇聯帝國的東擴，蘇聯採取行動吞併了多個波羅的海國家，讓歐洲感到威脅，所以需要強大的德國承擔阻擋共產主義的屏障，而希特勒本人對於共產黨也是極其敵對的，因此綏靖政策在此背景下一步步地發展到頂峰，甚至顧不上國家的顏面了和誠信了，他們在德國閃電突襲波蘭的時候英法聯軍是觀望的，就等待希特勒滅亡波蘭後象徵性的打打就簽署和約了，再不好他們也會認為不會比一次大戰的情況更壞，英法的局部軍事戰略是嚴重失敗的，德國對於法國的突襲，以及馬奇諾防線的無用均是世界沒有想到的，一戰戰敗國始終沒有得到的戰果就這樣的輕易的被希特勒迅速地得到，歐洲層面的軍事戰略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相比英法的戰略錯誤，希特勒的戰略錯誤更大，還在幻想著與英國的媾和形成歐洲新格局，問題的關鍵是他沒有看清更高的全球戰略格局。　　希特勒在更高的全球戰略層面上是失敗的，這裡真正的變化就是美國和金融資本的態度的改變，在一戰後世界已經形成多極的世界，美國開始在世界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此時美國已經不再把德國作為其歐洲戰略的棋子，而是世界爭霸的對手，美德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翻轉；而歐洲的歷史也是一直抗拒統一的，背後就是不能讓某個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國際金融資本就更加如此了，絕對不能讓德國希特勒的霸權取代了國際金融資本的遊戲空間，這就如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各國的租界才能夠有黃金榮、杜月笙的舞台，所以希特勒德國把自己放到了全球各種力量的對立面上，再強大的實力也會強弩之末，德國是絕對沒有實力和英美蘇進行對抗的，哪怕是當時美蘇還沒有直接與德國進行交戰，實際的勝敗不用等到開戰時圖窮匕見就已經見分曉了。而對於蘇聯的進攻，由於蘇聯的戰略縱深，在拿破崙全盛的時期也是無法做到，當初拿破崙還佔領了莫斯科呢。　　一戰後德國和希特勒崛起的反思（八）從英國的局部利益來說英國在法國投降後與德國議和應當是最有利的，英德的激戰只能是兩敗俱傷讓美國漁翁得利成為世界超級強國，但是此時希特勒佔領了法國、比利時、荷蘭等等國家，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從歐洲到美洲的乾坤大挪移，世界的金融中心已經到達了美國，德國已經被拋棄了，當初德國在一戰後得以快速恢復和經濟發展的與全球金融資本利益取向統一的格局已經被徹底的打破，希特勒自己斷送了對於德國最有利的世界格局，德國的軍事影響力和國家社會主義已經是全球金融資本稱霸世界的障礙了，而對於教會，也是不願意法西斯的意識形態可以超越自己宗教的精神力量在民眾中的地位，宗教在完成了對於異教徒的清洗後，雙方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是越來越大，德意等國的偏重天主教的教派與英美的新教教派的分歧也凸顯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地發展也是和宗教的改革密不可分的，基督教新教教派的興起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新教與金融資本某種程度上講是盟友關係，因此英國的鷹派政府上台了，金融資本其後需要做的就是要通過美國這個國家成為世界資本秩序的憲兵，推廣金融的全球化，並且這個憲兵要有足夠的實力維護這樣的全球金融秩序保障金融資本的安全，從此世界貨幣體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出現了，美國庇護下私人性質的美聯儲成為了世界金融貿易的主宰，而美國也是基督教新教教派的勢力範圍，而二戰的結果之一就是天主教相對於新教的式微。而對於德國，在法國投降時看似已經達到了國家實力的頂峰，但是它已經被國際金融資本和宗教等等超越國家主權的力量所拋棄，盛極而衰，實際上在這個時候就開始了一步步地走向失敗，其後的戰爭可以明顯地看到德國的物資供應的不足，比如莫斯科城下沒有冬裝，德國雖然沒有俄國寒冷，但是也絕對不至於軍隊冬天不用大衣，所需大衣是進攻蘇聯才要準備的？還有當時希特勒進攻莫斯科前，戰略目標不明確的進攻了基輔等工業區，造成軍事戰機的錯失，背後也是需要得到蘇聯的工業基地的資源供應，雖然軍事上還佔據絕對優勢和主動，但是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撤離後，經濟上的窘境已經非常明顯了，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軍事上的失敗是遲早的事情。我們很多人在軍事上評價後來希特勒在軍事上的決策搖擺和愚蠢，但是希特勒的才能不是一般俗人所能夠評價的，其軍事的搖擺正是其經濟的窘困，絕不能就軍事而軍事。　　對於一戰後的德國和希特勒的崛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資本和宗教的力量的背後支持，戰爭只是政治的繼續，而國際政治格局中超過國家主權的宗教勢力和金融資本的鬥爭開始展現在國際舞台上，以前受地理和國家局限的資本成為全球化的金融資本後，就將超越原來的國家展現其主導和制約國際格局的力量，而宗教勢力在中世紀衰落後又以新的方式崛起，宗教的主流思潮左右了民主的選舉，宗教、金融資本與國家形成的利益格局將在以後的歷史上左右世界，而推動國際金融資本力量的最大支持就是美國，美國利用一戰後成為協約國的共同債權國的優勢，推動了資本的全球化，這是一種新的方式打破英國主導的世界，世界舞台的霸主的易位大戲拉開了序幕。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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