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神州陸沈，誰任其責？--人口學界無能無信

作者：易富賢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 28更新時間：2009-12-30 薦 【字體：小大】http://www.wyzxsx.com神州陸沈，誰任其責？--人口學界無能無信作者：易富賢王衍（256~311年），字夷甫，西晉大臣，名士。當他還在幼年時，有一次去拜訪當時的名士山濤。王衍離開的時候，山濤感慨說：「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婦人，竟然生出了這樣的好兒子！然而誤盡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啊！）王衍才華橫溢，容貌俊雅，一心企求玄虛悠遠，從來不談利字，有很好的名望。王敦稱讚他說：「夷甫處在人群之中，猶如明珠美玉落在瓦片石塊之間。」顧愷之在王衍的畫像上作讚詞，也稱讚他人品如青山聳峙，千仞壁立。晉武帝司馬炎聽到王衍的名聲，就問王戎當世哪個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說：「沒有見到當世誰能跟王衍相比，應該從古人中去尋求。」對他十分推重。但據《晉書.王衍傳》說，王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西晉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大紛爭。晉武帝死後，惠帝即位，皇后賈南風掌權，爆發了長達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當時王衍任宰相，專謀自保。他的女兒是愍懷太子司馬遹的妃子，愍懷太子被賈后所誣陷，王衍卻不能拚死堅持正義，竟隨即要求離婚。八王之亂引起政局的動蕩，導致五胡亂華，使西晉局勢岌岌可危。王衍雖然擔任國家宰相的重任，但是卻不認真考慮國家的治理，只想方設法保全自己。當時有見識的人都很鄙視他。五胡亂華的時候，眾人共同推舉他為元帥，王衍認為這時戰爭頻繁，懼怕因而不敢擔當。不久，五胡之一的石勒滅西晉，史稱「永嘉之亂」。 王衍被俘，向石勒陳說了西晉敗亡的原因，並說責任不在自己，自己是「自少不豫事」，並勸石勒稱帝，想求自身避免禍患。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王衍終於被殺。王衍臨死前說：「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我們即使不如古人，平時如果不崇尚浮華虛誕，勉力來匡扶天下，也不至於到今天的地步）。王衍身居三公之位，但卻喜好清談，明哲保身，不作為，影響一代民風和官風，引發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漢民族幾乎滅絕，王衍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王衍去世幾十年以後，東晉大將桓溫北伐時，在中原登臨遠眺，感慨地說：「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國土失陷，中原百年來成為一片廢墟，王衍等人擺脫不了他們的罪責）。參謀袁宏為王衍開脫說：「天命運數自有興廢，不一定是那些人的過錯。」桓公凜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桓公沉下臉色，環顧四周凜然說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荊州劉表？他有一頭重達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負重行遠，還不如一頭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荊州的時候，宰了這頭牛，犒勞士卒，在當時沒有人不拍手稱快的。」）中國人口學界就是現代版的王衍。中國人口危機如此嚴重，就是這群「千斤之牛」的「功勞」！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前，決策層雖然有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強烈願望，但心裡是沒有底，召開五次座談會進行論證，經過宋健、田雪原的「科學詮釋」，決策層才下決心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但是畢竟還心虛，一些領導提出，獨生子女政策只能實行15年，最高決策層並在1980年代中期批准梁中堂等人的建議，在全國兩百多個地方試點二胎，13大報告中根本沒有提「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是隨著田雪原、鄔滄萍、胡鞍鋼、翟振武、曾毅等人口學家的「深入論證」，決策層越來越相信獨生子女政策是「科學合理」的，1989年之後取消了大多數二胎試點，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也變得心安理得了。1980年代，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一再提議要制定計劃生育法，但是當時的決策層堅決反對；比較滑稽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了，應該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了，反而於2001年制定了計劃生育法。自從1980年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對「權威」迷信的「專家治國」文化。人們想當然地以為人口學是一門宏觀學科，足以指導人口政策。無論是政界、媒體界、學術界，一提到人口問題，就說需要徵求人口學家們的意見，寄希望於人口學家拿出合適的方案出來。而人口學家們也「不負眾望」，大言不慚地指手畫腳，好像真能提供有價值的觀點一樣。事實卻並非如此，人口學（Demography）的英文定義：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 可見人口學家只是統計學的一個分支，而統計學又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性質決定了人口學只是一門很不成熟的「術」的學科，根本無力承擔「策」的重擔。就像不能因為冠以「宇宙」的名稱就能代表宇宙一樣，「人口學」其實是根本解決不了人口問題的。人口政策是國家的大政策，其影響超過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需要大視野，需要戰略眼光，人口學最多只能充當一個小配角。何況中國人口學界習慣於在核桃殼裡做道場，連「術」都做不好，是無力指導人口政策的。將人口政策調整的重擔交給人口學界，等於是趕鴨子上架。尤其是中國人口學科從一開始就是為計劃生育服務，學術上一直受制於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學術標準，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會長都是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常務副會長是現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人口學科的唯一學部委員田雪原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副總設計師。人口學科的基金、榮譽全部來自國家計生委，人口學界已經與國家計生委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在這種學術框架下，在幾十年「不爭論」（經不起爭論）的政策壓力下，人口學界早已形成了爬蚤心態。將人口政策交給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來決定，就像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一些具有「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幾百年、上千年也難以爭論出一個對錯；而人口學是一門注重實證的微觀學科，是一門「事實判斷」的學科，人口學的成果只需要幾年時間就能獲得驗證。但是中國人口學卻被國家計生委和聯合國人口基金賦予了濃重的「價值判斷」的色彩。因此中國人口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統計學，而是「政治人口學」。由於有了「價值判斷」的色彩，就無法完成「事實判斷」的本職任務，一再為了「價值」而篡改「事實」。本來應該是用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來驗證人口學界的觀點，但是比較滑稽的是，中國人口學幾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篡改客觀數據的歷史。人口數據最權威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樣調查，然後是年度千分之一抽樣調查。1992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38萬人調查申報的全國1991年和1992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5和1.52，大大低於替代水平，人口學家們不相信38萬人調查的結果；曾毅等人口學家率先將生育率篡改成1.8。於是大家期待著1995年國家統計局的「小普查」結果，然而結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連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們又將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結果更令他們吃驚，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們又將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抽樣調查也證實生育率只有1.2-1.3。如果承認1992年和1995年的客觀資料，那麼在1996年開始的九五規劃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但是由於資料被篡改成1.8了，人口政策就紋絲不動。如果承認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這是最可靠的資料了），2001年開始的十五規劃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並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了，但是由於生育率被篡改成1.8，而胡鞍鋼等人又特別上書中央要求千萬不要調整人口政策。2003年之後決策層開始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允許我們在網路（從人民網、新華網、光明網等官方網站開始）質疑計劃生育，質疑生育率資料，我們在網上已經造成很大的聲勢， 2004年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刊物、內部刊物也發表我的文章，人民網請我主持節目討論人口政策調整。2004年中央成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全國政協副主席宋健、徐匡迪擔任正副組長）的本意是準備調整人口政策。我當時真的以為會調整人口政策。但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膽大包天，根本無視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又一次將生育率篡改成1.8，並根據1.8的生育率預測中國人口會達到15億，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結果2006年開始的十一五規劃沒有調整人口政策。如果2006年能夠停止計劃生育，絕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可惜這個政治大禮包硬是被三百多位人口學家撕得粉碎，現在他們又故伎重演，想用各種二胎方案來阻止停止計劃生育。假如我是決策層，對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真是恨之入骨。幾十年的實踐表明，中國人口學界根本沒有為人口政策作出正確建議的信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鄔滄萍教授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學術泰斗。率先提出了「分母效應」和「分子效應」的理論，這一極為荒謬的觀點誤導了幾代決策層。田雪原是人口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人口學界的唯一的學部委員，他說「我們屬於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人口問題屬於人口和勞動力過剩性質，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長。」田雪原的這種觀點不但在人口學界佔主流，而且在經濟學界也很有市場。中國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2009年12月還說：「我講過多次，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一個就業問題，這是中國最根本的國情……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有七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他們的人口總數加在一起比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還少3億，這就是中國的就業壓力。」勞動力是否過剩是相對於總消費人口，2009年巴西人口有1.98億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000萬，但不能說巴西人口和勞動力過剩而阿根廷人口和勞動力短缺。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中國少，同樣他們的總人口也比中國少。中國就業壓力大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多，而是因為中國的消費人口（尤其是年幼消費人口）太少。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上述七個發達國家）的勞動力與總消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因此就業壓力不大。而中國由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年幼消費者，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高達63.5%，導致高就業壓力。也就是說，計劃生育一方面導致「總勞動力過剩」（相對於消費人口），增加總失業率；一方面卻又導致「年輕勞動力短缺」。通過計劃生育來緩解就業壓力是南轅北轍。胡鞍鋼在1980年代就開始人口研究，斷言中國人口上限，認為計劃生育促進經濟發展，他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89年在《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一書中，從就業適度人口推算中國經濟適度人口在2000年為10億左右。從就業角度看，就業人口與消費人口相關，是變數，不存在什麼最適人口。200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都在胡鞍鋼寫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據世界銀行統計，200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為7.844億。如果依照胡鞍鋼的說法，最適人口為10億，那麼中國勞動力與總消費者的比例高達78.84%，如此比例怎麼保證就業？而依照國際標準，勞動力與總消費者比例為50%左右，那麼10億消費人口只能提供5億就業機會，另外2.8億人口就得失業！胡鞍鋼如此荒謬的觀點竟然引起高層重視，並將胡鞍鋼選為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專家。2000年中國生育率只有1.22了，但胡鞍鋼還上書中央，提出「十五」計劃制定的建議：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胡鞍鋼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攔人口政策調整外，還間接地對生育率下降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分稅制改革。胡鞍鋼的分稅制使得老百姓養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養育孩子的能力大為降低，是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國人口崩潰和經濟崩潰的開始）、並持續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並奠定了中國一個家庭只能養活一個孩子的經濟學基礎，今後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難以提升。幾年之前胡鞍鋼還認為人口是負擔，需要減少人口；現在胡鞍鋼的觀點倒是部分地轉變了，開始認識到人口是資源了，提出了二胎方案。但是人口再生產的周期長達二十多年，是跟不上胡鞍鋼的思想轉變的。等到胡鞍鋼的思想完全轉變過來，那個時候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了，無力回天了！人命堆成的理論的代價！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將人口高利貸當成人口紅利，認為計劃生育降低總撫養比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2009年9月9日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文里蔡昉認為人口紅利並不如其他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會消失，而且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方面擴大就業，可以延續第一次人口紅利，另一方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儲蓄動機，這些措施合起來，不但創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而且等於把兩次人口紅利重合了。」蔡昉卻不知道，正是計劃生育減少了上億消費者而導致中國就業壓力大，消費者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去擴大就業？中國目前經濟問題是內需不足，儲蓄率太高，需要鼓勵大家消費而不是儲蓄，而蔡昉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儲蓄動機」。應該說曾毅在微觀戰術上算是有水平的，但是他的所有戰略研究全部是錯誤的，卻有效地阻攔了人口政策調整。比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後，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但是曾毅在權威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是女嬰漏報，導致中國錯過了治理性別比的時機。1992年調查第一次出現低生育率時，曾毅在國際國內權威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是出生漏報，並將生育率篡改成1.8，從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調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並沒有將「漏報」的女嬰和「漏報」的孩子找出來，說明當年出生性別比失衡是真實的，中國也確實只有1.2-1.3左右的生育率。現在曾毅又用「堆積高峰」來阻攔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調整。想請曾毅教授談一下，根據您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漏報」的數千萬女嬰嫁人之後（數千萬光棍有福了）能不能生二胎？什麼時候可以生二胎？曾毅教授還認為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這是根據正常的出生性別比來計算的，看來曾毅教授還是念念不忘被您「漏報」的數千萬女嬰。請曾毅教授還是先找出「漏報」的女嬰和生育率之後，再推銷您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吧。由於人口學家的阻攔，中國早已錯過了停止計劃生育的最佳時機。現在人口問題已經是紙包不住火了，民眾已經開始覺醒，各界名流也在媒體撰文呼籲停止計劃生育。人口學家應該有一種贖罪的心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他們既不知錯，更沒有真正能改，估計只不過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偽裝矇混一下罷了，試圖將水攪渾，好渾水摸魚,收穫民意，將人口政策調整的強大民意收穫到「放開二胎」中，一方面曲線救計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學術信用破產。他們的觀點看似開明，其實是非常保守，與他們過去的錯誤觀點是一脈相傳的，是被迫跟著形勢走，而不是引領形勢走。他們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當初中國生育文化是活潑亂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現在已經是氣息奄奄，匕首就足夠了。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是大勢所趨，但是他們仍然用各種「二胎方案」來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調整，其實是繼續對歷史的犯罪！何新還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人口學家們卻沒有何新的這種雅量，還在堅持錯誤。如果沒有宋健、田雪原的「科學詮釋」，決策層敢貿然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如果沒有胡鞍鋼、翟振武等人的「深入論證」，沒有曾毅等人一再篡改生育率資料，獨生子女政策還堅持到現在？沒有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強力阻攔，十一五規劃會不調整人口政策？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說：「冉求！賢人周任有句話說：『能夠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職；如果不行，就該辭職。』 盲人走路不穩，輔助者不去扶持，跌倒了不去攙扶，那何必要用輔助者呢？」) 國家成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本意是準備調整人口政策，將民族的千秋命運交給這個三百多人的戰略組（就像當年推舉王衍為元帥抗擊五胡一樣），但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正副組長位居三公，一方面膽小如鼠，不敢調整人口政策；一方面卻又膽大包天，敢於篡改人口普查的資料。計生委和人口學家惹了彌天大禍，但是卻不敢正視現實，還在裝鴕鳥，用各類二胎方案來一方面安慰自己，一方面繼續愚弄大眾！田雪原、翟振武、曾毅、胡鞍鋼等人真的問心無愧嗎？神州陸沈，百年丘墟，人口學諸君，誰任其責？千斤之牛，烹以饗士卒可矣！人口學界是「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希望能夠「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關鍵字：人口計劃生育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 -----烏有之鄉http://www.wyzxs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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