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書法藝術（一）

漢代的書法藝術，在中國古代的書法史上佔據重要的地位，這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善極其密切的關係。西漢時期，國家空前統一強盛，經濟的繁榮發達，人民生活的穩定，文化的昌盛，這一切必將在社會的各個意識形態領域裡反映出來。尤其是西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燦爛的一個時代。漢武帝憑藉前期所積累的財富與漢果帝所完成的全國統一，加上他在位五十四年的長久時間，對外如強交流，對內步所創建，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公元前二世紀末，為了保護張騫等勘察通向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漢武帝派遣將軍霍去病、李陵、路博德、李廣利等人，率兵進軍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邊，修築了許多戰郭烽塞關隘。我們今天在河西走廊旅行時，還可以看到那些漢代的古堡和連綿不斷的烽繳、塞牆等名勝古迹。 清末以來，中外許多考古工作者在這些被荒棄的遺址廢墟上挖出了大量漢代屯戍時使用的兵器、工具和生活用物等歷史文物，其中最重要最寶貴的是一些完整的或已殘斷的竹木片，有的是用麻繩編聯成冊，上面滿是筆墨書寫的文字，截止目前共發現了四萬餘片。西漢到東漢中葉，紙張尚未發明和普及，這些竹本片被當成「紙」來使用，就是那時軍事屯戍的原始檔案，上至中央頒發的詔書律令，下到兵卒的名冊和錢糧收支，無所不包，內容極為豐富，這就是著名中外的漢簡。 漢筒出土以後，考古界和文學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理葬在地下兩千年前後的珍貴歷史文物，對研究漢代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提供了可貴的歷史資料，同時也引起了書法界的重視，如同甲骨文發現以後引起書法界興趣一樣，成為書法家們研究的新課題。它不僅為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而且充實了書法藝術實踐的新內容。儘管以往考古學者在研究它的歷貴值的同時、也曾提出了它在書法研究和古文字方面的重享價值，但還未能系統詳盡地研究它在書法源流、書法藝術方面所佔的重要地位。 「漢筒」這個名寞我們現在的叫法』因為是漢代的簡，故名曰：「漢筒」。如同秦代的衙稱為「秦筒」，魏音時代的簡稱為「魏晉簡」一樣。在紙末發明和普及以前，書寫的材料是「竹帛」。《韓非子·安危篇》說：「先王致理於竹帛。」帛比竹更為稀貴，自然以帛作書者少，以竹簡（包括木牘）作書者多，這在歷史上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竹木筒易保存，帛不易保存，所以今天我們發提出來的大都是竹木簡。 關於竹木筒的發現僅僅只有百年之內的時間。在此之前，人們只能從文獻資料上得知一些記載。竹木簡的最早發現，是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鍺二十五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古樓蘭遺址發現了晉簡一百二十餘枚。以後一九0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河下游古于闐廢址發現晉簡四十餘枚，同時又在古摟蘭遺址得漢代木簡十九枚。一九O六——一九O九年日本人搞瑞趙在古摟蘭遺址發現晉木簡四枚。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得漢木簡一百五十枚。我國有組織的考察發掘是在一九三0年，當時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海）得漢簡一萬多枚。同年黃文弻在新疆羅市淖爾得西漢木簡四十餘枚。 一九四四年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聯合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額濟納河流域所得的兩批漢代木簡數量最多，且內容豐富，最為珍貴。可惜這兩批漢簡實物已流入海外（現存英國倫敦博物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現在我們只能見列彩印的圖版了。 解放後，黨和改府對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視，全國各地一批批新出土的漢代竹木簡大放異彩、從數量和內容方面都遠遠超出了過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今就發表和已知的各類竹木簡列舉如下表。 以上是解放三十年來，我國考古發倔中所獲得的大量古代竹木簡。這些古筒已編印成書的有《武威漢簡》、《長沙仰天湖楚簡》、《武威漢代醫筒》等，其他還正在整理研究之中。還有解放前出版的有《流沙墜簡》，又《考釋》；《漢晉西睡木簡彙編》；《居延漢簡甲編》；《居延漢簡釋文三部》；《居延漢筒圖版之部》（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台灣出版)。隨著文物考古事業的友展，今後將會陸續出版古筒的研究成果。這本漢商書法著重喬紹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筒，尤其是居延漢簡，它是出土漢簡中數量最大，容量最為豐富的一批，且大部分又都是西漢時期的，因而更為貴重。其次還有武威漢簡、武威漢代醫簡、甘谷漢筒等。解放前在敦煌出上的《流沙墜簡》因早已編印出版，原物又不在國內，所以圖版難以加入。這部漢筒皆都出土於西北地區（包括甘肅、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漢武帝在河西走廊修築邊塞並屯田西域，設置亭隧的地域。故這些簡有西北漢簡之稱。其他各地出土的古簡，因資料所限，只能在文字上作一簡單介紹。

漢簡在書法方面的價值：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書法史和書法源流方面所佔的重要位置，二是漢簡的書法藝術性。 過去研究書法和臨摹碑帖者，大都熱習漢代遺留下來的名碑刻石，如《張遷碑》、《禮器碑》、《曹全碑》、《石門頌》、《西狹頌》等等，不一一而舉。但這都是東漢以來的書體，多屬於分書流派，至於西漢時期字體的變革發展和民間使用流傳的字體則是極為罕見的。過去有過不少西漢時代的文字資料，都是刻在銅器或磚瓦石刻上的文字資料。直到漢筒的出土，才真正見到了西漢人們當時使用的書體墨跡，這不能不說是考古工作者的一大貢獻。 簡牘經歷的年代是相當悠久的，上起戰國，下止西晉十六國約七百餘年，這些書體，在書法發展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現在我們見到時代最早的簡是戰國竹簡，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書體仍屬篆體或者篆隸相雜，也有稱古隸或秦隸的。《說文敘》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 這八體之分，有的乃是依書體分類的，加大篆、小篆、隸書。有的則又是依其用途為命名的，如刻符源於符信，蟲書（即王莽六書的鳥蟲書）源於幡信，摹印源於印璽，署書源於封檢，殳書源於兵器。實則只有大篆、小篆、隸書三體，其他皆是這三體中派生出來的，只不過用途之異，體勢稍有變化而已。可見泰時的書體，除沿用大篆，使用小篆，併兼有隸書。許慎言，秦始皇帝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泰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東府今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今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搐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據王國維推測，秦人本用搐文，自周平王東遷之後，宗周故地咸陽，已歸屬於秦，故秦人就用周人的搐文。以後更改為小篆。我們現在保存下來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峰山碑》都代表了秦代的規整化的小篆。另外從秦代遺留下來的權（秤錘）、量（斗斛）上所刻當時統一權量的詔書（即詔版），可以窺見由小篆向秦隸演化的跡象。這種字體全用折筆，不用圓轉，字形小篆是長形，大小整齊劃一，而權量文字則長方大個不拘，而富有篆意。出土的秦簡以及《戰國縱橫書》，還有山東臨沂縣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書體都屬於篆隸之間的古隸。從秦隸到漢隸是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是一次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有著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意義。在書法源流上佔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前代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真書的風範。同時還發展為草書一體。一種書體的形成除了和時代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並且前一個時期到後一個時期是互相連繫的。由秦隸到漢隸的轉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發展和繼承的關係。所以一種文字和書體的由來，都右它的孕育、發展、演化的過程，並且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從秦篆演變成秦隸，進而發展為漢隸，這中間的演化我們從古簡中看的較為清楚。 東漢初年，為死者樹碑立傳的風氣大盛，留下了不少碑刻，保存到了後世，成為研究漢代書體的主要資料。由於這些碑石距今約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經過歷代損毀和風雨浸蝕，損失頗大，現僅存三百多塊了。這些碑石有的筆意清楚，保存完好；有的剝蝕嚴重，字跡模糊殘缺不清了。況且這些資僅僅代表了東漢時期的書體，概括不了整個漢代書法藝術和風貌。西漢書體直到本世紀初《居延漢簡》出土以後才揭開了研究西漢書體的新篇章。同時填補丁我國書法史上的空白，豐富了我國書法藝術寶庫和優異傳統。尤其可以提供由小篆到秦隸、漢隸和分書的轉化蹤跡。 西北漢簡中，有明確紀年時代最早的一簡，是敦煌附近所發現的天漢三年簡（《流沙墜簡》屯戍以殘九上，公元前九八年），征和五年簡（《居廷漢簡》一四四三，公元前八八年）。一九七五年河南信陽長台關出土的戰國竹簡和一九七四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漢筒，就可看出由篆到隸的形體變革來。戰國竹簡保留的篆意較談，而其簡書則開始向隸書轉化。這些隸書的結體顯得還不夠方整，並無明顯的波勢和挑法，在字形和用筆上仍具有篆文的特點』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隸書還處在不穩定的發展階段。在一簡之中住住有篆、隸、草多種筆意出現。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的大批漢簡，據考證年代最晚不晚於武帝初年。這批簡的書體也與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和帛書相似。 武帝以後，隸書發展到了西漢中期和晚期，由古隸逐漸發展到了漢表並向分書演北。波磔俯仰的隸書，在簡書中占居一定的數量。《太始三年筒》《居延漢簡》·《屯》一下，公元前九四年），《征和三年簡》（《居延漢簡》一四四六，公元前九O年），到昭帝時的《元鳳元年簡》（《居延漢簡》一五九，公元前八O年），宣帝時的《本始三年簡》（《居延漢簡》六六六，公元前七七年），《始建國三年簡》（未發表）還有《武威漢簡》、《甘谷漢簡》，這些簡皆可看出由漢隸向分書發展，有些已屬於分書的類型。

關於秦隸、隸書（指漢隸而言）、分書之分，自來論說甚多。但就這三體而言，總的是屬於一個體系，在時間上是始於泰而興於漢。但由於在整個這個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階段里，也即是在社會發展和書體演化過程中，基於字體風格和書寫特點上的局部變化，當然也包括用筆上的變化，故形成了多種風格，加之時代上的區分，則有幾個名稱。《漢書·藝文志》說：「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簡易，施之於徒隸也。」衛桓《四體書勢》說：「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既令隸人佐書隸宇。」劉宋羊欣《采古末能書人名》中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這些論說，一是說明隸書始造於秦始皇時代，二是說明由於使用推進集體簡化，「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是符合書體發展歷史的。從《睡虎地秦簡》的字體看，雖屬於篆書，但已開始隸化。由圓轉改為方折，是秦隸的特徵。後來字體漸有點畫波勢，字型由方趨扁，點畫波磔明顯，已將篆意脫盡，則為漢隸。至順帝以後的隸書，發展到了漢隸的極盛時期，此時之隸書，乃稱分書。洞察出土各類竹木簡，則能者的更為清楚了。 另外，在《居廷漢簡》、《武威漢代醫簡》中可以看到不少草書。草書的興起，後漢趙壹《非草書》說：「起秦之末」。北魏漢式《論書表》說：「（漢）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微厥誼，也是一時之變通也。」這裡指明了秦漢之時已產生草書之說，不過所謂草書究竟指的是章草、今草還是草篆、草隸呢?這些從奏漢時的竹木簡中便能窺測。南宋的張栻曾說：「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的不謹，便成草書。」雖出於推想，是卓有見地的。郭沫若認為，廣義的草書先於廣義的真書。這個論斷也是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簡書寧有草篆如《睡虎地秦簡》，有草隸如《流沙墜簡》、《居延漢簡》一般簡書中的草隸，我們都把它作為章草，《武威漢代醫簡》基本上是屬於章草，其他簡中也可屢見。除章草之外，有些簡已屬今草的用筆，因為章草的用筆是依據隸書用筆，波勢明顯，各字獨立。而今草之用筆已脫隸意，並帶連綿之筆法，速成為今草。如敦煌出土的《流沙墜簡》則有發現。另在《居延漢筒甲編》九七A簡也可看到，用圓筆書寫，具有懸針垂露的筆意。

下面分述圖版中所介紹的諸類漢簡。 《居延漢筒》除解放前發現的以外，最新所獲近兩萬餘枚，可稱簡中之冠。且大部又是西漢時期的，年代早、數量大、內容豐富，極為珍貴。現正在整理之中。《居延漢簡》中的字體篆、隸、真、草皆備，風格多樣，各具其美，為研究西漢書法提供的資料也最為豐富。同時研究經籍、史實、朝章、法制、經濟、民俗以及古文字方面則更為寶貴。 《武威漢簡》據考證的材料得知是西漢晚期的簡書，考據者從《服傳》的構成年代推斷它當是西漢中期而抄寫於西漢晚期，從而判斷簡書的文字代表了西漢向東漢過渡的分書，為東漢分書綺麗紛華的景象奠定了基礎。此簡秀美精麗，實為難得之佳作。翻看東漢的《禮器碑》則與《武威漢簡》特性的簡書相彷彿，在用筆上的方筆折鋒，要變化，即是承接了它的風格。 《武慶漢代醫簡》因簡冊上無記載絕對年號，根據考古學者們研究，初步推斷旱灘坡墓的年代當屬於東漢早期。簡書中的文字是東漢醫家手抄的一部醫療實踐的經驗總結。當然不是專門書家的手跡。如果和《流沙墜簡》和《居延漢簡》中的字體相對比，卻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趨於扁勢、篆意已基本脫盡。章草韻味濃厚。 《甘谷漢簡》（未曾發表）於一九七四年發現於甘肅省的甘谷縣，根據簡文記載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的簡冊。共三二簡，每簡書寫兩行，縱橫成行，用分書抄寫，字體寬肩，筆畫秀麗整齊，墨跡清晰，是東漢時期的典型之分書。此簡尤其突出的是波磔特長，這種波勢的放縱與東漢時的《孔宙碑》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