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資本論》——看當今世界如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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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課上被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反覆「折磨」，應該是很多人共同的經歷。但實際上，與其怪罪馬克思同學的晦澀，還不如說政治課的課程設計和組織的無趣也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在美國大選炒了建制派的魷魚、選了個大嘴特朗普之後，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巨大轉型的今天，在全球經濟難以找到新的驅動力的時候，回頭看看馬克思和他的著述，可能更有一番新意。

本文希望用通俗的方式說說馬克思和他的觀點，希望能夠對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有所借鑒和參考。

馬克思是誰？

誰是馬克思？

難道就是那個馬大叔，姓馬，名克思的傢伙？

那個發明了政治課，害得大家都要聽「滅絕師太」催眠的傢伙？

那個被寫在了憲法上，卻再沒有人去關心過他說了什麼的傢伙？

那個即使有人關心了，也被描繪成一個自由世界的幽靈，簡直就是惡魔+獨裁者的傢伙？

那個發明了馬克思主義，卻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傢伙？

不，馬克思並不是馬大叔，他姓卡爾，原來是個外國人，後來被迫成了無國籍人。

年輕時他只是個憤青：酗酒、吹牛、泡妞，十足的九零後。

畢業後，他有了更另類的追求。

說什麼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最終犧牲了自己的自由。

150多年前的博士，本來可以「高富帥」，去偏把自己弄得還不如一個屌絲。

當他拖家帶口，流浪在科隆、在巴黎、在布魯塞爾、在倫敦，內心何曾不彷徨迷惘。

當他典當家產、變賣物品、到處求援，還要面對3個孩子夭折時，內心何曾不焦慮痛苦。

但他不是屌絲。

他至少能夠閱讀十幾種語言，能熟練運用德、法、英語，晚年還在自學俄語。

他寫了無數的文章、書籍、書信，他與戰友恩格斯的全集到目前仍未編完。

他曾被評為過去千年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BBC，1999年評）。

他是怎麼做到的？

勤奮，除了勤奮還是勤奮。

倫敦大英圖書館，早出晚歸，他花了近30年，閱讀了上千本的書籍，做了巨量的筆記。

他擬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六冊計劃」，雖然最後只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但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素材。

他與哲學家的區別在於，他不只是解釋世界，他還要改變世界。

他與公知的區別在於，他不僅僅提出口號，他還在為此奮鬥。

他改組正義者同盟，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這個同盟最終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政黨。

他是第一國際的靈魂，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自己支配，8 小時休息」的口號。

至今，打工的人們仍在享受著八小時工作制的福利。

思考是他的習慣，他的習慣是思考一切。

他的理想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如果他活在當代，說不定是個十足的互聯網極客。

（註：國際/International：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簡稱；

全球化/globalization：資本的國際化。）

1818年，馬克思出生於德意志邦國普魯士的一個猶太家庭。

這一年，普魯士政府在林立的德意志邦國中率先開始了資本主義導向的改革：廢除境內關卡，取消消費稅和國內關稅，宣布商品流轉自由。

普魯士的改革壓力來自於鄰國法國的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雖然拿破崙的歐洲統一夢在三年前功虧一簣，但其開啟的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大門已經無法關上，頑固的封建壁壘開始瓦解。而拿破崙發動統一戰爭的動力則自於和不斷壯大的英國產業資本的競爭，拿破崙期望通過統一歐洲大陸市場來和英國抗衡，這是資本中心國（當時的英國）推動的資本全球化和資本邊緣國（當時的法國）推動的區域化的第一次大博弈。

1841年，馬克思大學畢業，拿到了耶拿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時，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基本完成，對中國的「通商戰爭」（中國稱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及隨後對印度的直接統治（1858年），標誌著英國的紡織業開始對遠東的家庭紡織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英國已經登上了世界之巔，成為繼西班牙帝國之後的第二個「日不落帝國」。

但在德國，雖然在普魯士的推動下，德意志關稅同盟已經於1834年建立，但統一遠未完成，而且總體上，德國仍處於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而這是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最艱難時期。

1842年，馬克思擔任《萊茵報》主編，遇到了所謂的「林木盜竊問題」，這種產權問題正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一個典型問題，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堅定地站在了弱者一邊，這成為馬克思革命活動的起點，也使其研究興趣從法律、歷史和哲學擴展到了政治經濟學。

此後的歲月顛沛流離，在先後四次遭到當政者的驅逐後，馬克思最終流亡到資本的中心地——英國倫敦，在這裡有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便利條件，而大英博物館則成了馬克思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在大量閱讀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終完成了《資本論》這一巨著。

《資本論》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二十多年的成果總結，一共三卷：

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於1867年出版；

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經恩格斯整理分別於1885年和1894年出版。

《資本論》總的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批判分析資本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或者說資本存在及運行的前提和導向。

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本質就是以自我增值為目的的價值，其前提是勞動力的商品化，其運行過程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其結果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並不斷引發危機，兩方面結合後資本主義社會將經由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度到共產主義社會。

哲學上來說，這是一個不斷揚棄的過程。

馬克思認為，資本社會的歷史起源是商品社會，那麼對資本分析的邏輯起點就是商品。

人類社會起源於自然經濟，由於地域分工等原因，在自然經濟中孕育出了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當中的產品即商品，具有和自然經濟的產品同樣的使用價值，但不同的是它又取得了（交換）價值這樣一種特性。商品同時具備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特性，這就是商品的二重性理論。

二重性理論是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實際運用，也是理解馬克思理論體系的一把鑰匙。產品轉化為商品，取得二重性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取得二重性是資本經濟的前提。

進一步推論：資本轉化為商品，取得二重性是虛擬經濟的前提，如股票的「使用價值」是憑藉對上市公司的所有權按比例獲得分紅，「價值」是其預期分紅的資本化（即折現，或作為其他投資的機會成本）；

同樣的，土地也可以轉化為商品，取得二重性，這是房地產虛擬化的前提，一般而言，資本社會當中土地的「使用價值」在於出租以獲取租金（當然，還會有一些其他附加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這種壟斷性資源的獲取），而「價值」則在於租金的資本化。

商品經過貨幣的中介轉化為資本，商品經濟就進入到資本經濟，資本經濟在合適的條件下一旦取得社會統治地位（困難在於如何跨越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歷史上，西方地理大發現帶來的殖民和市場擴張為其提供了合適的條件），人類社會就從自然經濟社會進入到了資本社會。

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將商品的二重性理論推廣到了勞動/勞動力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上，創立了勞動二重性理論，解釋了剩餘價值（即利潤，包括企業利潤、利息和地租）的來源問題。

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於其能夠滿足資本的需要，也就是通過具體的生產活動帶來價值；而其價值就體現為維持勞動力生存和繁殖的成本，表現為工資。

資本使用（或消費）勞動力所帶來的價值（總的勞動時間）超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必要勞動時間）就成為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由資本家獲取，並在資本和土地這兩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從而表現為利潤和地租，這就是剩餘價值理論。

資本的運動就是生產剩餘價值即增值的過程。資本提高增值率的手段包括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前者通過延長勞動時間或增加勞動強度來實現；而後者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降低必要勞動時間來實現。

資本的增值是永不停歇的，而不是一次性的。資本的不斷增值又表現為資本的不斷積累，這是通過周轉實現的。

但是資本的周轉有兩方面的限制，一是社會各產品間的比例問題，主要是資本品和消費品的比例；二是市場規模相對有限的問題。不管是哪個問題，都有可能使產品價值無法實現，從而資本周轉中斷，嚴重的話引發經濟危機。

即使資本順利周轉，隨著積累的不斷進行，全社會資本規模不斷膨脹，但是勞動力規模和市場規模無法相應增大；同時，隨著資本家對相對剩餘價值的追求，技術不斷進步，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單個勞動力對應的資本量不斷增大，社會平均利潤率就會有長期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利潤率下降規律。

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會加劇資本之間的競爭，大規模併購重組之後，資本不斷集中從而導致壟斷。壟斷資本的產生一方面有可能使勞動力作為整體處於競爭中更為不利的地位，從而導致貧富更為分化，社會更為分裂，嚴重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爆發社會革命。另一方面，由於國際間壟斷資本的競爭缺乏法律的約束，因此極有可能引發廣泛的戰爭。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或者說其具有否定自身的要素，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永存的一個根本原因。

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正反饋系統。這個系統裡面包括資本、土地和勞動三種基本要素。

資本的自我增值是推動系統運轉的根本動力，資本自我增值的本性由競爭所決定並保障，在各個層面上，競爭都表現為對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爭奪；土地代表了自然界提供的那些有限的但是系統運行必要的條件，它不僅僅包括人類活動的場所，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其他資源能源，比如水、煤炭、石油等；勞動的主體就是人本身，擁有勞動能力的人成為勞動力，被資本所僱傭並被使用，從而使勞動的過程成為資本增值的實際過程，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人成為物（即人的物化）是保證系統運轉的基礎。

馬克思從人本主義的角度出發，指出這一套體系的「非人」本性，並從邏輯上分析了這個系統的不穩定性。這個系統的絕對界限是市場規模，市場規模是由系統中所有人，特別是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即凱恩斯意義上的有效需求——所決定的，而有效需求取決於人口和收入。就像地球上的土地是有限的一樣，在一定時間內，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勞動者的收入也是有限制的，即從社會整體來看（不僅僅是一國，而是全體資本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工資水平）不可能超過實際勞動時間（勞動創造的總價值），否則資本沒有利潤，就會停止投入；而資本的增長即資本家的積累理論上是無限的（利潤裡面有一小部分是作為資本家的消費，但影響不大），因此對利潤的需求也是無限的。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正反饋系統在資本自我增值的推動下，資本規模無限增大，對利潤的需求也無限增加，從而產能也不斷增長，但由於人口的有限及剩餘價值生產的必然限制（就全社會而言，資本不能在負利潤甚至零利潤的狀態下維持運轉），最終必然碰到市場規模的上限，這也正是系統的上限，一旦觸及上限，系統將面臨崩潰。

有幾個因素阻礙了這一過程：資本在地理上的擴張，以佔領新的資源和市場（即未資本主義化的市場）；市場在時間上的深化（如借債消費，將未來市場提前實現）；資本在相互競爭中的毀滅（個別企業之間的競爭每天都在發生，這個導致個別資本的毀滅；資本競爭的最高表現是國家之間的戰爭，這可以毀滅一國資本）；產業革命（一方面興起的行業可以創造新的市場，另一方面沒落行業可以毀滅一片資本）。

上述過程有點類似於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但即使熊彼特，也認為企業家的創新可以降低利潤率遞減的速度，但卻無法完全阻止這個過程從而阻止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崩潰。

馬克思所指出利潤率下降規律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有一定的相似性。兩者都描述了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後者是生活資料的增長（算術級數增長）跟不上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增長（幾何級數增長），從而需要對人口的強制抑制（如獨身、戰爭、瘟疫、繁重勞動、貧困、饑荒等）；而前者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跟不上資本（對利潤需求）的增長。

當然，馬克思並沒有得出要抑制資本的結論（比如通過破產、重組、戰爭等），馬克思認為，可以通過由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並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從而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揚棄。

20世紀上半頁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馬克思的分析。

20世紀初，第二次產業革命完成，市場已經飽和，資本對市場爭奪白熱化，此時，如果沒有民族國家規模的資本的毀滅，資本社會的危機就無法度過。於是資本的競爭演變成為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並席捲了地球上大部分地區，最終演化為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客觀上消滅了一大部分資本，為留存下來的資本騰出了市場，戰爭期間的發現發明又為戰後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準備了條件。另外，戰爭後的反思推動了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勞動者的地位，從而延緩了社會矛盾的爆發。

對馬克思資本理論最新的證實是2008年危機及其後全球政治的極化現象，其中又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代表。21世紀初，美國的網路股泡沫破裂，國際資本亟需新的投資領域。2001年，對國際資本來說，發生了兩件大事。

一是2001年9月11日，資本中心國美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襲擊目標是位於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和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美國迅速做出反應，發動反恐戰爭，戰爭創造出大量的需求，由此創造出了一塊巨大的市場；

另一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西方世界對中國敞開市場，這是資本盡情消費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前提，對中國巨量勞動力的消費又產生了大量的剩餘價值，其結果就是全球資本規模的大幅增長。當然，這個過程引發了兩個後果，一是發達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不管是政府還是普通民眾；二是全球範圍的資本得到了極大的積累，這裡面也包括中國的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這成為中國競爭資本中心國地位的基礎）。

這一過程結束的標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久拖不決，用透支的方法來創造市場，提前消費和過度消費開始顯現出其惡果，房地產及財政危機相繼爆發，這意味市場已經觸到了其上限。同時，中國的勞動力工資出現快速上漲，所謂「人口紅利」也開始消失，2010年，甚至開始出現「用工荒」，這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實現了工業化——這是英國發動所謂「通商戰爭」（即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民族精英一個半多世紀的夢想，由於它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因此其全球影響將是深遠的。

工業化的完成意味著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口都已經被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征服，即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已經完成，同時，第三波產業革命也走到了盡頭，馬克思所分析過的利潤率下降規律正以無可阻擋的力量顯示出它的威力，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是理解當前地緣政治以及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一個最大背景。

金融危機以後，德國提出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美國提出了「再工業化」，中國提出了新常態及供給側改革等——但資本的利潤危機已經如此深化，部分國家甚至將貨幣的基礎利率下降到零附近甚至零以下（相當於貨幣資本不參與全社會剩餘價值的分配），但增長仍然乏力。因此，此次危機是史無前例的，且目前正在深化當中。

一方面，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趨於激化。在資本社會中，國際間的矛盾主要就是大國對資本中心國地位的爭奪，其他的矛盾都從屬於這一矛盾。在資本的推動下，國家動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綜合手段進行激烈博弈，地緣風險因此凸顯，那些處於不同區域力量之間的國家或地區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如韓國的總統醜聞、土耳其和菲律賓領導人外交政策的搖擺以及台灣政壇的亂局等等都有地緣政治板塊相互擠壓的影響。

另一方面，即使是資本大國或地區內部也出現了政治極化的現象，如歐盟內部的英國脫歐公投，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美國大選當中特朗普憑藉對政治正確的攻擊而成功當選。有人將這一系列的現象歸納為全球化的退潮，當然，這只是現象，根源在於上一輪以互聯網泡沫（科技進步）和中國加入WTO（全球化）並成為世界工廠為代表的資本擴張觸到了其界限，在利潤率下降規律的作用下資本競爭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

政治極化現象並不難理解，首先利潤率的下降導致一些國家無法再拿出利潤的一部分來補貼本國的民眾，以維持普通民眾現有的生活水平，但普通民眾對社會福利和維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的要求是剛性的，這就產生了矛盾，社會分裂到一定程度就在政治上出現極化的現象。而另一方面，國內的矛盾一時難以解決，政治家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天然地具有將矛盾向外轉移的傾向，這同時也符合國內壟斷資本的利益。於是國際間資本的競爭就越來越具有國與國之間政治對抗，甚至軍事對抗的意味。

英國的科學家霍金在今年12月1日的文章《這是我們星球最危險的時刻》中，指出技術進步會「加深世界範圍內已然不斷擴大的經濟差距」，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了「人們對全球化與技術加速革新所造成的經濟後果的擔憂」，而眼下「正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危險的時刻」，因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已經具備了毀滅地球的能力，但卻還不具備逃離地球的能力。

雖然沒有提到資本，但霍金整個論調看起來很像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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