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產生於古希臘的諸條件

關敏(mshkkhhgy8)提要:形式邏輯產生於古希臘是由於眾多條件綜合的結果:拼音文字,商品經濟,民主法治,個人主義,原子論,超越功利主義即擺脫了原始巫術的立場思維,以一視同仁的正義原則來實現興趣追求和精神的滿足,在幾何學中發展出形式邏輯。

一,回顧與說明

貫穿於希臘古典民主政治、商品經濟和理性文化之中的是希臘的自由精神,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出現的。這種自由精神最終演化為學術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精神。正是這種「百家爭鳴」的希臘研究之風,才迎來了「百花齊放」的希臘科學之春和邏輯的誕生。

《邏輯以個人主義為前提》談到:原子論的原子的結構性導致人們分析語言的結構性和思維形式的結構性從而產生了形式邏輯。

中國的整體價值觀導致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其思維成果是元氣論。元氣論強調整體的一元性(氣生萬物為君主獨裁奠定了哲學基礎:天生萬物歸天有,歸天有就是歸天的兒子所有,所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一切都歸王,因此一山不容二虎、民無二王)、等級的壓制性以及隨大流的中庸性三大價值。三大價值又複製出產生了三大成果:專制人學、專制人治與自足經濟,才使中國成了發臭的醬缸社會。整體性價值觀不但阻礙了邏輯的產生,而且使專制長期以真理的面目出現,更嚴重的是它把很多明顯的真理給顛倒了,比如說,「大河漲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這種顛倒的理論忽視個體利益,最後必然導致人民的不滿,結果又使整個民族在大動蕩中吃大虧。

西方的個體價值觀導致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其思維成果是原子論。原子論強調個體的多元性(許多獨立的原子是萬物的本源,這為多元民主奠定了哲學基礎)、平等的自由性以及爭創造的競爭性三大價值。三大價值又複製出了三大成果:邏輯科學、法治民主與市場經濟。

一些網友不看全文就說你的邏輯如何定義?是辯證邏輯還是多值邏輯?完全是胡扯,因為我從來就反對辯證邏輯。我從歷史角度來說明形式邏輯產生的社會條件。沒有這些條件,邏輯產生產生不了。

今天主要從數學角度來說明形式邏輯產生。古希臘詩歌發達,荷馬史詩是人類詩歌之頂峰,古希臘的戲劇、美術、體育都是世界第一。希臘航海強化了幾何與天文學的知識,頻繁的交易強化了數理思維,專業化的手工製作強化了機械思維,在廣闊的市場上與陌生人之間發生複雜的利益往來和衝突,強化了人們的契約與法律意識。由此,古希臘產生了數理邏輯思維,文明成果累累:畢達哥拉斯定理,德謨克利特原子論,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和生物學,托勒密的宇宙學,歐幾里德幾何學,阿基米德槓桿原理浮體定理……

二,幾何學為什麼能充當邏輯的典範呢?

「邏輯」概念的明晰。「邏輯」這個詞在希臘語中有多種含義:發言、演說、陳述、論證等等。邏輯一詞主要用在三個領域:首先是語言領域,包括發言、演說、描述、陳述、論證等等;其次是思維領域,包括思考、推理、解釋、說明等等;第三是人言說的對象,包括構造原理、公式、自然法則,等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就是思維方式的正確規則,或者正確的思維方式。這個意義的「邏輯」就是邏輯學的「邏輯」;不是邏各斯的「邏輯」;更不是什麼中國「邏輯」。

中國人以為眼見為實。而希臘人認為越是能見能摸的越不準確,只有那看不見摸不著的理念即規律、抽象,才是最準確的。希臘的數理思維相信: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表象並非根本,它背後的理念、規律、規則和藍圖才是至關重要的。那麼從看得見的實物到看不見的抽象規律,用么什作為橋樑溝通呢?用什麼才能說明呢?只有幾何學能擔當起這個重任。因為形象和抽象之間的代碼,是板塊和數字(板塊接近形象、數字接近抽象),而幾何學就恰恰是用數字和板塊的結合來溝通形象的實物和抽象的規律的最佳方法。這是一個從已知到未知的神秘通道!人類找到這個通道,實在是人類的幸運!

希臘人創造幾何學不是為了實用,而是尋找理性思維的工具——形式邏輯。幾何是由點、線、面、體等純形式構成的,「勾股定理」即畢達哥拉斯定理可由三個直角三角形、三個矩形、三個正方形證明出來的。於是人們猜想,世界上的未知之事是可由純形式推知的,這就是形式邏輯的起源。希臘人確信,邏輯是科學的工具,真理是以邏輯證明為基礎的。理所當然,真理體系的建立離不開思維的邏輯工具。

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都是來自於形式邏輯學。不是歐幾里德的貢獻,我們可能永遠還用著古代的紡車和鋤頭,不可能有工業時代,更不可能有信息時代。但是,歐幾里德找到從形象到抽象,從數字到板塊,從現象到規律的演繹辦法,建立了公理體系法的邏輯學,這是人類之光,是人類戰勝一切困難、走向光明的有力工具!不然,人類還會在黑暗中摸索很長時間。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說:「幾何學對於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影響一直是深遠的。它影響了柏拉圖、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學家。《獨立宣言》(從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義性)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脫胎於歐幾里德的公理體系模式。18世紀天賦人權的學說,就是一種在政治方面追求歐幾里德式的公理體系。牛頓的《原理》一書,儘管它的材料是經驗的,但它的形式卻完全是歐幾里德的公理體系模式。」他接著說:「我相信,數學是我們信仰永恆的與嚴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數學與神學的結合開始於畢達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學的特徵」。這裡「數學方法」就是思維的形式正義——形式邏輯的方法。

希臘人的思維方式雖然在古代社會裡還沒有形成絕對優勢,就隨著希臘羅馬社會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為一種文化因子一直存活著,並且滲透進了基督教神學裡,它的生命力隨著社會的進化而釋放。西方中世紀強調邏輯教育,邏輯知識的普及為西方的法庭辯論與民主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形式邏輯學後來又經文藝復興之後的歷次完善,發展出符號邏輯、數理邏輯。今天,人類幾乎完全回到了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唯心主義世界,一切現實都能由簡單的數字支配。同時,這種理性思維還導致了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普遍的契約和法制規範著人們的交往行為,整合了全社會的自由意志和創造力,實現了人類的高度自覺與自律。這就是西方文明席捲全球的全部奧妙。

三,幾何學的興起與發展

古希臘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從開始就沒有像東方民族所具有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式的社會結構。這種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共同體,加上希臘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為希臘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希臘城邦制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此基礎上,古希臘社會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古典的理性文化或科學文化。希臘幾何學正是在這種理性文化中誕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古希臘是法學的發源地,法律文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公元前11世紀-前9世紀是希臘的荷馬時代,史稱「英雄時代」。荷馬時代是希臘歷史上的思想啟蒙時代,希臘人自我意識覺醒,希臘民族完成了從神秘主義文化向理性主義文化的轉變,開創了以法律文化為軸心的科學文化的歷史進程。可以說,希臘文化的源頭或邏輯起點是希臘法典,由此鑄成希臘民族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爾後的德拉古立法,直到公元前594年梭倫立法,最終確立起古希臘的法律體系,推動了希臘民族法律文化的繁榮發達。希臘人唯「法」是從,遇事講「理」,依法辦事,他們以「法」的眼光審視社會、審查自然、審理知識,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古希臘文明。

希臘的法學稱「正義學」。人們在立法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什麼是正義、為什麼有罪」等法理問題。其中包括「公理、公設、前提、條件」等法學的基礎問題,以及審判過程中的「事實、理由、證據、推理」等法學的邏輯問題。要從根本上弄清楚這些法理問題,人們就必須在思想上進行一種「分析」的理性思考。立法者告誡人們:法律是普遍的,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法律是公平的,不會偏袒任何人,所有的人都要服從法律。

梭倫掌權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梭倫立法,改革法律制度。他認為,無法和內亂是人類最大的災難(中國一直沒有解決內亂和法律問題,從秦代的趙高、漢代的王莽、晉代的八王、明代的朱棣、上世紀的文革),而法律和秩序則是人類最大的幸福。梭倫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為新的、舊的勢力都能接受的民主法制秩序,以保證社會的平穩。為此,梭倫建立了新的法律,史稱「梭倫」立法。其中最大的舉措是加強了公民大會的權力,凡年滿20歲的雅典公民均可參加,會議定期舉行。400人組成議會。他創建了宏大的人民(陪審)法院,總人數達6000人,任何人都可以譴責執政官的無理決定。公元前594年雅典陪審法院的建立,標誌著希臘民主法治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首先推動了自然法的研究。法律的客觀性、普遍性、同一性和永恆性,根源於人的本性和規律,這就是理性,就是正義所綜合的一系列價值目標,如自由、平等、秩序等。因此,自然法學者特別重視理性。法律或自然法應與理性相符合,或者人的理性所發現的人的行為準則是「理性之光」,它照亮人的道路。而法律所要達成的正義目的,就是基於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就是人在社會中「得其所哉」即享受人應該享受的權力和平等地承擔義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生活在梭倫立法時代的泰勒斯,深受希臘法律文化影響,尤其是受自然法理論的啟發,創造性地運用法學思想為理性知識「立法」。泰勒斯對經驗幾何學知識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性研究,開創幾何命題的證明之先河。泰勒斯在進行幾何學研究的過程中,不僅發現了「任何圓周都要被其直徑平分;等腰3角形的兩底角相等;兩直線相交時,對頂角相等;若已知3角形的1邊和兩鄰角,則此3角形完全確定;半圓周角是直角」等5個幾何命題,而且還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些命題。

泰勒斯的學生、第一個繪製地圖的人阿那克西曼德(前610-前545)認為:組成宇宙的各種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對稱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佔據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權力只屬於均衡法則。

畢達哥拉斯繼承和發揚了泰勒斯的證明幾何學,並且將數學概念抽象化。畢達哥拉斯喜歡音樂,他們發現「一根調好的琴弦,將會奏出一個高八度音。同樣地,如果縮短為3/4,就奏出一個第四音;如果為2/3,就奏出一個第五音。一個第四音和一個第五音一起成為一個八度音」,羅素說,「音樂上的發現極可能導出萬物皆數的概念。因此要了解我們的周圍世界,必須找出萬物里的數。一旦掌握了數的結構,我們就控制了世界,這確實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念。」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上豐富多彩事物本身並不是本質,它背後的數字才是萬物的本質。中國人以為眼見為實,西方人認為眼見不一定為實,反而是那看不見的本質才為實!幾何定理比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更準確。畢達哥拉斯認為:上帝是個偉大的工程師,整個宇宙都存在著數的和諧,和諧與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規律。各天體之間距離的數的比例關係構成整個天體的和諧;人體內濕和干、冷和熱、苦和甜之間適當的比例使人健康。他們相信依靠數學可使靈魂升華,與上帝融為一體。此後,對宇宙的數學計算成為希臘社會的文化內核。

畢達哥拉斯學派因發現「無理數」而引起的第一次數學危機,推動了人們對幾何命題的理論證明。而中國的數學原始得多,比如說,中國的勾股定律只是現實經驗上的一種猜測,而畢達哥拉斯定理則是嚴密邏輯推理形成的體系。中國有祖沖之圓周率之類的的算術,可是理論數學、幾何學幾乎沒有,一些孤立的發現構不成理論體系。羅素說:「用數學解釋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內涵,畢達哥拉斯學派影響深遠,體現在雅典人聚會的廣場都按照幾何比例來構建的。

四,形式邏輯的誕生與發展

蘇格拉底(前469-399年)對邏輯學的形成有很大啟發性的貢獻。他在愛利亞學派的本體論和芝諾反證法的基礎上,首創「詰問式」的方法,促進了對「定義」和「推論」的深化研究。他提出「真正的知識基於普遍的定義」和「歸納的理論」。蘇格拉底致力於尋求事物的普遍定義,例如「什麼是正義」。他總是以提問的方式揭露對方各種命題、學說中的各種矛盾,以動搖對方論證的基礎,指明對方的無知。蘇格拉底以此來訓練人的邏輯推理能力。

民主首先是一種文化,即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主是以言論自由、邏輯思維為基礎的說理文化。經濟學諾獎得主森說:「民主制度是與公眾議事和互動說理密切相關的。」「民主即讓公眾講道理」(《慣於爭鳴的印度人》)。辯論是民主社會重要特徵,選舉、開議會、法庭辯論等都要辯論,不會辯論的的人是難以從政,更難成為政黨領袖和國家領導人!所以,學會理性辯論是進入民主社會的關鍵一步。

柏拉圖(前427-前347)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質就是要懂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最基本的統治技術。柏拉圖為了徹底駁倒辯證法的詭辯論,找到分析事物的邏輯方法(也就是說明問題的方法、公式、規律)成立了柏拉圖學園。柏拉圖正是在數的原則的指引下形成了「理念」論。在他看來,感官的認識是不準確的,只有認識到事物的理念才是準確的。理念才能剔除謬誤,將社會和人生引向至善至美的境界。柏拉圖規定:「不懂幾何者不得入校內」,幾何學是他教育學生、訓練思維的主要方法。他提出數學證明應以某種「假設」作為出發點,即公理、然後通過一系列邏輯推理,最後達到所要證明的結論。柏拉圖學派把幾何學證明方法的發明推向高潮。他們發明了幾何證明中的分析法、間接證明中的歸謬法。古希臘從柏拉圖時代起,數學上要求以公理為依據作出演繹證明,已成為數學研究中的一個準則。

法學家、哲學家、數學家歐多克索斯總結出直接證明的演繹推理法與間接證明的反證法,分析法和綜合法為幾何證明中的主導思想方式。

亞里士多德(前384-322年)為古希臘哲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邏輯學是為思維「立法」,他總結出來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為有效推理的準則。正確論證必須滿足兩大條件:真前提以及有效的論證。他從語意結構理論入手,找到了「三段論」的方法,即兩個前提和一個結論的推理形式。他把三段論總結為三個格、十四個式。亞里士多德作為政治哲學家強調正義是正當的比例關係即多元均衡,顯然受到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美感比例關係即「黃金分割率」的影響。

公元前300年左右,亞歷山大里亞的數學家歐幾里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運用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學,終於建立起一個完備的幾何學知識體系。他把已有的幾何學知識全部搜集起來並加以系統化,從中抽出那些最簡單、最基本、被無數經驗事實所一再證實了的命題,作為不證自明的公理或公設,再由此出發,以嚴格的邏輯演繹方法,循序漸進、由簡及繁地證明了幾何學的全部定理。《幾何原本》的誕生,標誌著希臘證明幾何學的完成和公理體系邏輯學的確立。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實現了柏拉圖的理想和亞里士多德的綱領。

到此,形式邏輯學算是基本形成(大致經過400多年)。幾何學作為形式思維的最高典範,在各個學科擴散開來。後來的科學都直接受到形式邏輯、間接受到原子論的影響而在西方發展開來。形式邏輯在中世紀被宗教用來解釋神學教義,有的教會學校就規定:「犯邏輯錯誤者罰款5鎊」,形式邏輯經過萊布尼茨、笛卡爾尤其是現代的羅素等發動的革命發展為現代的數理邏輯。邏輯已成為西方人尋找客觀事物規律的最有效的方法。這個方法比「能掐會算」的諸葛亮等人可靠得多、有用得多。這種邏輯學曾被梁啟超稱之謂「繡花金針」。梁啟超那時,中國人還不知道何為邏輯學,他想像中,西方人會巧妙地創造,一定是有一個象「金針」一樣精巧的東西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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