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中的情感表達和愛情想像並不空白
閻雲翔少年時「闖關東」,流浪到黑龍江省下岬村,被該村收留,務農7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1986年赴美學習人類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89-2004期間,他八次回訪下岬村,對該村進行了持續15年的田野調查,而《私人生活的變革》是其研究成果之一,並獲美國2005年度列文森獎。
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年農民的親身體驗和持續15年的田野調查經驗,以參與者和旁觀者的雙重身份進入其中私人生活的情境,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當代農村的愛情、婚姻與家庭關係的形象畫面。他對半個世紀以來農民的感情體驗,有一種同情式的理解,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其學術分析。
閻雲翔
本文選自《私人生活的變革》自序
1948 年,美國人類學家許烺光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和社會流動》。他認為中國的文化人格受五種因素影響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關係為軸心;(2)因強調男女有別而形成的兩性之間的緊張;(3)將兒童作為成人來培養的育兒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絕對權威和權力。
在個人成長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組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於家族的利益。家並不因個人而存在;恰恰相反,個人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換言之,每一個個人都是生在祖蔭下,長在祖蔭下,並通過延續祖蔭的努力而賦予短暫的肉體生命以永恆的意義。由於中國的倫理體系強調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從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體利益,那種獨立、自立、自生的個人在傳統中國社會也幾乎不可能存在。
因為它以生動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統的人類學分析向讀者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文化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取向,所以《祖蔭下》一書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一直影響很大。但是,許著的觀點絕非標新立異之說;它代表的實際上是晚清以來立志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看法。
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歷次變革都是以覺醒的個人反抗祖蔭的控制為特徵的。從晚清知識精英的「衝決網羅,恢復自性」到20 世紀社會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現代化」,我們看到的是同一主張,即只有徹底改造傳統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獨立、自立、自主的個人,並由此而實現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大業。
知識精英的這種主張,只是在1949 年後的新中國才真正傳播到基層社會,並改變了千千萬萬工農大眾的日常生活。稍稍年長的讀者大概都會記得《小二黑結婚》《劉巧兒》等流傳甚廣的文藝作品。我們現在似乎仍可以想見,在地覆天翻的革命年代,中國城鄉有多少小二黑們和劉巧兒們踩著勝利鼓點,扭著秧歌,興高采烈地告別祖蔭,邁向令人神往的新生活—正像劉巧兒真情唱道的一樣:「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斗轉星移五十載。
當年的小二黑們和劉巧兒們現在的生存狀態如何?他們是否已經走出祖蔭?他們的兒孫輩又與祖蔭有多遠?在告別祖蔭的過程之中和之後,幾代村民的主體性和情感世界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對這些問題的興趣驅使我在1987—1988 年間擬定最初的研究計劃並提出基本理論假設。隨後的12 年間,我7 次回訪黑龍江省下岬村,從事田野調查工作;其中心得在本書英文版前言中略有提及。現在想來,2001 年的春季應該是我從事這項研究自我感覺最好的階段。那時,本書的初稿已完成大半,大量的資料似乎表明「衝決網羅,告別祖蔭」的新文化運動理想歷經百年滄桑終於在當代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實現;而我的歷時十幾年、跨越兩個世紀的研究課題也終於可以圓滿結束。
可這種興奮、欣慰和如釋重負的好心情僅持續了不長時間。在批判接下來的寫作、改寫、再研究、再改寫的反反覆復之中,我逐漸發現自己當年的想法實際上受到新文化運動和現代化理論太多的影響,將獨立自主的個人之崛起預設為走出祖蔭的邏輯結果。
幸運的是,人類學訓練使我在田野調查時近乎本能地從本地人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收集了大量乍看起來與本研究計劃毫無關係的資料。重視生活細節的民族志方法又使許多與我最初的理論假設相衝突的生活故事和人物闖入我的寫作。
我說「闖入」決非故弄玄虛。本書中有不少個案和人物都是在寫作過程中違背我的寫作提綱而自己冒出來的。這裡的關鍵在於細節,在於十幾年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的大量細節。這些細節單獨看起來往往顯得瑣碎,一旦放在一起常常可以展示出重要的變化趨勢。例如,我每一次回到下岬村都會聽到關於彩禮、分家、養老等問題的種種議論。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人人都會議論,但看法往往會有些微差異。同時,總會有一些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做出一些不那麼循規蹈矩的事來。這些「非主流」的議論和個案不可能出現在理論假設中;它們只能在我的田野調查和資料積累過程中悄悄地進入我的世界,並通過故事細節的方式引起我的重視,迫使我重新思考許多問題。
反覆閱讀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調查資料,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新發現:走出祖蔭的個人似乎並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個性。恰恰相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
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許多女青年在贏得婚姻自主權—「自己找婆家」之後,仍然向未來的公婆索取高額彩禮。又如,普遍存在的農村養老問題也同樣源於權利義務失衡的自我中心主義價值取向。
下岬村
基於這些新發現,我在2002 年本書定稿時就無公德的個人之興起問題提出一些憂慮和初步判斷,同時也暗自希望自己的觀察也許並不準確。2004 年元月,我第八次回到下岬村,發現本書所描述的主要社會變化趨勢都有所發展。
一方面,青年村民通過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個案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青年在訂婚之後發生性關係,少數新婚夫婦主動推遲生育,還有更多的家庭節衣縮食將孩子送到縣城去上寄宿學校,甚至幼兒園。最令我吃驚的是,村民們無論老少都在講學習英語的重要性。這些似乎都在表明個人的興起和發展。另一方面,彩禮風愈刮愈烈,分家糾紛、養老問題等也愈加嚴重。與1999 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為明顯,個人在公共領域也表現得更加自私。對於種種極端的自我中心行為,村民們深感無奈,許多人表示只能以改變自己來適應新的時代潮流。
所有這些似乎都證明,本書結論中的初步判斷並非杞人憂天。儘管本書描述的是一個北方鄉村的社會生活,但我相信書中探討的許多問題,包括走出祖蔭的個人很可能成為極端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城鄉各地。譬如,儘管城市的青年不會直接向父母索取高額彩禮,但許多人在成年之後仍然會期待著父母為他們安排一份體面的工作,準備一套舒適的住房,同時卻不問自己為父母(或其他人)做了什麼。又如,近年來關於兒童教育的公眾討論表明,越來越多的父母認為他們不能將孩子培養為誠信君子,因為孩子成人之後無法適應社會上的殘酷競爭,乃至於無法生存。「老實」是「無用」的別名似乎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其潛台詞便是承認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為了自我而傷害他人利益的行為的合理性。媒體上常見的關於「道德滑坡」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的報道、討論,在本質上涉及的也同樣是權利與義務失衡的問題。
下岬村
下岬村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告別了祖蔭的個人也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此時此刻,在經過出版社編輯的努力,有所調整的中文版即將與讀者見面之際,我最想說的是「未完待續」四個字。我正在收集資料,進行新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在不遠的將來回答為什麼「衝決網羅,告別祖蔭」的私人生活變革並沒有導致獨立、自立、自主的個人之崛起的問題。
《私人生活的變革:
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閻雲翔 著 龔小夏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17年2月
作為一部鄉村民族志,該書探究了一個從未被研究過的課題——中國村民家庭生活中的個人與情感問題。
閻雲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先生系著名學者張光直的學生,早年著作有《禮物的流動》。他的英文專著《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獲得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學術著作獎——列文森獎。這是為紀念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而設立的,每年只頒發給兩本亞洲研究專著的作者。閻雲翔先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裔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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