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解密中華民族文明的起源

轉載《南方周末》）http://www.cnarts.net/cweb/news/readnews.asp?id=45301　　　　在中國典籍中，中華文明一向被形容為「上下五千年」，然而自現代考古學建立以來，能夠證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證據只能將中國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紅山文化的發現似乎證實，中國確實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之源因此提前了一千多年。 　　一次不經意的發現 　　1983年秋季的一個黃昏，夕陽的餘暉將遼西建平、凌源兩縣交界之處的牛河梁染得一片赤紅。北梁主山上，幾個考古工作者已經進行了一整天的考古勘察工作。一天下來，他們一無所獲。 　　在北山的兩側，已有一處紅山文化的墓地在1970年代的考古普查中發現。按照常識，史前文化的墓地從來都不是孤立的，總是與建築遺迹相伴，除非它已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被人為的或是自然的因素徹底破壞。北山地勢高於牛河梁的其他山樑，這樣一座大型平整的山台極似人工所為，然而，沒有陶器、石器等遺物的發現作為佐證，考古學者是不能為其貿然下結論的。 　　天色漸暗，考古隊員們掩飾不住內心的失望，開始拾掇隨身物品準備下山。一位考古隊員來到旁邊的一處沖水溝邊小解。就在他解手的時候，腳下一塊似石頭又非石頭、似陶片又非陶片的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彎腰拾起，定睛一看，心裡不禁一陣狂跳，天哪，原來，這是一件人像雕塑的鼻子！ 　　轟動世界考古界的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就在這一次不經意的解手中被發現了。 　　後來，在正式發掘中出土的女神頭像正好缺少一個鼻子，把最初發現的那個鼻子安放上去，不偏不倚，不大不小，恰好屬於一個個體。 　　牛河梁女神廟問世的時候，我正在上大學。上述故事來自我後來的一位同事，他曾參加過那次女神廟遺址勘察，後來又到我就讀的大學進修。故事裡有多少演繹的成分已無從可考，時隔多年，當初參加勘察的考古隊員對發掘過程中的細節已記不清楚了。對於考古學家來說，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他們一方面在竭盡所能地恢復遠古人類生活的情景，甚至不遺餘力地去尋找細節，卻忽略了在他們身旁剛剛發生過的事情。也許，對於這樣的細節的考證，就只好留給以後的歷史學家了。 　　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是中國首次發現的遠古神殿，其遺址中文化內涵與宗教遺存的豐富程度都是任何其他遺址所無法比擬的。它的發現，對中國史前宗教及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一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熱潮也因牛河梁遺址的發現在國內學術界，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被掀動起來。 　　「中國的維納斯」 　　從現代考古學自20世紀初建立以來，中國的學者因為受到以王朝為中心的傳統史學的影響，不知不覺間把中原漢族史當成了中國歷史的正史，即便面對史前文化時也持此種思維態勢。人們習慣性地，而且是毫不懷疑地把中原即黃河流域當成中國文明的起源地。尤其是絢麗奪目的河南仰韶彩陶文化的發現，更是堅定了他們對這一觀念的信心。然而，早在1960年代，蘇秉琦先生在對山東、江蘇、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進行考察時，就敏銳地發現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古代文化水平要高於中原，於是首先在學術界對正統的「中原中心論」進行了質疑。這種懷疑態度表現了蘇秉琦教授過人的預見性和巨大的勇氣，對中國的考古學者帶來了這樣的啟發：史前更為發達的文化並不在中原，而恰恰在中原以外的地區。 　　1970年代以來，一批重要的紅山文化遺址如胡頭溝墓地、小河沿遺址、大南溝墓地、三官甸子墓地逐漸被發現並予以披露，諸如C形玉龍等一些精美的玉器的出土使人們堅信這一地區的史前文化的重要性。當考古學者於1979年對遼寧喀左縣東山嘴予以正式發掘，認定其為一處宗教祭祀遺址，而且還發現了女性人體雕像的時候，紅山文化終於引起了國內外考古學界的轟動。 　　東山嘴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最早的一處宗教祭祀遺址，兩枚女性小型雕像也是中國首次發現的史前人形圓雕。以前半坡等史前遺址雖也有人形藝術品出土，但均為陶器上的附件，形體簡略粗糙。東山嘴的人體雕像呈孕婦特徵，臀部、陰部等性部位都被著意刻劃，它與歐洲舊石器時代的小型石頭女性圓雕如奧地利「維爾倫夫的維納斯」，與西亞出土的小型孕婦塑像在表現手法上都極為相似。因而，有的專家毫不遲疑地稱之為「中國的維納斯」。 　　然而這僅僅是開始，更為重要的發現還在後面。1983年秋季，牛河梁女神廟被發現。198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對女神廟進行了正式發掘。儘管女神廟的出土是人們翹首以待的事情，但當它真的被揭露出來的時候，其建築遺存的完好程度、結構的複雜性，尤其是女神像的規模和精湛的雕塑技藝還是讓人大吃一驚。 　　牛河梁遺址由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等16個地點組成，佔地約50平方公里。女神廟位於牛河梁諸道山樑的主梁之上，其地位的重要性從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表現。女神廟和其北部的大型山台是牛河梁遺址的主體。山台地勢平穩，系人力加工所為，南北東西長各200米，四周砌以石牆，極似城址。令人注意的是，神廟與山台的走向完全一致，說明應是一個整體。在山台北側也發現有塑像殘片和建築物架，說明另有一座神廟與女神廟以山台為中心呈南北對稱分布，從而構成一台（一城？）兩廟的建築群體結構。 　　女神像發現於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一位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後來回憶說，根本無法找到一個恰當的詞來表達那時的心情。是欣喜若狂嗎？顯然不是。當女神像被一點點剝離出來的時候，人們都屏住了呼吸，整個工地悄然無聲，只有小鏟和小刷子剝離泥土的聲音在沙沙響著。當女神頭像完全顯露出來的時候，遼寧省博物館的攝像師不失時機地把這激動人心的瞬間定格在膠片上。後來，這張照片被題為「五千年後的歷史性會面」。照片上，女神坦然而鎮定地注視著五千年後的人們，嘴角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 　　是否古文明？ 　　紅山文化的墓葬異於其他新石器文化常見的那種土坑豎穴墓，其墓上積石成塔，氣勢壯觀，有「中國金字塔」之譽。每個墓地都設有中心大墓，似乎在著意表現「一人獨尊」的等級觀念。冢壇結合是其又一重要特點，冢上置壇，說明積石冢不僅為墓穴，同時還兼有祭祀的功能。這些積石冢的陪葬品幾乎全部為各種精美的玉器，只有個別等級較低的墓葬以陶器為隨葬物。 　　令人驚奇的是，在牛河梁遺址群南部一處名叫「轉山子」的山崗上，考古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座類似積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築，與山丘渾然一體，總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規模之宏大、結構之複雜非其他積石冢所能比擬。其建造十分考究，內部夯土，外部砌石，台體頂部有煉銅坩鍋等遺物發現，說明其文化內涵的複雜性。作為一座單體建築，它是至今發現的中國史前建築中規模最大的。由於尚未發掘，其性質有待進一步確定。 　　祭壇、女神廟、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築、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群以及成組出土的玉質禮器，這一切都似乎說明，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已出現了基於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級的組織形式———早期的城邦制國家。以往，中國典籍一直把中華文明史說成是五千年，但現代考古學建立以來，能夠證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證據只能將中國文明歷史上溯到四千年前。而今，紅山文化的發現證實了我們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紅山文化因此稱為「中華文明的曙光」。 　　蘇秉琦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處於「先走一步」的前導地位。 　　牛河梁遺址北望老哈河，與赤峰的西遼河流域相接，東臨大凌河，俯視朝陽、阜新兩地，東北通過努魯爾虎山山谷達教來河、孟克河流域，西部和南部有大凌河通達渤海，並沿著燕山山脈直下華北平原。牛河梁初次發掘的領隊、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先生認為，鑒於以上的地理形勢，牛河梁遺址正好處在紅山文化分布區四通八達的中心部位，表現出對周圍聚落的強大駕馭態勢。 　　蘇秉琦先生在對上述區域的原始文化進行多年的研究之後，形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理論：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指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郭大順：《龍出遼河源》）這正是蘇先生所論述的古國的特徵。蘇先生在中國第一次突破了考古學傳統上的文明起源諸要素的理論，就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建立了新的理論體系。 　　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的理論誕生於西方。英國考古學家V.G.柴爾德認為城市的出現是文明開始的標誌。美國人類學家C.克拉克洪首先明確提出了文明起源諸要素的理論，他認為，無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了下列三項中的任何兩項，就應被納入到文明的範疇：一、有高牆圍繞的城市；二、文字；三、複雜的禮儀中心。我國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分析商代文明時也遵循了上述的理論，認為殷墟文化已經具有了城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所以是一個燦爛的中國文明。 　　除了蘇秉琦先生的理論以外，關於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學術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文明起源諸要素展開的。劉素俠在《紅山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一文中認為，紅山文化後期出現在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應當是原始的文字，同時其聚落城壕的出現、青銅冶煉遺存的發現以及複雜的禮儀都足以證明紅山文化已進入一個文明社會。青年學者陳星燦則針鋒相對地認為，紅山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因為現有資料並不能證明紅山文化已經具有了青銅器的鑄造和應用以及城市和文字的產生，因而紅山文化並不具備文明時代的主要特徵。河梁考古遺址發現的女神頭像　　惟玉為葬 　　然而無論如何，紅山文化在與之同時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佔據了最高的發展水平，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不僅引發了學者們對文明起源問題的思考，同時也引發了對炎黃時代古史研究的熱潮。從這一點上來看，以牛河梁為中心的紅山文化的意義在於，古史學者們終於擺脫了片面的神話意識的影響，進入到了一個將考古實物材料引進到古史研究中的一個實證階段。 　　成組出土精美玉器是紅山文化的一大突出特點，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堪與其媲美。 　　紅山文化的墓葬有一獨特之處，即只隨葬玉器。牛河梁的1號冢是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的墓葬之一，但就是在這樣一座隨葬品如此豐富的墓中，竟無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普遍隨葬的陶器。郭大順先生在對紅山文化已發現的墓葬及隨葬品情況做了統計分析之後，得出了紅山文化具有「惟玉為葬」的特徵的結論。 　　紅山文化的玉器可分為三類。一為斧、鑿、錛、鏟、刀等工具和兵器；二為動物雕塑，如龍、虎、龜、蟬、熊等；三類可暫稱為「飾品」，是被賦予了一定意義的具有某種特定形狀的器物，如勾形玉佩、連環飾、琮、箍、璧、環、璜等。有人把第三類玉器同《周禮》中記載的六種玉禮器璧、琮、圭、璋、琥、璜比較，發現在紅山文化中均可以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東西。由此可見，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備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禮」的雛形。郭大順先生因此進一步提出，「惟玉為葬」的實質乃是「惟玉為禮」。 　　將出土成組玉器的牛河梁積石冢與近旁的女神廟相聯繫，我們不難想像，這些享有如此規格大墓的主人一定擁有較高的宗教地位，佔有通天祭神的宗教權力，而這些並不一定屬於實用的玉質工具、飾品和以神化動物為題材的玉器，表明它們具有一定的神器性質，是通神的工具。 　　根據有關研究成果，商代的至高神「上帝」崇拜觀念並非發生在商代，而是在史前時代就已出現。巫是人神之間交通的使者，紅山文化隨葬有眾多玉器的主人或許正是這樣的巫。玉器乃是巫師代表人奉獻給神的禮物，同時又通過玉器來表示神的存在，即「以玉示神」。巫師在與至上神溝通時還要用一些靈性動物作為自己通神的助手，這種宗教風俗在近代的滿族－通古斯語族的薩滿教中還可以見到。那些動物玉雕以及神女廟中的動物塑像正是這樣一種觀念的展現。由此可見，「禮」的實質乃是人對神的崇拜和讚美。 　　勾雲形玉佩是紅山文化玉器中十分有特點的一種器物。其中心為旋渦形，四角作卷勾狀。已發現的勾雲形玉佩均置於死者的胸前，說明其非同尋常的神聖意義。陸思賢先生認為它是紅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國」的徽幟，應該說這是一個有創見性的見解。玉佩上急劇旋轉的渦形紋和勾雲紋體現了巫師在同至上神溝通時那種旋狂迷醉的感覺。 　　霧裡看龍 　　玉龍顯然是紅山文化玉雕中最奪目的亮點，其獨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眾多的出土數量使它成為紅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種類。同時，「龍的起源」這一流行多年的熱點問題又因紅山龍的出土而再度升溫。 　　在紅山文化的前身———遼寧阜新市的查海文化遺址中就已發現了距今8000年的石塊擺放的龍，身長約20米，頭、尾、腿、足可辨，周圍有50多座房址環繞，其尾部與遺址中最大的房址相連。在它剛出土時，對其是否是龍，遼寧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們持謹慎態度。然而，當它全面呈現出來時，那昂首張口、身軀宛轉、似欲騰空飛起的形象使人無法否認，中國最早的龍的形象已於遼河流域面世。 　　擺塑龍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陽以及湖北黃龍考古遺址也有發現，在紅山系列文化中是孤例。待真正的紅山文化時代來臨，以玉來表現龍則成為時尚。玉龍大體分為兩例，一類因形似英文字母C而被稱作C形，這類玉龍體形細瘦，有飄動的長鬃，出土於內蒙古三星他拉的大型玉龍即屬此類；另一類環體肥厚，首部碩大，有雙耳，吻部有皺紋，形象似豬，因而在最初發現該類玉龍時發現者將其定名為「豬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所長孫守道先生還據此大膽地提出了「豬龍變化說」，認為龍的形象乃是由豬演化而來。這一說法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流行並被廣為引用。然而，時隔多年，當初與孫守道先生合作推出此說的郭大順先生又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這種龍短耳圓目，吻不外伸，其實應為熊的形象，而牛河梁的積石冢中又多次發現熊骨，說明紅山人有以熊為祭的習俗。在女神廟中曾發現有類似的泥塑動物，以前也定為豬龍，郭大順先生認為這也應是熊的形象，所以把豬龍改稱為熊龍似應更為準確一些。他又同史載「黃帝為有熊」這個說法聯繫起來，暗示紅山文化的活動區域正是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 　　關於龍的起源，最流行的說法是聞一多先生的觀點。聞先生認為龍是以蛇為主體，再結合獸類的四腳、馬的毛、鬣的尾、鹿的腳、狗的爪、魚的鱗和須而形成。 　　郭大順先生雖然主張「豬龍」應為「熊龍」，卻並未直接提出「龍起源於熊」這樣類似的說法。他在《龍出遼河源》中以趙寶溝文化中的動物陶尊為例，認為龍是溝通人間和天上的媒介。這一說法頗有啟發意義。趙寶溝文化與紅山文化大約為同時期，有許多共同特徵，在地域上又同紅山文化相鄰，它曾有一件刻劃有鳥、豬、鹿等動物紋的陶尊出土。四個動物體軀盤蜷而舒展，似在空中遨遊，郭大順直接將其定名為「龍紋陶尊」。這些輾轉騰空的動物形象似乎說明：龍真實的起源和實有的動物並無直接、必然的聯繫，它的旋動迴轉同上文提到的勾雲紋一樣，正是人與至上神溝通時的那種旋迷感覺的藝術再現。 　　商文化的祖先？ 　　紅山文化一經發現，其美術特點與商代文化的相似性就迅速被學者們捕捉到了。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上文提到的C形龍與商代殷墟的婦好墓出土的龍的比較。二者在輪廓上幾無出入，只是龍頭的樣子不甚相同。基於此，王曾先生將考古發現同古史傳說結合起來，推斷紅山文化正是商文化的祖先。 　　據史載，黃帝最終平定蚩尤之亂曾得到女魃的幫助。王曾推測古史所說的女魃正是「紅山王國」的大軍。這支進入中原的紅山先民在戰後並未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帶流動，大致在堯時遷至商丘，以後又因有功被封於商丘。紅山先民因其原有的高水平文化為上古文明做出了突出貢獻。契在堯舜時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和百工之事，助禹治水，功勞卓著。其後代伯益鑿井，番禺以竹為舟，吉光發明木車，王亥發明牛車，相土發明了馬車，這些都體現出了紅山先民原有的手工業優勢。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其經濟實力後來已遠遠超過了夏王朝，也正因此才能一舉滅夏，建立商朝。 　　中國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了紅山文化外還有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雖距千里之遙，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玉器特點上的共同性讓人稱奇。如紅山文化C形龍的龍頭與良渚文化的大目獸面紋有著共同的基本構成因素，兩個文化中都有以玉器為陪葬品的特點，兩者的玉璧、玉環、玉龜、玉鳥等玉器也均有一定的相似性。馬承源先生以此為據認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紅山文化的影響。結合王曾先生的觀點，我們不難推測，正是紅山先民向中原的遷徙，造成了長江下游地區文化面貌的急劇變化，並融入了諸多紅山文化的崇玉傳統，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如果把紅山文化置於一個更大的歷史時空中來研究，我們也許會賦予紅山文化以全新的意義，並揭示出有關中華文明發生的全新內涵。（南方周末）轉入對意義的思考之中。　　圍繞著山台和女神廟，周圍的山崗上還有多處的積石冢遺迹分布。紅山文化的墓葬異於其他新石器文化所常見的那種土坑豎穴墓，其墓上積石若塔而為墓冢。因塔勢壯觀，有「中國金字塔」之譽。每個墓地都設有中心大墓，似乎在著意表現一人獨尊的等級觀念。冢壇結合是其又一重要特點，冢上置壇，說明積石冢不僅為墓穴，同時還兼有祭祀的功能。這些積石冢的陪葬品幾乎全部為各種精美的玉器，只有個別等級較低的墓葬隨葬有陶器。在等級較高的墓里，以龍形為代表的玉器成組出現，說明玉器在紅山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中佔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　　令人驚奇的是，在牛河梁遺址群的南部名叫「轉山子」的山崗上，考古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座類似積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築，建築與山丘渾然一體，匠心巨制，規模宏大，其結構之複雜非其他積石冢所能比擬，總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其建造十分考究，內部的夯土與外部的砌石將內外兩部份分開，同時又使兩部份結合。作為一座單體建築，它是至今中國史前時期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由於尚未發掘，其性質有待進一步確定。它的台體頂部已有煉銅坩鍋等遺物發現，說明其文化內涵的複雜性。　　類似的金字塔式建築近年來在紅山文化的其他遺址中也有發現。2001年，內蒙古敖漢旗四家子鎮又發現一金字塔式建築，遺迹位於一山樑之上，為三層，石砌而成。塔頂有7座墓和一座祭壇。遺址內散落著許多「米」字形陶片。在一個墓葬里出土了一尊與人體大小相等的石雕女神像。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其中一個墓葬的墓壁上發現了一具石祖(石雕的男性生殖器)，大約成人的一掌長，其下方還有一尊小石雕女神像。　　祭壇、女神廟、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築、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群以及成組出土的玉質禮器，這一切都似乎說明，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業已出現了基於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級的組織形式，這一組織形式便是早期的城邦制國家。以往，中國典籍一直把中華文明史說成是五千年，但現代考古學建立以來，能夠證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證據只將中國的文明歷史上溯到四千年。而今，紅山文化的發現證實了我們中華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由於她具有一定的文明淵源性質，也有人稱之為「文明的曙光」。　　蘇秉琦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已處於「先走一步」的前導地位。　　3、文明起源之爭　　牛河梁遺址北望老哈河，與赤峰的西遼河流域相接，東臨大凌河水俯視朝陽、阜新兩地，東北通過努魯爾虎山山谷達教來河和孟克河流域，西部和南部有大凌河通達渤海，並沿著燕山山脈直下華北平原。牛河梁初次發掘的領隊，考古學家郭大順先生認為，鑒於以上的地理形勢，牛河梁遺址正好處在紅山文化分布區四通八達的中心部位，表現出對周圍聚落的強大駕馭態勢。　　蘇秉琦先生在對上述區域的原始文化進行多年的考究總結之後，形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理論。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指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郭大順語，《龍出遼河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157頁）這正是蘇先生所論述的古國的特徵。蘇先生在中國第一次突破了考古學傳統上的文明起源諸要素的理論，就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建立了新的理論體系。　　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的理論誕生於西方。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認為城市的出現是文明開始的標誌。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首先明確提出了文明起源諸要素，他認為無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　了下列三項中的任何兩項，就應被納入到文明的範疇。三項要素是：1）、有高牆圍繞的城市；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我國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分析商代文明時也遵循了上述的理論，認為殷墟文化已經具有了城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所以是一個燦爛的中國文明。　　關於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學術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文明起源諸要素展開的。《考古》雜誌社於1987年5月號就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時代問題進行了討論。劉素俠在《紅山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中認為，紅山文化後期出現在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應當是原始的文字，同時其聚落城壕的出現、青銅冶煉遺存的發現以及複雜的禮儀都足以證明紅山文化已進入一個文明社會。青年學者陳星燦先生則針鋒相對，認為紅山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在他看來，現有資料並不能證明紅山文化已經具有了青銅器的鑄造和應用以及城市和文字的產生。因而紅山文化並不具備文明時代的主要特徵。　　對紅山文化已進入文明社會一說提出質疑的還有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先生。他在２００３年１期《考古與文物》上撰文《關於對牛河梁遺址的重新認識》，對蘇秉琦先生的文明起源理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在牛河梁遺址還沒有深入發掘之前，就急於拋出一套不切合實際的理論，其影響也不可低估。實際上，紅山文化仍處在氏族制度的原始階段，尚無法作為『文明的曙光』的象徵…… 因而『文明的曙光』勢必成為過眼雲煙。」　　遺址　　4、黃帝和女媧　　然而，無論如何，紅山文化在與之同時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佔據了最高的發展水平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不僅引發了學者們對文明起源問題的思考，同時也引發了對炎黃時代古史研究的熱潮。從這一點上來看，以牛河梁為中心的紅山文化的意義在於，古史學者們終於擺脫了片面的神話意識的影響，而進入到了一個將考古實物材料引進到古史研究中的一個實證階段。　　常春林先生通過對紅山文化遺存與仰韶文化的遺存的比較發現，大量以箭簇為主的細石器的存在證明了紅山文化在武器的擁有上遠遠高於仰韶文化。根據古史傳說，黃帝在阪泉同炎帝、在涿鹿同蚩尤的交戰中均獲全勝，這同他擁有強大的武力是分不開的。（常春林：《試論紅山文化文化的族屬問題——紅山文化黃帝說》）但也有的學者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藺新建根據古史記載認為，「五帝」中的炎帝和黃帝大致在中原，少昊在山東，祝融在長江流域，而活動在北方的則是帝顓頊以及商的高祖帝嚳，因此，紅山文化應是帝顓頊和帝嚳的遺存。（藺新建：《紅山文化與古史傳說》，《北方文物》1987年9期）　　古史記載中黃帝與蚩尤出事地點交戰的涿鹿位於河北的桑乾河流域，從考古發現來看該地區正是中原的仰韶文化與北方的紅山文化的交匯之處，也是紅山文化的南界。所以，不管紅山文化是否族屬黃帝集團，它同黃帝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繫則是不容否認的。　　被用來與紅山文化聯繫在一起的古史人物還有個女媧。關於女媧，人們並不陌生，她是中國古史傳說中創造了人類的女神，化生萬物的始祖《山海經》、《楚辭》、《太平御覽》等古籍對此均有所記載。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陸思賢先生認為，女神被供奉在廟中或祭壇上，是被當作生育神或地母神來崇拜的，部分身軀殘塊表現了鼓腹、女陰等孕婦特徵特徵，正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他認為，紅山文化的裸體孕婦塑像是最古老的女媧像，我們有理由直接稱其為「女媧」。（陸思賢：《紅山文化裸體女神為女媧考》，《北方文物》1995年3期）　　5、「惟玉為葬」與中國禮制的濫觴　　成組出土精美玉器是紅山文化的另一大突出特點，呈如此規模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堪與其媲美，除此之外，別無他例。　　上文提到，紅山文化的墓葬有一獨特之處，即只隨葬玉器。牛河梁第二地點的1號冢是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的墓葬之一，但就是在變樣一座隨葬品如此豐富的墓中，竟無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普遍隨葬的陶器和玉器。郭大順先生在對紅山文化已發現的墓葬及隨葬品情況做了統計分析之後，得出了紅山文化具有「惟玉為葬」的特徵的結論。　　紅山文化的玉器可分為三類。一為斧、鑿、錛、鏟、刀等工具和兵器；二為動物雕塑，如龍、虎、龜、鴞、蟬、熊等；三類可暫稱為「飾品」，是被賦予了一定意義的具有某種特定形狀的器物，如勾形玉佩、斜口形玉飾、連環飾、琮、箍、璧、環、玦、璜等。有人把第三類玉器同《周禮》中記載的六種玉禮器璧、琮、圭、璋、琥、璜作一比較，發現在紅山文化中均可以找到與之相似甚至相同的東西。由此可見，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備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禮的雛形。郭大順先生因此進一步提出，「惟玉為葬」的實質乃是「惟玉為禮」。　　將出土成組玉器的牛河梁積石冢與近旁的女神廟相聯繫，我們不難想像到，這些享有如此規格大墓的主人一定擁有較高的宗教地位，他們佔有了通天祭神的宗教權力，而這些並不一定屬於屬於實用的玉質工具以及「飾品」、以神化動物為題材的玉器，表明它們具有一定的神器性質，說明古人一直把玉器當作一種通神的工具。　　根據有關研究成果，商代的至高神上帝崇拜觀念並非僅僅發生在有商一代，而是在史前時代就已出現。巫是人神之間交通的使者，是神在人間的代表，也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紅山文化隨葬有眾多玉器的主人或許正是這樣的巫。玉器乃是巫師代表人奉獻給神的禮物，同時又通過玉器來表示神的存在，即「以玉示神」。巫師在與至上神溝通時還要用一些靈性動物作為自己通神的助手，這種宗教風俗在近代的滿族－通古斯語族的薩滿教中還可以見到。那些動物玉雕以及神女廟中的動物塑像正是這樣一種觀念的展現。由此可見，「禮」的實質實質乃是人對神的崇拜和讚美。　　需要提及的是，女神廟中的女神塑像之所以被置於各種動物神之中，說明女神與這些動物一樣只是人類與至上神上帝交通的媒介，其本身並不具備至上神的特徵，無論她是或不是古史中開天闢地的女媧。女神可以是豐產的地母神，也可以是為人類自身繁衍的生育神，但沒有來自上天的聖靈的臨幸，女神的孕育特徵便無從體現。　　勾雲形玉佩是紅山文化玉器中十分有特點的一種器物。其中心為旋渦形，四角作卷勾狀。已發現的勾雲形玉佩均置於死者的胸前，說明其非同尋常的神聖意義。陸思賢先生在《「勾雲形玉佩」的形狀結構及寓意的思想內容》（《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把它推論為紅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國」的徽幟，應該說這是一個有創見性的見解。玉佩上急劇旋轉的渦形紋和勾雲紋同那些陶器上的旋轉紋一樣，體現了巫師在同至上神溝通時那種旋狂迷醉的感覺。　　令人稱奇的是，紅山文化的玉器除了上述的三種之外，還有玉人的發現。以前，英國的費茲威廉博物館、天津市文化局以及台灣的日月坊等地都有紅山文化玉人的收藏，但由於缺乏地層根據，研究人員在引用這些收藏品時表現得比較謹慎。2002年9月，紅山文化第一件玉人在牛河梁第16地點4號墓中的出土使人們終於意識到，玉人在紅山文化中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　　像紅山文化的其他玉器墓葬一樣，出土玉人的墓葬中也是只出土玉器，共計8件。玉人為站立的裸體女性，高18。5厘米，性質應同女神廟中的女神像大致相同。該墓中還出土把一件鳥形玉器，從形狀判斷，似為鳳的雛形。龍與鳳同時作為祭祀或是身份象徵出現在史前文化遺址中，迄今為止尚屬首次發現。 　　6、霧裡看龍　　玉龍顯然是紅山文化玉雕中最奪目的亮點，其獨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眾多的出土數量使它成為紅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種類。同時，「龍的起源」這一流行多年的熱點問題又因紅山龍的出土而再度升溫。　　在紅山文化的前身——遼寧阜新市的查海文化遺址中就已發現了距今8000年的石塊擺放的龍。身長約20米，頭、尾、腿、足可辯，周圍有50多座房址環繞，其尾部與遺址中最大的房址相連。在擺塑龍剛剛出土時，對其是否是龍，遼寧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們對此持謹慎態度。然而，當它全面揭露出來時，那昂首張口、身軀蜿轉、似欲騰空飛起的形象使人無法否認呈現在眼前的這樣的事實：中國最早的龍的形象已於遼河流域面世。　　擺塑龍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陽以及湖北黃龍也有發現，在紅山系列文化中也是孤例。待真正的紅山文化時代來臨，以玉來表現龍則成為時尚。玉龍大體分為兩例，一類因形似英文字母C而被稱作C形，這類玉龍體形細瘦，有飄動的長鬃，那件形體最大的出土於三星他拉的玉龍即屬此類；另一類呈玦形，環體肥厚，首部碩大，有雙耳，吻部有皺紋，形象似豬，因而在最初發現該類玉龍時發現者將其定名為「豬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所長孫守道先生還據此大膽地提出了「豬龍變化說」，認為龍的形象乃是由豬演化而來。（見演變示意圖）這一說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度流行並被廣為引用。然而，時隔多年，當初曾極力贊同此說並與孫守道先生合作推出此說的郭大順先生又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應是這樣，玦形龍形象為短耳圓目，吻不外伸，其實應為熊的形象，而牛河梁的積石冢中又多次發現熊骨，說明紅山人有以熊為祭的習俗。在女神廟中曾發現有類似的泥塑動物，以前也定為豬龍，郭大順先生認為這也應是熊的形象，所以把豬龍改稱為熊龍似應更為準確一些。他又同史載「黃帝為有熊」這個說法聯繫起來，暗示紅山文化的活動區域正是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　　孫守道先生也承認祭熊風俗在紅山文化中的存在。但他後來並未在豬熊之間過於糾纏，而是從幾件熊人合一的玉器收藏品上去尋找根據。他曾在中國文物月刊的140期和153期上分別撰文《紅山文化玉熊神考》和《紅山文化玉蠶神考》，認為紅山文化不僅有熊與人合一的形象，還有熊與蠶的合體形象，而這些現象的出現均與始祖的圖騰崇拜有關。在上述兩文中，孫先生也試圖將紅山文化的熊崇拜與黃帝氏族聯繫在一起。　　關於龍的起源，最流行的說法是聞一多先生的觀點。聞先生認為龍是以蛇為主體，再結合獸類的四腳、馬的毛、鬣的尾、鹿的腳、狗的爪、魚的鱗和須而形成。「豬龍」一說發表後，也有人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如郭曉暉先生在《北方文物》文物上撰文（《紅山文化玉龍考》，《北方文物》，1988年1期），堅持沿用聞一多的觀點，認為龍乃起源於蛇，原因在於蛇乃土地的代表，對蛇乃至龍的崇拜就是對「地母神」的崇拜。他的觀點似乎暗示著龍崇拜與女神崇拜都源於一個人類共同的古老的願望，即豐產多收。　　郭大順先生雖然主張「豬龍」應為「熊龍」，卻並未直接提出「龍起源於熊」這樣類似的說法。他在《龍出遼河源》一著中以趙寶溝文化中的動物陶尊為例，認為龍是溝通人間和天上的媒介。這一說法頗有啟發意義。趙寶溝文化是一支與紅山文化有著密切聯繫和許多共同特徵、在地域上又同紅山文化相鄰的大約為同時期的考古文化，它曾有一件刻劃有鳥、豬、鹿等動物紋的陶尊出土。四個動物體軀盤蜷而舒展，似在空中遨遊，郭大順直接將其定名為「龍紋陶尊」。這些輾轉騰空的動物形象似乎在說明：龍真實的起源和實有的動物並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繫，它的旋動迴轉同上文提到的勾雲紋一樣，正是人與至上神溝通時的那種旋迷感覺的藝術再現。　　7、歷史時空中的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一經發現，其美術特點與商代文化的相似性就迅速為學者們捕捉到了。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上文提到的玦形龍與商代殷墟的婦好墓出土的龍的比較。雙二者在輪廓上幾無出入，只是龍頭的樣子不甚相同。孫守道先生在《紅山文化玉熊神考》中主要引證的熊人雙腿呈跪狀，兩手抱於胸，同商代殷墟出土的玉人在形制上十分相象。基於此，王曾先生在《文史研究》上撰文《紅山文化的走向》（1987年第1輯），將考古發現同古史傳說結合起來，推斷紅山文化正是商文化的祖先。　　據史載，黃帝最終平定蚩尤之亂曾得到女魃的幫助。王曾推測古史所說的女魃正是「紅山王國」的大軍。這支進入中原的紅山先民在戰後並未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帶流動，大致在堯時遷至商丘，以後又因有功被封於商丘。紅山先民封於商丘以後，因其原有的高水平文化，故為上古文明做出了突出貢獻。契在堯舜時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和百工之事，助禹治水，功勞卓著。其後代伯益鑿井，番禺以竹為舟，吉光發明木車，王亥發明牛車，相土發明了馬車，這些都體現出了紅山先民原有的手工業優勢。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其經濟實力後來已遠遠超過了夏王朝，也正因此才能一舉滅夏，建立商朝。　　中國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了紅山文化外還有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雖距千里之遙，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玉器特點上的共同性讓人稱奇。如紅山文化玦形龍的龍頭與良渚文化的大目獸面紋有著共同的基本構成因素，兩個文化中都有以玉器為陪葬品的特點，兩者的玉璧、玉環、玉龜、玉鳥等玉器也均有一定的相似性。馬承源先生以此為據認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紅山文化的影響。結合王曾先生的觀點，我們不難推測到，正是紅山先民向中原的遷徙，造成了長江下游地區文化面貌的急劇變化，並融入了諸多紅山文化的崇玉傳統，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美洲古代考古文化，如奧梅特克文化以及西北岸土著圖騰柱文化與商代文化在美術構圖上的強烈相似性於二十世紀初殷墟文化剛被揭露時就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曾一度流行的大洋交通一說並不能給人以滿意的答覆。已故美國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則提出了一個「底層文化說」，認為二者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乃是來自經東北亞地區的舊石器時代的底層文化。這一說法等於無形中支持了「商人源於東北」的觀點。從這一點出發，紅山文化應是東北亞洲底層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形成的先進文化。因而它在對商文化與美洲文化關係的研究中將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紅山文化是東北亞地區從底層文化發展而來的純粹的本土文化了嗎？這樣下結論似乎為時過早。既然涉及到所謂的「底層文化」，我們就應該把整個歐亞大陸當作一個大的文化整體來看。作為同一個整體內的文化互動從來都是無法避免的事情。近來又有學者發現，紅山文化的神廟結構布局與兩河流域的歐貝德文化十分相似，均由中殿和側廳組成；其巨形金字塔式建築也無疑受到了歐貝德文化的金字形神塔的影響；另外，以石為冢的傳統在史前的歐洲十分流行。以上種種都說明了如果把紅山文化置於一個更大的歷史時空中來加以考察和研究，我們也許會賦予紅山文化以全新的意義，並揭示出有關人類文明發生的全新內涵。　　　　　　　　曲風2003年10月15日子夜於尼德蘭王國萊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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