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萊辛和她的被縛的「自由女性」

英國，萊辛和她的被縛的「自由女性」http://book.QQ.com2007年10月11日20:03 　 QQ文化社區　施旻　 評論5條

一、萊辛近況：「我依舊是原來的我」

萊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倫敦北部的一個小山崗上，寬寬大大足有三層，她一個人住在那裡。我們談話的L形房間在一樓，裡邊到處擺滿了書。她對記者說：「書一直是我的生活，我是依賴這些書獲得教育的。在你已經不年輕的某個日子裡，忽然間竟有人在央求你去寫一些你已經摯愛了多年的書，這該是一份多麼高的獎賞啊！」

難怪登門請求製作電影《多麗絲》的人絡繹不絕。「我總說不，我看不出這有什麼意義，他們總可以從閱讀那些書中找出我是什麼樣子的。」但她確實曾把她的四部曲小說之一《暴力的孩子》改編為電視劇，書中的瑪莎·奎斯特是她的另一個自我。「我遺憾沒有人嘗試過，我覺得這會很不錯，但我不會在乎好壞的，我不在乎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人們會怎麼去做，我不像有些作家那樣一味擔憂自己的身後名。」

萊辛的記憶把我們帶回到1962年的歲月，那是在她最雄心勃勃的小說《金色筆記》出版後不久的日子裡。

帶些印第安人相貌特徵的萊辛的確已不再年輕，但是她身上確實有一種不服老的東西：她要喝Diet Coke, 她知道trash television。當然，她還沒有在電腦上工作，某一天她會用電腦的。

若是換了另一個作家，你可能會覺得她的無所畏懼是由於她的年齡和閱歷，但萊辛一直願意保持這個樣子。她對政治的一貫正確性和對語言的攻擊表示遺憾。在她新的作品集里，她記述了她所訪問的美國的一所學校，她發現學習《好恐怖分子》意味著為錯誤的思維尋找證據。「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喜歡走極端。他們是一個非常『歇斯底里』的民族，我希望我們不要接受美國最新的時尚，可我們總在接受。」

這就是萊辛的真實面目：一個實實在在的寫作者和一個理性的思想者，面對這些真正的大主題，她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卻不知道如何將其擺正。這正好說明閱讀正漸趨死亡。

「我常常告誡自己這並不重要，事實是這種文化正走向滅亡，或已經死亡。怎麼辦？每當我想到它所帶來的樂趣，不免感到受到了傷害。曾幾何時，尊重書籍、尊重閱讀是那樣的盛行，而今這情形已經不復存在，受到尊重的已經不再是文學、學問以及教育，而竟是作家的一種魅惑。」

萊辛已經完成了一本中篇小說, 但她自從1月以來隻字未寫。「這在先前是不可能的，想想自己竟是隻字未寫，簡直是要發瘋了。並不是這個世界的發展於它不利，只是我確實喜歡講故事而已。你正從你自身更加深層的部分寫起。」

現在她正在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寫一篇序言，鑒於她曾經詛咒勞倫斯

的那些語言，他的那些書迷們是否要接受更糟的咒語呢？她說：「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但是我一直記得我第一次讀它時的那份激動。我之所以喜歡勞倫斯，是因為他能把你融入一種經驗之中，我幾乎不在乎他想說什麼，我不知道我們應當看重作家的哪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們的藍圖。我們總是努力把作家想像得完全不一樣，並不看重作家竭盡全力提供給我們的。我已經擁有了所能想像得到的(加在我頭上的)任何一個標籤。我曾經因撰寫種族問題而成為作家，然後是共產主義者，又是女權主義者，而後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那麼，現在呢？多麗絲·萊辛現在是誰呢？

「我依舊是原來的我，還是老樣子。」

萊辛堪稱我們這個時代頌揚愛之神秘的偉大的「桂冠詩人」，對於愛的困惑，她有這樣的提問：「為什麼有時兩個人會一見傾心？你是否聽說過有關相配基因的理論？對於我愛的人，我為什麼找不到一個模式，而且為什麼墜入愛情的能力並非隨年齡的增加而有所減弱？」

這一主題最先是在她1996年出版的《又見愛情》(Love, Again)一書中得到闡述的，這也許是她最精緻的小說。「這完全是一個謎，儘管現在人們對它不予理睬，但它卻並非不再發生了，你也在某個人身上看到了一切，覺得的確它還在那兒。」

在兩卷本的自傳《我的皮膚之下》(Under My Skin) 和《行走在陰影中》(Walking in the Shade)中，萊辛為我們描繪了她的童年。

二、萊辛不平凡的過去

多麗斯·萊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於波斯(今伊朗)，父母均為英國人，當時她的父親在波斯管理皇家銀行任職。由於認清了商業事務的虛幻性，他於1924年極富浪漫情調地隱退到羅德西亞(今尚比亞)的一個農場里，然而農場生活對於他絕非天堂，這裡反而成了他那位極富想像力的女兒幻想的家園。年幼的萊辛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孩，在學校里，她盡了最大的努力才沒有白白浪費更多的時間。她14歲時由於眼疾而中途輟學，此後她便依靠自學來彌補欠缺的學校教育。她的童年是孤寂的，孤獨之中，她與19世紀的文學大師們結下了不解之緣，以此滋養了她那澄明的且具批判性的靈魂。16歲時，她在薩里斯伯里做護士，然後是速記打字員和電話接線生。第一次婚姻失敗後，她開始涉足反種族歧視的激進的政治生活。1945年她再婚，又一次婚變之後，她於1949年帶著與第二位丈夫萊辛先生所生的兒子回到英國。

起初，她在英國的立足確實是一場苦苦的掙扎。在戰後那段乏味的歲月里，她生活在夢魘中，她的經濟狀況一度陷入窘迫之中。然而她的第一部小說《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很快找到了出版商，並被譽為戰後最傑出的英語小說之一。如同她的《暴力的孩子》(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1969)系列長篇的主人公瑪莎·奎斯特一樣，萊辛本人也曾在羅德西亞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參加了左翼政黨。回到英國三年之後，她正式加入英國共產黨，並於1956年脫黨。

這些早年的生活與創作顯示了她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事業的熱衷。她特別擅長塑造那些具有堅定意志、自強自立的女性形象，並描述她們在男權社會中所經受的情感危機，以期待眾多女權主義者關注女性問題。這些作品，特別是《金色筆記》(1962)和五卷本的《暴力的孩子》的最後一部——《四門城》(Four睪ated City，1969)，其複雜的具有創新意識的人物刻畫與敘事技巧備受推崇。在評論家的眼裡，萊辛的確是一位多產的、嚴肅的、極富探索精神的作家。而評判任何一位健在的作家往往是極其危險的，特別是萊辛，因為她總是在我們試圖框定她或預言其未來時將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面，所以她的創作對批評者常常構成一種反諷。她曾善意地質問過她的學生，如果僅就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進行評價是否在浪費時間。總之，對萊辛的評判往往是吃力而不討好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聲言不要在她身上過多浪費時間的作家，據互聯網最新資料表明，僅在北美地區就有75篇涉及萊辛的博士論文，有關她碩士論文更是數不勝數。那麼，萊辛的創作何以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和爭議呢？我想原因大概在於其作品主題的多樣性，從宏觀的種族問題到細微的男女私人情感，從對異域情調的情有獨鍾到對本土的都市「自由女性」生存問題的關注，無不訴諸她的筆端。綜觀女性寫作的歷史，鮮有以如此廣博的主題與開闊的胸襟來探索女性自身及之外的廣闊世界的，她也正是以她的創作實力奠定了她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壇的尊崇地位。

萊辛對女性問題的探索集中體現在《金色筆記》和《暴力的孩子》系列小說之《四門城》中的安娜·伍爾夫和瑪莎·奎斯特身上，同時從她們身上也不難發現作者自身的影子。實際上，「奎斯特」(quest)一詞意為探尋與追索，與安娜·伍爾夫一樣是極具叛逆色彩和能引起豐富聯想的名字。如果說《金色筆記》中的安娜對人生意義的探索重在過程的話，那麼，《四門城》中的瑪莎更加貼近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她也曾義無反顧地逃離過家庭，經歷過兩次婚變，最後終於認識到自身的一些缺陷。這部小說是對萊辛個人情感和信仰的一次超越，是她內省式探索的開始。

三、《金色筆記》引發的論爭

萊辛的創作因1962年出版的《金色筆記》而達到頂峰，這部作品成為風起雲湧的女權主義運動的奠基石。這是一位名字叫安娜·伍爾夫的「自由女性」的人生剖析，她的生活、愛情和精神狀況是處於一種極度分裂的狀態之下的。書中的女性承擔著自己的生活，艱難獨立地掙扎在工作、性、為人母和政治的漩渦里。連萊辛自己也驚訝於小說所引起的眾說紛紜。

批評家們對萊辛《金色筆記》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主題上，即萊辛是一位女權主義作家還是一位帶有某些反女權主義傾向的作家。如此相反的閱讀感受令批評者莫衷一是，全然是盲人摸象。

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在1985年出版的《牛津英國文學詞典》中這樣評說：

《金色筆記》是一本極易引起歧義的鴻篇巨製，可以視作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塊里程碑，書中部分傳統敘述章節皆以「自由女性」為題，女作家安娜·伍爾夫分別在家庭、政治和寫作諸方面掙扎而形成的四本筆記散布其間，交相輝映……

同時，讀者不難看出，作者將主人公命名為伍爾夫也似乎並非無意的巧合，而是有意向公認的女權主義文學大師弗吉尼亞·伍爾夫尋找認同點吧。

柯林·斯沃特里奇編選的《英國著名小說家概要》中這樣評價萊辛和她的《金色筆記》：

萊辛是一位十分投入的，而且是一位極具挑戰性的作家，她有可能冒犯那些與她持不同觀點的人。她的《金色筆記》會使得許多男性感到她為太多的事情辯護，其中的某些章節已完全置於男性對其批評之中。然而如果一部小說不僅僅滿足於為讀者提供娛樂的話，那麼它必然會具有某些挑戰性，小說家的任務就在於通過藝術探求出大的主題，尋得對於時代的理解，這些主題無疑是既現代又逼人的。如果她的作品經常使讀者感到「艱澀」，這是由於她不願意選擇一條平坦的道路，她有自己執著的政治觀念和藝術信仰，她已承擔起重大的挑戰和巨大的目標，結果也總是極有價值的。

斯特沃里奇雖未直言萊辛是為捍衛女權而創作，然而卻點明了她是為她所處的那個時代而寫作的。而且「主人公安娜在與邁克爾的相愛中，經歷了盲目的依附、困惑迷亂，以及自我分裂。她是邁克爾的情婦、珍妮特的媽媽，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職業作家。但邁克爾既不喜歡她的母親角色，也不喜歡那個反叛的、有思想的安娜，這使得安娜不得不在作家、母親與情婦的三重角色中苦苦掙扎。最後，她對於這種否定自我及個性的兩性關係的徹悟，引發了她初露端倪的女權意識」。

而另一派評論者則從反女權主義視角來考察這部作品。「安娜最後意識到補救(破碎生活的)辦法就是找個男人。她像開藥方似的想出這個辦法，安娜和莫莉(安娜的同性朋友)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獨立的自由女性，但是始終未能擺脫潛意識中的依賴感和對異性的感情需求，她們力圖掙脫資產階級傳統的觀念和社會秩序的束縛，但是最後還是掉進了戀愛和婚姻的陷阱，回到了原來的起點。」在這派批評家看來，「自由女性」並不自由，她們面對著「外界的困擾」和內心的「各種壓力」，陷入了難以掙脫的怪圈。

無獨有偶，當代英國女作家安妮塔·布魯克納在《倫敦書評》上作了這樣的評價：「多麗斯·萊辛……製作了一個胚胎，幾乎是一個臨床案例，或許是一部小說，然而絕非虛構，其中的女主人公再現了自由女性原型所有最可怕的處境。她把這個原型孤立起來加以描繪，從而樹立了一個實例，以後的女權主義者們畏懼地、匆忙地、明智地與它分道揚鑣，儘可能避免重蹈覆轍。」所以安娜不僅不是女權主義者們藉以炫耀的成功的典範，相反，她還深深地體會到了所謂「自由女性」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萊辛的這部小說實質上是在向女權主義提出質疑：這種思潮是否會給婦女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女性能否藉此走出男權的樊籬？

當然，安娜的這種認識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痛苦的身心分離、無所歸依、精神崩潰，以至於無法寫作並失去時間概念，在遭受了巨大的打擊之後，她才認識到自己的生活原來一直是一團糟。作為旁觀者的湯米(安娜的女朋友莫麗的18歲的兒子)指出她的「失敗」後，安娜認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虛幻之中，妄想以夢想代替現實，結果使自己成為實現夢想的工具。而女權主義思潮在眾多批評者眼裡不也只是一種過分理想化的境界嗎？

關於《金色筆記》引發的女權主義論爭，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萊辛本人的態度。在此書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她明確表示：「就婦女解放這一論題，我當然是支持的，因為眾多國家的婦女在竭盡全力地說自己是二等公民，單就她們的話有人聽這一點，我認為她們是勝利了，早先有很多人冷漠地說我支持她們的目標。其實我不喜歡她們那種尖叫聲和令人作嘔的樣子。……這部小說絕不是婦女解放的號角。」她堅決否認此書是在宣揚女權主義，她指出：「我覺得婦女解放運動不會取得多大成就，原因並不在於這個運動的目的有什麼錯誤之處，而是因為我們耳聞目睹的社會上的政治大動蕩已經把世界組合成一個新的格局，等到我們取得勝利的時候——假如能勝利的話，婦女解放運動的目標也許會顯得微不足道、離奇古怪。」

基於這樣的自我宣言，我們不難看出，萊辛本人是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輕易地被貼上女權主義的標籤的。無疑，萊辛的創作主題是多元的，加之其寫作技巧變化多端，有論者形象地稱她為一隻「飛象」，令人難以捉摸。的確，《金色筆記》恰好產生於作者由寫實到實驗的過渡時期，作品中現實與夢境的交替出現、清醒與狂亂的難分難解的確增加了讀者解讀的困難。而且作品一改往日女性寫作只涉及「閨中情怨」的傳統，展示了極為寬廣的生活畫面，令讀者有應接不暇的感覺。讀者不難發現女作家十分關注人類的命運，尤其是弱者與被壓迫者的命運，她無疑是將婦女歸於弱者與被壓迫者來關注其處境的。從殖民主義到種族歧視，從女性地位到戰爭、福利、教育、醫療，以及人的心靈世界、夢境、宗教，無一不在她的研究範圍之列，她還一度想研究馬克思主義。60年代初，「她對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產生了極大興趣」。她的後期作品密切關注人類的未來，以一種超性別的姿態表現出對人類普遍價值的關懷。總之，20世紀的重要思潮、各類主義如弗洛伊德和榮格心理學乃至社會生物學，無不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

豪斯特·Ｗ.特雷徹是這樣評價《金色筆記》的：這是一部自傳性作品還是一部社會學研究論著，應把它作為一篇政治論文還是一件案例的記載呢？不管怎樣，萊辛已超越了純粹個人的範圍，對她來說，寫作的目的就在於尋找交流思想的巨大可能性。的確，萊辛在某種程度上為西方當代文學設置了一個「斯芬克斯之謎」，而揭示這個謎底的誘惑引得眾多評論者陷入了一個又一個陷阱。

《金色筆記》奇異的結構也異常令人著迷並招來了許多非議，許多批評家認為她的語言不夠幽默、風趣，而且冗贅、絮煩，甚至有些漫不經心。萊辛承認她的寫作速度很快，她重靈感而非刻意雕琢。在再版序言中，萊辛說：「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本書的結構自己作評，是一種無言的表述，通過它的結構方式來說話。」「自由女性」部分支撐起全書的框架，是傳統的寫實的手法，約60000字，可以獨立成篇，它被黑、紅、黃、藍四本筆記隔開了。筆記的主人正是「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她害怕混亂無序，所以才將筆記分顏色記。全書以前四部分的組合模式依次是「自由女性」，黑、紅、黃、藍四種筆記，共重複了四次。所以讀此書時，既可以依頁碼順序，也可以按四種筆記的順序，加上「金色筆記」和「自由女性」，此書可以作為6個獨立的部分來閱讀。

在世界範圍之內，20世紀60年代正是超文本寫作的高潮，朱麗亞·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的啟發，創立了完善的文本理論，提出了「文本間性」式，即「互文性」模式，認為任何文本都位於若干文本的交匯點，是這些文本的闡釋、集中、濃縮、轉移、深化。文本間性是在某單一文本內部發生的文本間的相互影響，是一種文本解讀歷史並置身於歷史的方式，它賦予文本結構以顯著的特點。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萊辛所嘗試的是一種時髦的「元小說」(meta瞗iction)的創作理論。《金色筆記》中女主人公安娜所寫故事的主人公到底是安娜還是萊辛，或者說到底是安娜的表象還是萊辛的表象？假如安娜所寫故事的主人公的自我是一種虛構的觀念實在，那麼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不可以說安娜的自我也是一種虛構的觀念實在，但這種虛構的觀念實在不是多麗斯·萊辛嗎？那麼萊辛是誰？萊辛即寫安娜的那個人。顯然，這種推理可以導致萊辛是虛構的，因而常人所理解的那種現實也是虛構的結論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或者反過來說，安娜所寫的那個女人的自我是萊辛的自我的自我，安娜所寫的那個女人的敘述是有關萊辛的敘述里的敘述。

她說：「在我創作這本小說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我寫了什麼特別能引發熊熊烈火的東西。在所有那些我曾經參與過的政治運動中，我一直在聆聽婦女們談論婦女自己的問題，也談論男人。當我寫下她們在私下裡的談話時，人們就突然間驚呆了，好像我若不把它們寫出來，女人們的那些話就不存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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