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澄—搜狗百科

茲略述一二，以求對吳大澄其人，有些更加全面的了解。

奮勇請纓，貿然上陣

吳大澄（1835－1902）字清卿，號恆軒，又號（客心）齋，翁同龢之同鄉，江蘇吳縣人。

吳大澄一生做了許多事業，卻沒有給人們留下太多的印象，唯獨中日甲午戰爭與吳氏一生榮辱關係至大。

甲午戰端甫開，軍機大臣翁同龢以和戰大事「密以詢大澄，大澄前雖持節管東邊兵，然實淺於嘗敵，未經戰陣，徒以嚴部勒、勤訓練，號解馭兵。及撫湘，又習湘軍諸將李光久、魏光燾、余虎恩輩，信湘軍尤可用；遂自請督赴前敵。」據此可見，吳大澄之主戰與翁之關係相當密切。

隨著前線淮軍一敗塗地，日軍由朝鮮過鴨綠江，風掃殘雲，連下數城，安東、鳳凰城、長甸、寬甸、岫岩、海城等戰略要地，盡歸日軍佔領。於是，清廷開始啟用湘系軍隊。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光緒皇帝頒旨，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旋又以吳大澄和宋慶幫辦軍務，率兵援遼作戰。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初二日（1895年1月27日），吳大澄率新老湘軍出關，抵達田莊台。

吳大澄奉命之後，曾向朝廷上書表示：

伏念臣久膺疆寄，軍旅未諳，祗以倭兵犯順，藐我中原，志切同仇，卧薪嘗膽。前奉恩命稽查北洋海防事宜，扼守榆關，幾及四月，日督各營，勤加操演。添調湘鄂各軍，歸臣節制調遣者，已有五十餘營。茲蒙特簡，襄贊戎機，任重責艱，倍塗兢惕。現值倭夷猖獗，奉防契緊之時，臣惟有以恩信固結士心，以賞罰申明軍律，先率二十餘營，遵旨撥隊出關，會合各軍，相機進剿。應行續調各營，當與劉坤一、宋慶遇事和衷妥籌辦理，總期一鼓作氣，次第廓清，力遏凶鋒，庶不負皇太后、皇上委任之恩。[4]

吳大澄此折前面說自己「軍旅未諳」，後面卻對即將到來的戰事充滿信心，聲稱要「一鼓作氣，次第廓清，力遏凶鋒」。 但是，當吳大澄出關來到前線後，面臨的卻是一個爛攤子。由於清軍缺乏訓練，調度不靈，人心混亂，情形相當危急。起初，吳大澄企圖調集兵力，反攻日軍所佔之海城，而日軍卻聲東擊西地出兵攻擊疏於防守之牛庄。吳大澄部署大亂，潰不成軍，倉惶率部退往錦州。於是，牛庄、營口、田莊台相繼失陷。六日之內，連失三重鎮，吳大澄剛剛出征，即吃敗仗。他羞愧自責，自嘆「自不能軍」，並且「自請嚴議。」

光緒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議大員處分折」，頒諭稱：

吳大澄身為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初次接仗，轍即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舍易就難，迨奉命出關，立即啟行，尚屬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將士尚能力戰，情亦可原，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秉大公至意。[5]……

這條上諭，按照情理而言，對吳大澄的處分是太輕了。但是，上諭所稱吳大澄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舍易就難」，「奉命出關，立即啟行」，的確是說在點子上了。這話應該是出自翁同龢之口，因為他是最了解吳大澄的內心世界的。

當時全國的總督、巡撫幾十個，沒有一個人在大敵當前之際，敢於奮勇請纓，帶兵向前，唯獨吳大澄一個人，敢出來冒這個風險。而且，與吳大澄形成顯明對照的是兩江總督劉坤一。劉氏位高勢重，開始受命後，屢以病辭，遲不應命；到達京津之後，又再三推諉，遲不出關。這和吳大澄的「奉命出關，立即啟行」，簡直有天壤之別。沒有一點勇往直前的精神，吳大澄何能如此？

可惜，吳大澄作為酷好金石骨董的舊式學者，根本沒有受過近代軍事訓練，讓他來指揮數萬軍隊作戰，簡直如同兒戲。因此，委任吳大澄為前敵統帥之時，就已意味著這場戰爭的敗局已定。因為象吳大澄這樣的書生帶兵，有勇無謀，且不懂兵法，是根本不能與久經訓練，而且擁有先進武器的日本侵略者相對陣的。

言大而夸，不知深淺

吳大澄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3月17日）被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所部各營交魏光燾統帶。他本來打算「進京陛見，恭請聖安，藉伸感愧之忱，俾遂瞻依之願。」不料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又接到清廷所頒諭稱：「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來京。」

此次諭旨，只是說讓吳氏仍回湖南，繼續當他的巡撫，並未給予處分。說明光緒帝與翁同龢等朝廷中的主戰派，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吳大澄奉旨後，趕忙上書謝恩。略謂：

伏念臣一介書生，未經戰陣，徒以倭寇猖狂，迫於忠憤，不自量力，願效馳驅。槍械尚未到齊，訓練亦無成效，冀分宵旰之憂勤，罔計軍情之利鈍，謀之不善，咎實難辭。聖訓諄諄，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實昧於機宜。在朝廷，曲予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彌深惕厲，更當圖報稱於將來。一息尚存，敢望補過盡忠之義，四夷未靖，猶切卧薪嘗膽之忱。[6]

與此同時，吳氏還把戰前奏調，隨同自己一同上陣的所謂「隨身高參」，予以遣散安排。吳氏之奏片稱：臣先後奉到諭旨，飭將翰林院編修曾廣鈞、陳嘉言，刑部主事楊登甲，發交臣軍差遣委用，除曾廣鈞一員統帶三營，須俟交代營務，再令回京外，其餘各員均令回原衙門當差。[7]統帥不知兵，而他身邊的參謀，又大都來自京城的翰林院，這就是吳大澄和他戰時的作戰中樞。

後來，由於不斷有人彈劾，清廷對吳大澄的處分，亦隨之更趨嚴厲。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895年7月31日）清廷頒諭稱：「湖南巡撫吳大澄，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欽此。」吳氏接旨後則稱：「臣自揣年力未衰，豈敢稍耽安逸，時艱共濟，尤當勉效馳驅。」

可是，到了九月初三日（10月20日）清廷又再改變主意，將吳大澄徹底革職，並且告訴他，在新任湖南巡撫陳寶箴到任後，他「即行回籍，毋庸來京候簡。」即使如此，吳大澄也沒有怨言。他在給光緒皇帝的上書表白：

伏念撫湘三載，事事以國計民生為重，培植寒俊，撫恤窮黎，搜緝匪徒，嚴懲蠹役，無非仰體朝廷子惠元元之德意，盡其力之所能盡，為其職之所當為，無日不與丞（人卒）牧令共圖治理，每以手書互相(曰助）勉。幸各屬士民，具有天良，謹守純樸之風，當無愁怨之色。遇有會匪盜賊，隨時照章，就地嚴辦，消彌隱患。即上控、京控各案，督率臬司，細心研鞫，遇事持平，既不敢縱匪以殃民，亦不敢違道以干譽，區區圖報之忱，時以溺職辜恩為懼。

自本年四月回任以來，顫兢惕厲，惟日孜孜，不務空言，力求實際，知在聖明洞鑒之中。茲奉恩綸，放歸故里，俾得退思補過，勉蓋前愆，是朝廷之格外生成，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備馳驅之任，身在江湖，仍不能無感恩戀闕之思。[8]

吳氏上書中已坦然承認，自前線回任以後「不務空言，力求實行」，說明他在此以前確實存在著「言大而夸」的毛病。而他所謂「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備馳驅之任」，說明他仍然沒有了斷當官的念頭。吳氏雖為學者，卻又官癮十足，他在被罷官之後，似乎還幻想有朝一日再被重新啟用。

其實，他當初在前線，大權在握，統帥數萬大軍之時，已有言官向朝廷建言，指出吳大澄有許多弱點：

譬如，御史安維峻有「撫臣未經戰事，將領不受約束，請旨申戒」一折。奏稱，山海關內外，駐紮各軍，歸吳大澄統帶者共四十二營，均受該撫節制，事權不為不專。該撫未經接戰，專主洋操，湘軍皆不恃此；聞該撫安營下寨，並不挑挖地營、地溝，以為避炮之計。魏光燾、陳（氵是）位在藩臬，有素不相下之勢，恐難指揮如意等語。

清廷對安維峻的上書，當時並未予以高度重視，只是頒布上諭指出：吳大澄任事頗能勇往，所統湘軍，數亦不少。第恐諸將意見各殊，臨敵進止不能同心，或竟互相觀望，必至貽誤戰機，[9]要吳小心從事。

又如給事中余聯沅奏：「吳大澄未經戰陣，以虛驕之氣，作誇大之詞，請加訓誡等語。」

對此，清廷亦是輕描淡寫，只是宣稱：「吳大澄駐守榆關，責任至重，該撫陳奏之詞，頗覺勇往，惟後乃必須相顧，當凜慎戰之義，與各將領和衷商榷，固結軍心，熟籌戰守之策，勿為紙上空言，有負委任。」[10]

然而，無論是言官們的上奏，還是清廷的諭旨，都未能引起吳大澄的高度警戒，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仍是一味夸夸其談，不知凜慎之義。

吳大澄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4年12月23日）所上之折稱：

「臣思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將驕卒惰，尤為兵家所忌。臣與諸將領遇事籌商，虛衷採納，不敢稍存意見。師克在和，古今不易之理。帶兵大員系勇往任事之人，各取所長，亦不能求全責備。而調和諸將，聯絡各軍，乃臣之專責。魏光燾穩練精神，韜略素裕，與臣二十年舊交，足資臂助；余偉恩為劉錦堂部下知名之將，劉樹元為彭玉麟軍中倚重之人，皆與臣共事兩年，深知其忠勇可用。」[11]並表示俟各軍陸續到齊後，「勤加訓練，以成勁旅」，「合千萬人為一心，庶足以破狡謀而寒敵膽。」

吳大澄上述奏摺，滿紙是大話、空話。他信誓旦旦地向皇帝表示，他所統帥的清軍，只要稍加訓練，便可以「合千萬人為一心，庶足以破狡謀而寒敵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簡直要把牛皮吹破了。他對日本侵略軍的實力，幾乎是一無所知，然而，卻表現出了十足的信心，盲目樂觀。曾幾何時，這位奮勇請纓，充滿信心的將軍，便敗下陣來。他的失敗，使主戰派處境相當被動。因為把數萬新老湘軍調上前線，乃是開戰以來，清廷所採取的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也是光緒皇帝和翁同龢等主戰派所採取的最後一次嘗試。這次失敗，使得清廷已經沒有力量再組織有效的軍事反攻了。翁同龢亦迫於壓力，不得不建議皇上將這位同鄉革職，以平息人怨了。

忍痛割愛用心良苦

吳大澄打了敗仗之後，又回到長沙的湖南巡撫衙門。此時，他內心非常痛苦，深知闖了大禍，難以挽救。尤其是當清廷派李鴻章赴日談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後，中國不僅要割讓土地，還要賠款二億兩白銀。條約內容苛刻，舉國嘩然。這更使吳大澄焦灼萬分，寢饋難安。

他覺得自己作為前敵將帥，應該為戰爭的失敗而承擔一份責任。作為一個金石骨董的愛好者與收藏者，吳大澄此時在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後，忽然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主意：即忍痛割愛，把自己的珍貴收藏，送給日本政府，以圖減輕清政府的負擔。於是，他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發去一電報。該電文至今仍保存在張之洞的未刊檔案中，其文略謂：

吳撫台來電：倭索償款太巨，國用不足，臣子當毀家紓難。大澄廉俸所入，悉以購買古器，別無積蓄，擬以古銅器百種，古玉器百種，古鏡五十圓，古瓷器五十種，古磚瓦百種，古泥封百種，書畫百種，古泉幣千三百種，古銅印千三百種，共三千二百種，抵與日本，請減去賠款二十分之一。請公轉電合肥相國，與日本使臣議明，作抵分數。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觀。彼不費一錢，而得之。中國有此抵款，稍紓財力，大澄藉以伸報效之忱，一舉而三善備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獎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揚曾見之，托其轉達國王，事或可諧。澄。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2]

上文中提到的武揚，應指（木戛）本武揚（1836－1908），曾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擔任外務大臣、文部大臣。光緒八年至十一年間，兩度出任駐華公使。武揚與吳大澄相見，並見其古物當在公使任內。

吳大澄上述電報發出十天後，尚沒有收到張之洞之答覆，於是，再次致電張之洞。

張之洞認為，吳大澄的行為將會被「世人所譏，倭人所笑」，並勸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總以定靜為宜」。張之洞的冷漠，無疑給吳大澄澆了一瓢冷水。

由此觀之，張之洞似乎比吳大澄要老練「定靜」得多。他雖然也是主戰，卻不貿然請纓。他對李鴻章的主和政策也滿腹牢騷，卻只是局限於上疏直陳己見。張之洞深知，即使由他來指揮這場戰爭，其結果也不會比吳大澄有什麽兩樣，故而，不敢象吳大澄那樣輕易統兵出陣。吳大澄後來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說是由於他貿然請纓，奮勇出戰所造成的。否則，他還不是象其他督撫一樣，過安穩太平的日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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