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澄—搜狗百科
茲略述一二,以求對吳大澄其人,有些更加全面的了解。
奮勇請纓,貿然上陣
吳大澄(1835-1902)字清卿,號恆軒,又號(客心)齋,翁同龢之同鄉,江蘇吳縣人。
吳大澄一生做了許多事業,卻沒有給人們留下太多的印象,唯獨中日甲午戰爭與吳氏一生榮辱關係至大。
甲午戰端甫開,軍機大臣翁同龢以和戰大事「密以詢大澄,大澄前雖持節管東邊兵,然實淺於嘗敵,未經戰陣,徒以嚴部勒、勤訓練,號解馭兵。及撫湘,又習湘軍諸將李光久、魏光燾、余虎恩輩,信湘軍尤可用;遂自請督赴前敵。」據此可見,吳大澄之主戰與翁之關係相當密切。
隨著前線淮軍一敗塗地,日軍由朝鮮過鴨綠江,風掃殘雲,連下數城,安東、鳳凰城、長甸、寬甸、岫岩、海城等戰略要地,盡歸日軍佔領。於是,清廷開始啟用湘系軍隊。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光緒皇帝頒旨,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旋又以吳大澄和宋慶幫辦軍務,率兵援遼作戰。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初二日(1895年1月27日),吳大澄率新老湘軍出關,抵達田莊台。
吳大澄奉命之後,曾向朝廷上書表示:
伏念臣久膺疆寄,軍旅未諳,祗以倭兵犯順,藐我中原,志切同仇,卧薪嘗膽。前奉恩命稽查北洋海防事宜,扼守榆關,幾及四月,日督各營,勤加操演。添調湘鄂各軍,歸臣節制調遣者,已有五十餘營。茲蒙特簡,襄贊戎機,任重責艱,倍塗兢惕。現值倭夷猖獗,奉防契緊之時,臣惟有以恩信固結士心,以賞罰申明軍律,先率二十餘營,遵旨撥隊出關,會合各軍,相機進剿。應行續調各營,當與劉坤一、宋慶遇事和衷妥籌辦理,總期一鼓作氣,次第廓清,力遏凶鋒,庶不負皇太后、皇上委任之恩。[4]
吳大澄此折前面說自己「軍旅未諳」,後面卻對即將到來的戰事充滿信心,聲稱要「一鼓作氣,次第廓清,力遏凶鋒」。 但是,當吳大澄出關來到前線後,面臨的卻是一個爛攤子。由於清軍缺乏訓練,調度不靈,人心混亂,情形相當危急。起初,吳大澄企圖調集兵力,反攻日軍所佔之海城,而日軍卻聲東擊西地出兵攻擊疏於防守之牛庄。吳大澄部署大亂,潰不成軍,倉惶率部退往錦州。於是,牛庄、營口、田莊台相繼失陷。六日之內,連失三重鎮,吳大澄剛剛出征,即吃敗仗。他羞愧自責,自嘆「自不能軍」,並且「自請嚴議。」
光緒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議大員處分折」,頒諭稱:
吳大澄身為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初次接仗,轍即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舍易就難,迨奉命出關,立即啟行,尚屬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將士尚能力戰,情亦可原,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秉大公至意。[5]……
這條上諭,按照情理而言,對吳大澄的處分是太輕了。但是,上諭所稱吳大澄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舍易就難」,「奉命出關,立即啟行」,的確是說在點子上了。這話應該是出自翁同龢之口,因為他是最了解吳大澄的內心世界的。
當時全國的總督、巡撫幾十個,沒有一個人在大敵當前之際,敢於奮勇請纓,帶兵向前,唯獨吳大澄一個人,敢出來冒這個風險。而且,與吳大澄形成顯明對照的是兩江總督劉坤一。劉氏位高勢重,開始受命後,屢以病辭,遲不應命;到達京津之後,又再三推諉,遲不出關。這和吳大澄的「奉命出關,立即啟行」,簡直有天壤之別。沒有一點勇往直前的精神,吳大澄何能如此?
可惜,吳大澄作為酷好金石骨董的舊式學者,根本沒有受過近代軍事訓練,讓他來指揮數萬軍隊作戰,簡直如同兒戲。因此,委任吳大澄為前敵統帥之時,就已意味著這場戰爭的敗局已定。因為象吳大澄這樣的書生帶兵,有勇無謀,且不懂兵法,是根本不能與久經訓練,而且擁有先進武器的日本侵略者相對陣的。
言大而夸,不知深淺
吳大澄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3月17日)被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所部各營交魏光燾統帶。他本來打算「進京陛見,恭請聖安,藉伸感愧之忱,俾遂瞻依之願。」不料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又接到清廷所頒諭稱:「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來京。」
此次諭旨,只是說讓吳氏仍回湖南,繼續當他的巡撫,並未給予處分。說明光緒帝與翁同龢等朝廷中的主戰派,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吳大澄奉旨後,趕忙上書謝恩。略謂:
伏念臣一介書生,未經戰陣,徒以倭寇猖狂,迫於忠憤,不自量力,願效馳驅。槍械尚未到齊,訓練亦無成效,冀分宵旰之憂勤,罔計軍情之利鈍,謀之不善,咎實難辭。聖訓諄諄,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實昧於機宜。在朝廷,曲予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彌深惕厲,更當圖報稱於將來。一息尚存,敢望補過盡忠之義,四夷未靖,猶切卧薪嘗膽之忱。[6]
與此同時,吳氏還把戰前奏調,隨同自己一同上陣的所謂「隨身高參」,予以遣散安排。吳氏之奏片稱:臣先後奉到諭旨,飭將翰林院編修曾廣鈞、陳嘉言,刑部主事楊登甲,發交臣軍差遣委用,除曾廣鈞一員統帶三營,須俟交代營務,再令回京外,其餘各員均令回原衙門當差。[7]統帥不知兵,而他身邊的參謀,又大都來自京城的翰林院,這就是吳大澄和他戰時的作戰中樞。
後來,由於不斷有人彈劾,清廷對吳大澄的處分,亦隨之更趨嚴厲。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895年7月31日)清廷頒諭稱:「湖南巡撫吳大澄,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欽此。」吳氏接旨後則稱:「臣自揣年力未衰,豈敢稍耽安逸,時艱共濟,尤當勉效馳驅。」
可是,到了九月初三日(10月20日)清廷又再改變主意,將吳大澄徹底革職,並且告訴他,在新任湖南巡撫陳寶箴到任後,他「即行回籍,毋庸來京候簡。」即使如此,吳大澄也沒有怨言。他在給光緒皇帝的上書表白:
伏念撫湘三載,事事以國計民生為重,培植寒俊,撫恤窮黎,搜緝匪徒,嚴懲蠹役,無非仰體朝廷子惠元元之德意,盡其力之所能盡,為其職之所當為,無日不與丞(人卒)牧令共圖治理,每以手書互相(曰助)勉。幸各屬士民,具有天良,謹守純樸之風,當無愁怨之色。遇有會匪盜賊,隨時照章,就地嚴辦,消彌隱患。即上控、京控各案,督率臬司,細心研鞫,遇事持平,既不敢縱匪以殃民,亦不敢違道以干譽,區區圖報之忱,時以溺職辜恩為懼。
自本年四月回任以來,顫兢惕厲,惟日孜孜,不務空言,力求實際,知在聖明洞鑒之中。茲奉恩綸,放歸故里,俾得退思補過,勉蓋前愆,是朝廷之格外生成,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備馳驅之任,身在江湖,仍不能無感恩戀闕之思。[8]
吳氏上書中已坦然承認,自前線回任以後「不務空言,力求實行」,說明他在此以前確實存在著「言大而夸」的毛病。而他所謂「所幸臣精力未衰,尚可備馳驅之任」,說明他仍然沒有了斷當官的念頭。吳氏雖為學者,卻又官癮十足,他在被罷官之後,似乎還幻想有朝一日再被重新啟用。
其實,他當初在前線,大權在握,統帥數萬大軍之時,已有言官向朝廷建言,指出吳大澄有許多弱點:
譬如,御史安維峻有「撫臣未經戰事,將領不受約束,請旨申戒」一折。奏稱,山海關內外,駐紮各軍,歸吳大澄統帶者共四十二營,均受該撫節制,事權不為不專。該撫未經接戰,專主洋操,湘軍皆不恃此;聞該撫安營下寨,並不挑挖地營、地溝,以為避炮之計。魏光燾、陳(氵是)位在藩臬,有素不相下之勢,恐難指揮如意等語。
清廷對安維峻的上書,當時並未予以高度重視,只是頒布上諭指出:吳大澄任事頗能勇往,所統湘軍,數亦不少。第恐諸將意見各殊,臨敵進止不能同心,或竟互相觀望,必至貽誤戰機,[9]要吳小心從事。
又如給事中余聯沅奏:「吳大澄未經戰陣,以虛驕之氣,作誇大之詞,請加訓誡等語。」
對此,清廷亦是輕描淡寫,只是宣稱:「吳大澄駐守榆關,責任至重,該撫陳奏之詞,頗覺勇往,惟後乃必須相顧,當凜慎戰之義,與各將領和衷商榷,固結軍心,熟籌戰守之策,勿為紙上空言,有負委任。」[10]
然而,無論是言官們的上奏,還是清廷的諭旨,都未能引起吳大澄的高度警戒,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仍是一味夸夸其談,不知凜慎之義。
吳大澄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4年12月23日)所上之折稱:
「臣思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將驕卒惰,尤為兵家所忌。臣與諸將領遇事籌商,虛衷採納,不敢稍存意見。師克在和,古今不易之理。帶兵大員系勇往任事之人,各取所長,亦不能求全責備。而調和諸將,聯絡各軍,乃臣之專責。魏光燾穩練精神,韜略素裕,與臣二十年舊交,足資臂助;余偉恩為劉錦堂部下知名之將,劉樹元為彭玉麟軍中倚重之人,皆與臣共事兩年,深知其忠勇可用。」[11]並表示俟各軍陸續到齊後,「勤加訓練,以成勁旅」,「合千萬人為一心,庶足以破狡謀而寒敵膽。」
吳大澄上述奏摺,滿紙是大話、空話。他信誓旦旦地向皇帝表示,他所統帥的清軍,只要稍加訓練,便可以「合千萬人為一心,庶足以破狡謀而寒敵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簡直要把牛皮吹破了。他對日本侵略軍的實力,幾乎是一無所知,然而,卻表現出了十足的信心,盲目樂觀。曾幾何時,這位奮勇請纓,充滿信心的將軍,便敗下陣來。他的失敗,使主戰派處境相當被動。因為把數萬新老湘軍調上前線,乃是開戰以來,清廷所採取的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也是光緒皇帝和翁同龢等主戰派所採取的最後一次嘗試。這次失敗,使得清廷已經沒有力量再組織有效的軍事反攻了。翁同龢亦迫於壓力,不得不建議皇上將這位同鄉革職,以平息人怨了。
忍痛割愛用心良苦
吳大澄打了敗仗之後,又回到長沙的湖南巡撫衙門。此時,他內心非常痛苦,深知闖了大禍,難以挽救。尤其是當清廷派李鴻章赴日談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後,中國不僅要割讓土地,還要賠款二億兩白銀。條約內容苛刻,舉國嘩然。這更使吳大澄焦灼萬分,寢饋難安。
他覺得自己作為前敵將帥,應該為戰爭的失敗而承擔一份責任。作為一個金石骨董的愛好者與收藏者,吳大澄此時在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後,忽然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主意:即忍痛割愛,把自己的珍貴收藏,送給日本政府,以圖減輕清政府的負擔。於是,他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發去一電報。該電文至今仍保存在張之洞的未刊檔案中,其文略謂:
吳撫台來電:倭索償款太巨,國用不足,臣子當毀家紓難。大澄廉俸所入,悉以購買古器,別無積蓄,擬以古銅器百種,古玉器百種,古鏡五十圓,古瓷器五十種,古磚瓦百種,古泥封百種,書畫百種,古泉幣千三百種,古銅印千三百種,共三千二百種,抵與日本,請減去賠款二十分之一。請公轉電合肥相國,與日本使臣議明,作抵分數。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觀。彼不費一錢,而得之。中國有此抵款,稍紓財力,大澄藉以伸報效之忱,一舉而三善備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獎也。
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揚曾見之,托其轉達國王,事或可諧。澄。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2]
上文中提到的武揚,應指(木戛)本武揚(1836-1908),曾為日本幕府末期幕臣,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擔任外務大臣、文部大臣。光緒八年至十一年間,兩度出任駐華公使。武揚與吳大澄相見,並見其古物當在公使任內。
吳大澄上述電報發出十天後,尚沒有收到張之洞之答覆,於是,再次致電張之洞。
張之洞認為,吳大澄的行為將會被「世人所譏,倭人所笑」,並勸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總以定靜為宜」。張之洞的冷漠,無疑給吳大澄澆了一瓢冷水。
由此觀之,張之洞似乎比吳大澄要老練「定靜」得多。他雖然也是主戰,卻不貿然請纓。他對李鴻章的主和政策也滿腹牢騷,卻只是局限於上疏直陳己見。張之洞深知,即使由他來指揮這場戰爭,其結果也不會比吳大澄有什麽兩樣,故而,不敢象吳大澄那樣輕易統兵出陣。吳大澄後來的不幸遭遇,都可以說是由於他貿然請纓,奮勇出戰所造成的。否則,他還不是象其他督撫一樣,過安穩太平的日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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