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發展：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變奏

06-16

中國政治發展：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變奏

鐵路混混 2006年03月27日14:36

政治發展研究於20世紀50、60年代在國際學術界興起，80年代中期被引薦到中國。伴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政治發展在理論與實踐雙向互動的作用下取得了重大進展。一方面，隨著政治行政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開，國內學術界對政治發展問題表現出了日益高漲的研究興趣，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在不斷拓展和深入。另一方面，中國改革的特殊性與創新性，為中國政治發展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角與豐富的素材，也向國內學界提出了政治發展理論研究本土化的迫切要求。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次會議對中國政治發展理論研究意義的肯定，更加激發了國內學界的中國政治發展研究熱潮，催生了累累研究碩果。本文試圖對近年中國政治發展理論與實踐之進展狀況進行總結概括，並對其中值得注意的若干成果予以扼要介紹和述評。　　中國政治發展理論構建　　早先時候，國際學術界以西方社會政治實踐為參照來構建政治發展的一般理論模式，將民主化視為政治發展的首要目標和標準，而把現代民主制度的「移植」視為謀求政治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歷了理論的吸收、觀念的衝突和思想的沉思之後，中國政治學界意識到，在吸收國際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現實國情，謀求理論創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理論框架是中國政治學者的重要任務。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國學者開始對我國政治發展理論建構模式展開探討。　　1．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引進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主流學術雜誌開始了對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系統介紹。根據新制度主義理論，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和約束相互交往行為的框架。制度決定人的行為，因此，制度環境是影響一個社會能否繁榮與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制度分為正式的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的規則（規範和習俗），二者需要協調一致，「即使是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衝突。其結果，借鑒來的制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在新制度主義學者看來，制度和規則的形成是人們行為互動反覆博弈的結果，各種制度一經產生，便依照一定的「慣性」原理（即所謂的「路徑依賴」）而得到運行。在運行過程中，社會成員（一群人或一個人）在面對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致的獲利機會時自發修正規則，從而產生「誘致性制度變遷」；或者由政府出面制定新的法令來校驗規則，從而產生「強制性制度變遷」。　　新制度主義理論為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若干幫助。首先，「路徑依賴」理論強調，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和將來可能的選擇；既有方向的扭轉往往需要藉助外部效應，因此，引入外生變數或在政府主導下實現創新是打破制度循環軌跡的必要途徑。其次，新制度主義堅持，在日常生活中自發形成的非正式的行為規範（類似於所謂的「潛規則」）不僅在社會生活中更有效力，而且，也是一切正式規範和制度運轉的基礎，因此，尊重傳統並在傳統資源之內開發新的制度要素，而不是在否定傳統的基礎上外生和嫁接一種新的制度改造方案可能是謀求政治發展的有效途徑。最後，既然自下而上自發生成的制度規範更有意義，那麼，政治發展的戰略選擇就更不應該僅僅局限於國家和政府層面的制度改造，而更應該以促進民間自治組織與制度的發育為方向。　　基於對新制度主義的認識，中國政治學界有人提出了用於分析中國政治發展和變遷的「制度範式」理論：用政治結構所安排和影響的產權制度構成一個宏觀的制度結構；制度結構決定或影響著由組織、政府與企業關係、交易方式（計劃或市場）、意識形態等元素構成的中觀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樣式直接影響著由政治合法性和經濟績效構成的制度績效。同時，國內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理論框架，深入研究中國改革實踐中源於政府推動的制度變遷與制度建設；還有學者則更加關注來自基層的制度創新，如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社區建設等。　　2．「治理―善治」理論的應用　　20世紀最後的10年中，「治理」（governance）概念作為社會科學討論的核心概念，也被廣泛應用於政治發展研究當中。1989年世界銀行提出這一概念後，90年代許多國際性組織都把「治理」一詞當作它們年度報告和重要文獻的關鍵辭彙。如世界銀行1992年度報告的標題為「治理與發展」；聯合國開發署（UNDP）1996年度報告的題目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管理的發展和治理的分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996年發布了題為「促進參與式發展和善治的項目評估」的報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97年公布了一份名為「治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1998年第3期出版了「治理」專號。　　隨著「治理」概念的流行，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從統治（government）轉向治理（governance）。治理概念將政治體系與其環境要素聯繫起來，使政治學從更加具體的政策角度和社會合作的立場出發，思考如何駕馭經濟和社會，以及如何實現社會集體目標的問題。　　「治理」是一個比「統治」含義更加寬泛、內容更加豐富的概念。目前，雖然沒有統一的標準定義，但它強調「社會」與「政府」的共管共治，強調市場、層級、網路等不同機制和角色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強調政府、中介組織（民間團體和組織）、基層社會與個人相互合作對於社會治理的重要意義。　　一般研究認為，從結構的角度來理解，存在4種一般的治理模式：即等級制的、市場式的、網路式的以及社區式的。等級制的治理模式集中體現在民主政府的官僚體系中。在這種治理模式中，國家通過法律和其他規制形式實現對社會的治理。市場作為一種治理模式，被視為資源分配的機制和經濟主體活動的舞台。治理也體現為政策網路，它將各政策主體納入網路關係之中，使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得到協調。社區式的治理模式通過社區自治，在國家最小干預的情況下解決社區面對的共同問題。從過程的角度來理解，治理主要體現為宏觀上的駕馭和控制以及微觀上的參與互動、協商和協調。　　治理理論提出了社會管理的新模式——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治，這種新的治理理念為我們審視政治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它所倡導的綜合治理模式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目標和方式的設定具有積極意義。　　依據新的治理理念，政治發展可以被分解為兩大方面，或者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雙邊進程」：即，一方面限制和約束公共權力，達到「控制國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社會約束機制，實現「規制社會」的目的。作為政治發展的主導力量，政府在實現自我改造、建立約束公權的制度規範的同時，改變管理模式，重塑政府規制，利用社會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鄉規民約、宗教、道德和市場機制，創製法律和政策，實現社會良好治理（「善治」），是謀求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途徑。　　此外，治理理論還主張通過市場、國家和社區三位一體來實現社會治理，認為社群（或社區）組織採取共同行動來參與國家和市場活動，可以改善政府服務，使其工作更加透明和更有責任心。當有組織的公民團體建設性地加入國家管理過程的時候，社會資源將得到擴大，發展將得到促進，治理將變得更加有效。因此，鼓勵志願組織和非營利性機構（即所謂的「第三部門」）的發展，促進公民社會的健康發育，應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治理理論的學術價值得到了中國學者的肯定。近年來，我國學者紛紛開始嘗試用這一新的理論框架來審視與規劃中國政治發展。例如，有學者根據普遍的民主和善治原則，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發展出一套關於中國政治的主要發展方向——「中國民主治理」的評估標準，包括：法治、公民的政治參與、多樣化、政治透明度、人權和公民權狀況、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黨內民主和多黨合作、基層民主、民間組織的狀況、合法性、責任性、回應性、效率、秩序和穩定。也有學者依據政治學有關「政府政治體系」與「非政府政治體系」的劃分，引用治理理論，按照「雙邊治理」的思路，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概括出中國政治發展的三條線路：即，「治官」（政府治理）、「治民」（社會治理）與「治黨」（政黨治理）。　　3．其他理論探索　　在中國政治發展理論構建方面，民主政治模式可以被視為最典型也是最通用的理論模式。這種理論構建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為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和衡量標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分別關注於「體制內」的民主化改造和「體制外」的民主化建設。有學者認為，與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對民主政治發展的研究更多地側重於國家―社會、政府―市場關係等「體制外」問題不同，政治學應當根據其學科特質，將政治發展研究直接觸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這一民主化的「體制內」層面。這樣才能使政治學研究在我國政治發展理論構建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在民主政治模式中，有的學者立足於國家制度層面的民主改造（健全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而有的學者立足於基層民主建設（村民自治，基層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社區建設等）。二者雖然路徑不同，但以民主化作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是他們的基本共識。　　民主政治模式（以政治民主化為核心）、新制度主義模式（以廣義的制度變遷和創新為核心）和治理模式（以政府、市場和社群組織共同參與管理過程為核心）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發展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理論模型。在這些努力之外，也有人曾經嘗試別的理論構建。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研究目前的狀況是宏大理論闡釋與就事論事個案分析之間的兩極分化，缺乏架通抽象理論研究與具體經驗分析的橋樑——「中層理論」；根據中國政治改革漸進性與持續性的事實和特徵，可以構建政策過程理論作為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層分析理論，用於改革的經驗性描述、理論概括和理論指導。

來源：人民網－大地

（責任編輯：字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