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雷：80後的政治態度——目前中國人政治態度的代際比較

　　青年與政治是一個含義豐富的話題。一方面，它涉及個體在其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關鍵時期，伴隨自我獨立意識的增強以及與社會關係的確立，個人政治態度開始形成的過程及特點；另一方面，它涉及社會發展中的一股新興力量，這股力量一旦參與到現實的社會運動之中，便具有了標定自身代際屬性同時影響社會未來發展的能力；而在一個國家的特定發展階段，它又被作為有關該發展階段的一個隱喻，人們對社會變革的期望和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均在這一隱喻中，被表達得淋漓盡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使青年與政治話題中所包含的豐富意義得到充分展現。由此，人們對青年與政治的話題給予較大關注，分析青年政治態度成為青年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今天，80後一代的政治態度有何特點，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態度又有何變化，目前政治態度的代際差異有何表現等，將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一、文獻綜述

　　以年齡特徵為核心進行的社會研究通常包含兩個角度，一是生命歷程研究，即以某個年齡階段人群為對象，描述和分析該年齡階段人群的社會特徵及其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一是代的研究，即以某一代人為對象，描述和分析他們與其他代人不同的社會特徵及其對社會變遷的影響。前者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認為，特定的生命年齡對人的經歷起著決定的力量，社會的變革和歷史的發展被認為是由人類的生命年輪造成的；而後者是浪漫—歷史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文化和歷史的因素將一代人聯繫在一起，並使其區別於其他代人[1]。

　　有關政治態度的生命歷程研究認為，青年期的認知變化促成了更強的政治意識和批判能力，而中年期則處於青年的開放與老年的保守之間。但批評者認為，在因缺乏大規模的有關整個生命過程中政治行為的縱向研究，而忽略了社會因素和歷史環境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得知老年的保守是由於生命發展所致，還是其在步出青年期後的社會因素變化所致。為此，代政治學研究主張以文獻研究，來反映群體政治態度和行為形成的社會和歷史的條件，以分析政治態度和行為的變化。他們假設並通過研究證明：「青年階段所形成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為解釋接下來發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基礎，態度和行為並非隨著年齡而明顯地變化」[2]。

　　在本文所涉及的政治態度代際差異研究中，不僅缺乏各代有關政治態度的縱向數據，同時也缺乏代政治學研究所要求的完備的文獻資料。我們僅可以在相關截面數據中，區分各代目前的政治態度特徵，或從以往文獻中獲得對各代在青年期時的政治態度研究資料，但對於已步出青年期的各代，我們仍無法獲得其政治態度變化的縱向數據及目前的政治態度研究文獻。儘管如此，本文以有限資料，嘗試對目前中國內地政治態度代際差異進行描述和分析。

　　(一)20世紀80年代的青年政治態度研究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雲湧的時代。當時青年一代對自身歷史使命感的認識與代溝理論的引入共振，使文化反哺成為當時青年研究的基調，而關注社會現實並加以批判反思成為青年政治態度的主要特點。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同屬一代，因此從很大程度上說，此時的青年研究本身就是青年一代群體意識的覺醒和對自身政治態度的表達，當時青年研究的文獻成為此後人們解讀這一代青年的文本。

　　歷史使命感與對歷史及實現的批判是這一時期青年政治態度的基調。改革開放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啟，而在這一時代的初期，對以往歷史階段的評價和反思成為當時社會上下的基本共識。而此時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與承諾》一書的翻譯出版，使當時的青年一代以歷史的非親歷者身份而獲得了作為歷史批判者的合法性。米德從史前文化、有史時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戰之後的當代文化的歷史跨度，所總結出的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後喻文化概念，成為年輕的批判者們的武器。該書譯者在譯序中指出：「如果說在前喻文化(即傳統社會)中，社會化的對象是社會中尚未成年的個人，那麼，借用社會學的術語，後喻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反向社會化』……以往，人們往往把代溝產生的原因僅僅歸咎於年輕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卻進一步把這種反叛歸咎於老一代在新時代的落伍之上……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即後喻方式)，決定了在這場對話中，虛心接受教益的應該是年長的一代。這種經歷或許是慘痛的，但卻是無法迴避的現實。」[3]

　　在分析當時青年一代政治態度走向時，有研究者認為，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的政治生涯始終處於壓抑和開放、依附和自主的雙重衝突之中，80年代里後者逐漸佔據上風，五四道路在青年生活中再次延伸拓寬」，而走向叛逆、走向現代和走向成熟是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從邏輯聯繫上看，『走向叛逆』是青年關注並進入政治文化生活的開始；『走向現代』是青年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主體實現過程；『走向成熟』則是青年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搏擊風雲、全面發展的必然結果」[4]。

　　《第四代人》一書的出版標誌著「60後」群體自我獨立意識的最終形成。作者以代溝理論為基礎，首次將「60後」一代視為獨立的社會群體，論述了作為五四運動以來的第四代人的歷史責任和特徵。在政治態度方面，作者分析了改革初期重估歷史所引發的第四代人普遍的懷疑情緒，也直接論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對第四代人的影響。「在他們的精神結構中，西方文化起著重大的支撐作用。這種支撐作用表現在他們對傳統和現實的評價上，也表現在他們對未來的選擇上。西方文化一貫強調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競爭等觀念，在他們的精神結構中佔有突出地位。」[5]

　　這種自認繼承五四運動的歷史使命感和基於代溝理論的批判意識，在當時的一項全國範圍政治態度大型問卷調查中得到體現：94.6%的60後認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高於大部分年齡群體；但在問及是否同意「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給的」時，54.2%表示不同意，遠高於其他年齡群體；62.38%對改革10年來國家的政治形勢滿意，其滿意度為各年齡群體最低；51.27%表示會參加遊行活動，遠高於其他年齡群體[6]。

　　此後有關20世紀80年代青年的政治態度研究寥寥無幾。從零星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80後一代對於60後青年政治態度的解讀：「這一時期青年的政治價值觀既不同於『文革』期間的狂熱與盲目，也摒棄了70年代末批判、反思後的悲觀和失望，而是從悲觀失望的政治情緒轉向以獨立思考和追求為基調的政治新思維……他們的政治責任感逐步增強，不願意只做改革的旁觀者……然而青年的這種政治激情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響下，轉化為對西方政治體制和西式民主的頂禮膜拜，進而渴望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來完全代替中國的政治制度……他們的政治價值觀逐漸偏離了社會主導政治價值觀，也超出了體制所能容納的極限」[7]。在代際對話中，60後青年一代所樂道的後喻方式最終轉變為前喻方式。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青年政治態度研究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青年政治態度的研究相對較少。一方面，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國際國內政治動蕩後，人們對於政治的關注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人們開始注意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物。同時，政府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從1994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學科列入了國家高等教育專業目錄。這就使此後的有關青年政治態度的研究呈現出以下新的特點。

　　首先，研究者雖仍以青年為主，但多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教師及學生範圍內。這一方面使青年政治態度研究在公眾對政治關注度下降的背景下得以延續，另一方面也使此類研究被置於一個獨特的學科框架內，而服從於該學科的固有邏輯。

　　其次，研究對象以80-90後大學生群體為主。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廣泛採用，從研究成本及便利性考慮，大學生群體便成為青年政治態度的研究對象。

　　第三，研究風格的學術化。即在相關研究中，以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政治態度概念加以操作化定義，實施測量並分析，成為基本的方法。

　　第四，研究領域相對集中。從現有文獻看，青年的政治社會化成為較集中的領域。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面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形勢，如何分析青年學生政治態度特點並加以教育引導是一個關鍵問題，而針對青年學生的政治態度特點加強學校政治思想教育成為主要的對策建議。

　　第五，研究結論相對趨同。大多數研究均表明，當代青年大學生對現實政治具有較高認同，表現為對執政黨和政府給予較高信任、對主流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制度給予較高肯定、對政府重大政策給予較高支持、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給予較高關注。但同時，青年大學生的政治態度也存在一些問題。就群體內部分化而言，有的研究將大學生依政治態度傾向進行分類，認為政治熱衷型佔2%，政治關心型佔55%，政治旁觀型佔35%，政治冷漠型佔8%[8]。就群體自身衝突而言，有的研究指出了大學生政治態度的矛盾性，如政治價值取向上自主意識增強，但又存在政治功利化傾向；政治參與行為積極、健康，但又部分存在政治冷漠現象；日益重視社會實踐，但又存在忽視政治理論學習的傾向；民主意識增強，但民主素質較差；思想解放，富有開拓精神，但部分學生民族精神淡漠[9]。總之，在對青年學生的政治態度研究中，積極肯定其對現實政治要素的高度認同，同時指出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成為普遍的結論模式。這種將現實的社會政治態度方面的矛盾衝突內化為青年群體自身的內在矛盾衝突的研究思路，與20世紀80年代將青年政治態度方面的內在矛盾衝突外化為現實的代際衝突的研究思路有著明顯的不同。

　　二、分析框架

　　所謂政治態度是個人對政治的穩定的、有組織的心理狀態。它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反映了社會政治領域的基本關係，即個人與政治的關係，包括：社會成員對於國家、社會制度的認同，對政府的評價，以及對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政治學研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它一反早期政治學以國家政治制度為研究重點、以歷史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傳統，把政治現實中可以實際觀察的行為作為研究重點，將自然科學以及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政治學，從而產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學研究課題。「政治態度」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紀50年代初，西方政治態度研究主要關注人格與政治態度的關係，其選題圍繞政治人格展開，如：「權威性人格」、「開放與封閉心態」、「政治疏離感」等。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選舉研究及民意測驗為中心，建立政治態度量表，主要研究「政治功效意識」、「公民責任感」、「民主與反民主量表」。到20世紀60年代，政治態度研究出現較大發展，以跨文化研究為特點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終奠定了政治態度研究的基礎。正是因為「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現，使政治態度研究脫離了人格心理學層面對個體政治行為特殊性及個體間政治行為差異性的關注，從而轉向社會心理學層面對群體政治行為特殊性及群體間政治行為差異性的關注。

　　儘管在1956年，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但系統、全面、實證地論述政治文化的著作應屬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書。在該書中，阿爾蒙德認為：「當我們提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我們所指的是在其國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中被內化了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文化』一詞代表著特定的政治取向——對於政治制度及其各個部分的態度，對於自己在這種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態度」[10]。而當我們不以跨文化比較作為研究目的，而僅考察某一民族在特定時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情感時，「政治文化基本等於政治態度」[11]。

　　為以量化研究方式描述和分析政治態度，阿爾蒙德從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標分類兩個方面對政治態度概念進行了操作化定義。就政治取向模式而言，包括認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評價取向；就政治目標分類而言，包括政治體系(即特定角色和結構及角色承擔者等)、輸入目標(即公眾對政治體系的政策訴求)、輸出目標(即政策貫徹和實施的結果)和自我政治角色(即個體作為政治制度中的一員而對自身的理解)。在此後與鮑威爾合著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阿爾蒙德再次整合了政治文化的含義，將對政治體系的取向稱為體系文化；將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稱為過程文化；將輸入、輸出目標的取向合稱為政策文化。

　　本文以2008年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CSS2008)[12]，依照上述政治態度分析框架，對相關變數進行整合。為了解人們對未來政治穩定性預期，我們還加入了社會衝突預期指標。每個政治態度指標包含若干項目，採用李克特量表計分方法，每個指標得分為其所包含項目得分加總併除以項目數。

　　三、數據分析

　　(一)80後群體的基本特點　80後群體自其產生以來就一直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80後群體是計劃生育政策嚴格實施後出生的第一代人，圍繞獨生子女家庭可能產生的「養尊處優」、「有求必應」等教育問題及其對獨生子女未來人格發展的影響，人們從一開始就對80後群體的心理健康、社會交往能力、社會責任感等方面持懷疑和批判態度。其次，他們是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伴隨物質資料生產的日益豐富和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崇尚物質需要的滿足而輕視社會關懷、追求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而輕視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奉獻。這些社會環境變化使人們擔心80後群體形成功利性價值觀念。第三，該群體中最先亮相於社會的一批文學青年所表現出的叛逆精神，也令人震驚。他們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顛覆傳統、權威、主流的個性，而被社會貼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標籤。

　　事實上，此前有關80後的種種評價都是人們在80後尚未正式踏入社會時所做的推測。直至2000年以後，80後群體才相繼完成學業而真正步入社會，開始向人們展現其不同以往的特點。因此，我們在分析其政治態度之前，有必要描述其現實的社會特徵。

　　為更好地描述現階段80後群體的社會特點，我們將2006年和2008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中的相關變數加以合併分析[13]。結果顯示：

　　1.與其他各代相比，80後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即大專及以上學歷者佔17.9%。這與1990年代末期以後的高等教育擴大招生有關。

　　2.與其他各代相比，就業人群中，80後群體在非公機構中的就業比例較高。這與改革開放以後，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發展格局，極大地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不斷增加有關，其表現為：一是農業就業比例大幅下降，數據顯示，其從事農村家庭經營的比例為27.7%，遠遠低於其他各代；二是非公有制機構就業比例大幅上升，數據顯示，其在私營企業就業的佔32.5%，在三資企業中就業的佔5.4%，自己作為個體工商戶或受雇於個體工商戶的佔17.8%，合計約有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