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傳統 不避論爭

2014年02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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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居翰治學

　　「我們的展覽『美人揭秘：清代的女性中國畫影像』今晚揭幕，讓我吃驚的是，我將出席開幕——我本沒有打算去，但我的女兒和兒子會帶我去……本次展覽將持續到12月22日，所以當你在海灣地區時一定要保證看到它們。該畫作是美麗的，而主體是新的，意義和表達的複雜性以及在風格上的差異，都超過我的預料。」2013年9月24日，高居翰在自己的博客上這樣寫道。他的出席不僅讓他自己驚訝，更讓諸多到場者驚訝。

　　不願與不看畫的學者打交道

　　按照藝術家劉九洲的回憶，當天下午5點多，高居翰坐在輪椅上參加了開幕式，他還發表了一個簡單的演講。「大家當時似乎都意識到，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出來公開講話了。」劉九洲後來在文章里這樣寫道。在演講里高居翰提到，在中國藝術史里崇尚文人畫，而不重視清代美人畫，每當他與人提到清代美人畫，人們的第一反應都是——這些畫是垃圾、沒有價值。但如果人們不先入為主地受到傳統文人畫理論限制，而是純粹關注繪畫圖像本身，那就會發現，畫上的美人和美人身邊的物件及所處的花園，都精美絕倫。

　　2004年劉九洲曾在與高居翰的通信里問他最近的研究方向，高回答是清代美人畫。「我當時的感受確實是：這些垃圾繪畫，沒有研究價值，高居翰在浪費時間。」然而9年過去後，高居翰在伯克利做起了展覽，他的相關專著也得以出版。劉九洲感嘆說，當實物與專著放在一起時，讓人們感受到，一系列的學術成果喚醒了這些清代美人。

　　劉九洲曾經到高居翰伯克利的家中拜訪，那次碰面高居翰的兩段話讓他印象深刻。其一是高居翰反覆強調了好幾次的，他說這個領域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看文獻說話，另外一種人是看畫說話，而他只願意與後一種人對話。另一段話出現在他們討論到另外一個大學者時，高居翰說對方是，「一點知識分子的智力貢獻都沒有。」

　　《溪岸圖》之爭引藝術史大討論

　　劉九洲第一次注意到高居翰，是因為那場著名的關於《溪岸圖》的爭論，當時他認為《溪岸圖》那樣的繪畫不可能是張大千的作品，他覺得高居翰有點離奇。這場爭論源於方聞太太的兄弟要把董源的《溪岸圖》買來捐給大都會博物館，捐獻前館裡要先展示一段時間。在展示期間，高居翰站出來說他懷疑這張畫是張大千所仿。1991年高居翰發表文章稱「此畫肯定是近代的偽作，很可能是作於20世紀40年代的。40年代以前，該畫從未有記載。《溪岸圖》是20世紀的仿作，是20世紀最出名的中國畫家張大千所策劃製作的。」

　　1999年12月11日，大都會博物館在紐約舉行了一次「中國畫鑒定問題國際討論會」，中心議題就是《溪岸圖》是否是張大千的偽作。方聞和班宗華都認為《溪岸圖》是董源早期作品，高居翰一方則提出種種質疑，他們不僅認為這是張大千的偽作，而且認為是張大千最成功的偽作。對於這次會議上的討論，方聞曾經的學生徐小虎去年說出了自己的觀點，「兩派學者沒有一篇文章問這張畫到底是什麼時代畫的，應該先看畫好不好，再看是什麼時代，接下來再看是誰的作品。」不管怎樣，這次由高居翰引發的大討論成為了藝術史中一次非常重大和重要的爭論。

　　認為負面評價也是有益的

　　今天我們能夠在國內買到高居翰著作的中文版，多虧了他的學生王嘉驥的努力。1994年在王的努力下，高居翰的著作率先在台灣出版。在王嘉驥的眼中，高居翰是很有活力的人，思考快、筆記多，記憶力好。「他看過的作品細節，就好像照片一樣清晰記錄在腦中。」他還提到高居翰的涉獵領域極廣，並不僅僅限於繪畫史，他對西方藝術、音樂都有偏好，有時候他會在寫作中用到音樂上的類比，比如他曾經用西方音樂來談董其昌，很特別。在高居翰的博客里，他也提到自己自高中時代開始的和古典音樂有關的愛好，他對阿爾弗雷德·科爾托、西蓋蒂等人的演奏情有獨鍾。

　　在高居翰生前最後幾次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自己一生的這些書作很在意並得意，當談到它們的時候他說「我的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中國，我用自己的中國名字出了幾本書，都非常受歡迎，銷量數以萬計。」兩年前在《畫家生涯》的簡體版剛出版時，高居翰一拿到樣書就給責編髮來了郵件，「我多希望我著作的英文版也能像中文版一樣，裝幀精美的同時書價還能低廉……我真的熱切地想知道中國讀者對這本書的反響，這當中可能有些評價會是負面的，但不要緊，那也是有益的。總之，讓我知道讀者們的評價。」他在郵件里表現出非常想要了解中國讀者的心情，他也想到書中因為有很多內容挑戰了傳統信念而可能遭到質疑。

　　不避諱自身的西方人眼光

　　在討論高居翰時，質疑的聲音從未缺席，就在他提出《溪岸圖》真偽問題之前的一個月，他就曾經在演講中提到一個觀點——中國繪畫史的終結。這個演講的內容後來發表在2005年的《亞洲藝術文獻》上。他的觀點引來了兩篇爭鳴文章，韓文彬和謝伯柯都發文表達看法。薛永年的學生黃小峰後來在文章里詳細分析了高居翰觀點的實質內容，他同時也提到高居翰在研究中有一個矛盾之處——「對早期繪畫重視風格史研究，即關注畫作本身，而對後期繪畫史關注歷史與社會的研究，即關注畫外。」黃分析這樣的矛盾形成是因為，高居翰對宋以前的繪畫史並非其專攻。

　　高居翰的外國人身份也成為一些國內學者認為其不夠理解中國文人畫筆墨的原因之一，薛永年說，作為外國人高居翰曾經通過前妻去找王季遷學畫，也努力了解中國文人畫筆墨，但在某些中國學者看來，他對中國筆墨的理解還是沒有到深處。但是對於此，高居翰似乎並沒有那麼在意，黃小峰說高居翰的寫作很強調對西方讀者的引導，所以他也絲毫不避諱自己的西方人眼光。「他早年認為談論中國繪畫就應該用中國人的眼光，但現在認為應該有更多的眼光來相互補充。他在《一些思考》一文中的『中國繪畫史的終結』以及三個階段的劃分所運用的正是講求藝術史演進規律的德國藝術史家如羅樾、巴赫霍夫等人的眼光。」

　　對方力鈞的當代藝術印象深刻

　　雖然高居翰的專業是中國藝術史，但是他並非只關注中國的古代藝術，事實上他曾經有過一次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和中國當代藝術的「親密接觸」。1991年6月，中國畫研究院的首迴文獻展研討會舉行，高居翰參加了這場為期三天的會議，除了他，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還可以捕捉到范迪安、巫鴻等人的身影。

　　美術批評家王林還記得，高居翰看過文獻展後很激動，他說很多參觀過中國現代藝術展的人會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認為中國土地上出現的現當代藝術是對西方的抄襲，但後來這個觀念慢慢被證明是錯誤的。「這個展覽展示的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發展的節奏，包含巨大的可能性，體現了獨立的中國當代技術，當然它是世界當代藝術的一部分。」

　　研討會結束後，高居翰去了圓明園和東村，看了方力鈞的作品，那時候的方力鈞還沒什麼知名度，但高居翰對他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王林和高居翰都覺得，方力鈞創作的農民素描畫很好，甚至超越了他後來的標誌光頭像。

　　對中國藝術史的未來很樂觀

　　不管是用誰的眼光看待中國藝術史，高居翰的存在為中國藝術史擴展在西方的學術影響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在85歲的那次訪談里，他對中國藝術史的未來給予了很樂觀的預測。「中國的文化太偉大了，目前的限制一定只是暫時的，我希望能或者看到解放的時刻。」他談到的「限制」指的是藝術史在中國的研究還在執著於閱讀大量寫下的資料再繼續生產這樣的資料，而非認真對待藝術作品本身。

　　而多年來高居翰也很樂於幫助中國的研究者，1985年薛永年赴美研究時，他邀請薛參觀了自己的全部藏品並一一進行介紹。去年3月，中國美院圖書館館長張堅帶團在伯克利整理高居翰捐贈的個人藏書。在和這些書籍分別的那一天，高居翰站在自己家的小樓門口，對著它們揮手告別，口中道：「Farewell，myfriends.」

　　采寫/新京報記者姜妍實習生王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