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

（一）洛克在十七世紀就已認識到：＂同一文字在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人類理解論下冊，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55頁）十九世紀的黑格爾更指明了，同一句話，從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口中說出，會有深淺不同的含義．當歷史跨到了二十世紀之後，西方哲學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和現代解釋學，使得做為思維活動的物質外殼和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的語言，不但是語言學的對象，而且成了哲學的對象．按照羅素的＂同構＂理論和＂信念＂理論，任何語言符號系統，雖然可以與客觀對象＂同構＂，與主觀＂信念＂符合，但都不能做到完滿的表達．事實正是如此．試想，幾千年來，人們為什麼常常為＂下定義＂感到頭痛呢？因為＂對象有許多方面＂（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4頁），有無窮無盡的屬性、聯繫和關係，用任何語言給客觀對象下定義，即使再完備，也不能囊括客觀對象的一切，並使一切人滿意．人只能依據當時的情勢和實踐需要，下一個相對完滿的定義．也可以說，在語言和客觀對象之間，存在著無法完全消除的差距．這樣，從歷史和現實看，定義總是多種多樣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這是真理具有相對性這一基本觀點，在語言哲學上的重要體現。

　　 （二）按照羅素的朋友、同行摩爾和維特根斯坦的語境說，同一句話，不但由不同的人說出會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會顯示出不同的意義．難怪科學哲學家奎因感嘆地說：＂句子蘊涵的多樣性是無限的．＂（哲學譯叢，1983年第6期第55頁）這裡還可以補充說：語言一經說出或寫出，就有了不同於在人的頭腦中原有的意義了，因為這裡增加了＂說給聽者＂或＂寫給讀者＂，從而＂影響別人＂或＂作用別人＂的效應因素了．當代解釋學家伽達默爾指出：＂理解就是對於本來事物的重建＂．用語言來＂解釋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就是再創造＂，（真理與方法，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２４６、174頁）對＂文本＂的任何理解和解釋，都有個人主觀見解的滲入，都是一定的重建和創造，而不可能是絕對地忠於＂文本＂．即使在不同語言之間所做的準確翻譯，也不可能絕對符合＂原文＂，而必然滲透出譯者所屬民族的歷史文化積澱下來的社會心理和語言習慣，甚至是譯者個人的偏好，從而造成對＂原文＂的丟損或偏離，即人們所說的翻譯工作中的＂庫恩損失＂．例如毛澤東的詩詞，在翻譯家精心譯成俄文後，專家們和眾多讀者，總感未盡其意，而這是難以避免的．語言又是具有概括性的，而按列寧的說法，任何概括都具有＂幻想＂的成分．（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1頁）這種概括性，既會給使用者的原意帶來一定的遮蔽，又能給各種解讀提供廣闊的空間，使當年的語言學家索緒爾說的＂所指＂與＂能指＂區別開來．這就表明，語言的含義具有某種會超出或遺漏用語本人所佔有的資料和見解的特徵，使其適用邊界在時空上擴張或縮小了，從而呈現出某種不確定性．

　　 （三）這種不確定性，要求人們在對語言的理解、解釋乃至運用中，注意弗洛姆曾說過的一段雖顯偏激卻發人深省的話：「人必須經常注意所說出的詞具有危險，┅┅它們都是人的創造；它們是生活中有價值的助手，可是它們之中任何一個也都是陷阱。」（《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第五章，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例如，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廣大群眾咒罵漢奸＂不是人＂，其實，按照人這一概念的本意，漢奸也是人，只不過不是好人，顯然，這裡的人指的是好人，這裡的＂不是人＂，指的是＂不是好人＂，而非指牛馬或物件．又如你要在某個木材加工廠里看到一條「抽煙等於放火」的標語，你一定不會感到有什麼不對，但如你真的在法庭牆壁上看到這樣的標語，你便會立即感到這樣的標語錯了。人們通常講的＂壞人一定沒有好下場＂，＂腐敗分子一定會暴露在陽光之下＂，同上述標語一樣，皆非科學語言，因為壞人、腐敗分子未被揭露出來並受到應有懲處的大有人在．這只是在一定警戒和威懾意義上使用的語言，與真理無關．當然，語言具有確定性的特徵是毫無疑義的，這是真理具有絕對性的基本觀點在語言哲學上的體現。人們在某種時空背景和人群背景中，理所當然地要求賦予特定語言以某種大多數人認可的特定含義。但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生活中，由於在概念理解上的岐義所帶來的混亂，是相當普遍的，這就需要人們尤其是執政者記住弗洛姆談論語言具有某種缺點時的告誡，避免掉進「陷阱」，而這就需要將這裡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辯證地統一起來進行理解和運用。例如近年來，中國大陸流行有所謂＂遊戲規則＂一說，就存在著亂用的情況．有人甚至針對朝鮮半島一度出現的＂戰爭邊緣＂的危險，鄭重其事地要求有關各方遵守＂遊戲規則＂，這就把一個十分嚴肅、嚴重的問題，弄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了．因為漢語中的遊戲，就是＂玩耍＂、＂娛樂活動＂之意，而英語中的Ｇａｍｅ和俄語中的ИГРа，則既可譯為＂組織活動＂，又可譯為＂遊戲＂．兩種譯法，固然是造成亂用＂遊戲規則＂這一概念的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對漢語中的「遊戲」這一概念，做了不應有的誤解，在語言哲學的視角上就是忽視了語言所具有的確定性。又如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就正確地指出過，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我國未能很好地理解和解釋過這個概念。在概念不清的情況下，五十年代後期曾把一些在「鳴放」中對經濟制度、政治體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批評的知識分子打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八十年代末曾把一些主張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攻擊為企圖使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這裡，「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成了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這一詞語，這些做法即使從語言哲學的視角看，也是極不慎重的。在國外，對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也是岐義重重，致使有的國家至今處於所謂「身份混亂」的狀態。曾任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加爾布雷斯，就把縮小市場系統和計劃系統的不均衡狀態的主張叫「新社會主義」。在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一些美國青年就針對美國政府的救市措施談論起「美利堅社會主義合眾國」來，但美國政界和主流媒體都普遍認為自己搞的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至於朝鮮是否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眾說紛紜。有的說該國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一統天下，又由自信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單獨領導政權，便註定是社會主義的，有的則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最高領導人世襲、專權和鎮壓不同政治言論也不是社會主義。可見，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是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深入討論和在實踐中進行繼續探索的問題，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確定性來，力求使社會主義這一概念越來越準確、全面、深刻。

●孫鳳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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