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知識分子怎麼就成了姿勢分子？
作為社會群體，公共知識分子不是陌生現象，早已有之；但作為概念，是199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從1990年代出現，到今天成為貶義詞，才經歷了短短的20年時間。任何事物都有其萌芽、發生、發展、巔峰、衰落和消亡的過程，這並不奇怪。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今天還沒有消亡，而其社會聲譽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不太健忘的人大概都還記得，1990年代初期，國內曾經有過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起因是隨著市場經濟大潮滾滾而來，知識分子或者下海經商，或者縮回書齋鑽故紙堆，比起1980年代那種知識分子天天站在離地面一萬米的高空啟蒙愚夫愚婦們來，確實是顯得氣魄小得多了。於是有人驚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隨後，國內學術思想界大致分為兩個陣營進行討論。一方的看法是，知識分子還是應該專業先行，1980年代看起來熱鬧，實際上流於空疏，還是應當先把自己的專業搞好；另一方則認為，無論專業上是否立得住腳，知識分子都應保持對現實的關切，也就是要有「人文關懷」，否則便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了。
這場討論捲入者甚多，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之前、如今國內學術思想界活躍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各方面的人差不多都曾經或多或少地捲入過。討論當然像後來的許多討論一樣，沒有討論出來什麼成果，但各種各樣的「人精神精神講座」卻不期然地活躍了起來，如《在北大聽講座》之類的書一時之間遍布坊間書肆，不甘於在書齋里坐冷板凳的人們也紛紛走出書齋，或做人文精神講座繼續啟矇事業或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針砭時弊，從而形成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
這場討論的功過暫且不論，不過，自那之後，知識分子們就有了一個成為「著名學者」的終南捷徑，無論在專業領域是否有成就或在知識上有貢獻，只要登高一呼做有人文關懷狀，就很容易獲得傳媒的追捧和觀眾的喝彩。
當年參與過討論的人，往前看還是1980年代那些「青年學者」，往後看，這二十年來歷次爭論的主角也都是他們，如今多數已經五六十歲了，個個算得上「著名學者」了，都成了學術界的大腕，教授、博導乃至學校領導、政府高參之類的名頭，很多人也都有了。不過如今的年輕人要是想看看他們的學術成果，往往需要費很大精力。
比如方舟子，找了著名的法學家、名揚海內外的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的學術成果，居然發現20年來他根本沒有發表過一篇學術論文，列出來的全是發表在大眾媒體類報刊雜誌上的「意見」。這當然算是有人文關懷，但大眾媒體上的短文和在各種場合的講演是否能算學術成果，這就只能由學術界通用的標準來評判了。不過，方舟子的質疑引來的是一篇罵聲，為賀衛方辯護的人都認為，寫一萬篇幾百年都不會有人讀一遍的核心期刊，還不如批評「轉復軍人進法院」之類具體的意見貢獻大。
這樣的情況當然不止是出現在賀衛方一個人身上，而是大量存在的。在賀衛方的擁躉們看來，賀衛方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就在於他所提出的意見是否推動了制度變革和社會進步，至於他的立論是否與自己的專業知識有關，甚或他在專業領域裡的知識貢獻也與此毫無關係。
這種看法有無道理？當然有。但問題在於，「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公共性的一面，畢竟還是知識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知識分子還多數處於高校、國家社科研究機構等單位，也即今天我們常說的「體制內」。可以說，他們的本職工作是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在大眾媒體上拋頭露面、發表意見只是副業。即使是發表意見，也應當是在自身的專業研究領域之內，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來支撐其在公共問題上的意見。
更重要的是，一般社會公眾之所以重視甚至信任他們的意見，恰恰是因為相信他們有研究能力，知識比其他人更豐富，因此也更專業，更值得信任。比如經濟學家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法學家就法律問題發表意見，社會公眾可能會當做權威結論。即使如此，每個學科都存在不同的專業領域，隔行如隔山。比如一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知名教授，在古典文學方面的意見未必是可靠的；一個微觀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對宏觀經濟問題也不一定有研究；刑法專家不一定對民法問題很有研究。
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恰恰是，許多人經常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領域發言。比如現在媒體上的紅人經濟學家陳志武，其本人在美國耶魯大學的專業是金融學，而他在國內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多數評論性質的文章，而不是學術研究成果，極少在專業的經濟學研究刊物上發表文章。那麼他對中國問題的意見究竟為什麼是值得相信的？這卻是一個似乎不言自明但實際上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
更糟糕的是，在當下的中國，尤其是在媒體上，不僅現代文學教授就古典文學問題發表意見、刑法學者就民法問題發表意見已經司空見慣，而且我們更經常地看到的是，文學教授在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經濟學家在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法學專家在談歷史問題。而且，越是如此，還越是被媒體和一般社會公眾當成有公共關懷的表現。
不太誇張地說，這些人現在已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日本地震了，他們可以討論非常專業的核技術問題；西南乾旱了，他們馬上會討論水利問題；出現抗拆了，他們都會變成三農問題專家；出現影響比較壞的刑事案件了，他們都變成了刑法專家和證據專家。
進入網路時代，尤其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他們不滿足於在傳統媒體上發表意見，紛紛將戰場轉移到網路上。相比於傳統媒體，網路媒體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言論尺度要大得多，他們也可以更加肆無忌憚。而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們對自己的言論可以更加不負責任，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如果說傳統媒體還要考慮到自身的公信力而稍顯謹慎的話，網路媒體則完全沒有這樣的顧慮。
自由意味著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責任，而在網路上的所謂自由完全沒有成本、沒有代價，不需要考慮自己偶爾從某個地方看到的一個事情是否屬實，即可據此發揮，將批評的矛頭指向「體制」。由此，在新浪微博上出現了大量實名認證過的專家、學者經常性造謠的現象，但當有人批評他們時，馬上有媒體站出來說，製造謠言是為了倒逼真相。到現在，「公知」已經成了一個帶有強烈貶義色彩的辭彙，失去了其1990年代以來經過長期努力才得到的尊重。
1980年代，知識分子不分專業，都一股腦兒地討論文化問題，是為文化熱；到19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洶湧而來，知識分子或下海或鑽入課題項目，遂有公共知識分子之說；2000年以後，全球化如約而至，公共知識分子還是公共的，但離專業越來越遠，就成了姿勢分子。但無論是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199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是2000年以來的姿勢分子，其實都是同一撥人。
重要的不在於他們的論證和理由，而在於他們的姿態，對於中國發生的任何事，只要和政府有關，都要在第一時間站出來做反對狀，這樣才叫公共知識分子。實際上，雖然他們常常批判體制，但闖蕩江湖多年，他們早已成了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各個領域的學術霸權的擁有者。不僅享受著體制規定的好處，也享受了不少「市場經濟」的好處，比如最近揭露出來的經濟學家擔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就堪稱一樁醜聞。
如此看來，從最早參與文化熱，到後來的職業反對派姿態，其實都不過是樁生意，姿態再高，調子再高，最後說穿了，也都是為稻粱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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