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報：揭開西方政黨制度「看上去很美」的面紗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政黨在近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開始佔據重要地位。西方特別是西歐，是世界最早出現政黨的地區，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對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中，西方政黨制度對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日益凸顯，面臨嚴峻挑戰。本期「學海觀潮」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圍繞「當代西方政黨政治」話題展開深入探討。
對話人
郇慶治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王建華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施雪華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宋玉波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臧秀玲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存在激進與保守的分野西方政黨存在明顯的激進與保守之分。究其原因，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兩大階級力量，其利益相互對立，這促使政黨為贏得選戰，必須在施政綱領、政策選擇上呈現一定的傾向性。
宋玉波：政黨政治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的結果，是社會不同群體利益分化與博弈的反映。其中關鍵因素是生產的發展、階級的分野、代議制政府制度的建立、基於主權在民的普選制度的確立、政治競爭的組織化和法治化。
施雪華：總體上看，各國的政黨和政黨制度都是本國歷史的產物。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和政黨制度大都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改良過程中產生的;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大都是在反對殖民統治、爭取獨立的進程中產生的，產生於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之中。
臧秀玲：從世界歷史看，資產階級政黨萌芽於17世紀70年代的英國，英國是現代政黨的發源地。政黨出現的時代意義在於開啟了人類政治發展的新機制。從性質上講，政黨政治屬於民主政治，是與君主政治直接相對的。政黨順應了近代民主化的潮流，是推動社會民主的有力工具。政黨的出現，擴大了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為政治的現代化和制度化奠定了組織基礎。
郇慶治：近代社會以來，興起的現代民主政治或「代議制民主」有兩個基本的制度性預設，一個是選舉制度，另一個就是政黨制度。政黨制度更多地是解決民主政治的管治可行性問題，即如何組成一個既有合法性又有管治效率的政府——同時作為社會與國家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組織性中介。
宋玉波：民主政治的精義在於授權與責任的平衡，在於選民選擇誰來「代表」自己。在民主社會，任何一個政黨要在政壇立住腳、獲得「授權」，都必須以民意為基礎，都必須用行動證明其具有責任擔當，有意願、有能力對權力所有者負責。
西方現代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基於自由選舉的代議民主制。在一些後起的民主國家中，儘管在選舉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不文明甚至暴力現象，如現代印度的歷次全國選舉都不免暴力衝突和人員傷亡，但總體上看，其在文明程度、公正競爭、和平移交權力方面，還是有所進步的。
施雪華：20世紀後30年，西方政黨制度的民主走向比較明顯，總體的變革方向是更多關注國家和民生利益，聽取選民的意見制定公共政策。各國的政黨制度改革在總體上也呈現兩大基本趨勢，一是政黨的權力在加強;二是民主化的趨勢較為明顯，改革開始注重回應民意。
此外，在政策傾向方面，西方政黨存在明顯的激進與保守之分，這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均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兩大階級力量，其利益相互對立，這促使政黨為贏得選戰，必須在施政綱領、政策選擇上呈現一定的傾向性。
臧秀玲：西方政黨保守和激進的分野，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差異。左翼政黨強調社會平等、國家管制市場，主張高稅收、高福利，而右翼政黨則傾向於自由放任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市場，主張低稅收、低福利。隨著後工業社會結構的變遷，政治領域的論爭表現出空前的複雜性，「左」與「右」符號下的政治立場具有多維意義，傳統政治上左翼右翼之間的界限已被打破，出現了「意識形態中間化」的趨向。
施雪華：當代西方政黨通過不斷改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適應性。首先，在形式上實行兩黨或多黨執政，始終有反對黨或在野黨對執政黨實行牽制、監督，防止其政策發生偏向、出現「過右」或「過左」，從而維持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其次，通過輪流執政，至少可以在表面上讓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老百姓的投票權或選舉權是能夠實現的，周期性的選舉和政黨輪流更替使選民獲得一種「權力感」和權利實現感;最後，政黨之間的競爭，迫使他們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利益的訴求。
以巧妙隱蔽手段維護利益在資本和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持續鬥爭中，西方政黨發現完全無視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行赤裸裸的剝削太危險，因而採取利益妥協、部分利益分享的辦法，適度顧及無產階級利益，以更好保護壟斷資產階級核心的、主要的、根本性利益。
郇慶治：政黨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扮演著政府構成、利益聚集與表達、政治家招募與培養等重要功能。同時，現代政黨制度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子)系統。政黨內部以及政黨之間、政黨與社會和國家之間、政黨和整個外部世界之間，都是一種複雜的互動性關係，遠非「兩黨制」、「多黨制」、「輪流執政」或「左右政黨」那樣簡單。
施雪華：西方政黨制度在根本上是資本政治化的一種手段，本質上具有欺騙性，給老百姓以民主的「感覺」和假象，掩蓋了資本對勞動的專政。
臧秀玲：競爭性選舉和輪流執政有助於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是實現民主的一種有效形式，但存在實踐邏輯上的政治死鎖問題。
一方面，西方政黨無法實現民眾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實現民眾利益的前提是政黨的價值取向、綱領和政策具有廣泛代表性，但西方政黨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從理論角度看，政黨只代表特定社會群體或階層的利益，西方主流政黨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通常代表某個行業或領域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眾的利益。從現實角度看，西方各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均對政黨施加不同的影響，使其政策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從而導致政策代表的利益範圍縮小，普通民眾大多被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政黨輪流執政不能確保民主的最大化。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共同管理和決定國家事務。如前所述，西方政黨不可能廣泛代表民眾的利益，因而輪流執政也無法保證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民主，反而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內所謂的黨際民主相對有餘。
施雪華：恩格斯談到美國的兩黨制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在那裡可以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用最骯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
現在，儘管西方政黨制度進行了一些表面的改善，但其資產階級代言人的本質並未改變。一些左翼政黨，如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其政策綱領反映民意的方面多一點，與中下層百姓的利益更接近一點，但這些政黨的上層都是壟斷資產階級，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政黨。
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制度始終以資本為核心，只不過在資本和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持續鬥爭中，他們發現完全無視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行赤裸裸的剝削太危險，因而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進行改良，採取利益妥協、部分利益分享的辦法，適度顧及無產階級利益，以更好保護壟斷資產階級核心的、主要的、根本性利益。這樣的改革使得其剝削手段更巧妙、更隱蔽，當兩者沒有發生衝突時，他們能部分考慮百姓的利益，一旦發生衝突，政黨維護的依然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淪為選舉政治的工具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下，政黨更多的是作為選舉的工具而存在，這一角色定位決定了政黨與利益集團、政治寡頭、選民間均存在著一致與衝突，實則是競爭性政黨制度下的利益糾結。
臧秀玲：西方政治制度的創設初衷是通過一系列制衡機制，限制行政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但是，這種「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設計在實踐中卻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個無法擺脫的制約性因素，繼而導致民主政治出現失真現象，甚至斷層現象。在這些制約性因素中，政黨政治的負面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王建華：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下，政黨更多的是作為選舉的工具而存在，這一角色定位決定了政黨與利益集團、政治寡頭、選民間均存在著一致與衝突，實則是競爭性政黨制度下的利益糾結。為了贏得選民的支持，各黨紛紛做出承諾，放言贏得執政地位後，將給支持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回報，猶如拍賣會上買家爭相競價;而爭奪選民帶來的過度承諾，已成為政黨競爭的實踐「特色」。
施雪華：政黨之爭的目標是本黨上台執政，這就容易讓政黨利益取代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為本黨利益而犧牲百姓利益。在野黨不擇手段爭取選民的支持、謀求戰勝執政黨上台，上台後為實現之前對選民的「承諾」，甚至不惜推翻前任政黨實行的一些有益政策。例如，奧巴馬政府的醫保改革和美國與古巴的談判、與伊朗的核談判等，在野黨宣稱只要上台立馬推翻這些政策，這樣的鬥爭是非理性的，是異化的。
臧秀玲：鬥爭導致政策上的「斷續」現象。我們知道，政策的最基本需要在於連續性，只有保持連續，政策才能衍生並釋放紅利。但是，西方政治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力不從心。奧巴馬的政策取向明顯不同於小布希，小布希的政策取向又明顯不同於柯林頓。政黨的輪換導致政策的搖擺。政策的持續性在這種制度設計下變得十分稀缺，政策紅利同樣稀缺。
王建華：選舉的工具性也決定了政黨總是試圖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放言，47%的美國人依賴現政府，他們是奧巴馬的支持者，而自己的工作不是去擔心這批人，因為「我永遠也說服不了他們對自己負責，照料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見，競爭性政黨的階級本質，或者說代表群體的有限性。為了回報核心選民與利益集團的選票支持，競選獲勝政黨的政策偏向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臧秀玲：政黨之爭最終導致政治上的「極化」現象。以政黨為組織中心的政治勢力向中間選民的靠攏和趨同，是政局穩定、社會有序的制度機制。但是，西方各國的兩黨或多黨，有時為了顯示獨立性，或者出於鞏固支持度的需要，經常會在政策上發生策略性偏移。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把這種黨爭稱作「否決政治」，其結果是政治機器癱瘓。
「剪不斷」與利益集團的糾葛政黨追求選票最大化，利益集團追求政策最大化。西方主流政黨依靠利益集團的支持，贏得執政地位;利益集團通過支持相關政黨，干預國家政策的制定，以維護集團利益。
王建華：恩格斯在《國內危機》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在英國，至少在正在爭統治權的政黨中間，在輝格黨和托利黨中間，是從來沒有過原則鬥爭的;他們中間只有物質利益的衝突。」這深刻道出了西方政黨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親密關係。
宋玉波：在當代西方國家，政黨與利益集團的關係十分複雜，它們既相互依賴、相互利用，又你爭我奪、互挖牆腳。在放任多黨制的情形下，政黨幾乎都由利益集團控制。政黨之間的競爭和相互監督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政黨政治腐敗;在多黨一極或多黨兩極的情形下，競爭性也有助於防止個別或少數利益集團控制政黨或政府。但無論哪種情況，利益集團對政黨的挑戰始終存在。
臧秀玲：在超強利益集團的支持下，一些西方政黨在選舉中擁有更充足的資金來源，獲勝的機會大增。當然，執政後它們必然要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方面回饋支持它們的利益集團。就此而言，利益集團控制西方政黨扭曲了政黨政治所謂的政治民主原則，實質上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利益壟斷行為。
王建華：超強利益集團與政黨的密切結合導致了寡頭政治。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政黨不再依靠黨員的財政支持和人力支持，不再謀求獨立的政治傳播組織和手段，相反卻依賴國家補貼進行資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動，依賴國家所提供的特權，分享大眾傳播媒體，進行政治宣傳，由此導致政黨競爭進一步走向寡頭政治。
對此，曾任職摩根士丹利的投資銀行家保羅·法瑞爾(Paul B. Farrell)表示：在美國，一個由超級富豪保守派組成的精英團體，以實現「一黨專政」為目標，對總統職位、參眾兩院擁有絕對控制權，並最終控制美聯儲的印鈔機、最高法院、徵稅權以及所有監管機構的人事任免權，無論誰當選總統，情況都不會改變。可以說，政黨對國家權力的追逐扭曲了制度設計的最初目的。
當政黨競爭走向寡頭競爭之時，政治生活就成了少數人即政治寡頭的權力遊戲，並背離了現代政黨宣揚的民主精神，由此也從一個方面解釋了西方各國政黨的登記黨員人數近年來減少甚至大幅下降的原因。
臧秀玲：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或社會群體利益的代表，西方主流政黨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代表某些有產階層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廣泛代表民眾的利益。在超強利益集團的影響和操控下，西方政黨必然更多地維護少數行業或群體的利益，這使得政黨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的範圍更狹小。
王建華：政黨追求選票最大化，利益集團追求政策最大化。西方主流政黨依靠利益集團的支持，贏得執政地位;利益集團通過支持相關政黨，干預國家政策的制定，以維護集團利益。問題是，多元利益衝突又決定了政黨代表利益群體的有限性，當某一群體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而又缺乏影響選票的能力時，這一制度存在的問題就更為凸顯了。
臧秀玲：利益分化必然導致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再加上近幾十年來生態環境、恐怖主義、流行疾病、金融動蕩等各種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西方傳統政黨在應對這些問題時左支右絀，執政表現乏善可陳，引發民眾普遍不滿，導致其不斷分化，大量「新型」政黨湧現，如針對某個領域的「單一問題黨」、轉瞬即逝的「抗議黨」和迎合大眾心理的「平民黨」等。
面臨本質性的內外挑戰只要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左與右的對立、政黨政治的鬥爭性、西方政黨制度的固有弊端就不可能完全改變，其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就總要打個折扣。
郇慶治：從歷史發展的縱向維度看，內外部條件的變化使今天歐美的政黨政治進入一個波動或動蕩時期。20世紀60年代初那樣「從未像今天這樣美好」的時代，正在成為過去。更進一步說，政黨政治的極端化(兩極對立)或離散化(缺乏共識)，是歐美民主政治將會面臨更多內外挑戰與困難的表現。
臧秀玲：與政黨危機相伴隨的是政黨制度危機，西方政黨政治進入震蕩期。傳統主流政黨及其體系的碎片化，形態各異的新型政黨不斷湧現，右翼政黨迅速崛起，主流政黨邊緣化和邊緣政黨主流化嚴重衝擊了西方國家原有的政黨制度基礎。
宋玉波：急劇的社會變革使得西方國家政黨尤其是不少傳統政黨面臨嚴峻挑戰，首要的挑戰是是否能順應民意、引領民意。「人民不黨」的現象在當今西方國家相當普遍，導致主要政黨黨員人數銳減。黨員數量銳減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黨吸引力的下降，政黨的代表性功能日益削弱，造成了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的分離。從長遠看這動搖了政黨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黨員銳減，西方主流政黨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信任流失。在德國，2004年，61%的民眾對政黨能勝任國家治理任務持不信任態度;在法國，2006年，63%的選民不相信左右兩派政黨能管理好國家;在美國，2012年，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30%和20%。
郇慶治：那麼，我們究竟應如何理解當代西方政黨政治面臨的挑戰?我認為，一方面應該看到，西方政黨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樣，面臨著諸多不易應對甚至本質性的內外挑戰;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它還遠沒有瀕臨「生死關頭」。
理解當代西方政黨政治及其變化的一個重要視角，是將其政黨政治置於更廣泛的民主政治或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及其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總體實力，仍佔據著世界主導地位。它們的經濟軍事霸權、政治社會制度的影響力、文化價值的吸引力，仍不容小覷。
施雪華：應該說，通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政黨制度的改革，西方政黨的制度形式和種類有所變化，與國家發展、社會發展的矛盾有所緩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由於自身既有的弊端和不足，西方政黨制度不可能快速推動社會的發展，但暫時還沒有發展到完全倒台、滅亡的地步，因為儘管其不能克服本質弱點，但暫時也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現在基本還是這些資產階級政黨在執政，並通過政治相互借鑒、融合維持著生命力。
郇慶治：只要當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不發生實質性變化，我們可以設想，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仍將在目前的議會民主制框架下運行。的確，任何一個政黨都難以提出一整套系統性的路線政策或政策改革主張，哪怕是點滴性的改革，也需要與其他政黨和政府機構進行無休止的溝通妥協，因此，我們很難指望其在短期內發生革命性的改變。政府的構成與運作，仍將通過民眾選舉的政黨(代表)來進行，政黨輪流執政發生的政府更迭，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西方國家公眾的求新求變心理。另外，包括綠黨、新極右翼黨、區域分離主義黨等在內的新型「反體制黨」的不時出現，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將公眾的革新意願帶入傳統政治渠道。
臧秀玲：西方國家政黨、政黨制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與危機，這是無可爭議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會在短期內退出歷史舞台。客觀來說，西方國家政黨仍具有較強的變革意識和調適能力，政黨制度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郇慶治：從西方國家國內政治「衝突向度」看，比如世俗—宗教、城市—鄉村、中心—邊緣，並沒有發展到一種極端化的程度，包括我們關注最多的勞資衝突，在國家或世界層面均尚未形成兩大階級意義上的對立雙方，而各國內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口號，在重要的歷史性關頭也未能成為實際行動。
施雪華：只要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左與右的對立、政黨政治的鬥爭性、西方政黨制度的固有弊端就不可能完全改變，其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就總要打個折扣。因此，其當前的應對策略就是在現有方案基礎上，通過不斷的政策改良和內外部改革，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適應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要求，謀求眼前的生存。
鏈接 西方國家選民對政黨信任度大幅衰減政黨對選民的吸引力減弱，與各國政黨體制僵化、執政黨政治腐敗、黨內分裂、治理國家無方等因素密切相關。在英美兩黨制下，由於執政黨通過小選區多數代表制(相對多數而非絕對多數代表制)當選，不能保證始終代表多數民意，常常出現得票數不過選民總票數的半數的政黨當選或執政的情況。如1945年以來，英國沒有一個執政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超過選民票數一半的選票。20世紀40—50年代以及70—80年代，由於在鋼鐵和郵政行業國有化與私有化上的政策不同，英國兩黨輪流執政造成有關政策或立法上的反覆和國家資源的浪費。美國兩黨的對立經常演變為總統與國會的對立，兩黨對立與爭執常常將政黨利益置於民意之上。其他國家的多黨制也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多黨制使政治利益分散而複雜，不利於選民直接而有效地影響政府;某些多黨制政府的政治基礎變化無常，政黨聯盟若即若離，多黨制政府力求穩定而常常失去效率;多黨制政府制定的政策常常是多黨協商談判的妥協物，選民難以清晰地認識某個政黨政策的兌現與實施，也很難監督其政治綱領。在政策層面上，由於主要執政黨之間政策的差別日漸模糊和中庸趨同，使部分選民難以作出政治鑒別和判斷，在選舉中無所適從，只好放棄或不參加投票，政黨由此喪失部分選民基礎。此外，政黨在治理國家、振興經濟、解決失業和社會問題上無方，執政黨無法兌現其競選中許下的政治諾言，由此失去部分選民的信任和支持。
(摘編自唐曉、王為、王春英《當代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修訂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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