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的禁娼運動

1951年的秋天，成立不久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起了禁娼運動。事實上，在上海作為通商口岸的歷史上，中外社群曾多次發起對城市娼妓業實行管理、限制的運動。公共租界的衛生長官關心的是性病的傳播；外國傳教士和婦女改革家們哀嘆世風日下；中國社會活動家則把禁娼作為中國現代化和提高中國婦女地位計劃的一部分。

儘管這些訴求各不相同，但任何一任市政府都沒能成功地關閉妓院，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事實上，早在禁娼運動開始之前，上海的妓院主們就體會到了世道已變。從1947年到1951年，石家莊、北京、天津、南京、蘇州、杭州等城市都已成功取締了娼妓業。別的城市中同行的命運讓他們產生唇亡齒寒之感。

在1949年解放時，一些與幫會有聯繫、被稱為「妓院巨頭」的最大妓院的老闆就逃到了境外，另外一些在1951年4月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被抓了起來並判處死刑。同時由於上海農村的經濟逐步從內戰蕭條中得到恢復，許多妓女回到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別的工作。到1951年底，當市政府終於把注意力放到關閉妓院和清理街道的時候，它所面對的已是一個大大縮小了的妓女群體。

在1951年11月25日的圍捕行動中，共計501名妓女被警方遣送到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其中包括持有執照的妓女也有街頭流鶯。在教養所，這些女人得到的生活條件比當時許多上海居民要好，每人有自己的床鋪，有被子、毛毯、臉盆還有碗筷。她們的伙食不錯，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工作人員對她們也很有禮貌。

然而當工作人員給她們做動員報告時，卻遭遇了一次哭聲示威。有一個妓女喊了一聲：「姐姐妹妹，哭！」一喊之下，在場的三百多人一齊大哭，哭了兩個鐘頭。改造過程的起步就不順利。

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一項對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調查顯示，不少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主要是因為這一職業比起她們所能從事的其他職業來，收入更加豐潤一些。大部分妓女只關心吃喝玩樂，另外的對生活抱無所謂的態度。比較滿意的收入、對國家權威的害怕、壓抑的心理，所有這些混合在一起的心態說明這個群體並不渴望改造。

取得這些「姐妹們」（圍捕行動之後她們就再也沒有被叫做妓女）信任的第一步是給她們醫治性病和其他疾病。儘管許多女人相信抽她們的血是為了到市場上去賣，但正是有了治療性病這一條，使這些女人相信改造人員真的沒有惡意。如果政府認為值得花錢把她們的病治好，那麼或許在新社會中還真有她們的位置。

改造的第二步是給這些婦女上一系列的課程，她們每天花半天時間學習，掌握基本的讀寫技能。

婦女們每天在勞教所的某個車間參加半天勞動，生產襪子和毛巾。在改造者們的思想中，傳授實際工作技能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是養成勞動習慣，而這並不容易。有的婦女認為在外面一天到晚不做事，到勞教所要生產要勞動，她們不願意做。

在電影《紅粉》中，來自翠雲坊的姑娘小萼因不堪忍受勞動強度而欲上吊自盡。這固然是一個極端的表現，但也足以證明對這些婦女來說，從心靈到身體層面的改造絕非易事。

1953年，上海婦女勞教所開始釋放那些改造好的收容人員。這些女人有三條出路，鄉下有親戚的一般都送交她們的家庭帶回。第二類是態度和表現最好的或上海有親人的，她們被分配到城鎮工廠里工作。第三類是無家可歸的，她們被送到甘肅、寧夏或新疆的國營農場中，對她們來說，同意去是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

儘管獲得了一定的勞動能力，被壓迫的個人歷史也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層面被接受。然而對這些婦女來說，要開始在新社會的新生活，仍然不是容易的事。

在電影《紅粉》中，從勞教所逃出來的秋儀在經歷了情感破滅後遁入空門，卻終因不被接受而回到了鄉下老家。然而家裡早就沒有她的位置。她的歸來並沒有帶來團聚的喜悅，反而使得家人陷入了對房產的爭奪。一陣雞飛狗跳之後，家人質問她：「儂還回來做啥？！」

曾經在勞教所企圖自殺的小萼在釋放後進了工廠，這已經是不錯的結局了。她努力勞動，用雙手養活自己。因被同廠女工一句「這個錢是乾淨」所激，她忍不住回嘴反擊，卻被揪住一陣毆打。

許多婦女在上海搬遷了多次，為的是與過去知道她們曾當過妓女的鄰居們離得遠一點。她們的歷史始終具有顛覆眼下平靜生活的力量。

讓我們回到「五·四」時期。20年代的改革者們在對待娼妓賣淫問題上究竟是應該管制、檢驗還是取締意見不一，但是他們卻都同意維多利亞時代的一種看法，即把它看成是人類本性的產物——尤其是男人性慾的產物。

但對於50年代的改革者來說，娼妓賣淫現象，是一個社會的產物。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城市中的幫會勢力所構成的體系是一個毒瘤，娼妓制度是這個毒瘤上一個小小的、卻又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娼妓業徹底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