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月琴 | 余光中：心有彼岸、詩韻永存

編者按：2017年12月14日中午，著名詩人和學者余光中先生辭世。余光中1928年出生於南京，祖籍福建，1949年隨父母去香港，其後赴台。作為當代文化名人，余光中從事文學創作逾半個世紀，在詩歌與散文領域俱有可觀。早在1980年代，大陸就開始介紹他的詩歌，其書寫海峽兩岸離愁的詩篇更是令人耳熟能詳。同時，間隔一灣海峽，大眾對文化人物的認識也不免有單純與理想化之嫌。斯人已去，留待後人評說。余光中生前曾在詩中寫道：「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此刻，唯願先生在長江同黃河的滔滔安魂曲中，坦然長眠。

12月14日10點04分，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病逝，享年90歲。新世紀以來，這是繼商禽、紀弦、周夢蝶遠行之後，台灣詩壇飄落的又一場古雅而潮濕的花瓣雨。

余光中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灣出版，還是1952年。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經由流沙河、李元洛的評介、透過劉登翰、陳聖生編選的《余光中詩選》，大陸的讀者才開始了解余光中的詩作。

其中，流傳最廣的無疑是《鄉愁》。這首小詩因為播撒離愁情思，牽繫海峽兩岸共同的文化、情感和記憶，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在讀者眼中，他喚醒的是倉頡的靈感和美麗的中文，是兩岸共同秉持的生命基因。輔之以《民歌》《鄉愁四韻》《當我死時》等詩歌的傳唱、推介，余光中便有了「鄉愁詩人」的稱號。

200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印行《余光中集》。余光中在自序中透露，他一生作詩近千首，散文也達150餘篇。可是，因為《鄉愁》的經典化，他及其詩作也遭遇著被標籤化、簡易化的困境。他甚至說：「許多讀者自承認我的詩，都是從這一首開始。我卻恐怕，或許到這一首也就為止。」

事實上，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里，未有極致之作，但卻拓展了詩歌創作的疆域。他的《蓮的聯想》《蠋夢蝶——贈周夢蝶》《夜讀東坡》《握》等，涉及的主題涵納即景狀物、詠史論詩和贈答緬懷，嘗試的語調包括抒情、諷刺和戲謔，其內容之廣博、形式之多樣，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詩人。他的《羿射九日》《浮士德》《海妻》等詩作，化用古典意象並融入現代情感、借用西方典故而結合本土經驗，講求韻律之美又調度方言、古語和口語，繼承之餘有超越、古雅之外不失前衛，可謂引領現代主義詩歌運動求新求變的風尚。

他始終認為，新詩並未與傳統脫節，但又有反傳統的精神。這種傳統不是固守舊形式，而是融入新的思想內容與審美觀念之後的傳統。在《現代詩的節奏》《新詩與傳統》《現代詩：讀者與作者》等多篇評論文章中，他對於加諸新詩身上的沉重負擔，一一辯駁。

關於新詩缺乏韻腳平仄的安排、不能吟唱的非難，他提出「新詩人並不羨慕有井水處皆歌柳永詞的盛況，更不屑與近日的流行歌曲混為一談。詩自有其本身高級的音樂性，可是那並不等於流行歌曲的易於上口」；關於新詩難懂的指責，他則剖析原因、提出建議，引導讀者多看、多想、多比較，不盲目接受或是反對傳統，又提醒作者不要做追隨時代的聰明作者、要做只顧自己步伐而讓時代追隨的偉大作者。

余光中兼具作家與學者的身份，穿梭於詩、散文、評論、翻譯四度空間，努力朝向更廣博、精深的生命方向。他分析中國古典詩的意象、結構和句法，精讀杜甫的《旅夜書懷》、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等；他潛心中西文化比較，剖析佛羅斯特的《雪晚林邊歇馬》、R.S.托馬斯的《艾凡斯》等；他視詩與散文為繆斯的左右手又兼顧翻譯工作，其譯筆觸及王爾德的《溫夫人的扇子》《不可兒戲》《理想丈夫》、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和收錄於《英美現代詩選》中的詩作等。

詩人陳黎，是余光中在台灣師大外文系任教時的學生。他曾作詩《與永恆對壘——和余光中老師》：「生生不息的老太陽。他大概沒想到，這次/我轉換戰略借力使力，用力用球揮向未知的/遠方，與永恆對壘」。對於詩人們而言，死亡並不是一切，因為人的肉身沒有交給墳墓，而是交給了綿延不絕的歷史和永恆的詩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