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警示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發達國家增長乏力，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世界銀行1月份發布的《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世界經濟在2010年增長3.9%，發展中國家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近一半。新的發展機遇正在推動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和東亞部分國家的經歷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歷史鏡鑒。（《半月談》2011年第5期）

絕大部分國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於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複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總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造成這種陷阱的原因除了必要的政策改革和制度變遷更為複雜，在技術、政治和社會等領域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之外，還因為這些國家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產品和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可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組。2010年8月新調整過的數據顯示，低收入標準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為996美元~12195美元，高收入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中等收入標準又以3845美元為界劃分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以此標準劃分，當今世界中等收入組有104個經濟體，主要分布在四個地區，即拉美、歐洲與中亞、東亞與太平洋、中東與北非。尤為讓人關注的是在拉美33個經濟體中，中等收入者高達28個。截至2011年，拉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滯留37年，成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區，其中阿根廷達49年，幾乎為全球之最。自18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兩個半世紀以來，全球230多個經濟體中只有60多個成為高收入國家，絕大部分至今還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而拉美成為「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最密集的地區。來自拉美的警示拉美之所以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與它沒有抓住歷史機遇促進經濟轉型、貧富分化等因素密切相關。一是沒有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期。拉美地區整體上錯過了上世紀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十分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在進口替代模式主導下，經濟發展從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被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遠遠甩在後面。同時，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拉美國家還是沒有像東亞一些國家那樣及時轉換髮展模式，再次喪失歷史機遇期，進而遭遇「失去的80年代」，直至本世紀以來才進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總體看，拉美經濟轉型大約延遲了35年~45年。二是遭受「拉美陷阱」困擾。「拉美陷阱」又被稱為「拉美病」，主要指分配不公，進而導致兩極分化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諾。儘管百年來拉美國家的基尼係數總體看呈下降趨勢，但目前拉美收入分配不公仍呈現非常集中的狀態，基尼係數最高者為0.66，屬世界上基尼係數最高的地區之一。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加劇了社會分化和衝突，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遲緩的經濟增長使社保制度顯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時宜。拉美社保制度早在上世紀上半葉便建立起來，經濟較快增長使社保制度發展較快。但在進入80年代「失去的10年」中，沉重的財政負擔導致拉美國家紛紛進行私有化改革，其改革的時間略早於歐洲。此時，歐洲早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拉美則還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徘徊，使社保制度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比，顯得有些超前和脫節。四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機的周期性對增長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地區連續發生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年)、巴西貨幣危機(1999年)和阿根廷債務危機及銀行危機(2001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財政成本超過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的危機甚至引發了政治危機，數月後總統被迫辭職。據統計，1974年~2003年，拉美各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平均數量和複發次數幾乎是其他地區的3倍。而拉美每爆發一次金融危機，經濟長期增長率就下降約1個百分點。五是一些拉美國家飽嘗政府頻繁更迭和軍事政變之苦。例如厄瓜多1996年~2003年換了5位總統。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每次發生的社會衝突和政治動蕩，都為國家經濟和家庭結構帶來巨大災難，導致其經濟發展至少倒退10年~15年。「東亞奇蹟」的啟示和拉美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創造「東亞速度」的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他們成功跨越整個中等收入階段的時間依次為：日本（1966年~1985年）和新加坡（1971年~1990年）分別用了19年，韓國（1977年~1995年）和中國香港（1971年~1989年）分別用了18年，大約只相當於拉美國家和其他東亞國家走出「下中等收入」所使用的時間。其中，在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跨越中，日本（1973年~1985年）用了12年，新加坡（1979年~1990年）和中國香港地區（1978年~1989年）分別僅用了11年，而韓國（1988年~1995年）僅用了7年。以日本為例，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進入高收入行列，日本實現了輕工業——重工業——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與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的過程，為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經濟基礎。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改造出口導向型經濟，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以激發其內在的創新能力，最終完成了從輕工業向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的轉型，於90年代進入到高收入行列。和日本類似，高收入發達國家無一不把技術創新作為驅動增長的根本源泉。在這些國家，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往往高達70%。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也是當前中等收入國家跨越陷阱、直達高收入國家的戰略通道。在產業結構轉型的同時，日本和韓國都非常重視通過調節收入分配化解社會矛盾。例如，日本大力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縮小城鄉差距和最低工資制度，及時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促進財富的合理分配，不僅實現了社會的相對穩定，而且積聚了足以抗衡後來出現的更嚴重經濟衰退的力量。韓國於1971年啟動「新社區運動」，1973年至1978年，大約一半的政府投資通過「新社區運動」分配到農村地區，顯著增加了農戶收入，縮小了城鄉差距。目前，韓國的基尼係數為0.32，而日本的基尼係數僅為0.25。（作者：鄭秉文，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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