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蘇：日寇認為中國人是介於人與動物之間的生命

核心提示：從史料看，當年日寇是不把中國人看成人的，認為是介於人與動物之間的生命，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稱中國、朝鮮旅日人員為第三國人，既不算日本人，也不算外國人，此外有些政客仍然堅持當年的立場，在日本文化中，崇尚強者，絕不同情弱者，比如工作遇到困難，不會有人幫助你，大家反而看不起你。

本文摘自：《北京晨報》2010年11月24日第C04版，作者：張璐 陳輝，原題：《薩蘇：保留歷史的每一種可能》

薩蘇寫作的架勢，有點驚心動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他一手持筆記本，一手打字，用他的話說，這叫「練一指禪」。

活到40歲，反而越來越接近童年時的夢想——搞歷史。

時間永遠不夠，穿梭在中日之間，一方面，他是外企高級管理人員，承擔著國際項目開發管理的重任，另一方面，他是舊書攤上的發現者，在故紙堆中，尋找被遺忘、被忽略的記憶。

剛從日本淘來了一批「東北抗聯」的老照片，足有127張，而此前國內相關文物只有19張，這，讓薩蘇沒法不得意洋洋。是啊，透過發黃的畫面，一段模糊的歷史清晰了起來，那是一個民族苦難而悲慘的歲月，為了最後的尊嚴，太多普通人付出了生命，他們甚至沒留下姓名。

我們有權力忘掉他們嗎？我們有權力說「過去的一切，就讓它過去」嗎？

每條未來之路，都與曾經息息相關，都是關於歷史的反思與徹悟，這就決定了，不論世風怎樣沉淪，世象如何浮華，都需要有人站出來，為我們保留痕迹，為我們的民族記憶而負責、而奮鬥。

總有一天，人們會想到薩蘇的，會想到他的堅持。

採訪在凌晨一點結束，聲音中明顯有了幾分疲憊，但薩蘇還不能睡，他還要繼續寫下去。

作家薩蘇（來源：北京晨報）

歷史是少年心中的傳奇

我是北京人，父親是計算機專家，從小在科學院宿舍長大。

我很小就喜歡歷史，一是長輩中就有搞歷史的，二是不到10歲時，老家親戚來串門，講抗戰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老人說，一次被日本人堵在院子里了，他們笑呵呵地說：「得，今兒就交待在這兒了。」生死關頭，居然這般從容與坦然，令我震撼。

後來，他們殺出院子，正碰上三個偽軍，形勢萬分危急，結果那三人是來投誠的，靠他們幫助，最終游擊隊攻佔了縣城。

從那時起，我對抗戰史就有了濃厚的興趣，總想搞明白，為什麼條件那麼艱苦，前輩們還要堅持到底。

後來我考上北京師範大學，學計算機專業，因為父親希望我能接續他的事業。那時師範生畢業包分配，想自己找工作，必須花錢「贖身」，大概是900元，現在想來，我那時還真挺不值錢的。

買回自由找工作的權利，我去了一家飯店，拉了好幾個月的大門。工資100多元，當時北京四中老師工資算高的，報紙上都誇，「居然能到兩百元了」，所以我心裡也沒什麼不平衡，閑著沒事，就到附近人才市場轉悠，看一個老外正發招聘表，凍得直流清鼻涕，我就填了一份，原來是招飛機修理工。

那時大家嫌機場遠，沒人應聘。在大學時，英語和電腦是我的長項，可那時電腦多土啊，應聘時看一名技術人員正在用Windows3。0，我見都沒見過，只好瞎猜：「您這是Windows吧？」對方無比讚許地看了我一眼。

很快，我被錄取了，以計算機專家的身份。稀里糊塗成了作家

以後我換了幾家外企，還去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第一次到美國，看高速公路居然也是瀝青的，而且還有壞的地方，才明白：原來國外也沒傳說的那麼好啊。

1999年冬天，我去了日本，因為我夫人是日本人，她的母親當時患了重病，希望能去照顧。在日本，我用半年時間就掌握了語言，並找到工作。讓我自豪的是，我夫人後來學博士的費用以及養家糊口，都是我承擔下來的。其實，在中國和在日本差不多，只要努力肯干，到哪兒你都能過得去。不是有這麼句話嗎，有野草的地方就有中國人。一次，我在美國一個很偏僻的城市逛超市，總共也沒幾個人，沒想到，身後卻傳來了熟悉的聲音：「這是嘛玩意兒？」

2002年的時候，開始在網上寫點文章。因為長期在國外，說不了中文，感覺有點不接地氣，就隨便寫點回憶性質的東西。都是當年中科院宿舍的事，那些人都是大學者，平時大家不怎麼知道，但在我眼中，他們就是平常人。此前我也不知道網友會覺得這些事好玩，比如陳景潤成名後，很多草根科學家來闖科學院，來的人太多了，沒法接待，他們就在水泥路面上寫滿算式，或拉橫幅，將他們解決了什麼問題公之於眾。過去我以為，全國各地的人們都這麼愛科學，文章寫出來後，引起轟動，我才明白，原來大家聽著挺新鮮。

那時網上罵人的不多，但也有，我也不刪，我發帖說：「留著，反正感到寒磣的不是我。」這樣罵的人反而少了。有一個台灣網友罵了很多很難聽的話，我一直留著，碰到台灣朋友批評大陸網友不禮貌時，我就把鏈接發給他們，說你們自己看看吧，他們也覺得挺丟人的。

薩蘇在日本回購的「東北抗聯」照片集（攝影：王巍）

在日本翻故紙堆

到日本後不久，我吃了一驚，這裡抗戰史料太豐富了，因為日本人有詳細記錄的習慣，此外當時許多普通士兵也有照相機。對於搜集資料的中國人，不少老兵很熱情，因為在日本，他們沒人關注，覺得很寂寞。

對比中日雙方的史料，能看到很多歷史真相。比如一位八路軍團政委，中國史料只記錄他犧牲了，沒什麼細節，可日方卻記錄下，他被俘後，在押送途中，高呼「共產黨萬歲」，跳枯井自殺而死。像這樣的日方記載，比比皆是。以前沒看過，我也以為那是藝術家的虛構，沒想到都是真事。

中日價值觀具有一致性，都崇尚仁義禮智信，日寇雖是侵略者，但對英勇作戰、視死如歸的中國人也很佩服，所以記錄得特別詳細。

那時中日之間實力差距太大，除了人才與信念，我們什麼都沒有，但就是憑著那份大國的驕傲感，我們最終拖垮了敵人，這是一段值得我們民族永遠反思、永遠珍重的記憶。

從日方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南京大屠殺前，中國軍人與民眾表現得還比較麻木，以為就是統治權的爭奪，南京陷落後，1萬多精銳部隊沒怎麼抵抗，就全體投降了，但大屠殺讓大家明白了，日寇是想亡國滅種，這就不是戰勝戰敗的問題了，這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抗爭勇氣。在以後日方記錄中，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完全不同，他們寧死不屈、前仆後繼，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意識和大無畏的氣概。

面對如此豐富、鮮活的史料，怎能不讓人心潮澎湃？這些年我注意收集，和很多日本舊書商打了招呼，只要有，先給我打電話。

猶猶豫豫買下了寶藏

這次「抗聯」的老照片，得來有些偶然。

一名叫鈴木的老鬼子當年和「抗聯」作戰，他是個小頭目，後來回了日本，去世前將私人照片集捐給了一個老兵聯誼會，現在這個聯誼會的人都已去世，後人又不願意保留那些資料，就賣給了舊書商。

舊書商開了個很高的價格，讓我很猶豫。

在今天有些年輕人的印象中，「東北抗聯」都是些鬍子，這是不對的，抗聯名將馮仲雲後來是清華大學的著名學者，還有一位將領，當年黨安排他考北大，立刻就考上了，後來讓他去清華，他退學出來，又輕鬆考上清華。可見，他們中有不少了不起的人才。「抗聯」作戰非常英勇，最輝煌時軍隊擁有3萬人，有統一服裝，還有國際電台，而當時中央紅軍剛到吳起鎮，才1萬多人。在70萬日本關東軍全力圍剿下，「抗聯」損失慘重，楊靖宇、趙尚志將軍壯烈殉國。

我把照片的事在博客上透露了出來，沒想到反響強烈，國內的網友們跟帖說：這樣珍貴的資料，不論花多少錢，也要保留下來。

我一看，也別講價了，趕快找到那箇舊書商，將照片集買了下來，共800多張，其中「抗聯」照片127張，這次回國找到昔日「抗聯」老戰士辨認，發現這其中有當年戰友的遺體，抗聯的被服廠、無線電培訓班等，甚至還有「抗聯」戰士戴著「保爾·柯察金」俄式小帽的影像，從而證明了「抗聯」曾採用蘇式軍服。

這些照片確實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靠民族主義走向未來

這些年一直在日本業餘搜集抗戰史料，也出版了不少書。為什麼我對那段歷史這麼感興趣呢？原因在兩點：

首先，我是業餘搞歷史研究的，和專業歷史學家的使命不一樣，專業人員負責尋找真相，而業餘的責任在於保留歷史的每一種可能，只要有痕迹，我們就應盡最大努力。比如口述史，可能不完全準確，但判斷它有沒有價值，那是專家的責任，而有沒有留下來，就是我們的責任了。抗戰過去這麼多年，許多親歷者已離開了人間，帶走了寶貴的記憶，所以我有一種緊迫感。

第二，在今天，我們仍要堅持民族主義的立場，這就要超越意識形態的遮蔽，面對歷史，我們需要一份敬畏與感動，畢竟那場戰爭不是某個人的戰爭，而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驗，我們真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如果當時糾纏於不同的政治觀點，互相指責，結果只能集體滅亡。所以，我們仍應堅持民族主義，這是希望所在，只要是民族主義，那麼在本民族內，就一定要強調容忍和解、相互支持，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寬容，在今天，我們依然要依靠這種力量來實現民族的崛起。

從史料看，當年日寇是不把中國人看成人的，認為是介於人與動物之間的生命，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稱中國、朝鮮旅日人員為第三國人，既不算日本人，也不算外國人，此外有些政客仍然堅持當年的立場，在日本文化中，崇尚強者，絕不同情弱者，比如工作遇到困難，不會有人幫助你，大家反而看不起你。

弱者必然要挨欺負，只能走自強的道路。所以說，歷史並不僅僅是過去的事，它為未來也提出了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