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天地人」三維哲學將重新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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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天地人」三維哲學將重新興起（劉養元）一R . K .G.坦普爾於 1986 年 4月在《西方受惠於中國》一文中說：「我們想不出有比農業發展史的經濟教訓，更能說明西方人的驕傲自滿是如何愚蠢的了。現在少數西方國家糧食有富裕，可以供應世界。亞洲鬧饑荒時，西方送去了糧食。我們認為，在充分利用土壤生產糧食方面，西方農業是登峰造極了。然而我們應該記住這樣一個令人驚異不安的事實；奠定了產業革命基礎的歐洲農業革命，只是由於引進了中國的思想和發明才得出現。分行耕種、強化除草、『現代』條播機、鐵犁、將犁起的土翻轉的犁壁、以及有效的挽具，全都是從中國引進的……的確，直到兩個世紀之前，與中國相比，西方在農業方面是如此落後，以至於與中國這個發達世界相比，西方就是個不發達世界。」說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兩個世紀前，曾經造就過如此輝煌的物質文明。可是現在形勢倒過來了，有人說，「人們睜開眼睛一看，中國究竟有多少技術成就是中國人自己獨創的呢？不必說全部，說百分之九十九均屬於西方的技術系統也一點不為過。」也就是說，為什麼近代科學首先出現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近來，楊振寧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說，《易經》影響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所以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討論過近代科學為何沒在中國萌生，我覺得和《易經》有很大關係。」我們認為，近代科學之所以不在中國而在西方，與《易經》毫無關係，而是在於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不同。黎明先生在《西方哲學死了》一書中說：「仔細研究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思維發展史，很容易得出如下的判斷：西方人的思維對象的總的歷程是從自然到社會，最後走向人自身；中國人的思維對象的總的歷程卻全然相反，是從人到社會，最後走向自然。由於歷程相反，所以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也就各異。」我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法與西方人不是「全然相反」，而只是截然不同。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只是歸納法，沒有推演法；在思維過程中，只是取類比象加以歸納，不是一條一條地進行推論，與前後次序無關，重要的是最後的結論。所以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是「人、社會、自然」為一個整體，以「人」為本，並沒有先「從人到社會，最後走向自然」這樣有先後之分，而是「人與社會、自然」融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也就是「物、我」為一（即「天人合一」），沒有「自我」，而且把「自我」融合在群體之中。西方人則不然，西方人的思維方法是有嚴格的前後次序不能顛倒的推演法，「物、我」是分裂的，「我」是一個旁觀者，「我」是在觀察自然，觀察社會。不但有「自我」，而且非常突出「自我」。因此，這也就形成了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國文化是「物、我」合一，西方文化是「物、我」分裂。這也就是中國人與西方人不同的地方。就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而言，中國文化並沒有錯。中國文化的核心問題就是不損害人類的生存條件（環境）和生命健康，保障人類的切身利益，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重視人倫和諧，強調「仁者愛人」，以「和」為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注重人與環境之間，以及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在「天、地、人」三者合一中，以「人」最貴，並把克己復禮、道德修養放在首位。說明中國人以精神文明為重主「性善」之說。孟子說：「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進一步說明中國人對於「物質」只求以維持生活為止，並不在「物質」上過分要求。因為世界上物質有限，如人人在物質上要求過分，必然會發生衝突。所以，只有人人在「精神」上求安慰，人與人就不存在互相衝突了。而西方文化就不同，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即優勝劣汰，強權競爭、弱肉強食，成了西方文化的特徵。達爾文是個生物學家，他數十年研究自然界昆蟲草木、飛禽走獸，頗有成就，他說：「萬物都是互相競爭，異類則所需食物不同，競爭還不激烈，惟有同類之越相近者，競爭越激烈。虎與牛競爭，不如虎與虎競爭之激烈；狼與羊競爭，不如狼與狼競爭之激烈，歐洲人與他洲士人競爭，不如歐洲各國互相競爭之激烈。」歐洲第一次大戰，就證明此說是不錯的。然而根據達爾文學說所造就出的社會，是虎狼社會，殺氣過甚，是很不文明的。所以西方文化的特點，是以損人利己為主，「只要於身有益，就拚命而為；若於身無益，能為也不為」，因講「自由競爭」，勢必至「己所不欲，必施之於人」。如此，中、西文化焉得不衝突！事實證明，中國人走的路沒有錯，是西方人把路走錯了。錯在不應該以禽獸社會的強權競爭用於人類社會。由於中、西方文化不同，所以對於「科學」的概念也就不同。在西方，「科學」體現著「物質文明」；在中國，「科學」體現著「精神文明」。所以近代科學為什麼首先出現在西方，而不是出現在中國？顯然與中國脫不脫離「天人合一」無關。

東俊

2010-07-29 23:08

二西方人的思維方法，首先著重從自然到社會，最後才走向人自身的。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就是從對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開始，最初提出的問題大都是涉及自然實體、本體方面的問題，因此最早的古希臘哲學家幾乎都是「物理學家」或自然哲學家。如：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54）從埃及人那裡學會了把水當做萬物的始因和本原的，在古代埃及文獻中，說「這個國度里的泠水創造了各種生物，萬物都是由水而來的。」因此，他肯定萬物生於水，且復歸於水。阿拉克西曼德（前611—前547）認為萬物的本質是無窮無盡的不固定的物質，是無限的，是一種永恆不滅的實體。阿拉克西米尼（前588—前524）認為萬物有統一的永遠地運動著的物質始源，這物質的始源是空氣、蒸汽或霧。畢達哥拉斯（前570—前500）認為萬物的基質是數，他試圖把數設想為實體，第一次使數與萬物（自然）結成關係，數是萬物千變萬化所內在的終極的原因。對於數學和天文學的發展曾有寶貴的貢獻。可是把數的概念絕對化，也就是把數和物質的東西分割開來，結果走向了唯心主義，把數的關係當做事物的本質。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認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並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著，按規律熄滅著的永恆的活火」。在他看來，火是原初物質和原初力量。由於火的變化，物質變成了水和土，於是，統一體就變成了許多東西，即變成了萬物。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認為萬物均由四種元素土、水、空氣、火組成。這種關於自然界的四種元素的學說，許多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古希臘羅馬哲學和中世紀哲學中。阿拉克薩哥拉（前500—前428）認為物質的第一性要素有無限的質的多樣性，這些要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合成一切存在物。而引起元粒子結合和分離的動力是一種輕微細小的物質（「奴斯」）。德謨克利特（前460—前370）是原子論者，是原子論的創始人之一。認為物體的始源是原子。原子，即不可分離的物質粒子，是不變的，它們是永恆的。並且是處於經常的運動中的，原子僅僅在形態、大小、位置和次序上彼此不同。其他一些性質，如聲、色、味等，則非原子所固有。而這些性質的存在是有條件的，它們「不是在物體本性中」就有的。原子的結合形成物體，原子的分裂使物體趨於滅亡。德謨克利特的原子學說是機械的。這些早期的哲學家們，大都具有物質一元論的傾向，雖然也可能雜有物活論和精神論的影子，但還沒有達到自覺的二元論的境界。真正的二元論始自柏拉圖。柏拉圖是唯心（精神）論者，但他的精神（心）是與物質相對照中而顯現的。在柏拉圖看來，世界有一個靈魂，它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也就是絕對的理念，而世界萬物則只是這種絕對理念的摹本或影子。類似於精神與物質、理念和摹本這樣的對立思維，柏拉圖還大量創造了其他的二元論對立範疇，如存在與非存在、同一與差別、統一與雜多、善與惡等等。說明柏拉圖體系，當稱之為二元論。因為它的精神為事物的首要因素，物質為占第二位的因素，它是唯心主義或惟靈主義的，無論如何，這是徹底反對唯物主義和機械論的。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方法也同樣是二元論的，他的二元論更傾向於確定性和同一性的合二為一，而不是像柏拉圖那樣，更傾向於一分為二。正是因此，柏拉圖是最早的偏重辨證法的二元論者，而亞里士多德則是最早的偏重形式邏輯的二元論者，說明二元論方法確實是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學傳統的思維方法。二元論哲學在笛卡兒（1596—1650）之後發揮到了極盛的狀態。笛卡兒不僅是一位科學哲學的創造者，而且本人即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和科學家，更被後人尊稱為近代西方哲學之父。這是因為，他是古希臘哲學的二元論的近代最早的重視者。二元論是古希臘哲學的靈魂，也是近代西方哲學的靈魂。可以說沒有二元論，便沒有西方哲學。笛卡兒不僅是近代西方最初的二元論者，也是最富於創造性的二元論者。從康德、黑格爾一直到現代的邏輯經驗主義的分析主義哲學家們，他們的命題和方法，莫不在笛卡兒的思想原著中可以找到它們最初的線索。說明笛卡兒的確是近五百年西方哲學的真正奠基者。直到十七世紀，由牛頓（1642— 1727）總其大成，成為近代科學的第一位巨匠。因牛頓是把邏輯規律具體化而成為自然科學規律的第一人，是當之無愧的邏輯巨人。可以證明，牛頓力學三定律與萬有引力定律其實是形式邏輯的三大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具體化、經驗化和物理化的產物。牛頓的這種把邏輯規律具體化而成為自然科學規律的偉大功績，從近三個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來看，無論給予如何崇高的評價都將不為過。牛頓實際上是人類近代自然科學的當然的第一代表人。更說明二元論哲學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方面為全人類立下了史無前例的奇功。但能夠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利器卻不一定能夠用於改造人性。因為能夠運用工具改造一切的人類本身卻不是任何工具可能改造的，19世紀中期，如達爾文進化論指出，生物母體生出的眾多後代，為攫取生活的必需條件而鬥爭，存在著變異。其中具有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個體，將存活下來，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將被淘汰。這就是優勝劣汰。西方人竟然用禽獸社會的自由競爭用於人類社會，改造人類本身，成了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改善不了人類本身，反而降低人性，斫害人性，甚至毀滅了人性。如今盛行於世的是唯物主義、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物質性享樂的存在主義……人類的「心」已被宣判為無意義、無價值。相對唯物主義的進步而言，唯心主義已成了十足的反動。從古希臘時代以來的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已經獲得了最終的答案：物質與精神，物質是本原；思維與存在，存在是本原；物質主義即人類的進步主義，精神主義是人類的反動主義，是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欺騙宣傳。排除了「心」的西方現代哲學，事實上已不再可能繼續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而且愈來愈離棄了人類的道德精神，徹頭徹尾變成了一種人們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質主義、理性主義的工具。說明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了，所以，它也應該壽終正寢了。哲學的死亡正是發生於它對人類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來愈絕對的離棄，也愈來愈變成了個人在社會歷史中爭權奪利的形式主義的工具。由於這種哲學工具的不斷強大和發達，造成了人類中種族、宗教、民族、國家、階級、友誼、家庭，最後乃至個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人類的人性愈來愈變得不成其為人，變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發生同類的自相殘殺，更少發生像人類中所呈現的大規模地自相殘殺。西方哲學死了，這沒什麼可懷疑的了。人類唯一的希望是重建人類全新意義的人類社會哲學。二元論的方法論的窮盡宣告了哲學的死亡，新的人類社會哲學的誕生將只能從多元論，至少是三元論方法的道路去尋求，人類未來的命運只能依靠至少具有三元論的方法論的人類社會哲學去關切、去探索、去改造、去希望！

東俊

2010-07-29 23:12

三長期以來，由於中國國情事事不如西方，中國的思想界深深陷入了自卑自賤的消極狀態。這種狀態既妨礙了中國人正確地認識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也同樣深深地蒙住了中國人正確認識自己和本國文化的視野。思想上的自卑自賤的消極狀態是根植於近五十年中的中國哲學思想界，我們不知道，這些大量西方哲學化的中國思想界，他們的研究究竟是在闡釋中國古代的思想呢？還是在糟塌和埋葬中國古代的思想？幸有李約瑟那樣傑出的西方人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技術創造作出了可貴的總結，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中的技術發明，中國幾乎佔了約半數以上，人們可以津津樂道，但其中真正至今凝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理論思維的生命力的技術只有一項，那就是中醫中藥技術。在這一點上，即使偉大的四大發明、中國特有的農業技術、計算技術、戰爭技術、建築技術、繪畫技術、戲劇技術等，均無法與之相比，雖然上述的種種技術也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維的產物，但卻只有中醫中藥技術才真正有效地體現了中國人獨特的理論思維的價值。其臨床療效，有時甚至西醫也明顯達不到的奇效。正如日本醫學博士春山茂雄先生所說：在對付多數成人病方面，東方醫學往往比西醫顯得「絕對有效」。我國科學家錢學森說：「西醫源起和發展於科學技術的『分析時代』，也就是為了深入事物，把事物分析為組成部分，一個一個認識，這有好處，便於認識，但也有壞處，把本來整體的東西分割了。西醫的毛病也在於此。然而這一點早在100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約20年前終於被廣大科技界所認識到，要恢復『系統觀』，有人稱為『系統時代』。人體科學的方向是中醫，不是西醫，西醫也要走到中醫的道路上來」。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也說過，西醫將來的道路就是走向中醫的道路。現代西方人也日漸傾向於尋求東方傳統醫學的幫助以便維護其人體和人格的自我的完整。說明西方科學技術再怎麼強大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或蕩平中國人獨創的中醫中藥技術。中國人應該為這一點感到自豪。中醫中藥理論之所以曆數千年而不衰，就是因為有著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而這一套理論體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紮根於《黃帝內經》這一豐厚土壤。而這部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黃帝內經》，是中華民族醫藥學理論的開山之作，與《周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因《內經》的成書年代和《易傳》較近，深受《周易》的影響，《周易》是一部偉大的哲學巨著，納入了先秦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的精髓，《內經》是以陰陽五行作為基礎理論的，因此《內經》與《周易》有著特殊的「血緣」關係。《周易》的許多哲理、易理都滲入《內經》，《內經》中的重要基礎理論，如陰陽五行學說、藏象學說、氣化學說等，皆導源於《周易》，《周易》對中醫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可見醫易不一脈相承的，醫理源於易理。一代大醫家孫思邈說：「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醫」。因此，歷代醫家研究《內經》無不求索於《易》。黎鳴先生提出要「人們想方設法去為它（中醫中藥理論）的『科學性』尋找根據。」現在，我們為中醫中藥理論的科學性找到了根據，其科學性來源於《周易》。《周易》由《易經》與《易傳》組成。《易經》形式上是一部占筮書，但經《易傳》將其蘊育著的陰陽觀念加以發展補充，並納入了當時的陰陽思潮，這樣，《易經》便脫去了占筮的外衣，真正成為了一部偉大的哲學巨著，成了中國文化不朽的傑作。根據《周易》，中國古代最早的思想家們的思維是直接從對人（自身）的觀察開始的。《易經·繫辭下》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很明顯地說明了中國人思維方法的起源，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類萬物之情。」說明庖犧氏是根據「象於天」、「法於地」、「取諸身」而作的八卦，充分體現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之說。所以八經卦就是由三爻組成：第一爻象地，第二爻象人，第三爻象天。六十四別卦由六爻組成，其立卦之意，《易傳·說卦》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明由六爻組成的六十四別卦，也是根據「天道」、「地道」、「人道」創建的，也體現了「天、地、人」三才統一觀。根據「三才而兩之」，所以每一別卦由二個經卦相重疊而成，每一卦有六爻，自下往上，爻位分為初、二、三、四、五、上六位。上六、五兩爻象天，中三、四爻象人，下初、二爻象地，即易卦六爻象也體現了「天、地、人」三才之說。易學無不受諸子百家所宗，易學不僅奠定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同時也滲透入道家，為道家所尊崇。儒、道二家各取《周易》的一面並進行充分的發展，各自形成具有特色的思想體系。《周易》正是這兩種思想體系的總合，長期以來儒、道兩家的對立，客觀上促進了易理的發展，對中國文化思想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儒家以孔子、孟子思想為中心，代表作是《論語》和《孟子》；道家以老子、莊子思想為中心，代表作為《老子》與《莊子》。孔、孟、老、庄四聖成了中國文化思想的四傑。它們對中國的文化都曾發生過深刻的影響。《老子》即《道德經》，共五千字，成書於戰國時期，主要體現老聃的思想。「道」是《老子》的核心體系，道為萬物之本源，德為萬物之本性。《老子》認為：「道」為宇宙的本體，萬物變化之源，原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故強字之曰道」。說明「道」本身是一種物質，一種實體，並沒有超越物質之外。《老子》最卓越的成就在於對宇宙本體論的建樹。如《道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強調「道」為萬物之本源，並提出一分為三，《老子》「一分為三」朔源於《易經》卦爻。《易經》之八經卦由初、中、末三爻組成，表示陰陽消長的三個階段。六十四別卦亦分為三象，以每兩爻為一象，自下而上分為三位，分別象地、人、天，實為「一分為三」的胚模。因此「一分為三」實源於《易經》，《老子》不過是把它明確化而已。《莊子》為戰國中期的著作，為莊周及後人所撰，對中國思想領域的影響無論積極的和消極的都極為深遠。《莊子》是老莊學派的巨擘，《莊子》除繼承了《老子》的宇宙本體論外，還重視發展個體精神，即在《老子》重視宇宙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更注重個體精神的揭示，也即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道」。老莊學派的消極性在於把自然無為照搬於社會學，從而被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客觀上形成了消極的一面。老莊道家是以《易經》坤卦為首的，坤象地，主靜性柔，和儒家崇仰乾卦以剛健、動為主的觀點正相反。中醫的養陰學派與溫陽學派亦同樣相反，是以柔順養陰為主要宗旨的。元代朱丹溪認為「陰常不足」，創立了大補陰丸，和易理、老莊思想的滲入有一定關係。養陰學派糾正了劉完素的獨尊火派，對補充和完整中醫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後世影響頗大。《內經》吸取並發展了《周易》三才統一觀，與《老子》「一分為三」之論，創造了人類與天地相應的整體觀，成了有特色的中醫三維醫學。如在《靈樞·歲露》中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素問·天元紀大論》說：「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靈樞·逆順肥瘦》：「至人之為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素問·六微旨大論》說：「何謂氣交？……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素問·六節藏象》：「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更充分地說明了自然界天地氣候對人體生理的影響。可見「天、地、人」三才中以人為主體，這個「人」，應理解為人類，即人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因人不僅生活在自然界，而且生活在社會中，所以，人在社會中的政治地位，經濟狀況，文化程度，家庭情況，境遇變遷和人際關係，亦與人個體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因此，社會心理不容忽視。所以《內經》不但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而且極為重視人與社會的關係。如《素問·疏五過論》曰：「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胱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又說：「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因此，《內經》將診病時「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厚薄，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和「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作為診視疾病之「二失」。《內經》不僅重視社會因素，而且還重視精神因素。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說：「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素問·舉痛論》說：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內經》又提出了情志相勝的心理治療：「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以上說明了《內經》是非常重視精神因素的，很明顯在「天、地、人」三才中，「人」處於主要地位。在這裡，思維和存在，意識和物質的關係：思維、意識是第一性，存在、物質是第二性，如「怒傷肝，悲勝怒」，這「怒傷肝」是實際「存在」，而這個「傷肝」的實際「存在」，卻是精神因素「怒」造成的。很明顯精神因素「怒」是第一性，「傷肝」的「存在」是第二性；在「悲勝怒」中，「怒」是實際「存在」，用精神因素「悲」來治癒（改變）「怒」的「存在」。所以中醫理論是以思維、意識為第一性，以存在、物質為第二性的。所以，我們認為，人類在自身的進化中，逐漸形成了精神文明和物理學質文明兩大社會支柱。就整個人類的實踐來看，物質量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實現，精神世界又是物質世界的升華。可見在精神與物質兩大文明中，精神文明則佔據著主導地位、第一位。這在《易經》中有著很好的說明，如《易經》中的「泰卦」與「否卦」：泰卦（坤上，乾下）：「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所謂「小往大來」，「小往」便是地氣之陰，「大來」則是天氣之陽。這小往大來，大來小往，陰陽二氣相交，自然吉利亨通。自然界的規律，是陰陽平衡，人世間的規律、人體的規律，都是陰陽的平衡。大到國家天下宇宙，小到家庭個人草木，無一不受著陰陽二氣的交合支配。陰陽二氣的交合，總以不滯為前提。陰氣向上，陽氣向下，便是通泰。若陽氣居上而不下，陰氣凝下而不上，陰陽不交，便是「否卦」的閉塞。否卦（乾上，坤下）：「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否卦」是陽氣居上而陰氣居下，陰向下而陽向上，自然會造成陰陽不交。「否卦」講的是「匪人」與「君子」相對，不是好人，是小人。如果小人當道，違背客觀規律，壓抑賢人君子，小人得意，就會使天氣閉塞，陰陽不交。當然這些對君子是不利的。可見，若通泰到了極點，如果不加註意，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漫不經心，大意就會失荊州，自然而然就會滑向反面。也就是說，不認真努力治理，這個「泰卦」的「存在」就會消失而會變為「否卦」的「存在」了。而這個「否卦」的「存在」，也會因君子在困難時期堅持不懈的努力，並小心謹慎，就會徹底擺脫否塞的局面，使全局通泰起來，而變為「泰卦」。所以「泰」極「否」來，「否」極「泰」來，其轉變的關鍵，就在於精神因素為第一位，「存在」只是跟著「意識」變，也就是說「存在」是「意識」的體現，物質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實現。《易經》中的六十四別卦，就是三十二對彼此相反的卦，而且都體現著精神、意識是第一位，物質、存在是第二位，屬唯心主義。這個「心」字很重要，它體現著人類的精神文明。是中國古哲學的精髓。中國古人認為，一切文明的發源，都是與人類的自身活動分不開的，所以一切學問都是為了人類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幸福生活。與唯心主義相對的是唯物主義。這個「物」字，也不可小看，它體現著人類的物質文明，是西方哲學齡前的精髓。前面說過，西方人的思維方法，是先從自然到社會，最後才走向人類自身。是以得知西方的「二元論」哲學，是動物社會的哲學，達爾文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學說，就是這種哲學的體現。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支配下，人們拚命地、片面地追求「物質文明」，拋棄了「精神文明」。結果物質是豐富了，生活是提高了，可是道德敗壞了。地球被破壞得千孔百瘡，氣候反常，此處乾旱塵土飛揚，彼處暴雨成災，河水泛濫衝垮田園。給人們帶來的是災難。而中國的思維方法，是直接從對人自身的觀察開始的，是「一分為三」的所謂「三元論」哲學，是「天、地、人」一個和諧的整體，是人類社會的哲學，《易經》就是這種哲學的體現，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支配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這在生態平衡中意義重大。的確，干擾生態平衡的主要因素是人類，促進生態平衡的恢復也是人類，因此人類在生態平衡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而人類生態平衡的要害又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保護和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長。為此，要求人類就需要有整體觀念和一盤棋的思維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天、地、人」三元論哲學遠遠優於西方的「二元論」哲學。所以，中國古代哲學造就了古代中國文化的輝煌，正如坦普爾所言，「直到兩個世紀之前，與中國相比，西方在農業方面是如此落後，以至於與中國這個發達世界相比，西方就是個不發達世界。」

東俊

2010-07-29 23:15

四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個世紀前，曾經造就過如此輝煌的物質文明，可是現在形勢倒過來了，有人說：「人們睜開眼睛一看，中國究竟有多少技術成就是中國人自己獨創的呢？不必說全部，說百分之九十九均屬於西方的技術系統也一點不為過。」為什麼？因為《易經》時代，是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恰恰是中國曾經有過思想最自由的時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先秦的思想家們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鮮明的文化性格。而秦以後的中國，「天、地、人」一體的三維哲學，處於不可遏止的衰退之中，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實施獨尊儒術，從此，中國人的思想完全由儒家文人所替代。「天、地、人」三維哲學處於夭折狀態，中國人的思想長期處於停滯不前，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這時的中國，有價值的只有一個，它就是以暴力為後盾的權力，權力擁有者們為了功名、利祿捲入了無休止的宮庭鬥爭，創造了奇蹟般的偉大的人類官場化社會文明體系，而此時中國文人多數並不關心自然領域的理性問題，而更集中精力關心「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的世俗的道德學問，這場延續了三千多年的官場化社會，一直到滿清王朝的覆滅。官場化社會壓制中國人的創造思維活動，竟達三千年之久，致使中國這個發達世界倒過來，變成了落後於西方的、不科學的世界。說明中國官場化社會對於思想的壓制竟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惡果。由於中國人的自卑、自賤感，「深深地蒙住了中國人正確認識自己和本國文化的視野」，中國的倒退本來是專制政權、封建制度造就的官場化社會所致，卻反而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產生的禍果。於是以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首的中國先進份子們，為此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掃除「傳統」、追求「真理」的新文化運動。其所追求的「真理」是馬列主義西方文化，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是奉行馬列主義，消除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全盤西化，自此，西方「二元論」哲學進口，中國就沒有了自己的哲學。「二元論」哲學在中國又是如何在發揮作用呢？建國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片面追求物質文明，努力的結果是：物質是豐富了，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道德敗壞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揭示了種族、民族理性的分裂；馬克思則揭示了階級理性的分裂。致使人們在種族、民族和階級之間製造謊言、從事欺騙甚至進行殊死的搏鬥等，而弗洛伊德的的潛意識決定論的科學理論造成的人類理性的分裂則要遠為徹底。不僅在種族、民族、階級的集團意義上大分裂，而且從根本的家庭之內、兩性之間、個人之間形成了完全徹底的分裂。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只為了錢和錢所賦予人肉體感性的「享樂」而活著。為了錢，絕大多數的人的絕大多數的時間生命都只顧得上不停地奔波。極為可悲的是，在這種匆匆忙忙的奔波中，人們都只顧得上極其短視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為了獲得錢，人們寧可去爾虞我詐、去毀滅人性，去搶、去騙、去偷、去賣淫、去販毒、去殺人、去為非作歹，最輕微的也至少是陷自己於不仁不義，而根本不去思考自己為人的人性的意義和價值。貧者賤者固然可能是如此，而富者貴者也依然可能如此。特別是富者貴者，他們索性把與他人的疲於奔命所尖銳對照之下的自己的閑逸懶散、花天酒地的生活即看做是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說明今天的世界，正日甚一日地更走向毀滅人類的危險之境。這不是危言聳聽。如1957年的「反右」，初起，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標誌執政黨的寬大胸懷，實行民主與自由，並號召全國人民「大鳴大放」，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全國人民信以為真，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敢於直言。誰知「禍從口出」，一下子就抓了55萬多名右派分子，到最後，除了96名外，其餘的都平了反。到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是在進行大規模的誘剿，所謂「誘剿」，就是採用欺騙手段進行圍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約有500萬人，右派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在批判那 55萬多名右派分子時牽涉甚至上百萬人，可以說整個知識界幾乎都卷進去了。把這些人整得那樣慘。又如「文化大革命」。解思忠在《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中說：「『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個人崇拜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被崇拜者在一段時間裡持默許態度，個別政治野心家又推波助瀾，但真正把個人崇拜搞得淋漓盡致，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還是我們國民。被崇拜者的像章、畫像、塑像、語錄鋪天蓋地，到處都設立有『忠字室』、『忠字台』和『忠字榜』，男女老少都伴隨著頌揚領袖的歌曲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的儀式居然能滲透到家庭、醫院各個角落，不能不說是我們國民的創舉。」又說：「與個人崇拜相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猜疑誣陷，並由口誅筆伐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隨意拘捕，私設公堂，濫施酷刑，甚至製造『紅色恐怖』，濫殺手無寸鐵的無辜。」根據《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一書說：1966年8月底到9月初的三天里，北京市郊的大興縣，有325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埋，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出生只有38天；為了斬盡殺絕，還寫信、發電報誘騙在外地工作的家屬返回原籍，共殺絕22戶。1967年8月26日夜晚，在湖南省道縣的一個山村裡，近20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被本村幾十名村民推進山上深不見底的溶洞；在此前後的66天的時間裡，該縣共有4193名這樣的無辜群眾被隨意處死。類似的大規模殺人事件，當時還有好幾處。但根據《血與火的教訓》一書，在「文化大革命」中，京都、廣西、廣東、楚豫、巴蜀、上海灘、青海、冰城等地，均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自相殘殺的戰火席捲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幕幕慘劇駭人聽聞。湖南道縣武鬥進行得更為慘烈，城裡城外交相輝映，殺人如麻。道縣農村由於「公、檢、法」被砸爛，各地紛紛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為所欲為，隨意將人處死。達到令人髮指、觸目驚心的地步。當時道縣一份材料這樣記載：「今年八月以來，道縣農村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事件，被害人數上萬，老至80歲，小至幾個月的胎兒，除四類分子及地富子弟外，還有共C黨員、共青團員、貧下中農、國家幹部、複員軍人。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剌、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個人丟進紅薯窖里用煙活活熏死，還採用砍頭、挖眼、削鼻、剖腹、割乳、斷肢等手段，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方圓幾千平方公里的道縣農村土地上，一時間『屍橫遍野，水臭風腥』。」在中、西醫藥方面，由於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爭，西醫總認為自己科學中醫不科學，所以，中醫總是處於被改造的地位，並且一步一步地被西醫消滅，現在已經被消滅得差不多了。但在中、西醫爭論過程中，卻出現了一種怪現象：西醫總標榜是科學，但療效總不如中醫中藥；儘管說中醫中藥落後、不科學，但療效總是優於西醫西藥。為什麼？因不中醫中藥迄今為止，一直把病人當作「人」來醫治；而西醫西藥則不同，卻秉其西方哲學—科學的邏輯思維傳統，始終把病人當作「非人」，甚至當作機器來醫治。當作異己的客觀物質來處理的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生物學，而根本不顧及氣象、地理、社會、更不顧及人自身固有的精神。所以中醫中藥治「病人」，西醫西藥治「檢測單」。如今的西醫科學已經高度發達到了不僅可以給人置換胳膊大腿，而且可以給人置換心肝五臟。可是這種高度發達的西醫學，卻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不安，誘發了多起殺人取心的案件。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發生殺人取胳膊，殺人取大腿，殺人取肝、殺人取腎等殘忍的事件。說明現代的西醫學也充滿著殺氣。人們不理解：為什麼人類社會愈是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走向「進步」，人類對待自己的同類卻愈是表現出冷酷無情，甚至殘忍兇狠，這樣的「進步」，究竟要把人類引向何處？在今天，全人類一齊走單一的西方之路，誰知這正是地球上的人類加速走向自我毀滅之路。為什麼？德國哲人、詩人尼采早就叫喊著：「上帝死了！」在西方人的心中，上帝不僅關係到期人類來世幸福，更同時關係到人類現世的幸福。所以，「上帝之死」並不意味著樂觀主義，也不意味著悲觀主義，而是意味著悲劇的開始。什麼是悲劇？悲劇就是人類為了人的尊嚴而經歷無窮無盡的苦難。所以「上帝死了」作為悲劇的開始。因為上帝在當時人們的心中還沒有死去之時，人們還可以期待發生「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夢。現在，心中已沒有了上帝，就只剩下了「人人為自己」了，誰來「為大家呢？」也只有一個答案：只有死亡和滅絕才可以最後為大家！人類災難的根源，即是人類精神的嚴重喪失。喪失了道德精神的人類，不僅愈來愈淪為罪犯，而且愈來愈淪為精神病患者，更可悲的是，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成為自*殺者，喪失了道德精神的人類不僅可能一個一個地*****，還會有可能加大範圍地進行互殺，甚至進行殘酷的種族、民族的滅絕。種族滅絕在希特勒等極端種族主義者囂張的年代裡曾經出現過，但那隻能說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在完全喪失了道德精神的今天，種族滅絕的發生就將不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而很可能成為必然發生的事件了。回味到中國和西方漫長的歷史，何以中國的歷史遠比西方多和平、多統一，而西方的歷史則遠比中國多戰爭、多分裂，其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傳統的仁愛精神成分多於西方人。可見人類需要和平、需要統一，就必須把孔聖人的心復活過來。因孔子的孝悌忠恕的仁愛精神，在古代溫暖了中國人的家庭，但因此卻又毒化了中國人的國家和社會，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只要拔除其對社會、國家之毒（為維護中國官場的極權專制所放之毒），而使其偉大的精神溫暖全人類的家和全人類的社會。為了創造全世界人類的和平、安寧和幸福，我們必須復活中華民族的仁愛精神，也就是要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康有為說，中國的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依，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理想、價值和道德都集中地體現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復興文化的根本，就是要復興儒家文化。《易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而「天、地、人」一體的三維哲學為《易經》中的精髓，所以要復興中華文化的根本，就是在於復興「天、地、人」一體的三維哲學。只有「天、地、人」三維哲學的重新興起，就能使中華民族文化重新再顯輝煌，重新造就出一個先進的中國。

東俊

2010-07-29 23:16

五「天、地、人」三位一體，是中國古人的思維方法和生活方式。根據《內經》，人和萬物都是生長在天地陰陽二氣「氣交」之中。天為陽，地為陰，所以「天、地、人」也就是「陰、陽、人」。由於自然界的每一事物，無不具有陰陽之性，所以，以陰、陽標誌著宇宙天地間萬事萬物的自然界。而「陰、陽、人」三者之間，彼此既互相對立，又互相和諧統一；且三者之中，以「人」為主體。所以，人與自然界不是分裂的，而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和諧的有機統一體。對於「對立」與「和諧」，達爾文認為自然界完全是對立的，彼此間遵循著「弱肉強食」的法則；中國古人卻看到了自然界是以和諧為主，彼此間在對立中又有「相讓」的特性，即使毒蛇猛獸也懂得相讓之理。如我在20歲時，因趕路在黃昏時抄近路走上了一條小路，路邊都是灌木雜草叢生，剛走到約50米遠，突然把我嚇了一大跳，一條大眼鏡蛇約有五尺來長，豎立著站在路中，一動也不動，兩眼直盯著我。我立即收住腳，彼此相距不到三尺，周圍沒有人煙，也無人過往，處境是危險的。眼鏡蛇不但很毒而且進攻速度相當快，只要我稍一動，就會受到傷害，立即就有性命之憂。當時，我只有強制鎮靜自己，摒住氣，也兩眼直盯著對方，彼此相持約有五、六分鐘之久，眼鏡蛇終於頭一低灣下身往路邊滑走了。好險，出了一身冷汗。說明眼鏡蛇雖很毒，但也懂得「相讓」之理。這一點達爾文是沒有注意到的，說明達爾文進化論也是不全面的。自然界彼此和諧相處，是大自然生態平衡的一個重要環節。所謂「和諧」，就是指兩種或兩處以上動植物在一起「和平共處」、互不干擾，在互惠的前提下共同生活，共同度過不良環境。因此，「和諧」是一種積極的自然選擇，對生物的進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大自然中的和諧現象，是進化過程中生物之間形成的自然現象。如動物和植物：植物光合作用時吸收碳氣，放出氧氣，而動物恰恰相反，動物呼吸時吸收氧氣，放出碳氣，它們交換氣體，互相受益成了朋友。又如動物與動物：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顯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仍然需要彼此和諧的關係，羊雖有會被狼吃掉的危險，但羊還必須要有少數狼的威脅才會進化得更快。從生物界的和諧共生現象提示了整個大自然界是和諧的一個大系統，各種自然現象都反映了這個系統的親和性，雖然生存條件有限，但決不會發生互相殘殺，造成生物的大批毀滅，主要是災害所致。生物的自然本性是和諧和友好的，大自然的和諧共生現象證實了這一真理，自然選擇和競爭，也是嚴酷的環境導致的，強者生存，弱者淘汰並非生物本性。和諧共生提示了生物的進化和種系的保存中，「和諧共生」比「獨存」更有著獨特的優勢，生物的平衡存在著自然規律，並不需要生物之間的殘殺，破壞生態平衡的往往是高級的生物，尤其是人類。和諧共生是生態平衡的重要基礎，也是仿生學的主要內容。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易》就很重視仿生學了。如壽命長的動物，大多是以腹式呼吸為主的：龜是用腹部呼吸的，蛇是用腹部行走，所以它們的壽命都很長。為什麼腹式呼吸對生命如此相關？因為腹腔內藏著除心、腦、肺之外的全部臟器。包括消化系統、造血系統、泌尿生殖系統及內分泌系統和淋巴系統的一部分，並擁有大量的血管神經，因此腹腔是非常重要的。但人類自直立行走後即以胸式呼吸為主，腹式呼吸便開始退化，這樣腹部運動也就減弱了，造成廢物易於堆積，血流易於滯緩，嚴重時由於腹腔血流變窄的關係還可影響到腦的供血。因此加強腹式呼吸，促進腹腔運動是非常重要的。又如龜做伸縮頸運動，蛇喜蠕動脊柱，都是龜蛇長壽的重要因素。人類若仿龜做伸縮頸運動，可以改善頸部血液循環，防止頸椎病及頸動脈血栓形成。大蛇有四百多節脊椎，由於蛇經常作脊柱運動，因此始終可以保持出沒神速的能力。因此，人應仿蛇，學做脊柱運動，以加強脊柱的堅韌性對保護脊髓、維持人體生命活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腰脊作前屈後伸運動，以及多作腰部旋轉活動，能使腰部堅固，強腰即健腎。腎為人體後天之本，腎氣的盛衰決定著人的生長壯老已全部生命過程，故常作腰脊運動是壯腰健腎抗衰老的重要環節。仿生學是中國古人所創造的一門偉大的生命科學，來源於《易經》。可見中國人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動植物，都是取其有利於人類健康和延年益壽的一面。而達爾文卻只注意到各種生物相互況爭、弱肉強食的一面，給人類帶來的只是災難和死亡。中國人認為：一切文明的發源，都是與人類的自身活動分不開，一切的學問都是為了人類自身的健康和幸福生活。整整一百年來的體會，說明中國的「天、地、人」三維哲學遠遠優於西方人的「二元論」哲學。特別在今天，世界人民處於「西方哲學死了」、道德真空的時代，多麼希望安全、和平的環境，多麼希望有一個身體健康和生活幸福的溫暖的家。所以，只有恢復中國古文化，促進「天、地、人」三維哲學的重新興起，才能為全世界創造人類的和平、安寧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