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反思「五四」

信力建：反思「五四」 「五四」一直是知識分子所心儀的一場文化運動，也是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把鑰匙。因而，如何評價「五四」，也成了顯示現代與傳統、西化與民族化的矛盾走向和時代思想文化風尚的晴雨表。 ( http://www.tecn.cn ) 現在，對「五四「的標準評價一般是：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它高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隨後，還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隨著這次運動而更加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運動的主流。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http://www.tecn.cn ) 然而，時代畢竟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經過時間的沉澱和人們研究思考的深入，對五四的再思考，勢所難免——畢竟，歷史是進步的，而不是原地踏步。 ( http://www.tecn.cn ) 對五四的再思考再評價，我們需要找一個參照物——這個參照物的標準應該是：屬於中國文化圈，而又沒有或者很少受到「五四」運動影響。這樣的參照物有沒有？當然有，那就是台灣。台灣屬於中華文化圈，這一點毋庸置疑，也不用論證。與此同時台灣卻幾乎沒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響：五四在台灣的影響確非常微弱，只是局限於少數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對一般社會層面，尤其對社會的基層，基本沒產生影響。在日據時代，台灣沒有發生從五四思想中而來的大規模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國民黨或共產黨類型的社會改造的實踐，在台灣都不存在。台灣在20—40年代都市出現的所謂「社交自由」的「新文明」，也是從日本而來的「文明開化」的產物，和五四沒有關係。 ( http://www.tecn.cn ) 那麼，台灣現在呈現的是什麼樣的社會風貌呢？學者的看法是——「雖然『台獨』思潮嚴重泛濫，還有其它的社會問題，但給我的感受是，那兒保存著較為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特別是台灣的普通民眾，保有很多傳統的美德，純樸，善良，厚道，禮貌，不以惡意看人，樂於助人，尊重儒家傳統，尊重祖先。那種奸詐、刁滑、坑蒙拐騙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灣的教授對我說，你要知道什麼是明清時代的農民，就看一看台灣南部的農民，那兒還保存著『古中國』的氛圍。這位教授的話可能有些誇張，但從我的接觸看，情況也大差不離。我看到的是，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消費社會裡，『傳統』和『現代』有機交融，這裡說的 『傳統』，不僅指習俗，而是指人的一種態度和精神狀態。比如台灣教授家裡和台灣鄉下農家裡，電視機、冷氣機和祖宗牌位，並行不悖，十分協調的相處在一起。再比如，城鄉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廟裡上香拜菩薩，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說他們都愚昧迷信，因為台灣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認識字，大學畢業生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在東亞地區據說是最高或次高的。」 ( http://www.tecn.cn ) 換言之，在台灣，因為避免了「五四」激進主義思潮的衝擊，順利完成了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對接轉型。那麼，五四激進主義究竟對中國大陸傳統文化有什麼樣的衝擊和損害呢？ ( http://www.tecn.cn ) 首先，「五四」所採取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犯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錯誤。「五四」知識分子受儒家強調心的理知與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與優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響，承續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有機式一元論思想模式，認為中國傳統的思想模式是一種有機整體觀，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否定舊制度要從文化入手，由此產生了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指出這種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具有非理性、唯意志、反歷史和情感化的特徵，它的最終結果是造成了奇里斯瑪權威的失落和中國意識的危機。這種思維方式的極致就是「文革」——二者的共同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採取疾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 ( http://www.tecn.cn ) 其次，政治挂帥，有獨斷主義傾向。五四運動，肇始於反對巴黎和會日本與袁世凱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指向。在這個運動中，都是以國強民富為標準，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同時，過分張揚科學、民主，而排斥其它文化價值，有獨斷主義傾向。這種信念，在「文革」結束後的80年代仍未消失，在中外比較的強烈反差中，「全盤西化」的深入民眾，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的否定在整個文化熱中仍佔主導地位，《河觴》及其影響顯示了文化激進主義在本世紀達到了第三次高潮。 ( http://www.tecn.cn ) 最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其「繼續革命」理論發盛行。由於救亡的時事要求和整體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保守與激進，實在不成比例，更無法互相制衡，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就「五四」而言， 「五四」啟蒙運動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代化來代替中國舊的文化，中國經過「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認為是負面的，是現狀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變現狀，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盤西化。之後是一步步激進化，激進的高峰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要之，在中國，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幾乎沒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 http://www.tecn.cn )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是一場以救亡為出發點的激進思潮運動，其爆發有其合理性。然而，在由政治運動向思想文化運動的轉變中，那種畢其功於一役，希望用一個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社會運動在內的「總體」革命，來完成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卻陷入了思維單一、價值單一的模式，這帶來的必然帶後果就是：在激進和更激進的上升中，激進主義的革命政治可以進入一切領域，從而阻滯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就是說，從激進主義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種叫做「無限革命」的軌道，而另一種革命的模式是所謂「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為目標，尤其不觸及精神價值領域，因為精神價值領域是一個很特別的領域，它有其堅固性，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隨社會變革而來的，是一種漸進的、自發生產的過程。人為的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動這個領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這已被二十世紀的歷史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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