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 | 楊煉：我和舅姥爺徐遲

06-16

徐遲寫報告文學，有個共同主題：中國知識分子。這針對的是文革對知識的刻意貶低和毀滅。我記得，也是在那輛開往華北油田的小車上，他提到剛發表的關於文革的社論，特別是其中一句「推倒重來」。他兩眼放光，一再重複著這句子：「赫，推倒重來！這是一行詩呀！」

著名作家徐遲

我的第二位舅姥爺徐遲，雖然和我沒有血緣關係，卻有多得多的直接接觸。畢竟，我是他家裡唯一的文學傳人，這已經讓我們一見如故，親近了許多。

更何況，「詩」，可不是一般文學，它直抵心靈，是真詩人哪能不親？

我第一次見到徐遲，是1977年，那時他剛從湖北沙陽五七幹校返回武漢，來到北京，住在他三妹、我的三姨姥姥徐和家。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到達三姨姥姥在西直門馬相衚衕的高幹大宅子，門開了，當聽到介紹說我就是那個「搞創作的」楊煉，院子里一人長身縱起，他一身皺巴巴的西裝，蹬著雙舊皮鞋，鷹鼻深眼，長相頗有點老外，過來就抓住我的手：「我是徐遲。讓我看看你的作品。」

那時，很少有人稱寫的東西為「作品」。猛聽見這個詞，像有種重量，讓我忽然覺得寫作有了另外的含義。後來，當我第一次被人稱為「青年詩人」，也有同樣的感覺。這些辭彙，隱隱傳遞著某些我以前未加深思的東西。

徐遲的文學，開始於詩，他終其一生，本質上從未離棄詩人的感覺。

他祖籍離上海灘不遠的浙江南潯。第一部詩集，有個青春撲面的命名：《二十歲人》。1935年，戴望舒剛從法國歸來，他從南潯直奔上海，前去拜望，從此建立了一種亦師亦友的感情。之後，他們倆又聯合詩人路易士一起，發起創辦了《新詩》雜誌。路易士即後來台灣現代詩的鼻祖紀弦，他到台灣後，繼續不遺餘力地推廣現代詩創作，以致台灣門戶之見頗深的不同現代詩門派，卻都公奉紀弦為前驅。

徐遲1949年後留在大陸，也許因為編《新詩》的餘韻，大陸《詩刊》創始，他就被大家公推為副主編，直到他文革前離京赴湖北武漢，去親臨其地地書寫長江三峽工程那首「大詩」。

關於他赴武漢前的詩歌生涯，徐遲提到過兩件得意的事：一是國共談判時，他是第一個敢在國統區寫《毛澤東頌》，且交給新華日報發表的人。二是詩刊創刊伊始，想發表毛澤東的詩詞創牌子，如何說動毛澤東同意？必須想出他不同意也不行的理由，徐遲的「高招」，就是直接給老毛寫一封信，說坊間已經流傳了許多他的詩作，卻因沒有一個正版，造成不少錯訛，因此詩刊願意發稿，以正視聽。果然，毛見信二話不說，立馬同意讓詩刊登出御作。

這樣說來，1977年那個早晨，我不期而然地與整個中文新詩傳統撞了個滿懷：徐遲一人，象徵了新詩的早期源頭，大陸和台灣詩的分流，以及不久後中文詩的再匯合。而我，通過這位沒有血緣卻有詩緣的舅姥爺，也直接銜接上了整個新詩源流，成為這個新傳統的一部分。

徐遲是個真正的浪漫派。他真心誠意地相信文學源於生活。因此，從我們剛認識不久，他就總鼓勵（或者說催促）我回到農村去「體驗生活」，他好像忘了，我不久前才剛剛逃脫插隊的災難。

對這，我也不好明確拒絕，推卻不過時，甚至還勉強接受，到北京密雲縣我表妹插隊的穆家峪山村住過幾天，記得他大讚我給他信中寫到的山鄉雨滴聲，說有生活的真詩意。而我，記住的卻是另一次對話：那天鏟著地，一位老鄉對我說：「楊煉呀，你要是認真干，很可以成個好農民。」而我在心裡暗答：「呸，誰想當農民？我早受夠了！」

儘管如此，徐遲仍是領我入門者。一次，我們同游北大，他指給我看當年他上學住過的房子。然後，忽然說：「我帶你去見謝冕」。「謝冕是誰？」「他是北大老師，重要的詩歌批評家。」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後來被尊稱為「謝老師」的謝冕先生，也是第一次聽到謝冕用「大詩人」這個詞稱呼徐遲。

從那開始，朦朧詩、尋根派、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直到跨世紀後的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頒獎典禮上，謝冕先生始終代表著當代中文詩里長者鼓勵的聲音。他也好幾次提到徐遲、他和我那次最初相會，稱我們為「祖孫三代」，可不是嘛，這三十多年的親情詩情，深了去了！

徐遲文革復出後，以報告文學著名。第一次人民文學約稿，請他寫地質學家李四光，他就主動提出，要帶我同去河北華北油田，看他怎樣「源於生活」實地採訪。

那天，坐在送我們去油田的小車上，人民文學雜誌編輯周明提起徐遲當年的愛情詩，說：「什麼時候再給我們寫幾首呀？」徐遲笑答：「那你得先找個人來讓我愛一愛呀！」

在任丘華北油田的幾天，堪稱繁忙，不是跑出去看油井，就是約請當年和李四光共過事、甚至只是見過面的人訪談。徐遲連夜惡補知識，所以他的提問，從徹底的地質門外漢，變得越來越專業。他獨特的（我戲稱為蝌蚪文的）捲曲小字，記滿了一個個筆記本。他派給我的活兒，是給被訪談者沏他從浙江帶來的好綠茶，但第一天就挨了批：「倒茶，絕對不可以伸手抓茶葉！」看我頗為尷尬，又很有點疑惑不解，大約是感慨這沒教養的一代吧，又加上一句：「連倒茶都不會……」潛台詞大概是：未來的出息？可想而知！

不過，我對他一些偶然吐露的語言，倒是聽者有心，例如我們閑聊時，他說：「只要寫下去，總會寫出些東西來的」。這「寫下去」三個字，如此簡單有力，一直鼓勵著我。如今，我也常用這句「總會寫出些東西來的」，鼓勵更年輕的朋友。我希望，這一代代傳承的寫作秘籍，也會在他們心裡激起回聲。

他寫李四光的報告文學《地質之光》發表後一紙風行，其後是更著名的寫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標題里精選的「歌德＋巴赫」，寫的是數學，指向的是美學，此文著名，並非僅僅因為寫了那位科學家，更因為其中針刺文革宵小橫行的名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等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算是對文革極為大膽直接的怒斥了。

他熱衷寫知識分子主題，還因為我這位舅姥爺，自認讀通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篤信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那套邏輯。他批判文革，肯定知識分子尤其是科學家，都基於這個經典思維。而且，他不光談論，更身體力行，從八十年代就學電腦、學打字，很快拋棄手稿，完全改為敲鍵盤寫作。我時時驚嘆他的「時髦」，而他頗不以為然：「這不是時髦，這是科學的方向！」

可惜，那時已經開始寫作的我，並不認同他那個「方向」。尤其對歷史、傳統的反思，更令我警覺盲目信奉的危險。

大約1982年冬天吧，我到武昌，住在他那間湖北文聯宿舍冰冷的小屋裡，屋外一條漏水管整夜嘩嘩流水，雙重的寒冷，貼著脊樑流過。圍著棉被，我們談到他那一代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也包括我這位舅姥爺在「造神」運動中的作用，我真是年輕氣盛：「你們這一代的最大問題，就是人格分裂。」此語一出，徐遲忽然語塞，沉默良久，才緩緩說了一句：「可人格沒辦法不分裂啊。」我隱約聽出，這一句里包含了太多感嘆。

確切地說，徐遲和我父親一樣，屬於極端理想主義的一代。他們全心追逐的，是一個強盛中國重新崛起的熱望，為此早年不在乎拋棄家傳財富，晚年不在乎名利代溝的隔閡。

2012年前後，我結識了藝術家尚揚先生，在今天中國藝術界，他被公認為德藝雙馨第一人。他又告訴我另一個徐遲佳話：八十年代上半葉，徐遲已因為報告文學名滿天下，尚揚還是湖北藝術學院一位普通中年藝術家，而當徐遲首次訪歐歸來，手捧在法國重逢的當年老友、世界著名藝術家趙無極的畫冊，和他自己的新書《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乘公交車穿過整個武漢市區，親自跑到湖北藝術學院給尚揚送書。不為別的，只因為他看中尚揚先生的才華，認準這將是傳承中國思想、藝術之大器。多少年後，尚揚先生說起此事，依然對徐遲的詩人之心無限感慨，也因此和我一見如故。

九十年代後，我在世界各地漂泊，沒機會和徐遲聯繫，只能通過只鱗片爪的消息，獲取他若干行蹤。

但是，突然，1996年12月13日，噩耗傳來：他在八十二歲高齡跳樓自殺！八十二歲了，作為中國作家或是普通人，什麼風浪沒經歷過？歷經滄桑後，正逢第二次人生和藝術高峰，卻選擇那麼一種殘酷的方式草草了結生命，究竟為什麼？徐遲的朋友和公眾，都對此大惑不解，一時嘈嘈切切，猜測紛紜，大多與他後來的婚姻不幸相關，但遠在異國他鄉漂泊的我，卻隱隱感到另一重更深的理由在。

徐遲，從青春煥發的《二十歲人》起，就激情投身「現代」思潮，一如他的同時代人，「現代」，既意味著藝術，也意味著政治。書寫現代主義詩歌，和衝破傳統束縛，創造新世界，匯合於同一個夢想。這夢想找到的理論依託，前有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後為馬克思主義基於經濟發展的歷史觀。徐遲曾真誠信奉這些信念，這證之以1949年後，他奔赴朝鮮，編輯詩刊，轉赴湖北，寫長江遠景，寫祁連山變化。甚至文革幹校牛棚，也被他當作「生活」來體驗（他對我提到過和作家薩空了兩個「牛倌」，在樹下放牛的感覺，似乎相當不錯）。而文革甫停，他立刻再次熱切投入中國社會和文學的重建，深入發掘知識分子主題，一脈相承地銜接上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理論，呼應著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主題。

但他的理想主義，也面對著層層質疑。一，政治質疑：文革經驗，挑戰了神壇上的個人崇拜，連帶拆除了他曾對「偉大詩人」的迷信。二，自我質疑：當他轉而訴諸馬列歷史理念，卻在「推倒重來」和謳歌知識分子時，激發了痛苦的自我追問（「人沒辦法不分裂呀」）。三，意義質疑：八十年代末，現實激烈動蕩，衝撞無法迴避，幻滅感觸目驚心。一生追求的意義和價值，究竟何在？四，信念質疑：九十年代初幾年休眠期後，中國畸形的「金錢文革」，造成舉國全民向錢看，經濟基礎的發展，並未按假想邏輯，引出文化領域的進步，相反，瀰漫於全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思想真空，令他曾篤信的「進化」信念徹底崩潰。以真誠如徐遲者，這整個信念崩潰的打擊太大了。相比這，文革遭受的皮肉之痛，甚至愛妻早逝的內心孤苦，都在其次。於是，他八十二歲高齡跳樓自殺，其實是對錯誤歷史中錯誤的自我，做一次決絕的告別。

當然，所有這些精神歷程，純屬我的猜想。很長時間裡，對他的回憶，總伴隨著巨大的迷惑。我的猜測有道理嗎？我真了解我這位舅姥爺嗎？這疑問，直到很久以後，當我讀到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上，他的老友黃苗子發表的他們之間一束最後書信，才被證實。那些寫於九十年代的信件中，他對老友表達的內心惶惑，暴露無遺。

再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徐遲老友張守仁回憶徐遲之死的文章，更進一步透露：他跳樓前的最後日子，曾「拒絕看書，拒絕說話，拒絕碰電腦和打字」，顯示出深度憂鬱症的癥狀，而這發生在曾那麼執著熱愛「歌德——巴赫」的徐遲身上，多麼驚人和觸目！

我能感到，這是一次他自己的「推倒重來」，但比文革後那次複雜得多、痛苦得多。他環顧四周，這世界脫離軌道，完全看不懂了。每一天的沉默，在打開一個更深的精神黑洞，望下去只有頭暈目眩，一串巨大的「為什麼？」把他狠狠吸進了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