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基本知識

中國是瓷器的故鄉，瓷器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詞已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大約在公元前16世紀的商代中期，中國就出現了早期的瓷器。因為其無論在胎體上，還是在釉層的燒制工藝上都尚顯粗糙，燒制溫度也較低，表現出原始性和過渡性，所以一般稱其為"原始瓷"。 　　瓷器脫胎於陶器，它的發明是中國古代先民在燒制白陶器和印紋硬陶器的經驗中，逐步探索出來的。燒制瓷器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須是富含石英和絹雲母等礦物質的瓷石、瓷土或高嶺土；二是燒成溫度須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溫下燒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為陶器向瓷器過渡時期的產物，與各種陶器相比，具有胎質緻密、經久耐用、便於清洗、外觀華美等特點，因此發展前景廣闊。原始瓷燒造工藝水平和產量的不斷提高，為後來瓷器逐漸取代陶器，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礎。 　　中國瓷器是從陶器發展演變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於3000多年前。至宋代時，名瓷名窯已遍及大半個中國，是瓷業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的鈞窯、哥窯、官窯、汝窯和定窯並稱為五大名窯。被稱為瓷都的江西景德鎮在元代出產的青花瓷已成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質透明如水，胎體質薄輕巧，潔白的瓷體上敷以藍色紋飾，素雅清新，充滿生機。青花瓷一經出現便風靡一時，成為景德鎮的傳統名瓷之冠。與青花瓷共同並稱四大名瓷的還有青花玲瓏瓷、粉彩瓷和顏色釉瓷。另外，還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之一，"瓷器"與"中國"在英文中同為一詞，充分說明中國瓷器的精美絕倫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的代表。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瓷器產生於東漢時期（公元25～220年）。這一時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製作工藝發展，東漢時期北方人民南遷以及厚葬之風的盛行的基礎上，以中國東部浙江的上虞為中心的地區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成為中國瓷器的發源地。這件浙江上虞縣面官鎮出土的東漢時期青釉水波紋四系罐，為我們展示了瓷器燒造工藝發展的初期情況。 唐代瓷器的製作技術和藝術創作已達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業蓬勃發展，名窯湧現；明清時代從制坯、裝飾、施釉到燒成，技術上又都超過前代。我國的陶瓷業至今仍興盛不衰，質高形美，其中比較著名的陶瓷產區有江西景德鎮、湖南醴陵、廣東石灣和楓溪、江蘇宜興、河北唐山和邯鄲、山東淄博等。 　　清時期彩瓷的種類很多，從燒造工藝上來區分，除青花，釉里紅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兩大類。釉上彩是先燒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進行彩繪，再入彩爐低溫二次燒成，釉上五彩，粉彩、琺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燒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繪畫圖案，罩透明釉高溫一次燒成，主要是青花) ，然後再在適當的部位塗繪釉上彩，入爐低溫二次燒成。青花礬紅彩，鬥彩、青花五彩都屬於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終形成青花類；色釉瓷類；彩瓷類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國人發明的，這是舉世都公認的。瓷器的發明是在陶器技術不斷發展和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嶺土）作原料，燒成溫度達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現的基礎。 　　白陶的燒製成功對由陶器過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遺址中發現的「青釉器」以明顯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徵。它們質地較陶器細膩堅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燒結溫度高達1100-1200°C，胎質基本燒結，吸水性較弱，器表面施有一層石灰釉。但是它們與瓷器還不完全相同。被人稱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從商代出現後，經過西周、春秋戰國到東漢，歷經了1600-1700年間的變化發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東漢以來至魏晉時製作的瓷器，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多為青瓷。這些青瓷的加工精細，胎質堅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層青色玻璃質釉。這種高水平的制瓷技術，標誌著中國瓷器生產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我國白釉瓷器萌發於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至唐代更有新的發展。瓷器燒成溫度達到1200°C，瓷的白度也達到了70%以上，接近現代高級細瓷的標準。這一成就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發展打下基礎。 　　宋代瓷器，在胎質，釉料和製作技術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燒瓷技術達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藝技術上，有了明確的分工，在我國瓷器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宋代聞名中外的名窯很多，耀州窯、磁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越窯、建窯以及被稱為宋代五大名窯的汝、官、哥、鈞、定等產品都有它們自己獨特的風格。耀州窯（陝西銅川）產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層勻凈；磁州窯（河北彭城）以磁石泥為坯，所以瓷器又稱為磁器。磁州窯多生產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鎮窯的產品質薄色潤，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龍泉窯的產品多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麗光亮；越窯燒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細緻，光澤美觀；建窯所生產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為主色，色清潤；官窯是否存在一直是人們爭議的問題，一般學者認為，官窯就是卞京官窯，窯設於卞京，為宮廷燒制瓷器；哥窯在何處燒造也一直是人們爭議的問題。根據各方面資料的分析，哥窯燒造地點最大的可能是與北宋官窯一起生產；均窯燒造的彩色瓷器較多，以胭脂紅最好蔥綠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錯；定窯生產的瓷器胎細，質薄而有光，瓷色滋潤，白釉似粉，稱粉定或白定。 　　我國古代陶瓷器釉彩的發展，是從無釉到有釉，又由單色釉到多色釉，然後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並逐步發展成釉下與釉上合繪的五彩，鬥彩。 　　彩瓷一般分為釉下彩和釉上彩兩大類，在胎坯上先畫好圖案，上釉後入窯燒煉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後入窯燒成的瓷器再彩繪，又經爐火烘燒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種。 　　明代精緻白釉的燒製成功，以銅為呈色劑的單色釉瓷器的燒製成功，使明代的瓷器豐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樣化，標誌著中國制瓷技術的不斷提高。成化年間創燒出在釉下青花輪廓線內添加釉上彩的「鬥彩」，嘉靖、萬曆年間燒製成的不用青花勾邊而直接用多種彩色描繪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制瓷技術達到了輝煌的境界。康熙時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時的粉彩、琺琅彩都是聞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輪廓線內添加釉上彩而燒成的一種瓷器，由於釉下彩青花與釉上彩繪爭奇鬥豔，故名「鬥彩」。 　　清代仿銅胎畫琺琅效果的一種瓷器。琺琅彩又稱「料彩」。 　　「絲綢之路」與「陶瓷之路」 　　絲綢與陶瓷是中國人民奉獻給世界的兩件寶物，這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伊斯蘭民族用中國的大青花瓷盤盛飯裝菜，然後很多人圍著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賓等民族將中國陶瓷作為神物頂禮膜拜；非洲人將中國瓷器裝飾於清真寺、宮殿等建築上。古羅馬人將中國的絲綢奉為上流社會和貴婦的奢侈品，並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引發了一場絲綢與道德之間的爭論。絲綢與陶瓷作為物質產品出現，其意義不僅只此作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來的兩條大道，徹底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於西漢，從當時的首府西安出發，經河西走廊，沿樓蘭古城，過阿拉山口，出中亞、西亞抵安息、大秦等地，當然這是「絲綢之路」最主要的一條通道；此外在中國的西南、東南沿南也存在。故「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域風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蘊含著說不盡的艱辛和酸楚。「絲綢之路」因絲綢而發，逐漸演變為後來的文化之路，現代將其命名為「亞歐大陸橋」，使之成為世界上諸多文化的母胎。在這條路上，傳播得最為成功的是宗教。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這公元前60年的歷史時刻註定要在中國歷史上閃爍光輝。其後的歲月，「春風度過玉門關」，也有了「勸君少飲一杯酒，西出陽關有故人」的新型外交關係。是這條路，讓中國人認識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本人、朝鮮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歐洲人…… 　　「絲綢之路」一詞是由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來的，他曾七次沿著這條商路來到中國，著有三卷本的《中國》一書，其後的「文化使者」——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著同行者的足跡，窺視中國文化的神秘。為此，許多無價之寶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個世紀以前，一個無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國道士——王圓籙 ，區區幾個銅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幾乎一半的文化財富，所幸這些文物現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傳播，我想現世的中國人是否應該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對待文化、對待傳統，在這些文物面前難道真的若無所思嗎？可喜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8年開始實施了「絲綢之路考察」的十年規劃，其主題是「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的綜合考察」，進一步奠定了這條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發端於唐代中後期，是中世紀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動脈。因瓷器的性質不同於絲綢，不宜在陸上運輸，故擇海路，這是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在這條商路上還有許多商品在傳播，如茶葉、香料、金銀器……。之所以命名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為以瓷器貿易為主的性質，也有人將這條海上商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後期，由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等原因，「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開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點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沿東海、南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東海岸或經紅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從東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鮮。在這條商路沿岸灑落的中國瓷片象閃閃明珠，照亮著整個東南亞、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書記載，唐代與外國的交通有七條路，主要是兩條：安西入西域道、廣州通海夷道，即「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業的繁榮不僅從長安體現出來，在東南的揚州也更是如此，揚州時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則就不會有李白之「煙花三月下揚州」，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如果說陸上「絲綢之路」給中國帶來了宗教的虔誠，那麼「陶瓷之路」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業財富，同時也為殖民掠奪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16、17世紀以後的「陶瓷之路」，在某種意義上講，成了殖民掠奪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學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作為日本中東文化調查團的重要成員，在埃及福斯塔特（今開羅）的考古發掘，徹底啟開了這位對中國陶瓷有迷戀情結的人的心扉。於是他將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對中國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這本影響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義深遠。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學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陶瓷之路》同時也讓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認識了這個與中國同名的「china」。 　　陶瓷與絲綢作為中國兩大物寶，也為中國贏得了「瓷之國」與「絲之國」的美名，然而這兩條路的命名都為西方學者所為，的確值得國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與我國東不沿海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早在戰國時期，日本列島上的倭人就已與位於今中國東北部、朝鮮北部的古燕國有往來。（《山海經·海內北經》記：「倭屬燕」。）秦滅燕時，有一些漢人逃亡朝鮮，進一步去日本；隨後，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國的漢字、儒學，中國的書畫、佛教，中國的學制、典章制度等，都對日本產生了全面的影響。越窯瓷器原產地的浙江與日本的關係也很密切：餘姚河姆渡的水稻、寧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藝、浙東的繪畫等都與日本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史實證明中國與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紀就已開通。越窯青瓷輸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後期，這時輸入日本的瓷器品種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窯青瓷在日本的發現地主要有：鴻臚館遺址共發現近2500多個點片，數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區共發現近50處有越窯青瓷的遺址；奈良法隆寺，保存著一個高26.4cm、口徑13.6cm、底徑10.1cm的越窯青瓷四系壺；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發現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遺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邊平底足碗；於治市發現雙耳執壺；此外在福岡、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鮮： 　　中國與朝鮮交往歷史悠久。《尚書大傳》、《史記》、《三國逸事》等中朝兩國文獻中記有箕子「走之朝鮮」的傳說。考古也證實：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在漢代以前就已開始。（參照《朝鮮古藝術與中國的關係》載《文物參考資料》1950年第12期）由漢到唐，中國文化對朝鮮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朝鮮相繼經歷了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歷史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漢字、佛教、建築以及制瓷技術等都傳入朝鮮。朝鮮出土中國陶瓷主要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紀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窯青瓷羊形器。百濟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發現的武寧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窯青瓷燈、碗副研究員、四耳壺、六角壺等器。在新羅首都慶州（慶州位於朝鮮半島的東南部），古新羅時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窯青瓷水壺。1940年在開城高麗王宮發現北宋早期越窯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縣扶蘇山下發現有早期宋代越窯青瓷碟。 　　泰國： 　　泰國，古稱暹羅，位於中南半島中部，是一個由泰族為主體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泰族是屬於漢藏語系的民族，至遲在公元初已定居於泰國北部。早在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我國的青銅器就已從雲南傳入泰國。（《東南亞》1984年第四期）漢代開始我國絲綢和陶瓷開始傳入泰國。考古發現在泰國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長沙窯器。近年來也出土了一些越窯瓷器，如在馬來半島蘇叻他尼州的柴亞及其附近地區發現了大量殘片，其中有越窯缽、水注及壺等。 　　印度： 　　印度，古稱天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印度河與恆河流經境內，孕育著這古老的文明；印度與中國一樣同是既有優秀古老的文化傳統而又始終沒有中斷的文明古國。早在漢代，印度的佛教、文學、藝術、天文、醫藥等就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尤其是佛教對中國產生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中國的造紙、養蠶繅絲、制瓷技術等也相繼傳入印度。中國瓷器對印度的影響較大，20世紀以後在印度的邁索爾邦、詹德拉維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窯青瓷。印度科羅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遺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羅馬時代南印度的對外貿易港口，1945年在英國、1947~1948年在法國政府先後在此進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時期的越窯青瓷。在南方的邁索爾幫也出土過越窯青瓷瓷片。我國瓷器銷往印度，在《諸蕃志》、《島夷志略》中均有著錄。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與印度僅一水之隔，古稱「錫蘭」，是區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灣的重要區域。斯里蘭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轉基地和中國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國人也稱它為「獅子國」。在印度阿育王時代，它是聯繫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樞紐，從東西兩方駛來的船舶，都在這裡停泊。考古證實：在迪迪伽馬遺址的佛塔處發現了越窯青瓷殘片；在馬霍城塞出土有越窯青瓷獅子頭；在馬納爾州滿泰地區的古港遺址，發現有9~10世紀的越窯青瓷。 　　菲律賓： 　　菲律賓（古稱呂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島國家，與我國隔海相望；菲律賓與我國的交往，最早見於宋趙汝適的《諸蕃志》，至遲在公元3世紀已經開始。陳荊和在《16世紀菲律賓的華僑社會》一書中談到：公元3世紀中國人已到菲律賓進行開採金礦的活動。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歷史見證。在菲律賓群島出土的中國瓷器數量居東南亞地區之首。據統計，菲律賓在先後十多年的時間裡，共出土大約四萬件瓷器。以至菲律賓東方陶瓷學會前任會長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書中說：「菲律賓的每一個省，每一個島嶼都出土過中國古陶瓷。」 　　從巴武鄢——巴丹尼土島到北呂宋、伊老多海岸、班絲蘭、邦邦牙、中呂宋那福塔示、馬尼拉、黎剎及內湖、宿務及蘇祿島等地均有出土，這些越窯青瓷分別是唐越窯青瓷缽、宋刻花青瓷缽、壺、水注及刻有花紋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細條蓮花紋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紋小罐。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國血統。自古以來，馬來西亞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衝。考古學家在柔佛河流域發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國秦、漢陶器的殘片；史實證明：這條商路在公元1世紀前後就已開通。劉前度在《馬來西亞的中國古瓷器》一文中說：「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還可見到荒蕪的村莊跟營幕的遺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著中國碗碟碎片……」 　　越窯青瓷在馬來西亞的發現主要是沙撈越河口的各遺址，出土過9~10世紀的越窯器：此外在馬來西亞西部的彭亨也發現過唐代的青瓷尊。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撈越博物館。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群島國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及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自古以來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國和印尼群島之間的聯繫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開始。古印度尼西亞人沿著兩條路線從亞洲大陸南部南下：一是中國雲南經緬甸、馬來半島到印尼列島：一是中國東南部經台灣、菲律賓、爪哇到印尼各列島，出土的青銅器等可以為證。印尼人對中國的瓷器十分重視，將其視之為「珍貴的文物和傳家寶」。1963年據蘇來曼的《東南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一文中說：「印尼全境都發現了青白瓷，它僅次於青瓷。」可見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發現。考古證實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島嶼均出土過越窯青瓷，品種有青瓷缽、壺、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於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國唐宋以來商舶到西亞地區的必經之地。早在19世紀這裡就出土過中國唐宋時期的瓷器標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紀印度河畔的商業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毀於地震。出土有唐越窯青瓷殘碗，也有五代、北宋時期的瓷器。卡拉奇東南的巴博，是13世紀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這裡發現了9世紀的越窯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窯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國史書上稱為大食）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聯合處，這一優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中國與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後就開始了公元前2世紀末，漢朝因張騫出使西域而得知條支，並譴使該地。到8~9世紀時達到高潮。中國的絲綢與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愛的奢侈品，在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這條商路上，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強悍的阿拉伯商人無不顯示這個伊斯蘭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阿曼，位於阿拉伯半島，鄰近阿曼灣，是印度和中國商船進入波斯灣的通道。阿曼的蘇哈爾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國之門戶」之稱。80年代在此地出土過越窯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過唐越窯青瓷殘片。 　　伊朗： 　　伊朗，古稱「波斯」，位於中亞腹地，南靠波斯灣，是古代東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國與伊朗是世界上兩個擁有悠遠歷史的文明古國，據史記載：兩國的交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就已開始，西漢的張騫奉命向西方「鑿空」以後，漢朝使臣已到達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稱）。唐代與外國的交通共有七條線路，其中一條便是「安息道」。中國的造紙，蠶絲、制瓷、指南針等對伊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伊朗的宗教、農作物、金銀器等也傳到中國。伊朗人民特別珍視中國瓷器，把中國瓷器稱為「秦尼」，並且伊朗歷代帝王都大量地訂購中國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伊朗東部的內沙布爾遺址，出土有越窯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遺址出土過越窯內側劃花缽殘片；最著名的要數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來出土中國陶瓷的重要遺址。1956~1966年英國伊朗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唐代越窯系青瓷等。此外，在達卡奴斯、斯薩、拉線斯、內的沙里等遺址也發現有越窯瓷器殘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於古代文明發祥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王國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經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這片土地曾被東方學家普拉絲塔命名為「肥沃的新月行地帶」，這一地區在古代既是東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和文化的樞紐。自1910年以來法國人貝奧雷就在此地進行發掘，巴格達以北120公里處的薩馬拉遺址因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薩馬拉位於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這裡曾作為首都，先後經過三次發掘。出土有唐越窯青瓷等器；裾專家分析，與浙江餘姚上林湖出土的標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達（有譯為阿爾比塔）等地也發現過9~10世紀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窯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位於地中海東南部、非洲的東北部和亞洲的西部，扼紅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羅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著名的古城遺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開羅）位於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建於公元641年，當時是埃及工商業中心，9世紀時相當繁榮。尼羅河的定期泛濫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中國與非洲的文化交流始於中國的秦漢時期。早在戰國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進行雄心勃勃的變法之時，遠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已經建立了輝煌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地誌》中是這樣描述這座名聞遐邇的城市：「它有優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隨後埃及的命運無論是文化、藝術、商業還是精神都被寫進了世界歷史。埃及從9世紀前後就源源不斷地進口中國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東文化調查團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學者對這座遺址進行發掘以來，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萬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萬二千片中國陶瓷，時間跨度從中國唐代~明清時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9~13世紀初期的越窯青瓷，有些刻有蓮花、鳳凰等紋樣；還有比較典型的屬於唐代平底小圓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紀60年代在庫賽爾和阿伊扎布等遺址也出土過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窯瓷器。如20世紀60年代在蘇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爾瓦島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據統計，該國出土中國瓷器的遺址有46處之多。40年代末在肯亞的曼達島出土有9~10世紀的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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