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玉振：大清模範官員吳文鎔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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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文鎔這個名字，不是專門讀晚清史的，恐怕很少會有人知道。其實吳文鎔在歷史上名氣很大。在道光、咸豐年間他跟林則徐「並天下望」，在鴉片戰爭期間他與民族英雄鄧廷禎一起在福建前線抗擊英軍。他跟湘軍的淵源也很深，不僅是曾國藩的恩師和靠山，還是胡林翼和江忠源的提攜者。曾國藩初練湘軍的時候，就是奉吳文鎔為主帥的。不管從哪個方面來說，吳文鎔都稱得上是大清王朝的模範官員。他性格方正，坦坦蕩蕩，同事或下屬有錯誤往往當面指出，不避人怨，同僚下屬對他都很敬服。他為官清廉，家風儉樸，當了十多年的巡撫、總督，家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夏天穿的單衫甚至還打著補丁。他精明幹練，歷任福建、浙江巡撫、江西巡撫和雲貴總督，所到之處清除積弊，平定匪亂，賑災救急，整頓吏治，政績非常突出。他勇於任事，不避艱危，浙江海塘決口，他親臨一線勘察災情，差一點因落水而死。他還富有戰略眼光，太平軍還在廣西的時候，他就已經指出:「永安賊不滅，若竄湖南，不可制矣!」後來形勢的發展果然如其所料。更可貴的是，他不喜官場應酬，寡交遊，無玩好，平生所好就是買書讀書。他以清操自勵，不揣摩上意，給皇帝的彙報從來都是實事求是，「據實以陳」。他勇於擔當，不邀功，不掩過，兩次因為轄區發生災情而自請處分。他愛賢若渴，一旦發現賢能的人才便欣喜若狂。江忠源做浙江秀水知縣時母親去世無錢歸葬，吳文鎔說：「賢如江令，可令其無以歸葬乎？」便從自己的養廉銀中掏出五百兩送給了江忠源。這是一位有操守、有能力的好官，道光和咸豐皇帝都非常器重他。道光年間吳文鎔已經做到了侍郎、巡撫，咸豐皇帝即位後，吳文鎔又是第一位由巡撫升為總督的官員。太平軍發動西征時，咸豐皇帝還專門把吳文鎔從雲貴總督調任湖廣總督，希望藉助吳文鎔的才能，坐鎮兩湖這塊戰略要地，穩住清王朝的大局。然而沒有想到的是，這位「上契聖心，下孚眾望」、幾乎無可挑剔的模範官員，卻最終還是死在了官場傾軋上。

▲ 資料圖：吳文鎔列傳內頁

▍二吳文鎔出任湖廣總督，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間。咸豐三年，也就是1853年，佔領了南京的太平軍溯江而上，發動了大規模的西征，很短的時間內便佔領安慶、九江，兩湖為之震動。吳文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接到了調任湖廣總督的上諭。咸豐三年九月十五日，吳文鎔抵達武昌上任。剛一下車，他就得了清軍兩天之前在田家鎮大敗的消息。田家鎮號稱楚江鎖鑰，田家鎮一丟，意味著湖北門戶洞開。西征的太平軍因此連下薪州、黃州、漢陽，兵鋒直逼武昌城下。武昌宣布戒嚴，「城晝閉，居民一夕數驚」。能否穩定局勢，就成了新任總督吳文鎔所面臨的最大考驗。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圍繞應否堅守武昌的問題，吳文鎔與時任湖北巡撫的崇綸很快就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武昌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武昌若丟，大局就會隨之糜爛。而武昌城牆高大，利於防守，在當時的裝備條件下，太平軍一時是無法攻下武昌的。所以對於吳文鎔來說，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閉城堅守、以待外援，是他確保武昌不失、進而扭轉局勢的唯一選擇。巡撫崇綸這時卻已經被太平軍的攻勢嚇破了膽，認為武昌「民空市絕，餉乏兵單」，勢難堅守，因而提出紮營城外的方案，實際上是為了逃避丟失城池的罪責，準備隨時棄城不顧。雙方意見不合，並因此發生了激烈爭執。崇綸畢竟職位低於吳文鎔，最後不得不暫時讓步，接受吳文鎔的方案，但心胸狹隘的他從此對吳文鎔非常忌恨，並開始尋找各種機會進行傾陷牽掣。在吳文鎔的努力下，武昌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苦守了數十天。太平軍因為久攻不下，被迫暫時東撤黃州，武昌終於解圍。吳文鎔雖然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太平軍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捲土重來，而當時清軍的水師還沒有練成，沒有辦法對太平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所以吳文鎔一方面奏調胡林翼率領黔勇從貴州趕到湖北增援，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正在衡陽編練水師。一旦曾國藩湘軍水師練成，胡林翼黔勇趕到，敵我雙方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即可水陸齊發，合全楚之力，沿江發動反攻。在此之前，清軍應該以防守武昌、防止太平軍反撲為重點。

▲ 胡林翼銅像

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穩妥而有遠見的戰略，如果能夠實施，形勢好轉將指日可待。然而咸豐皇帝卻急於收復失地，得知太平軍已撤到黃州後，以為武昌已經安全，要求吳文鎔立即率兵進剿黃州。吳文鎔極力向咸豐解釋，在水師未備時輕言進剿，只能是損兵折將，目前還是仍應該以防守省城為要。一直在尋找機會報復的崇綸，卻乘機給咸豐上奏，彈劾吳文鎔，說武昌現在兵勇已經足夠防禦，而且還可以余出數千名兵勇，吳文鎔卻「終日閉城坐守，一籌莫展。兵勇各告奮勇，情願自去殺賊，亦不準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咸豐皇帝聽信崇綸的報告，嚴旨斥責吳文鎔「一味株守，不圖前進，竟置大局於不問，是誠何心」！吳文鎔明知出剿的形勢還不成熟，但崇綸屢次參劾，朝廷再三逼迫，此時的吳文鎔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他憤憤地對人說：「吾受國恩厚，豈惜死？以將卒宜選練，且冀黔、湘軍至，收夾擊之效。今不及待矣！」隨即率兵出征。而此時的崇綸，仍然不依不饒，反而故意掣肘，利用負責後勤供應的權力，只撥給出征的吳文鎔50 只小炮船，根本不敷使用。在吳文鎔出征後，崇綸又先後兩次彈劾吳文鎔，說吳「任性偏執，不聽人言，而于軍旅事務並不細心推求，一味拘泥自是，畏懦推延」，還故意不按時給吳文鎔軍隊提供餉械，「惟促速戰」。吳文鎔日日與太平軍戰於大雪泥淖之中，最終因為兵單力寡，後援不繼，在堵城之戰中軍隊潰敗，吳文鎔本人也投塘而死。這一天，是咸豐四年的正月十五日，元宵佳節。吳文鎔兵敗身亡，崇綸卻依然不放過他。在明明知道吳已經自殺的情況下，崇綸卻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稱吳文鎔「不知下落」，暗指吳文鎔是臨陣脫逃，以此來詆毀吳文鎔的名節。直到後來的署理湖廣總督台涌據實以報，朝廷才得知吳文鎔是戰敗自殺而死。

▍三吳文鎔兵敗之後，崇綸知道太平軍下一步的行動一定是大舉進攻武昌。為了事先推卸丟失城池的責任，崇綸故伎重演，給皇帝寫摺子「自請出剿」，其實是「謀脫身走避」。咸豐皇帝此時已經覺察到崇綸的用心，不准他出城。正好崇綸碰上丁憂，便想藉此名義離開武昌這座危城，沒想到咸豐帝卻強令崇綸留在湖北協防。崇綸絞盡腦汁，再以自己病重為由，乞求咸豐將自己所任之職全部免去。咸豐帝終於無法忍受，盛怒之下，下令褫去了崇綸的所有職務。咸豐四年六月，也就是吳文鎔自殺之後的五個月後，太平軍攻克了武昌城。而崇綸就在城破的前一天，逃出了武昌，然後一口氣逃到了陝西。逃跑路上，崇綸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竟然又「倒填日月」，以「諱其城破逃生之罪」。種種不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率領湘軍收復了武昌，隨即上疏彈劾崇綸，以為吳文鎔洗冤。摺子里說：「（吳文鎔）以屢潰雜收之兵勇，新募未習之小劃，半月不給之餉項，倉皇赴敵。又居者與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軍潰敗，湖北府縣相繼淪陷，未始非崇綸參劾、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異者，當參劾之後，吳文鎔毅然出征，崇綸復率僚屬力阻其行。我皇上曾嚴飭自相矛盾。迨堵城既敗，吳文鎔殉難，闔省軍民人人皆知，而崇綸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擠於生前，更復中傷於死後。正月十九日，崇綸遣守備熊正喜至衡州一帶，催臣赴鄂救援，偽造吳文鎔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內但稱黃州賊勢猖獗，並不言堵城已敗，督臣已死。種種詐偽，故作疑似之詞，無非謂吳文鎔未能殉難，誣人大節，始終妒害，誠不知其是何肺腸！」摺子並說崇綸「劾人則雖死而猶誣之，處己則苟活而故諱之，豈非無恥之尤者哉 」！咸豐帝在得知真相後，大罵崇綸「偷生避難，實屬辜恩昧良」，下詔逮崇綸治罪。崇綸自知此劫難逃，為了避免交刑部訊辦的下場，服毒自殺，總算換來了個「以病故奏聞」。吳文鎔死後，朝廷賜以「文節」的謚號。按照謚法，「好廉自克曰節；不侈情慾曰節；巧而好度曰節；能固所守曰節；謹行節度曰節；躬儉中禮曰節；直道不撓曰節；臨義不奪曰節；艱危莫奪曰節。」吳文鎔的一生，確實是配得上「文節」這個謚號的。只是大清王朝對於這個難得的模範官員，除了備極哀榮外，卻已經是人死再也不能復生了。

▍四

官方所修的《清史稿》，把吳文鎔的死因，歸於清朝行政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國家於岩疆要地，督撫同駐，豈非以資鈐制，備不虞哉！然推諉牽掣，因之而生；甚且傾軋成釁，貽禍封疆。楚、滇覆轍，蓋其昭著者也。」這一分析無疑是一針見血的。清朝總督、巡撫的職責劃分，並不十分明確。總體來說總督偏軍事，巡撫偏民政，但總督也可以管民政，巡撫也可以管軍事。朝廷的這一設計是為了讓總督、巡撫相互牽制，誰都無法造反，但由此就造成一個問題，就是總督、巡撫很容易發生矛盾。尤其是湖廣總督和湖北巡撫是同城為官，更容易產生衝突。這毫無疑問，是發生吳文鎔悲劇的制度原因。

今天看來，吳文鎔之死，除了制度缺陷之外，還有幾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小人構陷傾軋。張集馨曾經跟崇綸做過同僚，他這樣評價崇綸：「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然而「為人工於結納」，「上司亦喜其逢迎」，所以屢得美差，飛黃騰達。其實崇綸這樣的人，在官場之中並不少見。這種人往往工於為官之術，善於結私營黨，因而雖然無德無能，卻可以在官場上如魚得水。這樣的人往往又心胸狹隘，嫉賢妒能，偶懷私怨便睚眥必報，甚至以害人為快。在吳文鎔之前，署理湖廣總督的是張亮基，張亮基剛剛上任，崇綸便對張亮基嚴辭參劾，迫使張亮基很快就調離湖北。吳文鎔接任湖廣總督後，崇綸又對吳文鎔極盡傾軋之能事，根本不顧大局。吳文鎔死後，青麟幫辦軍務，崇綸又與之百般齟齬，最終使青麟在武昌城破後銜恨自經而亡。在這種人身上，人性的陰暗面往往會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第二個因素，是君主偏聽輕信。歷史上的官場悲劇，除了有小人，往往還要有昏君。咸豐此人，雖然不能說平庸，但「明君」二字卻是談不上的。從其執政的歷史來看，他雖然極力想有所成就，也勤於政事，但其實格局和眼光有限，尤其是對大局大利和大是大非缺乏辨別能力，所以很難有大的成就。偏偏咸豐又自以為是，還急於想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這就很容易被人利用。在當時情況下，吳文鎔提出的待湘軍水師練成再展開反攻，是最可行的方案，咸豐卻不能理解吳文鎔的老成謀國，相反一味催促吳文鎔進軍黃州。而崇綸正是利用咸豐的這種心理和弱點，投其所好，攻擊吳文鎔株守城池，畏葸不前。咸豐帝本來就成見在心，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不斷對吳文鎔放出狠話。吳文鎔無奈之下只好知其不可而為之。吳文鎔之死，咸豐做為君主，可以說要負相當大的責任。第三個因素，是君子性格剛直。吳文鎔骨子裡是一個讀書人，把名節看得很重。他之所以贏得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這些人物的敬重與追隨，原因即在於此，然而他最後走上兵敗身死之路，恰恰也在於此。吳文鎔決定率兵出城時，曾國藩曾極力寫信勸阻，說「雖有嚴旨切責，吾師尚當剴切痛陳，備言進剿之不能得力，徒挫聲威」，「即以此獲咎，而於吾師忠直之素，謀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於天下」。官場之上，必須能伸能屈，能忍受委曲和侮辱，而不能賭氣於一時。然而吳文鎔性格過於剛直，他在給曾國藩的回信中說：「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太剛易折，吳文鎔的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其性格所註定的。孫子曾經警告後人說：「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確實，再優秀的性格，發展到極致，也是會走向它的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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