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與失敗糾葛不清的百年辛亥革命

　　摘要：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端的辛亥革命，標誌著中國從此踏上革命之路，先後引發了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和1949年共產革命的勝利。它以自己的勝利和失敗，留給所有中國人一份寶貴遺產。

　　從20世紀開始，進步的知識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端的辛亥革命，標誌著中國從此踏上革命之路，先後引發了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和1949年共產革命的勝利。

　　辛亥革命與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社會鼎革、王朝代異，性質不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不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而是以一種社會制度取代了另一種社會制度。並且，它不是依靠中國固有的儒家經典作為思想武器，而是以19世紀末以來的新型知識分子從歐美各國學到的社會革命理論作為理論支撐。但由於時代條件的局限性和歷史的複雜性，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它以自己的勝利和失敗，留給所有中國人一份寶貴遺產。

　　上海某商會會員，1911年 上海商會出資組建了中國最早的革命軍隊。 （佚名/王秋杭/供圖）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影像穿越

　　這些圖像遠遠超越「老照片」，它們是五四以後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重要社會生活和事件的視覺記錄，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在歐美，用照片展現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的中國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重要手段。近些年中國學者和影像史學家才逐漸加入這一行列。

劉香成

劉香成《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圖

劉香成《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圖

劉香成《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圖

　　我著手用影像為辛亥革命做編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義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隨之建立。起義趕走了滿族統治者，但新生的中華民國仍聚居著不同國籍的人，這種狀況又持續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從一次長途旅行開始：跨越中國大陸和台灣，橫穿歐洲和美洲，遍訪各地的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從東京到悉尼，從倫敦到巴黎，從洛杉磯到紐約，我看到了數目龐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個多世紀。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知識分子一直關注著18、19世紀帝國主義的遺產。作為後殖民主義崛起的一部分，對殖民歷史和經驗這個棘手話題的表述屢屢出現在文學作品和歷史教科書中，較新的有畢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爭奪中國》以及帕特里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所寫的V·S·奈保爾（Naipaul）傳記。中國知識分子對待這種遺產的方法卻不盡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於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辭中表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記憶猶新。1919年，美國國會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該條約將德國在華「領土」和勢力範圍轉讓給日本。

　　中國對《凡爾賽條約》的回應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識分子怒不可遏，遂引發1919年的五四運動，抗議強加於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這場運動標誌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代表著對晚清時期外國人半殖民式在華存在的心態。時至今日，中國對這種存在仍很敏感，一切與中國主權有關的問題都充滿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之前，發生在澳大利亞和法國火炬接力中的搶奪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國的年輕人。

　　一個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網上檢索了《人民日報》電子版，發現1946-2006年有19個國家或組織被批評「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總計達115次。就像《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說，「屈辱是人類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恥次之……」

　　自五四運動以來，「屈辱」和「帝國主義」這兩個詞屢見不鮮，常常同時出現，因此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熟知。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綿延數千年，其間北方的蒙古人和東北的滿人曾侵入中原，但幾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國主義的概念。事實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學說和漢語最終將非漢族的入侵者同化進「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無疑問地被認作是中國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生於湖北的中心武漢。在起義百年即將到來之際，這些照片構築了起義發生的動力——「屈辱與帝國主義」——的視覺大背景，並進一步揭示了起義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沒有今日中國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曾在整個20世紀飽嘗受害者意識影響的數代中國人也許只會把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

　　然而，這些圖像遠遠超越「老照片」，它們是五四以後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重要社會生活和事件的視覺記錄，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其內容包括19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帝國宮廷內的場景、權貴和貧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義和團運動、1904-1905年中國領土上爆發的日俄戰爭。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十年的照片中，還可以看到袁世凱的影像。他未能如願加冕為末代皇帝，在其死後中國墮入軍閥混戰的十年。

　　1839年，法國人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明了攝影。歐洲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開啟了新時代，隨著西歐人到海外尋求新市場、攫取原材料和廉價勞力，攝影作為記錄國內外社會的工具也在發展，與歷史學家的作品一道服務於上述目標。19世紀晚期，外國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傳播基督教福音時，攝影起到了不可思議的重要作用。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為那一時期中國歷史的豐富影像檔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筆。

　　在歐美，用照片展現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的中國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重要手段。由此，這些影像作品所記錄的歷史十分豐富，對於為現今讀者描繪舊時歲月至關重要。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一貫比同時代的中國學者更審慎地對待這些歷史記錄，中國學者和影像史學家近些年才逐漸加入這一行列。

　　直到19世紀末，西方攝影師都在用鏡頭記錄中國人的「原生態」（native type），重點展現「中國人的民族特點」。然而，許多照片卻是在攝影棚里擺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環境中拍出來。相對於此，表現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梟首——以及對「苦力」的執迷都是常見的主題。「苦力」（coolie）一詞的出現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當時對這些人的盛行態度。

　　有歷史學者指出，「常見於照片說明中的『苦力』一詞，表明人們在解釋這一群從印度、中國去往美國，後又返鄉的勞工時是僵化而過激的。從語源學看，這個種族蔑稱可追溯至殖民時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爾語（Kuli）或古吉拉特語（Koli）」。19世紀用各種方法將中國人描繪為「原生態」，以及執迷於死刑或裹腳，與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蠻人」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人們如何感知歷史取決於歷史如何寫成。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英國評論家凱倫·史密斯（Karen J·Smith）最近援引馬克·吐溫的話，他在回答「為什麼我們這麼厭惡過去」時說道，「因為它太讓我們丟臉了」。史密斯繼續說道，「如果歷史像馬克·吐溫說的那樣使人蒙羞，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如此。同樣，170多年裡數代的中國人乃至當代不少中國人都確信，從19世紀開始帝國主義入侵者帶來的屈辱使他們蒙羞。這是需要糾正的。」

　　在中國，書寫歷史是既複雜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據《南方周末》報道，中央黨史研究室連續四任主任歷時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歷史。由於這部書並沒有提及諸如1960-1962年大饑荒的確切死亡人數這樣的問題，可以預見新中國這30年的歷史會很快引起熱烈的討論。

　　北京英國駐華大使館邸中仍然保存著自19世紀起中英兩國接觸的版畫，它們靜靜地浮在牆上並不起眼，卻使人聯想起當年英國第一任來華使節馬噶爾尼勛爵（1737-1806）在大清帝國宮廷上立而不跪的場景。頗具諷刺意味的對比是，位於滙豐銀行香港總部44層董事長私人餐廳的牆上也曾掛有關於那段歷史的照片和版畫，後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權交還中國，牆上取而代之以昂貴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歌頌中國經濟的崛起。

　　回顧19世紀和20世紀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總體上看，這些照片的拍攝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軍火商、冒險者和旅遊家這幾類人，只有屈指可數的照片是職業攝影家拍攝的。中國及其民眾有時被塑造成異國的、粗魯的，有時把自己描繪為英勇的。在後現代世界，對於1860-1905年由訪華攝影師或模仿西方同行風格的中國影棚攝影師拍攝的中國人肖像，西方藝術史學家一直持批判態度。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義和團運動和美國國會1882年5月通過的《排華法案》都對攝影負面甚至時常是種族歧視性地表現「中國主題」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些照片中的絕大部分拍攝並聚焦於通商港口（廣州、廈門、福州、上海、青島）、歐美租界以及日本軍營的生活。在歐洲的圖書館或收藏品中，許多照片檔案既包括中國的照片，也包括暹羅（泰國）、印度尼西亞、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這些照片展示了1911年各歷史事件的場景和背景，描繪了當時的日常生活、社會時事、習俗與傳統，以及中國第一個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動蕩。重要的是，這些照片為當今讀者提供了那個時代的視覺影像，促使人們思考百年之前中華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時中國不曾料到會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如果說這些照片僅僅是外國人用有色眼鏡將中國人視為「異國情調」的證據，則失之簡單。它們銘刻著中華民族對歷史的集體記憶，讓人洞見前人文學作品或集體話語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如今，在評價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時，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知識分子都不僅僅限於談論其消極方面。諸如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國人（1842-1849）》等書中都提到「帝國主義」的積極影響，例如引入排水系統、城市規劃、鐵路網路和海關係統等民生成就。

　　不論是在倫敦的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或英國皇家亞洲協會，還是在館藏喬治·莫里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爾圖書館，抑或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藍色影集供我觀看，我都深深為之觸動。特別是看到這些照片保存完好，還有了電子版本，碼放在潔凈桌子的特製書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

　　這不禁讓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故宮博物院將數套完整的宮廷衛兵制服當作「廢物」處理掉。同樣，一些中國攝影師在潘家園跳蚤市場買到了當成廢品出售的中國著名攝影家的照片。這其中有些「廢品」日後出現在中國的拍賣行，還引起過訴訟與反訴。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一邊大興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館，一邊卻疏於看管視覺歷史的紀念物，將其丟進垃圾箱中。

　　雖然有數不勝數的中國文化遺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館手中，急於買迴文物的做法卻似乎只是拖延並加重了國人尚很普遍的「受傷害感」。花費近九千萬人民幣在拍賣會上拍得圓明園宮殿裝飾用的一批獸首便是一例。每一件從中國「掠走」的文物出現在拍賣會上，都說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還握有難以計數的文物。

　　中美重新打開外交大門40周年之際，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論中國》（On China）中說道，在中國尋求與外界溝通的過程中，很多中國當代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仍然認為西方對待中國特別不公正，而中國正從曾經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這些影像可以用看得見的方式，為研究現代中國史的歷史學家所提出的觀點作一點補充。

　　從大清帝國到一個世紀的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開啟了不斷打破中國20世紀歷史的一系列革命。辛亥革命意義非凡，因為它結束了世界歷史上最長久的帝國官僚體制。1911年間對滿人公開的不滿團結了各階層人士，他們成功地建立了革命同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將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合二為一。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利引發了一連串軍事災難：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焚毀圓明園；接著便是1884-1885年中法戰爭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因此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放沿海和長江流域通商港口，將其中一部分土地作為租界置於外國領事管轄之下，並允許傳教士在內地傳教、享有治外法權且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

周錫瑞（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歷史系教授）

　　清朝一方面忙於抵禦西方和日本的挑戰，一方面疲於應對一系列極具破壞力的內亂。其中最嚴重的當屬由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

　　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日本的陸海軍迅速擊潰中國軍隊之後，形勢變得明朗：中國若要生存，也必須改革。19世紀末，歐洲列強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獲得修建鐵路和採礦的特權，被很多人視為「瓜分中國」的前奏，加速了中國改革的必要性。

　　然而，改革之路並不平坦，愈到終點愈發曲折。1898年，年輕的光緒皇帝身邊一群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的改革派提出了抱負遠大的改革計劃。但慈禧太后集結保守勢力，阻礙改革。爾後官方又支持了席捲中國北方的狂熱排外運動——義和團。清廷保守的滿族親貴則希望借用義和團的力量，驅逐洋人。由於清政府的介入，這場危機很快升級為中國與各國列強之間的全面戰爭。

　　結果毋庸置疑是災難性的。列強組織起八國聯軍，解救被圍困的各國駐京使團，鎮壓拳民，懲戒清廷。清廷「西狩」，逃至古都西安，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清廷在最後十年間進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革，稱為「新政」。幾年裡，傳統科舉被廢除了，代之以現代學校的新式教育體系。軍事系統也得到徹底改革，每省都訓練「新軍」，裝備以現代的制服和武器，並採用現代的操練和後勤。

　　最關鍵而劇烈的變革發生在政治體制上。六部被現代意義的「部」取代，並增加了外交、交通和教育這三個極其重要的政府機構。正當新政改革開始顯現進步成果之時，1908年11月，囚禁中的光緒皇帝和久居權力寶座的慈禧太后接連兩天里相繼死去。光緒皇帝25歲的胞弟載灃接過大權，充當其子溥儀的攝政王。毫無經驗的攝政王無法領導改革的艱難歷程。1907年，滿族巡撫恩銘遭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之後，要求取消滿漢分別的呼聲如潮水般湧現。

　　1911年春，清廷任命第一屆內閣，取代了軍機處。這是壓垮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來自皇族的成員甚多，人們將其稱為「皇族內閣」。此舉不僅讓那些希望由皇族統治逐漸過渡到憲政制度的人大失所望，還將人們的不滿不折不扣地集中在滿人繼續掌權之上。

　　引燃革命之火的是一樁意外：在武漢三鎮漢口租界內，革命黨人接頭地點的土炸彈爆炸了。爆炸發生後，幾名革命黨人被逮捕和槍決，當時傳說所有的革命黨人——甚至包括所有剪辮的士兵——都會成為逮捕的目標。於是在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先發制人，兵變佔領武昌，標誌著辛亥革命的全面爆發。

　　最初，武昌起義不過是在武漢三鎮的一場兵變，由愛國青年士兵被迫發動，但卻引發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模式和清晰內在邏輯的事件。在武漢，起義很快得到新軍重要將領（如黎元洪）和包括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內的湖北立憲派精英的支持。這些民政軍界的精英號召其他省的立憲人士加入到他們的事業中來。隨後數星期，南方諸省和北方少數省份的督撫、諮議局長或新軍軍官一個接一個地宣布所在省脫離清朝獨立。到1911年底，革命的各省在南京組建了臨時政府，與清政府的代表談判。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總統。

　　袁世凱是北京新的政治強人，他創建了中國規模最大、訓練最有素的軍隊——北洋軍，並一直領導政治改革，崇尚憲政政府，所以是領導新民國的一致人選。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許諾，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他就讓位。1912年2月，袁世凱迫使年幼的溥儀皇帝退位，將民國的首都遷往北京，並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民國的建立終結了兩千年的專制統治，這一變化的影響不應被低估。滿族統治結束了，人們不再留辮子，有的自願剪下，有的讓城門口的士兵給剪下；西式服裝、圓頂禮帽和皮鞋流行起來；人們打招呼時是握手而不是鞠躬。孫中山堅持在1月1日宣誓就職，為的是民國能從西曆的元旦開始紀年。至少就民國元年來看，對新國家未來的樂觀情緒和積極投入四處可見，處處都是變革的氣息。

　　然而，樂觀的氣氛沒有持續多久。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普遍的反滿情緒。反滿將各個革命派別和立憲派聯合在一起。但當滿清統治被推翻後，各派對於該如何治理中國幾乎沒有統一的意見。孫中山及其同仁傾向於議會制和聯邦制，於是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參加了1913年的全國選舉。雖然國民黨取得選舉勝利，袁世凱的支持者卻在上海火車站暗殺了很可能成為政府總理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不久，袁世凱將國民黨驅逐出議會，並在短暫的「二次革命」中擊敗國民黨，將民主共和變為獨裁專制。

　　袁世凱雖有一套更為全國性的現代化議程，卻從未能獲取足夠的收入來支持這個計劃。最後，他希望通過恢復君主制，以便中央政府有足夠大的權力從地方政府手裡抽稅。雖然人們對民國失望不小，但很少有人願意再回到帝制時代。1916年6月6日，稱帝不足三個月的袁世凱鬱鬱而終。

　　隨後的軍閥混戰一直延續到1928年由孫中山改組後的國民黨統一全國。這些年裡，軍閥政府走馬燈般更換，政治動蕩。同時，文化也非常活躍，其間發生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大力倡導白話文、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個人主義以及最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的起因是抗議軍閥政府為獲得軍事貸款而將德國位於山東的租界讓與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無視中國人歸還山東的請求。在愛國的年輕學生和知識分子眼中，這顯然是帝國主義列強和軍閥合謀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五四運動中的思想激蕩和愛國情緒，導致改組後的國民黨成為全新的民族主義革命力量。孫中山向蘇聯尋求軍事和財政幫助，並與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中國共產黨——結盟。這些遵循列寧主義組成的新興政黨聯合在一起，共同致力於打倒北洋軍閥，直到1925年孫中山去世。1927年，蔣介石掌握國民黨大權後殘殺共產黨員與左翼分子，國共聯合陣線因此破裂。接下來的20年里，蔣介石和毛澤東率領各自的政黨和軍隊展開了對中國控制權的爭奪，最終以1949年共產黨人勝利而告終。

　　辛亥革命是怎麼成功的？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須追溯到道光、咸豐年間，像魏源、徐繼畬等人開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觀念，介紹世界地理、外國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觀念的引介。早在19世紀30-40年代，當時中國思想家、傳教士等即開始介紹西方的民主、民權、自主之權等觀念。例如：林則徐、魏源、梁廷枏等人開始介紹英國的君主立憲與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並將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描繪成類似三代時堯舜那樣的明君，進而倡導他所樹立的民主風範。由於這些長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觀念才得以推廣；晚清革命志士、立憲分子敢於構想一種嶄新的未來，追求自由、權利、憲政體制等，就是受到這些新觀念的啟發。

　　至晚清最後的十年，隨著留學生的增加，譯介新思潮的內容變得更為豐富。晚清思想家對民主思想的宣揚與革命觀念的傳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當時有十餘部書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在思想上啟迪人們「走向共和」。

　　它們分別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1898），譚嗣同的《仁學》（1897），梁啟超的《新民說》（1902—1906），孫中山有關「三民主義」的言論，《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選編，章太炎與康有為政論，《革命軍》（1903）、《猛回頭》（1903）與《獅子吼》（1905），《民報》介紹法國大革命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鍾》（1903）等宣揚女權思想著作，廢科舉、興學堂各種論述，以及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1902）等。這些作品帶來了對新時代的嚮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溫床。

　　其中，直接激勵人們求新、求變思想的三本書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與梁啟超的《新民說》。嚴復是近代中國首批留洋學生，返國後以引介西學、翻譯西書成為啟蒙導師。他所翻譯赫胥黎（Thomas H.Huxley）的《天演論》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來譯介新思想，鼓勵人們救亡圖存，成為競爭中的強者、適者，以免亡國滅種。此書是近代中國革命與立憲思想的共同源頭。

　　其次，與日後激烈革命行動關係最密切的是譚嗣同的《仁學》一書。它對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革命（毛澤東即說他受湖南同鄉譚嗣同思想的啟迪）都有影響。譚嗣同提出的口號是「衝決網羅」，要破除名教綱常。他覺得五倫中的三綱部分：君臣、父子、夫婦都有壓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壓迫性的。五倫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倫，因為朋友才是平等的。五四時期，魯迅、巴金等人對家庭制度的大力抨擊，都可以上溯至譚嗣同的《仁學》。

　　相對於鼓舞革命的《仁學》來說，梁啟超的《新民說》比較複雜。梁啟超在1902年去美國訪問之前，是比較激烈的，並嘗試與孫中山合作，共謀革命。他在《新民說》的前期，提出種種口號，主張塑造新國民。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國人的問題關鍵在於國民質量，所以我們必須建立新時代所需的新國民，中國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實就是後來魯迅所講的「國民性改造」。

　　1903年，梁任公遊歷了新大陸之後，看到民主的缺陷與華人在民主體制之下的種種缺點，轉而保守。他又受到嚴復、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群學思想中「循序漸進」觀念的影響，認為新道德的建立必須奠基於傳統倫理之上，開始主張依賴傳統資源，以私德的改造作為「新民德」的基礎。梁任公與革命黨的分道揚鑣與此思想轉向不無關係。梁任公的調適、漸進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傳，成為立憲派的重要基礎。

　　上述書刊有一些共同的關懷，包括肯定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進化史觀與以民主憲政作為終極的政治理想，不過，人們對民族、民權和民生等三大議題卻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孫中山先生一派堅決支持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主張驅除韃虜、建立共和，把滿洲人趕回東北或徹底消滅；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保皇黨，所支持的則是君主立憲的政體，希望先實施君主立憲，等時機成熟後再邁向民主共和。最後是關於民生問題的辯論，康梁派採取的是較傾向資本主義的路向，主張發展經濟、保護私有財產；而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黨，採取的則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主張土地國有與節制資本等。

　　總之，就辛亥革命的事件來說，這個新時代的出現或許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後，卻是上述這些書刊所發揮思想動員的結果。

　　長期以來，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受到兩種官方論述的宰制，而不能認清歷史的複雜面貌。

　　過去三四十年來，史學界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經逐漸走出單一的意識形態的束縛，開始重新審視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複雜面向。張朋園先生關於梁啟超與立憲派的研究讓我們開始正視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從興中會這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黨人參與外，還有其他的力量與群體，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為首的立憲派。事實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轉折點是革命爆發之後在各地得到立憲派人士的支持。

　　通觀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前後的發展，張先生髮現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主要是依靠「進步的保守分子」立憲派士紳的支持，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獲得全國大多數省份的認可，最終脫離清朝控制。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請願立國會，且領導護路運動，罷課，罷市，加速了革命的爆發；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武昌起義之後即與革命黨合作，通電各省，呼籲響應獨立；湖南省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在革命爆發後，起而擔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內恢復秩序。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派》（1969）序言中說：「許多在革命前屬於君主立憲派的人，在辛亥時期與革命派合作。事實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潰中，他們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對立憲派的活動懵然無知，我們對辛亥革命的過程是不能了解的」。

　　立憲派士紳宣布獨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為了自保。他們希望在革命軍於武昌起義成功而中央沒有辦法控制局面的時候，可以依賴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身家性命，這才是他們宣布獨立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辛亥革命是立憲派士紳支持之後，各地響應所產生的結果。辛亥革命之後促成政權和平轉移的南北議和，也主要是在立憲派人士努力下才獲得成功的。

　　辛亥革命有一個長期的思想醞釀的過程，同時它的參與者來自不同的階級，並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參與進來。我們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成功乃彙集了各種勢力之後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黨人多受理想激發，揭竿起義，立憲派人士則或為自保，或為維繫秩序，起而響應。辛亥革命就在新舊勢力妥協之下獲得成功。民國之後，在實施民主過程中所出現的困難與挫折，亦部分地源於此一妥協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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