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昕捷：民間古籍收藏第一人(中國青年報 2008-11-12)

有一次，一位去他家做客的商人看到一屋子古書，驚訝之餘，脫口而出：「你哪兒找來這麼多爛紙？」韋力心有所感，將「爛紙」二字倒過來，把他的善本書室稱作「芷蘭齋」。

「多有意思啊，我眼中的芳草，別人眼中的爛紙。」韋力說罷，淡定一笑。

在收藏界，韋力被公認為「中國民間古籍收藏第一人」。今年6月，國家圖書館舉辦「國家珍貴古籍特展」，近400件展品中僅有一部來自民間，即韋力所藏的遼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1994年，這件絕無僅有的「遼藏」從一個「紅衛兵」手中流出，價格很快被抬到30萬元。就在國家圖書館的專家們還在研討「要不要追加預算」時，韋力舉起了競價牌。

如今，這件珍品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天津郊外「西苑書樓」里。據一位有幸參觀過書樓的學者描述，這位「藏書愛好者」所藏「古籍逾百架，唐、五代、宋、遼、金之所藏皆有可稱道者，另有明刊本千餘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數架……皆按經、史、子、集排序，再結合年代、版本分類收藏。」

就韋力而言，雅好收藏是一種天性。自兒時起，他就熱衷於搜集「煙標」「糧票」。十多歲的時候，他偶然在一張舊報上讀到鄭振鐸1950年代去香港收購舊書的報道，由此引發了對古書的興趣。但在那個破四舊的年代，古書收藏只是個別「高級官員」的專屬，少年韋力沒有接觸古本的機會。

直到1981年，還在上中學的韋力攢了80元買了一套古書，那是一部以五色印刷的武英殿版的《古文淵鑒》。「我一下子就被那種美震撼了，才發現原來古書並不都是泛黃卷邊。」後來，在天津一位老先生的引導下，韋力開始系統研讀經史子集和藏書史，慢慢從中體悟到古書「回味無窮」的妙處。

1988年，中文系畢業的韋力在一家三資企業中擔任中外雙方代表，月薪3800美元。憑藉這個在當時「天文數字般的收入」，韋力找到許多文革後被退還舊物的家庭，成批地收集古書。

因為「千金散盡為收書」，韋力常以「聚書好貨，均為一貪」自嘲。唐代的柳宗元在《蹺譓傳》里提到蹺譓這種奇怪的小蟲，在路上看見任何東西，都想要背在身上，弄得自己越來越累。韋力覺得，自己就是一隻「好負物」的小蟲。

「剛開始我也覺得這是一項神聖的事業，後來慢慢發現自己愛書也只是貪多務得之欲，跟別人愛錢沒有什麼分別。」韋力擺擺手說道。

時至今日，他每年仍然要花費數百萬元收購善本。但在收藏圈，人人都知道「韋力只進不出」。

「不賣書不是清高，只是對自己心性的控制。」在這個成功的商人看來，人生在世，「為稻粱謀」而做的事太多，因此務求在自己的書樓中留一方凈土。

為了追尋古代藏書家們的余痕，韋力曾用5年的時間，走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古書中曾有記載的書樓，結果卻讓他失落——大約一半的書樓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也境況堪憂，乾嘉時期最大藏書家黃丕烈的書樓被劃在蘇州絲綢廠內，曾被列為吳興四大藏書樓之一的密韻樓原址上開了一家按摩院，還有許多書樓成了政府機關辦公之所……

在後來的著作《書樓尋蹤》里，韋力感慨道：「藏書多年，個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每當夜深人靜時，偶翻舊籍，卷首所鈐累累藏印，皆無言地敘述著本書的傳承命運，講述著一位位藏書家辛苦收藏、有聚亦有散的悲歡故事……」

韋力也曾因此「想到百年之後，自己畢生所藏古書的歸宿」，並一度「覺得悲涼」。但最終他還是擺脫了古代藏書家們「世守沉編」的情結。他鐘愛一枚刻有「韋力暫得」的印章，卻始終不願往藏書上印。因為「書藏得越多，越發覺得自己『不夠格』。」

「古書已歷千年，人生不滿百歲，珍籍終會離我而去。」韋力平靜地說，「說到底，我只是歷史流轉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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