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都會，用武之地 山西

河東都會，用武之地 山西四邊的軍事地理形勢（河東都會，用武之地——山西）一 山川形勢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居樞紐性地位。顧祖禹在論山西形勢時稱：「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泊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也。」 [ 註：《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 ]山西的這種地位得益於它在關中、河南與河北三者之間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勢。山西外有太行山、呂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條等山構成其外圍屏障，西面還有黃河環繞；內有恆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雲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錯分布，構成其內圈險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呈放射狀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間沖積，形成了一系列珠狀盆地。在山西的東、南面，太行山延綿千里。由於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歷史上所稱的太行八陘。太行八陘分別是：第一軹關陘（在今濟源縣西北）、第二太行陘（即天井關）、第三白陘（在今輝縣西北）、第四滏陘（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在今河北蔚縣南）、第七蒲陰陘（即紫荊關，在河北易縣西北）、第八軍都陘（即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陘為山西與河北、河南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則有管涔山、呂梁山等層巒疊嶂，西南方有黃河渡口蒲津，是山西與關中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形勢有利，可以三面出擊，不利則可憑險而守。(見圖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錯綜分布，形成了幾個珠狀盆地，構成了幾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每個小區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面向不同的方向，從而使這些區域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一)大同與飛狐口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於管涔山、恆山與蒙古高原南側之間。盆地北面山地低口為塞北游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桑乾河源自管涔山，經大同盆地，流入河北。這樣，塞外游牧民族的鐵騎一旦進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乾河河谷低地向東進入河北，直叩居庸關前；還可由飛狐口逾太行山，迂迴至幽、薊的西南側。北京作為都城時，由這裡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西漢初，冒頓單于即曾率匈奴大軍由此湧入，圍漢高祖劉邦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北采掠山)。漢初實行休養生息，在北方對匈奴實行戰略防禦，曾在此地屯兵，東連漁陽、上谷，西接雲中、五原，屏護北方。東漢衰微，代北之地漸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湧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亂」時，西晉并州牧劉琨為討匈奴劉淵，請兵於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猗盧。拓跋猗盧以功被封為代王。拓跋猗盧後更向劉琨求得代北之地，並建都於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漸強盛。十六國時，拓跋部所建代國雖一度被前秦所滅，但前秦瓦解後，拓跋珪很快復國，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東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北方。此後，稱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屢屢由此地入侵。北齊、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國防壓力很大。唐末，代北又為沙陀貴族李克用所據，李克用後更據有整個河東。朱溫稱雄北方，面對河東卻無可奈何。在五代頻繁的嬗代中，對中國北部國防造成深遠影響的卻是石敬塘以幽雲十六州為代價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與幽燕之地一併歸於契丹，中國北方國防險要喪失。由於喪失了地理上的險要，後周、北宋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努力都未獲成功。北宋只得經營太原為重鎮，北阻雁門險要。遼和金先後入據幽燕，以幽州為南京，而以大同為西京。他們都崛起於塞外，南遷之後，又為塞外新興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盡收山北諸州。是後，蒙古兵兩度突破居庸關、紫荊關，大掠河北，圍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遷汴京。明初，蒙古殘餘勢力活動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長城沿線屯戍重兵外，另以親王典兵，鎮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為代王，鎮守大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大同更成京師肩背之地。明中期經營「九邊」，以大同、宣府與薊鎮東西夾輔，拱衛京師。瓦刺、韃靼入侵，大同是其進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軍便是由大同盆地湧入，再沿桑乾河谷東進，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末李自成進軍北京，主力亦自大同東出，經宣府入居庸關而逼北京。從大同進入河北，還可由飛狐口向東南逾太行山，迂迴北京的西南側翼。大同與河北之間交通孔道的爭奪在東、西方之間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義。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酈食其為劉邦策劃重整東西對峙的戰略態勢，建議：「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 註：《資治通鑒》卷十 漢紀二 ] 其意圖是堵塞太行山諸關隘及黃河、嵩山一帶諸通道，以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飛狐口與其它幾處關隘一樣，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兩漢時期，飛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間的一條重要通道，兩漢都曾遣將屯兵，治飛狐道，以防匈奴對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後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即居庸關)，襲後燕幽州。北魏末，葛榮在河北起義時，山西爾朱榮曾籲請朝廷准其發兵出飛狐口，打擊義軍的側背。唐末，朱溫攻河東李克用，六路進兵，分進合擊，飛狐口是其進兵方向之一。後來，河東諸將欲兼并割據幽州的劉守光，議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後可以專意南討。」 [ 註：《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 ] 晉王李存勖遂命大將周德威率軍伐燕。周德威率軍出飛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劉守光，略定幽燕。(二)忻、代與雁門關忻州盆地可謂對大同的一種補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晉陽，控帶雲朔。」 [ 註：《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柢三關(雁門、寧武、偏頭)，咽喉全晉。」 [ 註：《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別是代州，扼雁門關，阻勾注之險，地位尤其重要。勾注險要在《呂氏春秋》中被稱為「天下九塞」之一，晉《地道記》則將其列為「分別內外」的北方險要之首。這種評價可代表那個時代的觀念中用以分別「華夷」的一個決定性的界線。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經常被少數民族佔領，此時，勾注山險要的屏障作用便顯得很重要；少數民族若再透過勾注險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區的腹地。自平城白登山之圍後，西漢在政治上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在軍事上則以防禦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將發兵，屯勾注，治雁門之險，以阻匈奴南侵。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前夕，也曾經營雁門，將這裡建成出擊匈奴的一個前進基地。東漢末，代北之地漸成荒外，曹魏、西晉均以勾注為山西北部國防險阻。從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北，每每發兵逾勾注南侵，北齊、隋、唐都深受其患。五代石敬塘據太原叛後唐，引契丹兵入援，後唐發兵進剿，卻未重視雁門險要，扼險阻截，契丹兵遂得長驅直入，擊破後唐兵。是後，契丹主耶律德光對石敬塘說：「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覘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 [ 註：《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 後晉紀一 ]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響極其深遠。從此，大同盆地成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個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們進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這裡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權在北方的國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復幽雲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務只得經營太原為重鎮，以忻、代為據點，北阻雁門。在北宋對契丹的戰爭中，名將楊業的英名與雁門關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明代京師西北的防務，以雁門、寧武、偏頭為外三關，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其中紫荊、倒馬與飛狐內外夾峙，忻、代與雁門為唇齒之勢。(三)蒲州與蒲津關蒲州位於運城盆地，瀕臨黃河。蒲津關就在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扼蒲津渡口，為關中與山西之間的重要通道。從山西方向來說，它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一個跳板；從關中方面來說，它又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一個橋頭堡；另外，經由蒲津和軹關，蒲坂在關中與河內、河北之間也是一個重要的往來通道。戰國時，這一帶為魏國所有，魏國最早置關於蒲津。魏國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險，成為秦向東方擴張的最大障礙。商鞅所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 註：《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指的就是這種態勢。秦經過長期的戰爭，奪占魏國河西及晉西南之地，迫魏東遷大梁，為以後秦的東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秦昭襄王時期，秦在東方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發動一系列大規模攻勢。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橋，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楚漢之際，蒲州一帶為魏王豹所據。劉邦還定三秦，然後率兵東進，東向以爭天下。漢王二年(前205年)，劉邦親率曹參、灌嬰等自臨晉關(即蒲津關)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軍隊，又進兵河內，擊虜殷王卬，再南下洛陽，組織對彭城的進攻。劉邦自彭城敗歸後，魏王豹叛漢，劉邦又遣韓信率軍擊魏。時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韓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黃河，奔襲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南)，俘魏王豹，悉定河東。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建立劉漢政權，進據平陽(今臨汾)，不斷遣兵東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時，蒲坂尚為西晉所守，所以關中還未受侵擾。晉永嘉五年(3l1年)，西晉蒲坂守將趙染率眾降漢，漢主劉聰遂遣大將劉曜等與趙染由蒲坂攻關中，鎮守關中的晉南陽王司馬模投降，關中遂為匈奴劉漢所據。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政權，遷都長安。劉曜一直致力於肅清隴西，屢率大軍征戰於隴上，而以蒲坂為重鎮，鎮御東方。東晉咸和三年(328年)，後趙石虎率軍自軹關西進，攻前趙河東重鎮蒲坂。劉曜聞訊，發中外精銳水陸諸軍，親自率領，馳援蒲坂。石虎大怯，率軍引退。劉曜不惜傾國出動，增援蒲坂，可見蒲坂對於關中的重要性。後趙崩潰後，被遷河北枋頭的氐族人兵分兩路，西行入關，一路經由潼關，一路經由軹關、蒲津。氐人在關中建立前秦政權，蒲坂、陝城並為東方重鎮，俱遣宗室親王坐鎮。苻堅發動政變，廢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懷疑懼，遂於晉太和二年(367年)分據蒲坂、陝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堅急遣兵分討，以王猛、鄧羌率軍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這期間，前燕國內有援蒲坂、陝城並乘勢取關中之議，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亂，穩定局勢。繼前秦之後，先後又有後秦和赫連夏割據關中。後秦和赫連夏均以重兵屯蒲坂，與潼關配合，戍守東方。劉裕伐後秦，部將沈林子、檀道濟引軍攻蒲坂，欲以迂迴出潼關之後，但後秦在蒲坂經營已久，城垣堅固，兵多糧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與王鎮惡合力強攻潼關。北魏太武帝西伐赫連夏，遣大將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將風聞夏都統萬已破，乃棄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並乘勢進克長安。次年，夏人復據長安，太武帝又遣將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將南鎮蒲坂，以逼長安，自率軍大軍從北翼奔襲平涼、安定。夏長安孤懸，其守將驅眾西奔，關中遂入於北魏。東、西魏對峙時，高歡兩度率大軍攻西魏關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還在浦津架設浮橋，以利大軍通行。西魏大統三年(537年)，高歡大敗干沙苑，退回東方。東魏秦州(治蒲坂)別駕薛善斬關獻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軍迎降，遂據蒲坂。此後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東魏山西紛、絳地區的—個前進基地。自此以後，西魏屢屢東出，攻略河南、山西，變戰略守勢為攻勢。隋代在蒲津架河橋以通河中，河北諸州租調轉輸關中的線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壽四年(604年)，漢王楊諒在太原起兵時，部下裴文安自請為前鋒，直入蒲津，並建議「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 後來楊諒改變主意，只斷河橋，遣軍守蒲州。楊素潛軍渡河，遂拔蒲州，進討楊諒。唐初李淵自太原西行入關，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橋，以通河東。「安史之亂」時，叛軍佔領河北、河南、關中，山西卻始終在唐軍的控制之下，監控著叛軍從范陽至長安的漫長戰線。在李泌謀劃的戰略反攻計劃中即充分利用了這一態勢：「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人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具四將也。」 [ 註：《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河東郡治就在蒲州，自長安至洛陽經由崤函之險的狹長通道即處在河東的監控之下；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 註：《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於唐至德二年(756年)率軍攻佔河東，並一度襲占潼關，威脅叛軍長安與洛陽、范陽之間的交通線。唐大曆年間，在宰相元載等人的提議下，唐廷一度將蒲州建為中都。唐末朱溫崛起，縱橫於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勢，惟河東李克用是其最大勁敵，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礙。朱溫屢興大兵強攻河東。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溫發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坂)，截斷河東與長安之間的聯絡，以困弊河東，乃召諸將謀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為我以一繩縛之。」 [ 註：《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 朱溫一面遣軍圍攻河中，一面親自率軍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聞喜縣)，襲取晉、絳，派兵扼守，阻斷李克用自太原派來的援兵。河中遂陷，河東勢力被大大削弱。金和蒙古攻關中，也都依託河中。金攻關中時，金將完顏訛可說：「河中背負關陝，南阻大河，此戰守之要資也。」 [ 註：《金史》完顏訛可傳 ]蒙古攻金時，大將石天應說：「(河中)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剋期而定；關中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註：《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應傳 ]若從中原方向來看，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麼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潼關依託崤函，地形險要，易於固守；蒲州與關中卻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經營已久，否則不易固守。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坂找到機會。從蒲坂渡河，已出潼關之西，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東漢末曹操擊馬超、韓遂之戰和北魏長孫稚討蕭寶寅之戰中，便採取了這種策略(詳見關中部分)。所以，欲固關中之險，亦必加強對蒲坂的控制。(四)長治與滏口、天井關長治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鎮。從長治東下太行進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關隘有太行第四陘滏口；由下河內之路有太行第二陘天井關，秦漢時期也稱太行道。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坂道，極為險要。河北恃太行山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處在長治盆地的俯瞰之下，當河北政權的重心處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堅的指示「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克壺關、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擊破前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紹提醒燕主加強壺關的守備(詳見河北部分)，但燕主未從。北魏爾朱榮自晉陽前往河北鎮壓葛榮起義軍，率軍東出滏口，下太行山，進攻在鄴城外的葛榮起義軍，葛榮猝不及防，準備不足，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攻北齊，先破平陽(今臨汾)，繼克晉陽，然後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齊都鄴城，北齊滅亡。在山西與河南之間的爭奪中，太行道是必爭之地，也是攻守的要點。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韓之南陽(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陽)，斷太行道，截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繫通道，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白起殲滅趙軍四十餘萬，又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佔山西全境。秦佔領河內、上黨地區，遂「折天下脊」 [ 註：《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傳 ] 。楚漢戰爭時，酈食其為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讓「天下知所歸」，建議劉邦扼守太行山諸往來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 [ 註：《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關。東漢初，劉秀南定河內，遣寇恂、馮異同守河內。馮異與更始帝所遣洛陽守將李軼通書，軼不復與異爭鋒。馮異遂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更始政權覆滅後，更始所置上黨太守田邑以上黨降東漢。劉秀藉以爭雄天下的根據地——河內地區遂得穩固。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劉淵攻西晉洛陽、北魏爾朱榮、高歡先後據晉陽而制北魏洛陽，遣兵南攻之時，大軍每自太行道而下。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率軍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竇建德部下凌敬建議竇建德：「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鄭圍自解。」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 其用意在於取河內、入天井關、攻上黨，以略李唐河東地區。建德不用，結果被李世民擊敗於虎牢。朱溫與李克用角逐時，天井關是雙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溫圍攻滄州之機，襲占潞州(今山西長治)，大破梁軍的反撲，牢牢控制上黨地區。潞州(今長治)的攻佔遂成為雙方角逐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晉(後唐)的勢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內，而自此以後，晉(後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從而可以根據形勢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東向而爭河北。趙匡胤代後周而建北宋，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長治)舉兵反趙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議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懷(沁陽)、孟(孟縣)，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 [ 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李筠未採納，趙匡胤遣石守信等進擊李筠，並敕石守信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趙匡胤的部署可謂洞見雙方攻守的要點。石守信遂引兵疾趨太行，先扼天井關之險，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澤州(今晉城)而敗。(五)太原與井陘關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側是呂梁山的層巒疊嶂，呂梁山外側更有黃河環繞，外部勢力從這個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東面是太行山，有井陘關連通河北中部，卻極盡險峻，由河北仰攻殊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則有其它區域及其重鎮作為屏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門險要；西南是臨汾(古平陽之地)和蒲州，外有龍門和蒲津險要；東南有上黨，外有天井關和滏口等重要關隘。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護，同時又足以應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勢形勝，依山臨水，攻之不易。歷史上，智伯攻趙襄子於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楊安攻前燕晉陽(即太原)，強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後王猛引兵來援，掘地道潛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趙匡胤攻北漢，三次率軍強攻太原，也採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類的強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經營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進而控制北方形勢。誠如顧祖禹所論：「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資也。」 [ 註：《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戰國初，韓、趙、魏三家分晉，趙國據有太原。趙立都邯鄲，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這種態勢在後來對抗秦的侵逼時尤具意義。後來，秦奪韓之上黨、趙之太原，奪太行屏障，盡佔山西之地，趙之戰略形勢才漸趨不利；到秦發起統一戰爭時，秦之攻趙，常起兩軍：一路出河內而逼漳水，攻邯鄲之南；一路出井陘而下太行，攻邯鄲之北。楚漢相爭，劉邦能夠改變雙方戰略態勢，亦賴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控制河東、太原，而後東下井陘，破趙、降燕、下齊，從北面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個北方形勢的卻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長爾朱榮。爾朱榮趁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面，崛起於開州，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燕薊，西面平定關隴。他在晉陽(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後以柱國大將軍、大丞相的身份，坐鎮晉陽，遙制洛陽政局。爾朱榮死後，代爾朱榮而起的是高歡。高歡消滅爾朱集團後，也以晉陽四塞之地，山川險固，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北魏分裂後，東魏、北齊以鄴城為國都，與西魏、北周對峙，但是從高歡到高澄、高洋，都以晉陽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晉陽的地位不啻為陪都。隋朝仁壽年間，漢王楊諒在晉陽起兵，遣兵四略，給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響。隋末，太原留守李淵在晉陽起兵，西入關中，開建大唐基業。李淵入關不久，劉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佔太原，佔據山西大部。李淵欲棄河東，李世民反對。他說；「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複汾、晉。」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 李淵遂遣李世民率軍入山西，擊敗劉武周，收復河東。後來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為北都。太原「國之根本」的意義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叛軍初起，連陷河北、河南，但對山西的進攻卻被郭子儀、李光弼挫敗。郭、李二人以太原為根據地，屢屢率軍東出井陘，襲擾叛軍後路，使叛軍疲於奔命。唐末，李克用以剿黃巢之功，得以專制河東，割據山西，成為朱溫代唐的最大障礙：李克用以太原為根本，充分發揮山西內線作戰的地位，對抗朱溫的優勢兵力。朱溫屢興大兵圍攻河東，但終不能一舉擊滅河東。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繼續憑藉山西而與朱溫所建後梁爭霸，並終於滅掉後梁，建立後唐。後唐以洛陽為都城，建太原為陪都，號為北京。後唐末年，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據太原起兵，並以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代價，乞援於契丹。在契丹兵的幫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擊破後唐兵，進入洛陽，代後唐而建後晉。後晉失和於契丹，很快便為契丹所滅。後晉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後漢。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時後漢宗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位劉崇鎮守太原。郭威代後漢，劉崇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北漢。後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屢興軍旅，進攻北漢，卻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時，宋軍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漢。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太原與真定、中山、河間並稱四鎮，成為北宋在北方的國防重鎮。金人以武力威脅要求割讓三鎮，李綱、張所等人以太原「國之屏蔽」、「國之根本」，堅決反對。元末，元將擴廓帖木爾與元室不和，盤據太原，擁兵自重，割據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佔大都之後，才攻打太原，驅逐擴廓。自太原藉井陘通道可出河北中部，執河北之中樞。井陘為太行八陘之一，《呂氏春秋》稱「天下九塞，井陘其一」。控制井陘對於太行山形勢至關重要。相比較而言，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而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太行卻較易。歷史上，自山西出井陘攻河北的成功戰例居多。王翦、韓信攻趙、拓跋珪伐後燕，主力均自井陘東出；「安史之亂」時，郭、李之軍亦屢東出井陘，打擊叛軍後路。而在那些從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戰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主力均自滏口進兵，只從井陘發起牽制性進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樞紐地位山西的幾個盆地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有重要軍事據點。由於地勢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又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關進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勢，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則屬仰攻，易被阻扼，這都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礎。歷史上，據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這種地理形勢而充分發揮其內線作戰的優勢。其中，以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的興亡和五代的迭興比較典型。西晉時，匈奴人劉淵在山西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其侍中劉殷、王育建議說：「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齣，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捲洛陽，如指掌耳。」 [ 註：《晉書》卷一百零一 劉元海載記 ] 劉漢打敗西晉派來鎮壓的軍隊，然後遣將四略，東出井陘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經蒲津以攻關中，掃蕩河南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直至最後滅亡西晉。劉漢攻西晉的戰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勢。北魏前期以山西為根本，縱橫四齣，東平後燕和北燕，西滅赫連夏和北涼，北創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掃平群雄，統一北方，並在與南朝的對峙中始終佔據優勢。北魏末年，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河北，西面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高歡與北魏朝廷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在唐末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李克用割據山西，與朱溫爭雄於北方。李克用採取典型的內線作戰的方式，朱溫則採取典型的外線作戰的方式。山西與其外部聯繫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曾是雙力角逐的戰場。朱溫攻河北，李克用遣兵東下太行，與朱溫大戰於邢、洛、磁一帶；朱溫攻關中，李克用則南下汾、絳，脅其歸路。朱溫多次發大兵進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發兵六路，分別自天井關(今晉城南)、滏口、井陘、飛狐口、馬嶺關(今山西昔陽東南百里與邢台接界處)、陰地關(今靈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進兵，分進合擊，會攻晉陽，試圖一舉消滅李克用。朱溫大軍一度合圍了晉陽，但以補給不繼而退兵，顯示出面對山西地理形勢時外線作戰的不利。直到朱溫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稱晉王。晉轉入戰略攻勢後，憑藉河東的地理優勢，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晉大將周德威或東出井陘，以攻趙州(今趙縣)，或北出飛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後唐政權最終滅掉了後梁，大體統一北方。後唐憑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滅亡。後唐滅後梁後，遷都洛陽。後唐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以疑懼而反，據太原起兵，建立後晉，並引契丹入援。後唐軍進討不利，兵敗國亡。繼後唐、後晉之後據山西而崛起的還有後漢。後晉亡於契丹後，後晉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號令四方，率軍南下，收拾中原殘局。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郭威代後漢時，鎮守太原的原後漢宗室、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劉崇在太原稱帝，建守北漢。北漢割據山西，抗衡後周、北宋數十年。縱觀五代迭興，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也顯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們以北魏的興亡為例，簡述其興亡的全過程，進一步考察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東漢南匈奴內遷後，鮮卑拓跋部自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時，鮮卑首領拓跋猗盧應東晉并州刺史劉琨之請，出兵相助。劉琨遂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並向劉琨求陘北之地(今山西寧武、代州一線以北)。劉琨欲倚之為援，遂將陘北之民內遷，將代北之地盡與猗盧，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漸繁盛。晉愍帝建興三年(315年)，晉廷進封拓跋猗盧為代王。十六國時，代國為前秦所滅。前秦瓦解後的北方局勢更加混亂，姚萇在關中建立後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山西一度為鮮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據。拓跋珪在塞北復國，重建代國，改國號魏，史稱北魏。在塞北復國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進圖中原。慕容垂消滅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與後燕交惡。北魏登國十年(395年)，後燕遠征北魏。北魏在參合陂(今內蒙古豐鎮北)大破後燕軍主力。次年，拓跋珪大舉伐後燕，遣軍一路由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後燕幽州一帶，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後東出井陘，攻後燕都城中山。經過近兩年的圍攻，中山、鄴城、信都等後燕重鎮被攻破，後燕殘餘勢力一部分北逃遼東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東建立南燕。後燕滅亡，河北納入北魏版圖。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明元帝拓跋嗣時，北魏趁南朝劉裕新喪之機，發兵南下，奪占劉宋河南之地。太武帝拓跋燾時，北魏一面西攻關中的赫連夏，一面與劉宋在河南相持，並多次遠征漠北，重創柔然。拓跋燾四次發軍攻夏，先後攻破夏長安、統萬、安定、平涼。夏殘餘勢力逃往隴西，亡於吐谷渾，關中俱入於北魏。後來，北魏還消滅了遼東的北燕、河西的北涼等割據政權。劉宋為爭奪河南之地，曾兩度大規模北伐，但都被北魏擊敗，北魏在反擊劉宋的第二次北伐時，還乘勢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威震江南。在與劉宋的對峙中，北魏始終佔據著優勢。這樣，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為基礎，歷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東征西討，東滅後燕、北燕，西平赫連夏、北涼，南奪劉宋之河南，北創柔然，終於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北魏的興起可謂山西在北方樞紐性地位的顯示。我們從曾輔佐過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時期戰略決策時的議論中可見其一斑。明元帝時，代北遭遇災荒，有大臣建議魏主遷都河北鄴城，崔浩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遷都之後)舊都守兵既少，屈丐(赫連夏)、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 他反對遷都鄴城，實際上是反對以一時的災荒放棄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戰略上陷入被動。劉裕北伐後秦，北魏群臣擔心劉裕名為西進，實欲北上，建議發兵阻擊。崔浩又反對。他判斷劉裕志在滅後秦，發兵阻擊只會交惡於劉裕，對北魏諸多不利。最後，他針對群臣們的擔心，斷言：「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元嘉七年劉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謀劃遠征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北進，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斷劉宋的意圖只不過是想保住淮北。他針對群臣們的顧慮，又斷言：「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崔浩的判斷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樣的斷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據的地理形勢。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據河北，右擁關中，虎視中原，居高臨下，威制四方。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統一北方半個多世紀之後，到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遷都洛陽之舉本是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的一部分，對鮮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進程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孝文帝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也留下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到孝文帝死後，由這些問題演變出的動蕩遂構成北魏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鎮的問題。還是在立都平城的時代，北魏為防備柔然，在沿北方邊境一線設守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座軍鎮，恃為藩衛，鎮御北方。那時六鎮的地位很重要，鎮守者皆近宗勛臣貴戚，待遇優厚。遷都洛陽後，國家的重心改變，偃武修文，對外戰爭減少，並且主要是針對南方，六鎮地位漸漸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時，六鎮已形同流放之地，鎮民的地位更是悲慘。北魏是以消滅北方的其它少數民族政權而統一北方的，國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關係本來就比較複雜。北魏後期，政治腐敗，境內的民族矛盾遂漸趨尖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終於由破六韓拔陵首倡，引發了六鎮軍民起義，進而引發了河北和關隴地區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亂不堪。這種混亂的局勢卻給山西秀容酋長爾朱榮的崛起提供了機會。爾朱榮的先祖爾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後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餘里)周圍三百里地封之。爾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為業。到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時，秀容川牲畜興旺，馬匹以色別分群，漫山遍野，不可勝數。大量的馬匹在那個時代無疑是重要戰略資源。爾朱榮繼承他父親的位置時，也繼承了這筆雄厚的資源。這時，北魏各族人民大起義已經爆發，爾朱榮見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陰圖大事。北魏鎮壓北方各族人民起義不利，爾朱榮卻趁機在山西迅速擴充其勢力，兵勢強盛，令朝廷憚之。爾朱榮上表朝廷，自請率兵赴河北鎮壓起義，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鴆殺魏主元詡，先詐立一女子為帝，又改立一名三歲的小孩，圖謀繼續控制朝政。爾朱榮聞訊大怒，遂與其從弟爾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謀興兵入洛。這年二月，爾朱榮率鐵騎南下洛陽，立長樂王元子攸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於黃河，並在黃河南岸聚殺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餘人，史稱「河陰之變」。其後，爾朱榮將自己的心腹親信安置在洛陽朝中，自回晉陽，以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遙控朝廷。這時，河北的葛榮兼并其他義軍，聲勢浩大，正圍攻鄴城。爾朱榮親率精騎七千前往鎮壓。他倍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趨鄴城。在鄴城外，葛榮猝不及防，倉促應戰，被爾朱榮擊破。爾朱榮生擒葛榮，檻送洛陽。自己復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晉陽坐鎮，繼續遙控朝廷。「河陰之變」後，北魏宗室倖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遂於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轉戰北上，進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擁魏主進兵洛陽。爾朱榮縛材為筏，強渡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加爾朱榮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仍回晉陽，遙制朝廷。其間，爾朱榮還派大都督侯淵率兵平定薊城的河北起義軍余部韓樓；派爾朱天光、賀拔岳等平定關中万俟丑奴、蕭寶寅。河北、關隴悉定。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基本上被鎮壓下去了。爾朱榮在晉陽，一面遙制朝廷，一面以圍獵訓練士卒。爾朱榮控制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從他在晉陽練兵時談其志向來看，大有澄清海內、統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爾朱榮控制，設計誘爾朱榮入洛。爾朱榮在缺乏戒備的情況下被殺死。爾朱榮帳下彙集了當時北力最優秀的將才，如高歡、賀拔岳、宇文泰之屬。爾朱榮死後，這些人遂從其翼下脫穎而出。爾朱榮曾稱高歡是惟一可代他統領其眾的人。爾朱榮死後，爾朱家族與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勢。爾朱集團叛魏，合兵攻洛陽，高歡遂謀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然後，以就食為名，東出滏口，來到河北信都。在當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舉起了反爾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為帝。韓陵一戰，高歡以少勝多，擊破爾朱集團主力，並乘勝進兵洛陽，改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孝武帝。高歡在朝中安置親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歡由滏口、井陘兩道進兵，會攻晉陽。爾朱兆大掠晉陽後，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歡襲破。高歡見晉陽四塞之地，爾朱榮憑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賀拔岳、宇文泰等則控制了關隴地區。賀拔岳初隨爾朱天光征討關隴，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賀拔岳在宇文泰的建議下，安撫關隴。賀拔岳死後，部下共推宇文泰為首，宇文泰遂據關隴。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對高歡不滿，聯絡朝中斛斯椿、關中賀拔岳及荊州賀拔勝等文武大臣，欲圖高歡。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為名，徵集河南諸州兵馬，準備討高歡；高歡將計就計，興兵二十餘萬分道南下，向洛陽挺進。孝武帝見勢不妙，率諸王西奔關中。高歡進入洛陽，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帝，並遷都鄴城。北魏自此分為東魏與西魏。北魏滅亡。從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看，其興、其亡均與山西息息相關。北魏在前秦瓦解後北方群雄割據、南與東晉南朝對峙的紛亂局面中，以山西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西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南奪劉宋河南之地，北創塞外的柔然，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開創了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最興盛的局面，顯示出了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在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面中，由六鎮起義引發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狂瀾席捲了河北、關隴，遷都河南後的北魏朝廷風雨飄搖。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河北，西面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並逼北魏孝武帝西奔關中，從而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再次顯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三 北方統一進程中的山西歷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統一北方外，其它全國性政權都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一個政權能否統一全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統一北方。在北方的統一進程中，居樞紐地位的是山西。在北方分裂的混亂局面中，關中和河北二地易於建立起局部的秩序。爭雄北方的勢力大多起於這兩個地區。山西高原像一個巨大的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面向中原。無論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對方，統一北方，進而統一天下，都必須首先取得對山西的控制權，否則不可能打開局面。能否取得對山西高原山地險要的控制對於雙方都是存亡攸關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側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側翼的安全。山西東西兩側的山脈分別構成河北和關中的屏障。東側太行山脈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側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自關中東出之路不外三條：蒲津、潼關和武關。其中，經由潼關、蒲津的路線處在山西的監控之下。因此，對於關中來說，無論是出關進取，還是閉關自守，都須加強對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個層次與山西的三個主要盆地之間平行對應，藉太行通道而相聯繫，這樣，山西的這幾個盆地連同太行山共同構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側翼的安全。關中險要和河北形勝都須以對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為前提。當河北與關中對峙之際，雙方極易在山西陷入爭持的僵局。雙方決定性的爭奪往往發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勝敗也往往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秦、西漢均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其統一進程都是從山西打開局面的。戰國前期，山西為三晉諸侯所控制。魏據安邑，控制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秦欲出關爭利，歸路處在魏的監控之下。這一態勢早在春秋時的秦、晉崤之戰中已表現得很明顯。在那決戰役中，秦軍以在崤山險地中遭晉軍伏擊而全軍覆沒。商鞅在策劃秦的霸業時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 註：《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議，令商鞅主持對魏的戰爭。秦經過長期的戰爭，終於迫使魏國遷都大梁。到秦惠王時，秦已盡奪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時，又在沿黃河及太行山脊嶺一線發起猛烈攻勢，奪魏之安邑、韓之上黨、趙之太原，盡佔山西之地，為以後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創造了極有利的戰略態勢。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轍。劉邦還定三秦，率諸侯聯軍襲楚之彭城。自彭城敗歸後，劉邦在成皋、滎陽一帶與項羽相持，卻另派韓信率軍渡黃河入山西，滅魏、平代，然後東下太行，破趙、降燕、下齊，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使楚漢對峙形勢徹底改變，為西漢在楚漢最後決戰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十六國初期，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後趙石虎因爭前趙在河東的重鎮蒲坂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劉曜一戰被擒而兵敗國亡。立足河北的後趙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統一。後趙的統一瓦解後，前秦據關中，前燕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決定雙方國運的戰役發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堅統治時國勢日盛。面對前秦的軍事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燕主未從。苻堅利用前燕朝政日壞的有利時機，派王猛率兵攻前燕。東晉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次率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面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後又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滅亡。前秦又次第掃平其它割據勢力，統一北方。在前秦瓦解後的混亂局面中，鮮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權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國紛亂的局面，統—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統一維持了半個世紀。北魏後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等一系列的衝擊而分裂。高歡擁東魏據河北，宇文泰擁西魏據關山，東、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對峙之局。高歡有鑒於自爾朱榮以來山西在北方局勢中的地位，遂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指揮對西魏的戰爭。在高歡執政的年代，東魏擁有戰略上優勢。高歡死後，長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後執政，二人亦以晉陽為重鎮，親自坐守。隨著東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齊所代、西魏被宇文覺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齊和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北周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國勢日盛；而北齊主高洋在其統治後期沉溺於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亂，自此以後，政局一官不穩，國勢日漸衰落。北周武帝時，北周開始興兵伐北齊，多次在河南鏖戰，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大臣趙爽、鮑宏建議周主改變攻北齊的戰略方向。趙爽說：「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鮑宏也說：「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次年，北周再度興兵攻北齊。這一次，北周將戰略進攻的重點選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對群臣說：「前出河外，直(只)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山西素為高齊根本，經營已久。平陽在高歡的時代便是東魏與西魏對峙的前沿重要據點，後更建為北齊在晉西南的重鎮。北齊大臣盧叔虎曾建議齊主經營平陽以逼北周。他說：「宜守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資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往來，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 註：《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 這的確是以山西逼促關中的一項良策。齊主頗採納之。這次北周將進攻重點選在山西，平陽是其第一個需要克服的據點。北周軍進攻平陽，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奪戰，才攻佔平陽。是後，北齊帝高緯試圖奪回平陽，被北周軍擊敗，只得退回晉陽。北周軍又乘勢攻破晉陽，然後，揮師東出滏口，下太行，包圍齊都鄴城。高緯及幼主高恆出逃被擒，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見圖3—1—3)　　

從以上幾場戰爭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統一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幾起戰爭都是以關中的勢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戰勝河北的勢力，進而兼并河北，統一北方。這幾場戰爭，差不多是循著同樣的步驟：河北地區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經太行山下河北的幾座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據，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盡失，可謂大勢已去。當關中的勢力與河北勢力在山西對峙之時，以關中圖河北易，而以河北圖關中則較難。關中和河北都須藉山西以屏護側翼。但河北藉以屏護右側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穀道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較多。可以由上黨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陘而出河北中部，還可以由大同出飛狐口、經桑乾河谷趨居庸關而臨幽燕。而關中的東面，南有崤函之險，北有呂梁山和黃河雙重蔽護，通行不易，不利於大規模進兵，只有蒲坂至龍門一段利於進兵。這樣，關中、河北雖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關中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一，其勢較專，對來犯者的戰略意圖容易判斷；而河北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多，其勢較分，不易判斷來犯者的戰略意圖。前、後趙在北方對峙時，後趙大將石虎自軹關入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坂，前趙主劉曜當即親率大軍，傾國出動，馳援蒲坂，擊敗石虎。此戰在當時實已造成乘勝追擊並直搗後趙都城襄國(今河北邢台)的態勢。只是劉曜在此戰之後決策失誤，未能利用此戰對後趙所造成的震蕩性效果，直搗襄國，而轉鋒南攻洛陽，致使貽誤戰機，才鑄就了自己的失敗。前秦與前燕對峙時，前秦宗室苻柳等據蒲坂、陝城反苻堅，並向前燕請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並乘勢攻前秦的建議，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時機加以利用，符堅卻迅速部署平定叛亂，穩定了東部局勢。東、西魏對峙時，高歡三次親統大軍入攻關中，都是受挫而還；後來，又攻西魏在晉西南的軍事據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頓兵堅城之下，苦戰五十餘日，不能破城，最後高歡智、力皆困，以致發病，不久死去。此後西魏即轉入戰略攻勢。另外，山西對於河北的屏障作用與對關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換言之，河北與關中對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太行山對於河北的屏障意義可謂存亡攸關。以河北地勢之低，要仰爭太行，殊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穩固，必須保障對太行山特別是穿越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對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制，卻又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制，尤其是上黨、太原；上黨、太原地勢較高，均居高臨下，俯臨河北中、南部。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所以，對於河北來說，若失去在山西的軍事據點，則太行山的形勢便迅速轉入西方：自上黨東下滏口足以奪其門戶，自太原東出井陘足以執其中樞，自大同出居庸、飛狐足以傾幽薊根本。而對關中來說，山西只是其外圍屏障，即使丟失了在山西的據點，猶有大河可以憑恃，還可作第二階段的守御。山西對於關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關中對它的依賴程度遠不及河北。在山西這塊土地上，河北的勢力欲圖關中，比較困難，而關中的勢力欲圖河北則比較容易。因此，歷史上關中與河北的政權在山西的對峙，以關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關中的居少。以上所談主要是山西在起自關中或河北的政權在統一北方的進程中的地位。至於本身就是建立於山西的政權，則更能利用山西內線作戰的地理條件，縱橫四齣，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東滅後燕、北燕，西滅赫連夏、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整個北方地區；北魏末年爾朱榮也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五代時，後唐、後晉、後漢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體統一北方，它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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