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啟蒙主義者的困惑與反省——我與青年的世紀故事

2014年12月20日，錢理群先生在三聯韜奮書店發表題為《我與青年》的演講，經其授權，講稿全文由「三聯書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刊發。如需轉載，務請保持文章完整，並註明出處。我與青年的世紀故事錢理群（一）青年對我的意義我與青年的交往，是一種雙向的需要與支援，從不是單向的給予。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但同時又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誰也不依附於誰。這樣的平等與互助，是我所嚮往的。我的第一本隨筆集的題目是《人之患》，這是陳平原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點，就是「好為人師」。這是確實如此的：作為「教師」的錢理群，比作為「學者」的錢理群更為重要；也有人評價說，錢理群的講課比錢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實，我的文章與講課，都是以青年為對象的。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心靈的探尋》，扉頁上就寫著一行字：「本書獻給致力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人。」差別僅在於寫書時，青年是預設讀者；講課時就直接面對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發熱情，也就更動人了。青年不僅是我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對象，更是參與者。很多熟悉我的學生與朋友都知道，我的寫作是開放式的：我每有一個新的寫作計劃與構想，就喜歡和年輕人交流。每一個來訪者，一坐下來，我就滔滔不絕地談我的這些新想法——順便說一點，我和任何人的談話，談的都是精神性的話題，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是一個精神的存在，這構成了一個特色，但也是一種片面。這種和青年人無拘無束的交談，其實也是對我思考的一個整理與提升，而年輕人也總會對我的設想，提出種種問題與意見，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們也在無意中參與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創造。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與來訪者交談，我的思考也就越來越成形，這才著手寫成講稿。這又是一個更為系統、自覺的交流，通過課堂討論與課後作業，學生就更有深度地參與了我的學術研究。最後根據講稿整理成書時，我總是大量地引述學生的觀點，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心靈的探尋》時，就發現我很少引用學術名家、大家的論述，卻不斷引述學生作業里的一些創見：我始終認為年輕人（包括本科學生）對於文學常有新鮮的感悟，儘管僅是思想的閃光，但卻極具啟發性；我把他們的零星發現引入自己的論證體系，就不但給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對他們的思考也是一個提升：這是真正的共同創造。這幾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與習慣，我的每一本學術著作都盡量吸收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並鄭重說明。我可以說時刻在關注學術的新發展，每發現一個學術新著、新人都興奮不已，總是忍不住要引述他們的新創造，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同時也使自己的思考與研究處於學術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義；當然，這都是建立在個人的獨立研究基礎上的，引用時的選擇也是出於自己的眼光與判斷，並且有所改造與發揮。這樣的兩大特點：以青年人為對象，以及青年人對我的學術研究的參與，也決定了我的學術敘述方式與語言風格。我因此自覺採用「演講體」和「談話風」的學術文體，追求表達的真誠、坦率，語言的暢達、情感的強度與生命的溫度，力戒艱深與糾纏、晦澀。我始終期待自己的學術，能夠走出學院，不局限於學術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讀者。

青年對我的影響，當然不限於學術研究與教學；更是滲透到了我的生命本體。很多人都對我身體與精神始終保持著某種青春活力和健康感到驚奇。這或許和我的某些氣質有關，但其中最重要的奧秘還在於我始終保持著與青年的密切聯繫。特別是到了晚年，我已經不可能深入了解社會，就只能藉助於青年志願者這樣的群體的幫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顧我們之間的交往歷史時，這樣寫道：「我心裡只存感恩之心，彷彿命運特意眷顧我，讓我晚年能夠接觸到這麼多的好人和青年朋友。他們都給我了無盡的生命力量。我這個『老宅男』正是通過他們，才與現實世界、底層社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聯繫；也正是他們不斷吹送來的新鮮的生命氣息，讓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這裡提到的「感恩之心」，這是確實的；更準確地說，我與青年的交往，是一種雙向的需要與支援，從不是單向的給予。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但同時又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誰也不依附於誰。這樣的平等與互助，是我所嚮往的。（二）講魯迅：我和青年聯繫的精神紐帶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備兩個條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歡思考，這樣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遲早是要與魯迅相遇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這樣的要求的年輕人一起讀魯迅，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心靈的溝通。有學生回憶說，「在北大，如果你問錢理群是誰，可能得到的一個最簡潔的答覆就是『那個講魯迅的』」（邵燕君：《赤子佛心錢理群》）。我確實幾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講魯迅，不管外界圍繞魯迅有多少爭論，無論有多少人總想把魯迅和青年隔開，趕出課堂，我始終如一地以充當「魯迅與青年之間的橋樑」為天職，樂此不疲，老而彌堅。這是基於我的兩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魯迅的心永遠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魯迅是一個『真的人』」，這也有兩層意思：首先「他敢於公開說出別人不敢說、不願說、不能說的一切真實；魯迅恰恰是在人們因為缺乏勇氣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滿足於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時，把思想的探索進行到底，從不顧慮將會引出什麼『可怕』的結論，這裡所表現出的正是年輕人所嚮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氣概」；「魯迅追求真的徹底性，更表現在，他從不向讀者（包括年青人）隱瞞自己內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與失誤。他敢於面對自身的局限，更無情地批判自己，他從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絕充當『導師』，他將真實的自我袒露在年輕人面前，和他們一起探討和尋路，青年可以向他傾訴一切，討論、爭論一切，你可以毫不顧忌地批評他，甚至拒絕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輕時候，能夠結識這樣一位『真』的成年人，應該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魯迅是現代漢語語言的大師。他的語言以口語為基礎，又融入古語、外來語、方言，將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極致，又極富個性與創造性。閱讀魯迅作品，不僅能夠得到精神的啟迪以致震撼，還能得到語言的熏陶與美的享受。儘管初讀時會有些困難，但堅持讀下去，自會有自己的發現與感悟，而且常讀常新。流連於魯迅所構建的漢語精神家園，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魯迅入門讀本>後記》）。後來我還說過這樣的意思：「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或者說，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理、常態、定論，產生了懷疑，對自己現有的生存狀態，產生了不滿，希望有新的選擇，新的突破，這時就是接近魯迅的最佳時刻。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備兩個條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歡思考，這樣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遲早是要與魯迅相遇的。我就接觸過許多青年朋友，他們在學校里讀魯迅作品，沒有什麼感覺，甚至有些排斥；但進入社會，有了閱歷，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後，再回想起學校讀過的魯迅作品，就有了感覺，進而自覺地讀魯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這樣的要求的年輕人一起讀魯迅，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心靈的溝通。

魯迅和青年版畫家在一起（沙飛攝於1936年10月8日）我首先是在北大講，連續十七年，先後和二十一屆北大學生一起讀魯迅。我在《我與北大》一文里，已經有過詳盡的回憶。在退休以後，我就到全國各地的大學，到中學，到工廠，到社會上，到處講魯迅，和不同年齡，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輕朋友一起讀魯迅。這也是出於我的兩個信念：一是魯迅活在當下中國，他是一個現實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歷史的存在，因此，我們讀魯迅，就是在思考現實中國社會人生；二是魯迅作品是要讀一輩子的，每個人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都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魯迅相遇，我的任務是幫助讀者找到這樣的方式。我因此編選了不同的魯迅讀本和研究讀物：《小學生魯迅讀本》、《中學魯迅作品選讀》，供大學生讀的《魯迅作品十五講》，給研究生讀的《與魯迅相遇》，以及提供給社會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魯迅九講》。而我自己也活躍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魯迅——我——青年讀者」之間的生命的交融。

《與魯迅相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刊行（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儘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範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繫，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我出生於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說法，應屬於「三〇後」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與以後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四〇後」、「五〇後」；「六〇後」、「七〇後」與「八〇後」、「九〇後」。我於1960年大學畢業，經過一番曲折，最後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學校教語文。那年我正二十一歲，我的學生年齡和我差別不大，都屬於「四〇後」。我出身在一個上層社會的舊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長大，小學、中學與大學讀的都是名牌學校，自己也是以當作家、學者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邊遠、最底層的中等專科學校教書，這樣的反差實在太大，可以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輕的我獨自直接應對：如何面對現實？還要不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堅持？開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靜下來，就做出了此後決定我一生的選擇：對於我這樣的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放棄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對嚴酷的現實，我又必須作出某種調整。我一到貴州，當地人事部門就宣告：進入貴州大山，就別想出山！我曾經想考研究生，但由於家庭出身，學校明確表示不準報考。這樣，我就必須作好長期（甚至一輩子）待在貴州的準備。那麼，我又如何堅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語：是不是也應該將自己的理想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現實的理想」，即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於是，我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儘管家庭出身的影響，學校對我多有防範，連班主任都不讓我當；但總還是給了我一個課堂，一個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於是，我決定就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實理想，由此開始了我自覺地充當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學中，而且搬到學生宿舍里，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由於我和學生年齡差別不大，很快就和學生打成一片。我們一起學習、逛街、踢球、爬山、演戲、辦壁報，我的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學生，真的成了最受歡迎的老師。幾十年後，當年的學生每次聚會，回憶學生時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幾年我到貴陽，還有學生從幾百里外趕來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與學生的交往，特別是學生的成長中，感到了生命的意義，獲得成功感，享受著教師的快樂，從而獲得了堅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說，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者夢，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現實條件不具備，需要耐心等待，作長期準備」的「未來的理想」。因此，在學生睡覺以後，我又挑燈夜讀，主要是繼續我的魯迅閱讀與研究，現在我還保留著當年所寫的數十萬字《魯迅研究札記》，並且有了更為明確的「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這是一個漫長的準備與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最後機會，最終回到北大講台，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顧這段歷史，我總要感激我那些貴州「四〇後」的學生，如果沒有和他們休戚與共的生命交織，我早就被現實壓垮或變形了，根本不可能堅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變。但與「四〇後」青年學生的交往，我們彼此都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許多在我身邊的學生都被打成「以錢理群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讓我震驚的是，一個學生竟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護士班的叫陳某某的女學生，她其實並不是我「圈子」里的學生，只是隨著其他同學到我那間小屋坐過一兩次，因此連她的面貌我都記不清楚。「文革」開始批鬥我時，她僅是出於年輕人的正義感，在小組會上針對批判我時橫加某一具體罪名，說了一句「上綱上線太高，不符合實際」，就被打成「公開跳出來為反革命錢理群鳴冤叫屈」的「現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壓力更大，就投湖自殺了。我為此感到萬分恐懼，而且不斷進行自我拷問：「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與生俱來，也應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為什麼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熱情慰藉一顆孤寂的心，結果卻讓他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這豈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換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輕？！——我終於發現，並承認：在無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從此，這年輕人的屍體，這有罪感，便如夢魘陰影般永遠沒有離開過。」在我與青年之間，永遠橫亘著一座「壓在心上的墳」。

或許正是因為這具沉重的死屍的存在，使我後來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文革「造反」隊伍，因此走出學校大門，走向工廠、農村，以至兵營，接觸到了更廣大社會的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響也逐漸擴大。於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圍就聚集起了一批愛讀書的年輕人，有學生、知青、工人，還有社會青年，年齡在二十歲上下，都是「五〇後」了。我們這個小群體，大概類似於今天的讀書會，「文革」後期是相當盛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這樣的民間聚集，有兩個背景與推動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經歷，但最終卻發現，「文革」並沒有解決我們期待解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文革」產生的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新貴」比被打倒的「老官僚」更壞，面對「文革進入絕境」的現實，我們就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我）向何處去」的問題。我和我的「四〇後」、「五〇後」的學生這三代人，都是把中國的選擇和命運與自己的選擇和命運連接在一起的；而在我們的觀念中，中國的問題又是和世界問題連接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世界」與「我們」向何處去？與此同時，我們又意識到，當「文革」陷入危機，也是一個轉機：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變革的前夕；當然，我們並不能預知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卻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為這樣的不知何時、以什麼方式到來卻必然要到來的社會變革作理論的準備，而要作理論準備的第一步就是讀書。這就意味著，我們當時是為了一個宏大高遠的目標聚集起來讀書的；這和我們當時的身份、地位——邊遠地區、社會底層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輕人（除了我這個大學生之外，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只讀過小學和中學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們連最起碼的書都沒有，就只能偷；能夠讀的就是馬列主義、魯迅的書；而且讀書，特別聚集起來讀書本身，就有風險：後來我們才知道，從這群人聚集起來開始，就受到當地公安部門的特別關注，而且「文革」後期也確實有人因組織讀書會而被捕，甚至處以極刑的。對此，我們都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誇大一點說，我們是為追求真理而讀書，並且準備做出犧牲的。可以說，我和四〇後、五〇後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81年，天安門廣場華燈下學習的青年（劉香成 攝）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離開了這批患難與共的朋友。但我們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繫，直到今天。這本身就構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到了北大，閉門讀了七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師給81級學生講現代文學史），接觸的就是六〇後、七〇後的青年了。他們或多或少有「文革」經驗與記憶，因此和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思潮有著先天的契合。在《我與北大》一文里，我談到八十年代和六〇後、七〇後的青年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就形成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後時代很難重現的。後來這些學生紛紛投入學生運動，當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四〇後、五〇後一代交往時同樣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當然站在學生這一邊，又為他們可能付出的代價而擔憂，更為自己無力和學生一起承擔後果，保護學生而痛苦地自責。於是，在我和六〇後、七〇後青年的關係里，又有了一座「永遠壓在心上的墳」。1993年我曾寫文章：「後來，我離開了貴州，在更大的範圍內，與更多的年輕人、學生接觸、交往；但我總覺得有一座沉重的死屍橫亘在我與青年之間，向我預示著：類似的可怕的結局會重新發生——不，這不是預示，這是真實的現實：或者說我已經分不清夢魘與現實……」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最後一批學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機會接觸「八〇後」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後。記得是2006年，我應邀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八〇後」這一代》。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話題？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青年調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八〇後」的青年有將近兩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談到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八〇後」的自我評價出現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路」，「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這也是「八〇後」可以認可的；但他們又批評「八〇後」「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卻引起了「八〇後」的不滿，因此發出了「請別誤讀這二億青年」的呼籲。我的演講就是響應「八〇後」，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說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於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我舉出來的例子是，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劉半農，曾寫過一篇文章《老實說了吧》，他的「老實話」就是看不慣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我是「三〇後」，也應該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的文章就笑了：今天「三〇後」、「四〇後」直到「七〇後」，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八〇後」「不認真讀書」嗎？連罵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青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現在，距離我講話的2006年已經有八年了，「八〇後」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八〇後」的某些人又開始對「九〇後」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循環，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也大概從2002年退休以後，和「八〇後」，後來又和「九〇後」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聯繫。應該承認，「八〇後」、「九〇後」和我熟悉的前幾代青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四〇後」、「五〇後」，是「文革的一代」，他們關心的主要是政治問題；「六〇後」、「七〇後」，是「八九的一代」，關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問題；那麼，「八〇後」、「九〇後」，就成長於經濟發展的時代，網路的時代，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個人生存、經濟問題，首先是個人物質慾望的滿足。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和幾代人關係的變化：如果說，「四〇後」、「五〇後」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說是他們中間的人，我是把那些貴州青年朋友視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六〇後」、「七〇後」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啟蒙主義者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就像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所說，他們是隨時可以闖門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那麼，對「八〇後」、「九〇後」來說，我已經是爺爺輩的人了，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已經沒有精力和他們過於密切的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無法和所有「八〇後」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八〇後」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無法和他們對話，他們對我也毫無興趣，至多保留一點有禮貌的尊敬，這也屬於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說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時代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找在物質、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展。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就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三〇後」就與「八〇後」的部分青年相遇了。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麼呢？這也是我和「八〇後」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對「八〇後」的看法的第二個方面。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麼問題？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已經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這樣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這樣，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八〇後」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如前文所說，我需要通過與生活在社會底層，具有活力的年輕人，主要是兩個群體：青年志願者與青年讀書會的朋友的聯繫，藉助他們的思想力與行動力，給自己不斷補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們幾代人的人生經驗教訓，以及我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觀察與思考，告訴年青人，為他們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參考。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儘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範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繫，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現在，回想起來，退休後的十二年來，我和「八〇後」、「九〇後」的青年，主要討論了以下五個思想與精神命題，時間所限，我不展開：1.「沉潛十年」；2.「認識腳下的土地」；3.「想大問題，做小事情」；4.「靜悄悄的存在變革」——改變不了社會，就從改變自己做起；5.「健康的，快樂的，有意義的活著」。不難看出，這些命題既關係青年的成長，也關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選擇。這是我這個「三〇後」與「八〇後」、「九〇後」的共同話題，我們都從相互探討中獲益。還要說說我和台灣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機會到台灣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講學，我開了兩門課，系統地向台灣青年介紹魯迅與毛澤東。我上課一開始就宣布，希望能夠和台灣青年進行心靈的溝通。因此，我除了每周兩次講課，每次都在三小時以上，還留下一個晚上和學生聊天。我接觸的這些台灣學生，以「八〇後」為主，也有「九〇後」、「七〇後」、「六〇後」。他們開始和我交流，還有些拘謹，但很快距離就越來越小了。我發現，海峽兩岸各代人其實還是有相通之處的。比如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和青年一起在貴州山城夜讀禁書時，台灣大學的同齡人也在偷偷地讀當局嚴禁閱讀的左翼書刊。而兩岸的八〇後、九〇後，就都成長在經濟發展的時期和網路時代，相近處就更多。當然區別也是明顯的，我的感覺是台灣青年相對單純，用不著提防，可以比較輕鬆地相處。因此，我在課程結束後的《感言》里，相當動情地這樣說道：「相信這短短的三個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裡，都會留下一個不會磨滅的美好的記憶：曾經在這麼一個地方，這麼一段時間裡，我們這麼一群人，怎麼以美好的心靈相互交流，互相觸動，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種升華。因此，我們應該相互感謝」。（四）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與反省一個啟蒙學者，他的任何認識、言說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長期只談獨立思考，反抗現實，而不說自我保護，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輕人的災難。……很多人都讚揚我說真話，其實，我只是說了「較真的話」，更多的時間和場合，在更多的問題上，是沉默的。不妨從一件小事說起：我上課是很受學生歡迎的。同學們聽課的熱情，以致迷戀，既讓我感動，又使我擔心，並總是引起我的反省。一次課後，一位學生對我說：「錢老師，我太喜歡聽您講課了。聽完課，一個星期里我們宿舍里大家都在議論您講的話，充滿了您的聲音。」我一聽，嚇了一跳：全是我的聲音，沒有了學生自己的聲音，那就完了。還有一位研究生則這樣說：「我聽錢老師的課，開始總坐在第一排，後來就覺得不對勁：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種恐懼感。既想聽，又要抗拒，於是我就躲到了一個角落裡，遠距離地聽。」這就對了。這說明了啟蒙主義言說的兩面性：既要啟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但發展到極端，就變成征服力，這就帶有了一定的專制性。問題更在於，啟蒙主義者一旦成為思想與學術的權威，掌握了學術權力，就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使用你的話語霸權，成為新的壓迫者。我在好幾個地方都談到了自己的一個反省與懺悔：多年前，我主持博士生面試，自然有決定學生命運的生殺大權。一位學生沒有什麼材料依據，也不加論證，就得出一個很大的結論。我突然憤怒起來，就利用我的知識優勢，連續向他提出四五個問題，並且非常嚴厲地訓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驚恐而又不以為然的神態讓我一震。應該說，指出學生錯誤，提出質問，這本身並不錯；問題是我的權威心態，我的訓斥中的不平等態度與霸氣，這就形成了利用知識權力對學生的壓抑。這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個教訓：從此，我都十分謹慎地運用自己的學術權力。這裡，實際上是存在著兩種啟蒙。一種啟蒙，是自居真理的掌握者，甚至化身，啟蒙變成自以為的「真理」的強制灌輸，並藉以征服、控制被啟蒙者，所謂「服從真理」其實就是服從自己的意志，這樣的啟蒙必然變成專制。而真正的啟蒙，是老師與學生彼此處於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討者。啟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與對象的雙重主體獨立性。啟蒙是一個對人性揚善抑惡的過程，就是要把每一個生命個體中被遮蔽的和被壓抑的美好的東西激發出來，用知識來培育、提高、升華，使人成為自由、獨立的生命主體。老師、啟蒙者自身的真、善、美的因素，也被喚起，它是一個雙向的激發，達到相互的生命成長，相互的良性發展。這正是我所追求的啟蒙境界：每次上課，我不僅向學生講我「知道什麼」，更講「我不知道什麼」；不僅講我的道理可能解決什麼問題，更講我的這種說法、道理的限度在哪裡，有什麼問題解釋不了，可能會遮蔽什麼。這就是我通常所說的，要「理直氣不壯」。首先是「理直」，我向學生講的「理」，都是我獨立思考的結果，因此，我必須堅持；但我同時自覺意識到，我認識的「理」，也可能存在問題，缺陷，而且即使正確，實施起來，也會受到許多限制，因此，我不能過分「氣壯」，要留有學生提出質疑和自我調整以致糾錯的餘地。

和研究生在一起（八十年代）啟蒙主義者還會經常遇到魯迅說的「喚醒了鐵屋子裡的人，卻不能給他們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喚醒者的痛苦」的尷尬和顧慮，魯迅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幫凶」。這又是我的一個終生難忘的隱痛：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個年輕人的電話，說他是出自農村的山東青年，他在讀中學時，受到我對中學教育的批判的影響，中途退學，依靠自學考上了北大醫學院。但他很快就發現了大學教育的許多問題，於是，又開始了反抗：不斷寫信給校方，提出種種批評，並且一再逃課，自己讀書。校方就以他違反學校紀律為名，將他開除。家長趕來求情，學校提出要他承認錯誤，他拒絕了，最後就真的把他開除了。父親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電話找我了。我一聽，連忙對他說，要學會保護自己，趕緊回到父親身邊，等等。這孩子只說了一句：「這些話，你早為什麼不說？」就把電話掛上了。而且以後我也找不到他了。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沒有平息的自責與反省。一個啟蒙學者，他的任何認識、言說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長期只談獨立思考，反抗現實，而不說自我保護，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輕人的災難。魯迅早就說過，他深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實，貽害了青年。他還說，自己無論選擇什麼，後果都自己承擔，絕不去引導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險；自己不去犧牲，就絕對沒有權利鼓勵別人，特別是年輕人去犧牲。剛才我提到自己在與台灣青年相處時，特別輕鬆，原因就在我對台灣青年沒有什麼影響，我就可以隨便說；但在大陸青年面前，我就有點緊張，深怕影響了、貽害了年輕人。因此，我經常說，自己在大陸講課、演講時，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並沒有將自己心裡想講的話全部說盡，也包括此刻的講話，我不會將自己內心最尖銳的思考，公開出來，實在是害怕連累了諸位。這樣的欲說還休的言說，其實是很無奈的。很多人都讚揚我說真話，其實，我只是說了「較真的話」，更多的時間和場合，在更多的問題上，是沉默的。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評的，是說我有「崇拜青年」的傾向。可能是這樣吧。我的心靈最軟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迴避這一點。我當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會利用我。但是我覺得與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還不如被青年利用。我知道我的弱點，就是輕信。但是我又記得馬克思說過，一個人最可原諒的弱點就是輕信。我就是這樣，只要是年輕人，對我提出什麼要求，我就覺得很難拒絕，看到年輕人受難，我就覺得受不了。這就不免要上當受騙。但又是魯迅說的，我不能因為上過一次、若干次當，就把一切前來求助的年輕人都看作是騙子。當然，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時，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種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覺。但獨自舔乾淨受傷的血跡以後，又忘了，遇到什麼事，又免不了繼續上當受騙，這幾乎成了宿命。講到宿命，我還要談談啟蒙者的一個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原因是複雜的。青年本來就是多變的。而社會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強大。這個學生在學校跟著你讀書，你希望他將來成為「龍種」；可是他到了社會，社會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當然，最根本的還在內因。能不能成為龍種，關鍵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堅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來的「龍種」，從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談理想、信念、信仰，因此獲得了你的信任；但時間一久，就會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個人的名和利，大談理想、信念也是獲得社會地位與影響的一時之手段，他真正迷戀的是個人的權勢和金錢，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這也是「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因為「精緻，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視為「龍種」，但最終還是利己主義的「跳蚤」。據說我談「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其實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隱痛與無奈的。最後，要說的是，最近這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能夠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無能為力了。原因在於：我越來越不懂得當代青年了。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我和「四〇後」、「五〇後」是最接近的；和「六〇後」、「七〇後」，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八〇後」、「九〇後」的部分人還有某些共同語言；對「九〇後」的許多人，甚至「〇〇後」，就不大理解了，對他們的思想、心理、情感、行為方式，更是相當隔膜。這本屬正常。就像你們和爺爺一樣，儘管彼此相愛，但要作交流，特別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難，也沒有必要了。面對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人生、處世哲學對他們指手畫腳，那會妨礙他們獨立自主的成長；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會失去我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最好的辦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觀察，同時給予老人的祝福。老實說，我作為一個七十五歲的「三〇後」，直到今天，還能在這裡和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談，已經很不容易，我也很滿足了；但什麼事情都應該適可而止，如果還要沒有自知之明的摻和下去，就沒有意思，甚至顯得可笑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越來越認識到，當下與未來的中國與世界，越來越複雜，對於我，也越來越陌生了。所面臨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這一代或幾代人經驗的範圍。年輕人自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應對他們所面臨的新問題，我們的老經驗，雖然不能說毫無價值，但作用確實有限了。這樣，我和青年的交流，雖然也還有一定空間，但已經不大了，這是至少我自己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於是，我就利用尚還存在的空間，為青年提供了兩次服務，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寫的：《和韓國朋友談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動向》，聽說這篇文章正在網上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這裡只能說個大概。文章不僅是向外國朋友，更是向國內的知識界，發出一個信息。主要介紹了兩個「新動向」：一是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與上海大學、北京大學等校的部分博士生開展的「八〇後怎麼辦」和「我們是誰」的兩次討論，這表明年輕一代已經開始自己認識、反思自己，自覺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他們已經行動起來，像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與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發動的「愛鄉村，發現鄉村之美」的活動，反思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道路，重新認識腳下的土地，發現「鄉土中國」。還有些廣東、香港、台灣的青年，則聯合起來探討：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代社會，生活在城市裡的青年，如何回應這樣的發展，尋找更理想、更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一個「新生活運動」正在悄然興起。我的結論是：中國部分青年正在突破體制的限制和成年人為他們的設計，「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在成長著」。我從這裡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同時也為中國知識界對此毫不關心，甚至茫然不知，還在那裡一味居高臨下地訓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提醒社會和學界、教育界的朋友：請俯下身子，看看魯迅說的「地底下」的中國「筋骨與脊樑」。我願意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選擇，自己承擔」的青年，竭盡吶喊之力。我的另一篇文章寫於去年，題目是：《青年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這裡不妨再大略說說，其實就是對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歲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距離我的年齡，還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這正是你們人生的主要階段；你們將面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將面臨時代所提出的什麼問題？你們想過沒有，準備好了嗎？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點。其一，人和自然的關係，將成為人類第一大問題。如果說我們和我們以後幾代人都在那裡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們將面臨大自然的報復，人與自然之間的不斷較量與協調，將成為你們的時代的主要內容，主題詞。由此引發的發展模式，政治，倫理等等問題，都需要你們去應對。其二，你們還要面對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現實，也就是說，現行的所有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模式（美國模式，中國模式，北歐模式，等等），文明形態（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現了危機和轉機。這就進入了一個全面反省、反思的時代。如果說我們那一代面臨的是一個文明衝突的時代，諸位所要面對的，是由文明危機引發的改革、調整，最後達到文明交融的時代。這就意味著，對我們既定的認識世界的觀念、方法的全面挑戰。我們今天與今後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與變革，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固守於原有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了的現實強行納入我們已有和固有的理論框架（無論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內，而需要從新的現實出發，進行新的理論創造。其三，你們還要面臨的是科學技術的新發展，新變革所帶來的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挑戰。即使是你們比我熟悉得多的網路技術，將對我們人類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恐怕至今還沒有完全看清楚。還有基因技術的發展，對人自身的產生，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都是難以估計的。這就是我想到的未來三大問題。但我也只能提出問題，如何面對，我完全無能為力，都得靠諸位去準備，去面對了。這樣，我能夠貢獻給諸位的，都貢獻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兩本（套）書，一本是將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讀魯迅》，另一套是三聯書店出版的《志願者文化叢書》，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寫的《論志願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來為青年志願者寫的文章。這兩本（套）書大概就是我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務了。以後，我還會關心青年，也還會繼續寫作，主要以書的形式和諸位相會，講座與見面要越來越少了。這樣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更自然、更自由。你們儘管放開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點可以相信，無論你們遇到什麼，都會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視你們，給你們以老朋友的祝福。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

附錄：錢理群關於青年的著作與文章1.《致青年朋友》，中國長安出版社，2008年2.《論志願者文化》，三聯書店即出3.《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收《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喜讀<新青年文叢>》，收《生命的沉湖》，三聯書店，2006年5.《新世紀寄語青年》，收《生命的沉湖》，三聯書店，2006年6.《我的某種不安——致一位年輕朋友的信》，收《生命的沉湖》，三聯書店，2006年7.《我所看到的九十年代北大的學生——余傑<火與冰>序》，收《論北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8.《「精神界戰士」譜系——摩羅<恥辱者手記>序》，收《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9.《青春是可怕的》，收《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10.《課後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灣交大最後一課》，收《智慧與韌性的堅守——我的退思錄》，新華出版社，2011年11．《我的人生之路（上）·我和青年·我一生不堪回首的記憶與隱痛》，收《我的精神自傳》，灕江出版社，2011年12．《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收《我的精神自傳》，灕江出版社，2011年13．《永遠壓在心上的墳》，收《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4．《一封寄不出去的信》，收《血是熱的》，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15．《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收《靜悄悄的存在變革》，華文出版社，2014年16．《寄語<星火>的青年朋友，收《靜悄悄的存在變革》，華文出版社，2014年17．《在中國農業大學的演講》，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18．《社會公益活動的根扎在哪裡》，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19．《我和青年志願者》，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20．《讀書，為了健康的，快樂的，有意義的活著》，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21．《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國青年的新動向》，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22．《年青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收《我們一起來讀書》，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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