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位父親和他們的世界】碌碌：戶口簿上的過客

【十五位父親和他們的世界】碌碌：戶口簿上的過客作者: 鞠靖 2011-01-31 12:33:21來源:南方周末 在我看來，父親更像一個「過客」，來過，活過，輝煌過，平淡過，甚至憋屈過。這個老牌大學生是一個聰明人，當他選擇離開城市回到家鄉的時候，可能已經想好了未來的生活，選擇了就不再後悔。（deo.R/圖）1960年代正牌大學畢業，在國有大企業工作20年，出過國，拿過外國的勳章，受到過中國和外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見——在1940年代出生的同齡人中，我的父親鞠榮芳算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個見過我父親的人，都不相信我的這一段描述。行走在貫穿村子的河塘邊，如果你看到一個老人拿著拖把，在河水中攪動，然後擰乾，端著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陳舊，滿是塵土，彷彿幾個月沒有洗過，沒錯，那就是他，我的父親。我很難用一個或者幾個詞來概括我的父親，因為在我看來，他就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比如，他是一個不會種地的農民。父親出身窮苦，家中經常揭不開鍋，連件像樣的衣服也找不出來。父親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幾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學業優秀，因而全心讀書，反倒不會種地。1960年，20歲的他考入當時的南京工學院動力工程系，由此離開農村，成了「國家戶口」。5年後，他大學畢業，「分配」到大連的一家煉油廠工作，從此在那裡度過了將近20年「單身」生活。人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過這話似乎並不適合父親。即使到現在，他的衣服總也洗不幹凈，領口袖口總是發黑。他的手總是黢黑，如果沒有人提醒，好像他也總是會忘記洗手。他頭髮蓬鬆，即使有人提醒，他也不會認真拾掇乾淨。無論什麼衣服穿在他的身上，總是給人不端正的感覺，彷彿那衣服根本就是別人的。這一切都給他貼上了永久的「農民」標籤。在大連的20年可能是父親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在那裡入了黨，成了這個國營大廠的技術骨幹。1976年開始，他作為中國專家組的成員，參加援建朝鮮枇峴煉油廠，先後三次去朝鮮工作，負責設備安裝和人員培訓，並因此獲頒勳章，受到華國鋒和金日成的接見。我們從散落在家中的舊照片里看到了當年父親風華正茂的身影——整齊的三七開發型，筆挺的中山裝，燦爛而不失端莊的笑容，巨大的花環套在他略顯瘦弱的身軀上，雖有些滑稽，卻難掩意氣風發。這正是我和弟弟先後降生的時間。父親和母親1965年經人介紹相識，3年後結婚，幾乎從一開始就常年兩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暫的探親時間可以相聚。母親在30歲那年生下我，信到父親手中的時候，已經是7天之後。再過2年，母親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親又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直到我12歲之前，我們每年只能和父親見面一次，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我們頭腦中幾乎沒有「父親」這個概念，更不清楚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直到6歲前後，我才突然意識到，父親可能是個「城裡人」。因為我發現，在村子裡，別的孩子都是叫父親「爹爹」，只有我們兄弟倆被要求叫「爸爸」。那時候我很願意叫「爸爸」。他留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從遙遠的大連回來，總要給我帶一些漂亮的書和本子，其中包括在農村小學永遠也用不上的英語本。僅有的一次，他還帶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橋附近的上海大廈，在豫園的某家書店給我買了全套《三國演義》連環畫。我有好幾次在夢裡再見那套《三國演義》。這書給我的印象至為深刻，以至於我的兒子一到能夠讀書認字的那個年紀，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給他買了一套同樣的《三國演義》。我沒有辦法讓兒子像我當年一樣珍愛這書。每次走進兒子的房間，看到架子上蒙塵的這套書，我總是要提醒他把書收好，千萬別少了一本，哪怕是卷了書角也不行，彷彿這就是當年我自己手邊的那一套。7歲那年，我離開農村，轉學去了鄰縣縣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學。因為年齡比較小，又從農村來，不得不又參加了入學考試。我至今也還記得老師嘲笑我不會說普通話，把「春天」讀成了qun天，這農村孩子不能倖免的毛病讓我自卑了很久。有一天，我的音樂老師看到了父親從大連給我買的一本音樂課本，從我手中「借走」。從那以後，那課本成了音樂老師手中的教科書，再也沒有歸還。我還記得，我們跟在老師後面，照著那本書學唱「生產隊里來了一群小鴨子」。我的心裡美滋滋的，看，這書是我爸爸買的，你們城裡孩子也沒有。同樣的事情後來也發生在了數學老師身上。有一天她發現我有一套數學計算練習卡片，也毫不客氣地「借走」了。有一次，老師把這卡片印成卷子發給大家考試，我很不幸地做錯了2道，收到卷子的那一刻，我在心裡發狠：「早知道不把那書借給老師了。」直到初中階段，我才更深刻地意識到父親身份的特殊性。在那個「城市戶口」、「農村戶口」涇渭分明的年代，父親的「城市戶口」是最大的資產，我們全家都跟著沾光，可以到糧站領到口糧，我們從小就不用種地。看著身邊的親友們為了轉戶口絞盡腦汁，自豪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今天的人可能無法理解的是，從朝鮮回國之後，已經成為所謂「中層幹部」的父親並沒有想辦法把我們全家轉往大連，而母親對於脫離農村也並沒有想像中的積極性。結果是，1985年，受盡兩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終於決定，父親放棄在大連的一切，調回家鄉的小縣城，在一家縣屬企業從事技術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父親處在一種按部就班的工作狀態，沒有驚喜，也沒有激動。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為他的存在評到了很高的資質，接到了重要的訂單，而他自己卻所得甚微。他雖有高級工程師的職稱和總工程師的頭銜，退休工資卻也不過六七百塊。這種碌碌無為的工作經歷，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無法理解。一家人團聚之後，父親的「神秘感」逐漸消失。長期的分居使得他和這個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隔膜。在很長時間裡，在大家的眼中，他彷彿是一個外星人，他的一舉一動都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動作總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語言奇特，總是時不時地蹦出幾個北方話，他喊年輕人為「小伙兒」，至今還被親戚們嘲笑；他吃飯的時候總是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發出咀嚼的聲音，這種很慢的「吃相」也成為笑柄。長期的單身生活讓父親對於家庭生活很難適應，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無所事事，與家人對坐，他也是一言不發，如果沒有人安排和指揮，他連打掃衛生也不會想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親不可避免地成為母親數落的對象。在每個親戚的眼裡，父親就是「逆來順受」的代名詞。多麼激烈的言辭加諸其身，也不會激起他的反抗；多麼痛苦的事情降臨，也不會讓他崩潰。他的忠厚老實和沉默寡言遠近聞名，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懷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說話的功能。無論大事小情，沒有人會徵求他的意見，他也坦然接受別人做出的每個決定，接受每個決定產生的後果。在幾乎每個熟悉他的人眼裡，他是一個沒有想法的人，也是一個對別人沒有要求的人。但我知道這並不是事實。我還記得，上中學的時候，父親時不時會走到我身邊，問上幾句學習情況，囑咐幾句上課要認真、考試要仔細云云。不幸的是，那都是我正在做作業、心神最煩的時候，他的話總是左耳進，右耳出。我那時常和弟弟有矛盾，父親卻總是怪我，說什麼「大的要讓小的」，我照例把他的話當「耳旁風」。現在輪到我自己了，一年前，兒子也開始抱怨我太啰嗦，對我的話不但不聽，而且出言相譏，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啰嗦」，彷彿不這樣就是不負責。我突然明白了父親當年的心思。在我們兄弟離家遠行之後，老家只剩下父母兩人。已過古稀之年的父親已經身形佝僂，皮膚粗糙，腳步滯重。除了聽見孫子叫一聲「爺爺」，或者打麻將和了牌，他的臉上會綻放燦爛的笑容，多數時間裡，他都是眉頭緊鎖，彷彿心中千頭萬緒，愁腸千千結。其實我知道，這標誌性的面部表情只是因為遺傳，我和我兒子的臉足以說明一切。他的頭髮依舊濃黑，既能大塊吃肉，又能粗茶淡飯，隨遇而安，碰到有人問他要不要喝酒，他也會不好意思地說聲「好」。他從不早起晨練，也不飯後百步走，他只是掃地、挑糞、拖地，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讓他去哪裡就去哪裡。但他卻會在深夜爬起來看意甲，遇到國足的比賽更是不肯放棄，他總是默默地看，不高興也不沮喪，不評判任何一名球員，以至於我一度懷疑他是不是真能看明白。我不確定他有沒有特別惦記的人，一年到頭，我們都不會接到他主動打來的電話，也從不會聽他說起某人。2010年是他大學入學50周年，我們問他是否想看看當年的同學們，問了許久，也沒有得到回答。看起來，他並沒有什麼很執著的追求。有很長時間，我們兄弟都沒有回過父親的老家，去祖墳上燒幾張紙錢。逢年過節，父親總是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回去一趟，也很少會喊上我們兄弟隨行。幾年前，我們終於帶著孩子一起回了趟老家，爺爺奶奶的墳頭其實早已被夷平，湮沒在不知哪塊農田中，父親和叔叔只是憑著印象找個「大約摸」的地方，領著我們磕幾個頭，燒幾疊紙了事。就在這一次，在城市生活的我們突然發現父親的祖屋視野開闊，綠水環繞，更重要的是，遠離工廠和公路，保持著寶貴的「原生態」。我們提出也許可以把祖屋翻修重建一下，以便將來回鄉養老。這想法卻勾起了母親的不滿。她提起，十多年前，父親已經「自作主張」放棄了祖屋的分配權，全部讓給他的兩個兄弟了。她埋怨父親說：「我當時就說過，你自己不要，兒子們如果要怎麼辦？現在好了，你不相信吧。」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時刻。無論母親怎麼說，父親始終一聲不吭。好在我們只是突發奇想，並不當真。在我印象中，這是父親少有的毅然決然的事迹，並且不容商議。那間不大的祖屋住著三叔、四叔兩家人，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在我看來，父親更像一個「過客」，來過，活過，輝煌過，平淡過，甚至憋屈過。這個老牌大學生是一個聰明人，當他選擇離開城市回到家鄉的時候，可能已經想好了未來的生活，選擇了就不再後悔。每個人都在念倉央嘉措的詩「你愛，或者不愛我／愛就在那裡／不增不減」，但似乎父親是那一個悟透的人。（作者系南方周末記者）【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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