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會議始末

06-16

莫干山會議始末

楊杏山

　　1984年9月在德清縣莫干山召開了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時過二十八個年頭，現在出現在文章報刊的大都稱為「莫干山會議」。二十八年，彈指一揮間，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變化始終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和完善的全過程，莫干山會議在經濟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前兩年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有不少關於莫干山會議的文章見諸報刊雜誌，但表述不一。筆者以曾從事檔案工作角度，把收集了的相關資料加以分析、整理，以展示會議的全過程。

　　吹響集結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奮發向上的動力，尤其被稱為「八十年代新一輩」的青年人更是樂觀向上，思想活躍，激情洋溢，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獻計獻策、多作貢獻的願望十分強烈。在經濟理論學界，有一群來自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天津南開大學的年輕人尤為突出，開始嶄露頭角。

　　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還寄居在北京師範大學，社科院工作和學習的王歧山[1]、周其仁[2]、黃江南[3]、王小魯[4]等志同道合的關心國家大事的年輕人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各種學術問題——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問題。經常騎車到香山，將討論與郊遊結合到一起。這些討論原本是在社科院內部比較小的圈子裡進行，後來社科院中更多的年輕人也加入了進來，還在《農民日報》社開了一個「青年經濟問題討論會」，沒有請帖，沒有固定的參加者，只是大家相約在星期天聚會，其實就像一個沙龍。第二次聚會也是一個星期天，借用了一個臨建的板房教室，與會者有上百人，很多人都是慕名而來。第三次討論會的時候，研究生院的教室已經無法容納那麼多人了，於是有人自告奮勇，借了北京市委黨校的禮堂，當時會議開始的時候，禮堂都擠滿了，連走廊上都是人。與會者大約千人左右，於是討論會名聲遠揚。這幾次討論會的主角大都成為後來莫干山會議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

　　在莫干山會議上，還有一支活躍的力量，就是會議對外開放組的「天津人」。主要成員是南開大學的常修澤[5]、李羅力[6]、杜廈[7]、金岩石[8]，和天津社科院的郝一生[9]。天津有開放傳統，這群年輕人在 1984年參與寫作了《對天津濱海經濟開放區建設的一些設想和建議》（藍皮書）和《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憑著這些論文他們來到了莫干山。這群年輕人早就聚在一起搞了個讀書會，取名「南世中」。南開大學世界經濟與中國讀書會每次讀一本書，寫一篇書評，比如，評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評福格特的《生存之路》、評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經濟學家谷書堂喜歡和支持這些朝氣蓬勃的青年。半個多世紀前，畢業於耶魯大學的何廉受張伯苓校長之邀，來南開創辦經研所，那時留洋歸來的教員都是三十歲年紀。「青年總是可愛的」，這是何先生的名言。金岩石說，「我們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表達世界與中國應該聯在一起，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當中的一部分，而且能夠成為主角。」

　　中國社科院和天津南開兩支力量相互影響，經常開展對話和交流。黃江南、朱嘉明等在1983年一次去天津活動的列車上聊天，產生了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以年輕人為主的經濟工作討論會的設想。1984年初，這個設想得到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和浙江經濟研究中心的積極響應。經省委、省政府同意後，浙江社科院和經濟研究中心決定承辦這次會議，具體由時任浙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劉佑成[10]負責籌備。省社科院及時與莫干山管理局取得聯繫，得到了莫干山管理局的支持，初定會議放在莫干山召開，等待大會主辦方北京方面的最後確認。

　　莫干山會議由《經濟學周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聯合發起召開的。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承擔辦會就解決了兩大難題。一是落實會議地點，選擇在莫干山召開；二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是省政府下屬研究機構，由它承辦會議就有了合法性。會議籌備期間設立一個會議籌備組，由每個發起單位的領導組成。比如《經濟日報》總編安崗、副總編輯丁望，《經濟學周報》總編輯王瑞蓀，《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輯崔維德，《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社長白若冰等等。「中青年」、「中老年」，現在人們叫得順口，過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之說，而沒有「中青年」一詞。當時參加會議的大都在30到40來歲之間，介於青年和中年之間，籌備組把會議的全稱定為「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中青年」一詞是莫干山會議的發明。 6月12日的《經濟日報》有一條新聞，標題為《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徵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具體內容是：

　　本報訊《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等報刊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將於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徵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論文寫明「九月徵文」字樣，寄北京市《經濟學周報》社。論文不超過八千字，提綱不超過一千字，並請寫清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工作單位。

　　就是這條200字的短訊，吹響了莫干山會議的集結號。

　　截至8月15日止，會議籌備組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論文。論文作者中有從事理論研究的專業人員，更多的是在各條戰線基層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理論研究的青年人。會議籌備組由《經濟學周報》承擔日常組織工作。還有論文組，審閱應徵的所有來稿。臨時辦公室設在中組部招待所。論文組組長是王小魯[11]，副組長是周其仁，主要負責論文的評審。當時定了一個原則，一個省選5人，共150人。在評審過程中，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憑論文水平確認代表資格。針對郭凡生一篇反梯度理論的論文，曾在論文組引發了一場爭論，最終，他還是被選上了。張維迎[12]提交的是價格改革的文章，經過反覆斟酌後才被選上。實際選出了124人作為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王岐山、馬凱[13]和張勁夫的秘書孔丹[14]應籌備組邀請參加了會議，還有元老級人物馬賓[15]、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賈春峰也到會，這對會議的召開給予了很大支持。這次會議不單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級媒體單位作為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建言的活動平台，同時，中央最高機構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密切關注。為此，會議籌備組在新聞報導方面制訂了嚴格的紀律，立出規定各新聞單位一律不許報道。只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當天的新聞聯播做了廣播，《經濟日報》會後才轉發了報道。

英雄不問來路

莫干山位於德清縣西部，屬天目山脈，山不高而名揚天下。二千多年前莫邪與幹將在山上鑄劍的傳說流傳至今，家喻戶曉。百年前隨著上海商埠的開放，洋人開始發現莫干山還是塊避暑勝地，在山上大興土木，短短三十來年，建起了掩映在竹林綠蔭之中的二百多幢風格各異的別墅，有「世界建築博物館」之稱。被列為中國四大避暑勝地之一的莫干山是國家級旅遊風景區，以竹、雲、泉「三勝」和清、涼、綠、靜「四優」而取勝。毛澤東、周恩來、胡耀邦、陳雲、陳毅、江澤民、朱鎔基、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等名人留下的足跡為莫干山增添了幾分神奇色彩。莫干山還與不少歷史重大事件密切關聯，周恩來為實現國共二次合作曾與蔣介石在莫干山白雲山館進行過會晤；毛澤東在杭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期間，曾登上莫干山，指點江山，運籌治國之策；同樣，莫干山也見證了莫干山會議的召開——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史上一次重要會議。

　　莫干山會議具體會場選擇在位於武康路329號蔭山飯店。這座建於1926年的蔭山飯店是當年莫干山管理局下屬的招待所，與莫干山景區中心蔭山街近在咫尺。站在陽台上遠眺，滿山竹海盡收眼底。9月初的莫干山正是夏秋轉換的季節，山上沒有了春天的潮濕，也沒有了夏天的過於熱烈，冬天的寒冷還在後頭。秋高氣爽，丹桂飄香，人也多了幾分精神。

　　9月1日，與會人員開始報到，2日參加會議的人員基本到齊，3日與會人員集體「放羊」，遊覽莫干山美景。4日正式開會。

　　參加會議代表共有180名，其中通過論文最終選中入會的有124人，在經濟研究領域已經有一定影響的中青年有26人，10名為領導小組成員，10名是記者。因為會議在莫干山開，多給了浙江10個名額。參加會議名額控制得很嚴格，天津《開發報》一個女記者哭鬧著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後來實在不行，讓她上山一晚上，第二天就打發她走了。還有一位民族學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長時間，非要上來。勸阻她的人說，『你又不是發起單位的，又沒有論文被選上，憑什麼讓你上。』結果她說：『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過她的執拗，就說讓她上來呆一天就離開。結果她留了下來。」這成為趣談。

　　對憑論文入會的124名代表（包括一部分發起、組織者）的結構分析，其基本狀況是：按系統來分，高等學校38人，佔30%；中國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佔24%；政府所屬事業性研究機構18人，佔14%；黨政機關幹部20人，佔16%（如當時在北京市西城區計委工作的馬凱）；企業界一線人員12人，佔10%；此外還有新聞界等8人，佔6%。按地區分：北京（包括中央在京單位）53人，佔42%；上海11人，佔9%；天津7人，佔6%；除三大直轄市之外，來自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代表較多，如浙江10人、廣東8人，此外，西部地區也有一定數量代表，如陝西、內蒙古、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參加。論文作者既有從事理論研究的專業人員，也有在各條戰線的基層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士，真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他們都有為改革大業貢獻才智的使命感。

　　會議分為五個組，第一是領導小組，由各發起單位的領導人組成，他們不負責會議的運作,也基本不參與會議任何決定；第二是大會秘書組，負責會議的組織、議題、討論、簡報、最後報告及各項決定等，成員有王岐山、黃江南、徐景安[16]、王小魯、周其仁、劉佑成。後來會議秘書組又增加了金觀濤[17]，以及各會議分組的部分組長如楊沐[18]、高梁等[19]人；第三是新聞組，由發起新聞單位各出一人組成，《中青報》記者部主任陸薇薇任組長；第四是會務組，由《經濟學周報》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負責，組長是張連城[20]；此外，最重要的是學術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是黃江南、徐景安等，成員為各會議分組組長，具體又分價格改革組，企業改革組、對外開放組、中心城市組、金融組、農村組、基本理論組等七個分組。

　　開會時間的具體安排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大的會議放在距蔭山飯店不遠的一座大教堂里，小會議放在黃廟，一般的小組討論放在餐廳、飯店接待室，有時客房也成了小組討論的場所。

　　一般研討會總是拿著稿子念，莫干山會議就與眾不同。提出：論文不許帶上山，只帶身子來，沒人開過這樣的會。討論時以組出題，按題討論。所出題目都必須是當時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面對的尖銳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會議的討論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由於不少與會人員有國務院部門工作的背景，有些一直在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劃工作，因而有基礎能拿出一套很有挑戰性的分組討論課題。這些題目確定了會議的內容、方向，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一塊基石。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會議分成幾個組。每個組有核心人物主持，沒有報告，但有中心發言，拋磚引玉，引導大家去討論。與會人員去哪個組聽都行，並創造了很多新鮮的形式，如「掛牌討論」。人們分散在各個小樓里，但可互相串門，任意選擇參加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組。會議討論得熱火朝天，有時甚至火藥味兒十足。從白天到夜裡，討論、爭論不休。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價格組，在價格改革問題上分成了三派：調派以田源[21]為代表，放派以張維迎為代表，華生[22]、何家成[23]、蔣躍[24]、高粱、張少傑[25]等人則提出了第三種主張——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人們精神亢奮，專註入神，高強度，不休息。

　　價格組由華生、徐景安、田源、張維迎、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傑等組成，王歧山常參加價格組的討論。田源是國務院價格中心出來的，主張「調」，張維迎是按論文選來的，則主張「放」。他舉了一個例子：溫度計中的水銀柱，氣溫高了，水銀上去了；氣溫低了，水銀就下來。價格就是要按照市場供求關係變化，自動地升降。調價是什麼意思呢？不是水銀柱，而是鐵柱子，要降價就得鋸；要加價就得接。他講的是市場經濟的ABC，但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我們過去都是「調」的概念，沒有「放」的概念。但價格能全放開嗎？「調」、「放」兩派吵得熱火朝天。華生、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傑等人則提出了第三種主張——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討論組逐步達成了共識，也得到了會議的贊同。

　　徐景安為莫干山會議撰寫了第一份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形成了價格組的討論成果。這份「報告」的主要思路是：考慮到由國家計劃供應和統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佔50%、鋼材佔70%，建議採取調放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先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所需的原料也由計劃價改為市場價；隨著一個個行業的放開，統配煤、鋼材的比重就會縮小，這時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就不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很大衝擊。一個個行業的放開，就會出現統配內的計劃價與自銷的市場價，應配套建立物資市場。

　　一種物資兩種價格，市場價高於計劃價，分配比例逐步縮小，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價格雙軌制，將價格改革的大系統化為一個個可以操作的小系統，避免了大風險。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不僅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後來我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走「雙軌制」道路。所有改革幾乎都從試點起步，再一步步推廣。在內地不開放的情況下，試辦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等也是一樣。

　　雙軌制的好處是明顯的，價格一下子放開，經濟承受不了，觀念也接受不了，配套政策也跟不上。但是，雙軌制也一定會帶來問題，這就是新舊體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敗也由此而生。價格雙軌制催生了官商結合、倒賣物資，權力腐敗等問題，但這是向市場經濟邁出的一大步。

　　除了價格改革爭論激烈之外，對外開放、金融改革等也是本次會議觸及的最為敏感和最有挑戰性的議題之一。代表們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了諸如發行股票等建議，對中國對外開放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具有開拓性意義。

　　為保障會議順利進行，實行了一級保衛和食品檢驗等各項安全措施。當時會議籌措到的資金不多，每個發起單位出資一、二千元，除去與會人員的住宿、交通費用，用於伙食的經費就不多了，與會人員的伙食標準每天在二、三元左右。由於晚上常開會，就要伙房提供晚間點心，所剩伙食費不多，晚點心只能只制麵食，每天用去麵粉要二百斤。

　　會議期間，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薛駒上山看望了與會代表。會後，秘書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彙報。

「價格雙軌制理論」發明人

　　2011年11月26日下午，北大經濟學院泰康人壽報告廳群賢畢至。13點20分，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張維迎穩步而至，招牌式的華髮一如往昔挺拔。半小時後，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悄然前來。原定13點30分啟幕的會議已經開始。華生想從側門繞進，不巧，他的座牌靠近正門，側門第一排已有張維迎默然端坐著，偶而也低頭寫上幾筆。華生只好退一步也許正門落座才不會太引人注目。20分鐘後，有記者求證組委會，確知當天另一主角田源因故不會到場。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現場。經202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經濟院校和國內研究機構負責人、主要經濟和學術媒體負責人以記名投票方式評選，以華生為研究組長、田源、張維迎為主要貢調研人研究確立的「價格雙軌理論」，高票獲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經濟學界曾經紛爭一時的關於誰是「價格雙軌制理論」第一發明人的謎底終於揭開。華生在領獎時想到「價格雙軌理論」的誕生地——浙江莫干山，不勝唏噓：「27年了，(人生)能有幾個27年。當時在那兒爭論，能夠到今天站在領獎台上，我很希望你(指當年會議的重要參與者王岐山)來參加。」正是莫干山會議，促成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全面崛起，他們開始深度介入中國的改革開放。「價格雙軌理論」提出的價格改革思路，成為中央的重大決策，在同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了「價格體系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價格改革是莫干山會議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最終形成的「價格雙軌理論」也是莫干山會議的最大成果。

　　「莫干山會議」精神

　　莫干山會議在經濟學界是一個時常被提起的話題，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莫干山會議已經編入《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一書。這次會議不僅使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走上改革開放的大舞台，其形成的理論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就「上山」參加那次會甚至成了一種榮耀。莫干山會議還有一種精神層面的收穫，如青年人的時代精神、公平競爭精神等，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莫干山會議於9月10日結束，9月15日，《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國營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的若干問題的建議》、《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動》七份專題報告新鮮出爐。這些報告，以一種嶄新的文風示人，一改動輒引用經典原著的傳統，從實際問題出發，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會議選了幾位代表向主管計委和體改委的國務委員張勁夫做了彙報。9月20日，張勁夫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會議提出的若干理論觀點和對策思路，比如「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以及「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以及「價格雙軌制」的具體構想等，被吸收到此後不久(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

　　《經濟日報》9月下旬辟專版《探討經濟改革中的理論問題--——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郭振英[26]的《自負盈虧與企業擴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研室郭凡生[27]的《談談技術的梯度推移規律》、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吳克的《計劃管理中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槓桿》、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常修澤的《從蛇口工業區的開發得到的啟示》、上海科學學研究所夏禹龍、譚大駿、陳平[28]、蔡乃中的《沿海開放地帶的戰略地位》、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陸丁、《世界經濟導報》張一寧的《引進外資引力何在》、清華大學周小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樓繼偉、李劍閣的《價格改革無需增加財政負擔》、西北大學經濟系張維迎的《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陳德尊《關於價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經濟日報》對參加莫干山會議代表論文的集中發表，具有標誌性意義，標誌著一代中青年經濟學者群體的崛起。張維迎最有代表性，那年他才24歲，是西北大學經濟系學在讀碩士生，年底一畢業就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大部分參加莫干山會議的代表在政界、學術界和企業界作出了很大的成就。筆者對其中50名參加莫干山會議人員的現狀進行了分析，目前從事政界的12人，佔24%。其中：王歧山、馬凱、周小川、曹征海[29]等；從事學界的24人，佔48%。其中：華生、張維迎、常修澤、白南生、張寶通、李曉西等，在當今我國經濟學界都很有影響。海外經濟學者有楊沐、巫建學等；在企業界的有14人，佔28%。有杜廈、郭凡生、陳平、陳申申等，不少「下海」白手起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拚搏。杜廈、郭凡生是身價過十億的大企業家。

　　有學者研究認為，當年莫干山會議取得成功，其中隱含著一種精神，可稱之為「莫干山會議精神」。稱這種精神是「受世人之矚目，跨世紀而彌鮮」，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時代價值。

　　一是時代責任精神。當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確實面臨重大的「時代呼喚」。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最初幾年，改革的主戰場是在農村，城市只進行了企業層面局部的放權讓利試驗。到1984年，農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總體尚未起步。隨著改革的深化，整個國家面臨著如何由農村改革拓展為全面改革的歷史性課題。鄧小平適時指出：「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但從當時情況看，由於計劃經濟體制根深蒂固，整個改革舉步維艱。理論上突出的問題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而實踐上遇到的問題更多。如何推進價格改革？如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如何實施政企分開，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總之，如何把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推向新的階段，這一戰略任務歷史地落在中青年經濟學者身上。莫干山會議為中青年經濟學者搭建了一個大舞台，折射出了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和時代責任感。這種歷史的擔當精神是十分可貴的。

　　二是公平競爭精神。從當時情況看，各省市、各部門都蘊藏著一批優秀的中青年經濟學者，他們如同《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所說的「穎」（「錐子尖」）一樣，蘊藏著思想的鋒芒。這就需要一套體現公平競爭的人才挖掘和選拔機制。莫干山會議的閃光之處在於明確提出了「以文選人」的「五不講」原則，給各行各業、各個層面的中青年朋友公平參與競爭帶來了希望。這種平等競爭的精神對中青年是具吸引力的，從而在全國各地引起反響。「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這種不拘一格「以文選人」的機制，把大多數本來默默無聞的中青年推上了歷史的舞台，成為今天叱吒風雲的人物，這是「莫干山會議」的成功之處。莫干山會議所展現的公平競爭精神對後世是有重要影響的。它持續地喚起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學者公平參與的熱情。在莫干山會議召開後的1985年，「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天津舉行。會議也是按照莫干山會議的精神，「以文選人」，從2615篇論文中選出125位參會者的。對此，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當時欣然題詞：「濟濟英才，滿腹經綸，青出於藍，後繼有人」。

　　三是自由爭鳴精神。自由爭鳴是學術會議的靈魂。莫干山會議作為一個中青年學者的學術會議，特別鼓勵學術爭鳴，踐行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代表中雖有的來自國家經濟研究機構，有的來自社科院和高等學校，有的來自一線單位，但大家約定，在討論中打破傳統的會議模式，不照本宣讀論文，不作空泛議論，而是緊緊圍繞專題各抒己見，特別倡導不同觀點面對面的辯論，不繞彎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題。由於爭論非常激烈，「掛牌辯論」的方式，充滿自由辯論的學術氣氛。莫干山會議所展現的自由爭鳴精神被延續下來了。如，1989年3月底到4月初在北京京豐賓館召開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期間，就採取了「掛牌辯論」的方式。這種自由討論、追求真理的會風，對日後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是政學互動精神。在開拓新體制的歷史進程中，如何處理政界與學界（特別是中青年學者）之間的關係，使雙方能夠「良性互動」，是當時和現在都面臨的一個難度較大的課題。對中青年學者來說，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學術獨立性，大膽探索、創新理論；又能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覺聯繫起來，在回答國家發展變革重大課題上發揮作用。對政界來說，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政治權威性，堅持原則、運籌帷幄；又能重視學術發展與繁榮、尊重學術研究自由，禮賢下士、從善如流，通過與學者對話，真正做到決策科學，莫干山會議在這些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中青年代表作為一個「發聲的集體」與中央決策層之間的互動，這是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互動。中青年學者實際採取的是一種「補台而不拆台」、「自由而不放任」的方針。會議宗旨明確：「引導和團結廣大中青年經濟學工作者，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研究和探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推動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戰略目標獻計獻策。「獻計獻策」，清楚地界定了會上中青年學者的角色定位。

　　當代中國崛起就在於解放思想、理論創新、走創新之路。今年9月15—19日，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與《第一財經日報》聯合主辦的「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又將在莫干山召開，這是一次新的「莫干山會議」，期待「莫干山會議」所形成的精神能在新的一代身上得到延續和發揚。凡事總講「天時、地利、人和」，願集天、地、人之靈氣為一體的莫干山能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經濟學界的「論劍」之地。

註：

1．王岐山：原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處長、副局級研究員、聯絡室副主任，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2．周其仁：國務院發展研究所工作，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3．黃江南：原任國務院技術中心助理研究員，光大資料研究有限公司（香港）總經理。

4．王小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工作，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5．常修澤：原南開大學講師，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企業集團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組組長、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

6．李羅力：原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教師，現任綜合開發研究（中國·深圳）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開放導報》雜誌社社長，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7．杜廈：原南開大學教師，現任天津家世界集團董事長。

8．金岩石：原天津南開大學教師，現任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9．郝一生：原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任三明物產（天津）國際貿易發展公司董事長。

10．劉佑成：原浙江省人民政府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中國南京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廣廈控股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11．王小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工作，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12．張維迎：原西北大學經濟系在讀碩士生，現任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

13．馬凱：原國家物價局物價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現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14．孔丹：原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勁夫辦公室秘書，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

15．馬賓：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

16．徐景安：國務院體改辦、國家體改委工作，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

17．金觀濤：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科學哲學研究室主任，併兼任《科學、經濟、社會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

18．楊沐：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19．高梁：原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體改所工作，現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

20．張連城：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21．田源：原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現任中國期貨協會會長。

22．華生：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政系攻讀碩士學位，現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校長。

23．何家成：原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讀在職經濟學博士學位、比較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現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24．蔣躍：原國家體改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現任陝西省工業與信息化廳廳長。

25．張少傑:原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現任上海古德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副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

26．郭振英：曾任天津市委、市政府處長，現任國防科工委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河北鋼鐵股份公司獨立董事。

27．郭凡生：原在內蒙古建委研究室工作，現任慧聰集團董事長。

28．陳平：原上海科學學研究所，現任陽光衛視董事長。

29．曹征海：原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研室戰略處幹事，現任安徽省委委員、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