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台灣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從複雜適應觀點看民主

再談台灣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從複雜適應觀點看民主

因為檢討李承鵬對台灣社會轉型的觀察,引來一些博友的爭論,重點還是在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人能較為理性地看待民主制度在這一波台灣社會轉型中的功與過,但大多數博友還是陷在「民主好、台灣好」,「民主壞、台灣壞」的兩極分化、不理性的爭辯中,喜歡把事情過於簡化地去思考。

我想以複雜適應系統的觀點來觀察民主是什麼?以及台灣的社會轉型中民主的功與過。首先,複雜適應系統觀點反對任何「人類終極的答案」、「xx主義的天堂」,相信社會是一個不斷演化、適應的系統,沒有完美藍圖,也沒有終極殺招,所以民主制度不是萬應靈丹,葯一到百病全消。第二,複雜適應系統觀點視民主為一個行為、結構與制度共同演化的過程,民主制度經常是行為與結構演化到一個關鍵點時才湧現出來的果,當然它又促成了更多與民主精神及民主生活方式有關的行為與結構的演化。換言之,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環,政治制度又是社會轉型中行為、結構、制度共同演化的一環,相因相乘,相輔相生。第三,民主制度本身也是一個複雜適應過程,最成功的民主社會中民主的實踐也時而好,時而壞,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堆問題要解決。

最後,民主制度需要十分強大的社會基礎才能運轉順利,只有那些社會自組織發達,能夠自治理的社會,民主才走的順。其中,英國與英國文化區,包括美國與英國協國家往往是創新者,走的也最順,法國走了一百年還反反覆復,但最終自己走出路來,德國更一度出了希特勒,德國、日本的民主則是被外來佔領者強加植入的,東亞儒家社會雖是後進學習者,但相對成功,而很多南美、南、東歐、東南亞國家則一直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走不出來,阿拉伯之春更成就了地區的動亂。為什麼同樣是民主制度的建立過程,有的自發創新,有的被迫移植,有的成功,有的卻走不出來?這些都是靠一個社會有沒有複雜適應的能力,有,就能引領現代社會的各項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至少能後進學習、找到自己的路。沒有,則這條路走的不順,一、兩百年也轉不出來。

回到台灣的社會轉型問題上,我們無法否認台灣這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中民主政治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但卻不是一切的因,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環,而且它本身也還沒有全部完成,上一波「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大致解決了,但新一波的問題又來了,還在考驗著台灣社會複雜適應的能力。

大致說來,這二十年來的台灣社會轉型還算是可以的,解決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大多數的問題,官員貪腐問題不再嚴重,有了世界最好的醫療保障,找回了碧水藍天,建立了非常發達的社會福利民間組織體系,政府提供了不錯的社會保障,人權維護進步很多,尤其成功的是社區建設良好,社會和諧氣氛增進,社會信任感增加,所以大陸觀光客到台灣,往往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很有禮貌、熱情。

但這一波轉型也有沒完成的,我以為最嚴重的就是藍綠惡鬥造成政治效能低下,也造成重要的事情都推不動,社會整體感覺很「悶」,無力感很強。美國這十多年來兩黨惡鬥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所以民主制度運作本身也會時好時壞,而台灣則一直未入佳境。

至於轉型後又面對的新問題,當然很多,但我的觀察中最嚴重的就是民主加中國式父母會帶來一大群不負責任的年輕人,這是值得大陸後續發展借鑒警惕的。一方面社會強調自治、個人權利、選擇自由,一方面中國父母包辦式、溺愛性的教育使得很多年輕人打著「興趣」、「理想」的旗號卻逸樂主義盛行,拒絕長大成熟,成為不能自立的「月光族」、「啃老族」,欠缺責任感,不婚不育,人口遞減,使得社會的活力消失了,這也是造成社會無力感的重要原因。李承鵬把很多他看到的台灣現象歸因於民主化後的主人翁精神,在熱愛社區、監督政府、公共參予上,台灣人是有主人翁精神的,但在承擔個人責任及社會責任上,剛好相反,這些年輕人身上卻看不到主人翁精神了。

其實長久以來我在所有博文中都想說的是,一個社會中人們學會自我管理,政府給社會團體一定的自治權力,從而人們學會自組織,發展出自治理機制,學會不同自組織間如何協商,因此能理性參予公共事務,這是一個能夠生生不息不斷有制度創新的社會。民主的制度正是這樣社會能發展出來的政治制度,它既不是萬應靈丹,也不是每個社會都一成不變的,只有有適應能力,有創新能力的社會才能得到適合自已的民主制度。

台灣其實還在繼續摸索與演化的路上,它的成與敗,民主在台灣轉型中的功與過,因為同文同種又有相似的發展歷程,對大陸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有他山之石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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