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夏樹靜子：推理小說和法醫學

【註：夏樹靜子（1938——）日本著名推理小說家。另名五十嵐靜子。以《蒸發》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在得知要為《屍體在講述》這部書的文庫版寫評論後，我收到了文藝春秋寄來的四六型硬皮開本。我翻開書的版權頁時，不禁大吃一驚，因為這本書十二年間竟印刷了八十四次。這部書是法醫學專家——上野先生的隨筆集，自面世以來就頗為暢銷。雖然此前我也有所耳聞，但沒想到居然賣了這麼多。幾經探聽，我才知道累計賣出了六十五萬冊。這部常年暢銷的書籍竟然俘獲了這麼多讀者的心！這著實令人驚嘆。

但自打翻開書頁，我就明白為何這部書會賣得如此好，也很快被其生動有趣的內容以及詼諧幽默的表述所吸引。原來在社會的不同角落裡，每天都會有種種離奇古怪的事情接連上演。作者用質樸卻不失風趣的文字，為我們呈現出一幕幕與死亡相關的悲喜劇。上野先生不僅學術造詣頗深，還切實關心民眾疾苦，我也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他寬以待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對亡者的敬意、對生者的關懷更是打動了萬千讀者的心。

比如在「親子鑒定」這一篇中，一個分店店長去世了，在為他守靈的夜晚，店長的情人帶著一個小學三、四年級的男孩出現在人們的視線里。情人說這個孩子是店長的骨肉，要求參與遺產分配，但店長的妻子卻以丈夫患有無精子症為由，拒絕了情人的要求。兩個女人圍繞親子鑒定爭論不休。這簡直比小說情節更為跌宕起伏。法院最終採納了妻子的意見，判斷這個孩子是情人和另一名年輕男子的骨肉，她是在和該男子分手後才與分店店長確立的關係。

接下來也許有人會這樣寫：情人隱藏了事實，她對店長說，這就是他們的孩子，讓店長出錢將孩子養大，然後在其死後，偽造了證據，試圖騙取遺產。

但作者卻不這樣認為。

「情人也感受到了店長的這份喜悅與愛。她在不知不覺間忘記了那個男人，將男孩當作她和店長的孩子來撫養。（中略）這個孩子十分不幸，而帶著孩子的母親，又是何其可悲。」

類似這樣的地方還有很多，我也能從中感受到作者有一顆善良與包容的心。

雖然在書評中提到自己的事情有些不合適，但從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九零年的二十年間，我的確一直在寫推理小說。為了寫作的需要，我常常跑到附近的福岡縣警察本部鑒識科學習與驗屍有關的各種知識，也會向他們請教屍體的腐敗情況，還會從那裡借來相關材料、書籍來閱讀。此外，大我四歲的哥哥還有兩位關係十分要好的高中同學，他們後來都成了大學的法醫學教授，一位是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H老師，一位是慶應義塾大學的Y老師。兩人也都是監察醫務院的醫生，說起來還算是上野先生的晚輩。我從年輕時起就常常給他們打電話，有時半夜還會向他們諮詢相關知識，可以說我生活在一個充滿了法醫學的環境里。

也許在醫生看來，學習法醫學是為了找出橫死之人的死亡原因。但對寫推理小說的人而言，研究這方面的知識不僅有助於刻畫更貼近現實的殺人現場，還能幫助我們構思出精妙的，甚至可以瞞過專家的作案手法。

在本書的「最後的時光」一篇中，一對男女用腰帶系在一起死去了，這起看似是殉情的案件卻因兩具屍體的腐敗程度不同而引起了警方的懷疑。判斷死者的死亡時間是驗屍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這也直接關係到嫌疑人的不在場證明是否成立。

我曾在一九七五年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飛雪之女>（《誤捕》講談社文庫德間文庫）：寒冬時節，有人在某棟公寓朝北的房間里發現了一具獨居女人的屍體，是被人勒死的。屋子裡又冷又干，屍體的腐敗程度卻十分嚴重。法醫初步判斷女人是在四十八小時之前死去的。如此一來，嫌疑人就有了充分的不在場證明。但事實上，兇手在是前一天將女人殺死的。他先將煤氣爐放到屍體旁邊，在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高溫熏烤後，再給屋子降溫，然後故意讓屍體被發現的。但在高溫下，不僅屍體的腐敗速度加快，女人三天前買的菊花也完全枯萎了。正是這一點引起了警方的懷疑。

提起死亡時間，我不由想起松本清張的《誤差》一文。就算是再資深的法醫專家，只通過觀察也很難判斷具體的死亡時間，總是會出現一些誤差。在深山的溫泉療養院里，一位來自「銀座的酒吧老闆娘」被人掐死了，受託驗屍的醫生推斷說「她死了有四、五個小時」，這位醫生有個習慣，就是會將死亡時間「往久了說」。但鎮上負責解剖屍體的醫院院長卻認為「她是在死了五個小時後被送來解剖」的，雙方就死亡時間產生了「一到兩個小時的意見分歧」。「不過每個醫生都有自己的判斷習慣，有人會往多了說，有人會往少了說。」但就是這個習慣誤導了警方的調查。這篇文章也很符合松本先生一貫的風格。

在本書中，上野先生提到了溺死、凍死的判定以及親子鑒定等內容，我也常向專家諮詢「這樣會被識破嗎？」「那這樣呢？」，並寫了很多與法醫學有關的小說。可以說，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就已經享受到了這門科學帶給人們的益處。

本書還多次提及了「法醫制度」。目前，只在東京、橫濱、名古屋、大阪以及神戶五大城市實施了這項制度。在這些地區，一旦出現了介於疾病死亡和犯罪死亡之間的異常屍體，法醫不僅可以對其進行檢驗，還能在必要的時候進行行政解剖以查明死因。但事實上，在還沒有實施這項制度的廣大地區里，除了一些明顯的犯罪死亡可以進行司法解剖外，對於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屍體，由於沒有行政解剖的相關政策，很多時候都是由臨床醫生來驗屍並確定死因的。

「但這種想法其實是不正確的。感冒了就去看內科，受傷了就去看外科。（中略）同樣的，如果不讓熟悉屍體、可以與死者對話的法醫或者法醫學者來驗屍，這些不能開口說話的死者的人權就無法得以維護。死者也應該有選擇醫生的權力。」

「但如果不能儘早將這種制度推向全國，就不能輕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經常傳授我法醫學知識的專家也十分同意這種觀點。他們一有機會就和我說：如果不經過解剖，那些看起來疑點重重的屍體，就很可能被當成病死的來處理。日本明明是一個發達國家，什麼時候才能在全國推廣這項制度啊。

「死者雖然不能說話，但卻是目擊者。」

「於我而言，就像臨床醫生診治病人一樣，屍體也都是活著的人。因為只要認真觀察，不能說話的屍體也會向我描述死亡時的情形。」

「沒有什麼會比死者更善於雄辯。」

全神貫注地聆聽死者的聲音，維護這些口不能言的亡者的人權。作者幾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法醫學的最前線，竭盡所能幫助社會的弱者。他的所作所為也著實令萬千讀者為之深深折服。

儘管如此，也許還是會有不少讀者認為，什麼異常屍體啊，非正常死亡啊都與自己毫無關係。但上野先生卻在書中寫到：

「在東京的二十三個區里，每年大約都有四萬七千人死亡，其中多於15%（大概7200人）的人為非正常死亡，需要法醫來驗屍。在這些死者中，有些人沒去看醫生就突發疾病死去了，也有些人在災害、事故中遇難，還有些人是自殺或是被他人殺害的。通過驗屍，法醫可以查明70%的死因，餘下的30%則需要進行行政解剖。」

不過根據一九九九年的統計，東京二十三區一年的死亡人數增加至六萬五百五十六人，需要法醫來檢驗的屍體有17%，而這其中進行了行政解剖的有24.7%。（東京都監察醫務院調查結果）

這決不是一個小數字。

看來人們死後也願意找名醫就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