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

　　　　　　　　——兼批評王小東的民族主義觀

任丙強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國社會政治思潮的一個轉折點，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的急劇分化和複雜化一方面造成知識分子本身利益的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們對待問題認識的多元化，導致學術和社會思潮的分化。除自由主義、新左派和各種文化主義外，還有另一種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視。自90年代初，這種思潮就在暗中涌動，不斷鼓盪，尋找適當的時機爆發，不但要證明自身的存在，還要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和未來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民族主義思潮。它不同於其他各種學術流派的地方在於，它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思潮和流派，而且還是一種切切實實存在的運動，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其在社會上的影響和號召力也遠遠超過其他的學術理論。民族主義是不可不加以重視的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擬對中國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做一細緻探討：

　　一、民族主義在90年代的重新興起及其原因；　　二、分析民族主義的主要觀點及其批評；　　三、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及其消極影響；　　四、中國民族主義可能的發展途徑。　

　　一、民族主義的重新崛起：作為政治思潮和社會行動

　　從90年代初，民族主義在中國開始逐漸積蓄力量，無論是在普通民眾還是在知識分子中，都開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開始，民族主義的表現是與反對西方的形式聯繫在一起的。許紀霖指出，90年代中國反西方主義有三波發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種種反西方言論；第二波是1994年以來，在知識界出現的反西化思潮，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較論；第三波則以《中國可以說不》為代表。①應當說這些反西方理論或學說都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而民族主義真正謀求到獨立的話語權力並讓人們切實感受到它的力量則應以《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為一個象徵性標誌。《說不》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強烈呼應也昭示出，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繼五四時期民族主義運動之後的重新興起。同年，《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也以民族主義的姿態出現。在1999年末，由房寧、王小東、宋強等著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與前兩者構成民族主義在知識界表達的三部曲。②這三部著作的出版不應僅僅看做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學術立場在知識界的產生，同時還應當將其視為普通民眾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在公共話語領域的表達。

　　網路的逐漸普及為民族主義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舞台。在一些BBS上，到處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的言論，其中既包括要求在國際關係中關注國家利益的理性一些的民族主義者，也包括放言戰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既有強調傳統文化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也有譴責目前社會不平等而試圖構建毛式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人。但這些民族主義者存在共同的特點：即他們都具有強烈的反美情緒，以愛國主義面目出現，他們深深地擔憂民族的利益，帶有對民族命運的憂慮感和使命感。這一點使得他們的言論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任何對民族主義的懷疑和指責都可能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對中華民族的背叛，從道德上加以詬病，「幫凶」、「賣國賊」等是有些BBS上屢見不鮮的辭彙。在那裡，很容易看出話語霸權的相互爭奪，民族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相互攻擊，真正的討論在兩者之間難以形成，學術討論往往發展為對動機的質疑和最終的人身攻擊。

　　隨著中國在國際關係上與美國產生的衝突及其激烈程度，中國民眾滋生出的一種反應性民族主義情緒也開始強化。1993年出現的「銀河號」事件，刺激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到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使中國青年和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一個頂峰，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民眾在各地開始了反美的示威遊行，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現過激行為。緊接著，在2001年又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另外，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也嚴重影響著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可以說中美關係在90年代一直磕磕絆絆、矛盾重重。在與美國的衝突中，中國民眾不斷感到美國的敵意及其強加給中國的屈辱。這使人們自然地同中國在近代史上的弱勢地位和屈辱歷史聯繫起來，增強了民族的恥辱意識和民族痛楚。

　　與此同時，中國全體民眾也在國家實力增強的背景下，民族認同重新得以強化。從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到2001年加入WTO，並贏得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和宣洩。因此，中國民眾在對美國關係中所感受到的屈辱心理和對自身成就的自豪感成為了民族主義的合成劑。在屈辱和自豪之間的反覆摩擦，民族主義情緒已經不可避免地重新點燃了。現實民眾中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相互影響，更加給民族主義造成了相當的聲勢。可以說，中國民族主義在90年代重新興起。

　　除了上文簡單提出的中國民眾在90年代經歷屈辱和自豪，兩者不斷齟齬摩擦而使民族主義增強外，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與在國際政治領域內的挫折感之間的矛盾。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得以顯著的提高，經濟越來越舉足輕重。然而在國際事務方面所起的作用，卻相對微弱得多。本來中國人都會認為中國發展強大了，在國際事務中也該揚眉吐氣，起碼不會再隨意受到傷害和侮辱。而在90年代出現的「銀河號」事件、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等都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遠非想像的那麼強大和重要。民族主義者特別忍受不了的是，中國在美國的眼裡簡直無足輕重。在討論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時，王小東說：「但無論是蓄意還是誤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國並不那麼重視與中國的關係。」③這樣，中國民眾建立在經濟發展上而產生的對外事務方面的自信不斷遭受打擊，導致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和屈辱感，這種感情不自覺地開啟了中國人關於近代中國所經歷的痛苦記憶。為什麼中國經濟強大了，還遭受美國的欺侮？在民族主義者看來，答案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實行全球霸權政策，遏制中國的發展，並試圖分裂中國。中國又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這樣的判斷無疑強烈地衝擊了國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民族主義情緒和反美情緒隨之高漲。

　　（二）中國政府重建合法性的訴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東劇變，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為標誌終結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相對於80年代，中國人在價值上的迷茫和多元，90年代則是價值的虛無和日趨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義大行其道。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希望能夠有一種思想或理論來匯聚人心，重建合法性。90年代初，「國學熱」的出現就是倡導傳統文化的學者和政府不謀而合的一個不意外的結果。在學術領域，「國學」體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再闡釋，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來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內外的「新儒家」也在以不同方式否證「韋伯命題」，不但認為中國文化可以與現代價值共存，並且對於經濟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東亞奇蹟」證明了這一點。④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新儒家理論造成嚴重打擊。在政治領域，政府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高揚愛國主義，也試圖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政府合法性的資源。後來，「以德治國」的提出也是這一思路的延續。

　　在9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主義以一種獨立話語的態勢出現在學術界。它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持相當保留的態度，僅從中吸取所謂的「尚武」精神。它已經試圖剝離與傳統文化的聯繫而尋求外強中乾的獨立地位。它通過批評自由主義來獲得自身的獨立性，也試圖成為影響國家政策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對於現存秩序的肯定和對於本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使其能夠成為政府合法性的一個來源。政府可以適當地控制和運用民族主義情緒，這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事件中得到印證。當時的民族主義熱情以及引發的示威遊行顯然是在政府的默許之下才可能。政府當然也意識到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存在潛在的危險。一旦達到了利用民族主義情緒通過民間的手段對抗美國，就馬上對民族主義採取緩和和控制的措施。在「印尼排華」事件中，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得到了遏制，沒有形成示威遊行。

　　(三)經濟全球化對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影響。90年代，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深，緊密的經濟聯繫必然出現愈來愈多的直接利益衝突。「而西方也已經由過去現代化初級階段上的一個遙遠的模仿對象，變成一個現實的競爭者。在此種情況之下，利益的衝突，特別是貿易的摩擦，在越來越頻繁地發生著。當人們滿懷期望進入世界市場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市場遠不如原來想像的那樣理想，發現這當中還有一個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存在。進入『關貿總協定『的苛刻條件，中美之間貿易上的摩擦，無疑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了陰影。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情緒的滋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⑤。」並且，處於弱勢的國家經濟也必然受到發達國家的一定衝擊。面對這種嚴重的經濟不平衡和利益衝突，或者勇於融入全球性的規則當中，適應、接受並改變規則，在全球化經濟中合理利用資源，不斷發展；或者認為目前的體系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認為是帝國主義的變相侵略，內心產生厭惡，並欲加以拒絕。後一種態度明顯帶有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生蘊含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之中。中國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就帶有這種特徵，他們將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看做是政治衝突。這樣，民族主義者就會將經濟全球化中日益增加的利益衝突視為帝國主義的霸權和政治挑釁，而沒有把這種經濟衝突看成是經濟活動中的常態。

二、以王小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主張

　　作為民族主義者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小東與網路上的青年民族主義者聯繫密切，成為網路民族主義者和青年激進民族主義者等在知識界的代言人，同時也是他們心中的勇士和惟其馬首是瞻的領袖。以王小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成為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話語。王小東的民族主義主張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一文中得到較為集中而清楚地體現。下面對其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主要觀點以及存在的缺陷進行簡單分析。

　　1．生存空間理論

　　「生存空間理論」在現在著實沒有多少信奉者了。這不僅是因為它曾經被納粹使用過，而是這種極端理論註定要導致類似納粹這樣的極端的思想和人類進步的災難。但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卻在此似乎尋找到了別人沒有發現或不願揭開的真理。王小東認為不承認「生存空間」理論就是學者的愚蠢或者虛偽。他說：「我們這個星球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⑥他以捨我其誰的精神和勇氣敢於衝破「政治正確性」以贏得民族主義者的叫好聲。當然自然資源在國家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過分誇大則走向荒謬，資源還沒有重要到「中國的許多困難來自生存空間。必須捅破『生存空間『這層窗戶紙」，⑦還沒有重要到，把自然資源歸結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任何一個人，只要到中國內地那些自然稟賦極差而人口卻極為稠密的地區去看過一眼就會明白，生活在那裡的人基本上是絕望的：恰恰是因為他們被賦予的自然資源太少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商業競爭中獲勝」。⑧這樣的結論只見一點不及其餘，與理與實不符。「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衡量，生存空間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就與其生存空間成正比，得不到統計上的支持。無論是按人均國土面積或人均資源儲量來比較，都不能得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就是生存空間條件好的國家」。⑨將地理位置或生存空間視為國家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完全無視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教育、人力資源等等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如果不是非理性的夢囈，那麼就有轉移矛盾之嫌了。

　　然而，生存空間理論確實是以王小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理論的基石，它決定了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國家之間註定了要爭奪有限的空間，註定了國家間是你死我活的爭奪關係，國家間的規則就如自然界的生態法則，誰的力量強大，誰就能夠生存，這就是民族主義者主張的「強權即公理」。

　　2．「強權即公理」

　　民族主義者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們在口口聲聲反美，其實他們在骨子裡最崇拜美國，崇拜美國的強權。他們反對美國的強權，實際上是自己要行使強權。民族主義者相信「強權即公理仍是這個世界的基本法則」⑩，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他們的理論基礎，但是不徹底，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指向種間競爭，也指向種內競爭，弱肉強食的對象不僅是國家和種族，也是階級和個人。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卻只能接受半截子社會達爾文主義，否則，他們必須接受階級國家而不是全民國家的觀念，必須強調階級利益、個人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但是這樣一來，鼓吹國家至上、國家神聖的國家主義便失去了道義上的合法性，也必須否定中國學界近二十年來在國家學說上的進步。事實上，王小東也完全否定了人類進步的觀念」。11

　　民族主義者看不到世界上各國家，包括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依據規則行動，並在各國參與下不斷使現實的規則變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這一趨勢，看不到這些國際規則對於國家權力的制約，看不到國際關係的處理也逐漸由強權手段走向和平權利要求。拿自然資源的獲得來說，正如王小東所說，以前戰爭是獲得資源的主要手段，但現在自然資源的獲得手段主要不是戰爭，而是貿易。這種轉向說明人類在這方面是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戰爭走向和平。雖然強大的國家，如美國，有時會違反規則，但這不是常態，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國際的規則和制度對美國具有強大的制約。否則，沒有任何規則和道義，美國以戰爭的方式征服更多國家，輕易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空間並非不可想像。所以，「文明從來都是弱者的保護神，國家秩序使一些原本會淘汰的弱勢人口的遺傳基因延續了下來，國際秩序進而使一些弱小國家的種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得以保存，現在日益得勢的生態主義更把保護範圍擴展到了整個生物圈的物種多樣性」。⑿如果美國不遵守規則，我們可以譴責美國的行為，但絕對不能夠否定規則本身。而民族主義者恰恰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由反對規則破壞者滑向反對規則本身，以野蠻的規則代替文明的規則，走向了弱者破壞規則的可怕道路。

　　3．新的極權世界

　　王小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確立「新的極權主義」統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統治集團對內民主、自由，對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奴役。⒀他以慷慨激昂的話語，把世界的秩序由冷戰時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轉換成為西方和非西方的對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他以自由主義的理論為依據，認為當今國際秩序中出現了美國的霸權，而「在這樣一個霸權面前，我們還有什麼自由可言」更提出「蘇聯的垮台是這個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喪失自由的日子」。⒁在這裡需要追問的是：到底是誰的自由？是公民或個人的政治自由還是國家外交的迴旋餘地？這樣的追問使得王小東的真實涵義顯露出來。王小東完全是站在國家立場之上的，個人的自由與其考慮無關。只有在國家本位的邏輯上才能夠理解民族主義的言說。但是從個人自由或者公民自由角度來看，蘇聯的垮台與美國的霸權與我們自由的關係不大，更談不上蘇聯垮台後，我們的自由減少了。即使蘇聯還在的時候，中國照樣發生文革（王小東似乎不願提這回事），個人自由根本沒有任何保障。而蘇聯倒台，美國出現霸權，中國人的自由卻不斷在改善，自由空間在增大。這裡的問題是，不要隨意模糊自由的概念。王小東也許會反駁說：當沒有了主權，哪裡還有什麼個人自由？但話說回來，即使有了主權或族權，也經常沒有人權和自由。如果民族國家不保障個人的自由，那還要國家幹什麼？說到底，國家的主權需要得到人民的認同，而這種身份的認同必須落實在公民權之上。

　　在描繪了全世界通往奴役的畫面之後，王小東開始了偉大的預言和給出先知般的指引，人類逃出新極權主義的惟一途徑，就是要擁有「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俠客精神，這乃是未來人類的惟一拯救。⒂恐怖的畫面配上偉大的預言，民族主義在王小東手裡變成了一種擁有神性的宗教，而尚武就是這種宗教的內在精神。

　　4．尚武精神

　　認定資源和空間決定民族生存，而這種資源的獲得只能夠通過「強權」，那麼建立強大軍隊，發動戰爭當然就成為一種順理成章的選擇了。極端的民族主義就走向軍國主義的歸宿。但這樣說無疑太招人指責，王小東不會這麼做。他改頭換面地說，中國要走出面臨的生存危機和民族危機，需要的是「尚武精神」，「富國不能少了強兵」，並認為：「從人類歷史看，能過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⒃說到底，王小東認為，只有具有尚武精神，戰爭才能夠獲勝，才能夠攫取更多的資源和生存空間，因此才能過上「好日子」。

　　誠然在近代歷史上，戰爭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資源，但歷史在不斷進步，不能夠因為過去的野蠻而繼續野蠻，歷史促進反省，而不是狂熱。中國沒有實力，也不應當以戰爭把曾經自己受過的屈辱加諸於其他國家，以獲取所謂的生存空間。因此，從道義和結果上講，戰爭不應當成為當前國際行為所訴求的手段，歷史上的戰爭給交戰各方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是人類的災難，包括戰勝國在內。王小東也承認：「我講生存空間問題是客觀地分析中國所面臨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困難，並沒有主張我們現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擴展生存空間。」⒄問題是，在認定生存空間對民族生存的決定性影響，而無視國際規則的情況下，武力爭奪空間就成為了遲早的問題。而不用武力，那所謂的「生存空間」又如何獲得？所以說，建立強大軍隊，保障國家和民族利益，單從這樣的現象來說是正當而無可指責的，關鍵是結論建立在什麼邏輯之上。

　　單從邏輯上來說，王小東的論證也有問題。首先，「過上『好日子『」並不僅僅依靠戰爭，或者說主要不依靠戰爭。他把這樣的兩者的關係又簡化了。眾所周知，西方的發展是自身內部發展的結果，包括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制，經濟上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思想方面的啟蒙運動等等因素，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把這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思想等因素略去不提，僅把戰爭作為惟一的因素，對應於生存空間的極端強調，是極端偏頗極端片面的邏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歷史事實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其次，尚武精神也不能夠導致戰爭的勝利。其所犯錯誤與上面一模一樣，就是遮蔽了戰爭勝利的主要原因。王小東雖然看到了目前中國存在的道德危機，也就是其所謂的「精神矮化」，但他一方面沒有去追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另一方面卻開出了「尚武」的藥方。但人們「精神矮化」並不是因為「尚武精神」的缺乏所致。豈不是抓錯了葯？

　　王小東的片面和極端終於構成了弱不禁風的因果鏈條。在「強權即是公理」的野蠻社會，只有提倡「尚武精神」，加強戰備，才能夠獲得生存空間，謀求到民族的發展和存續，打破新的極權主義統治。這裡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存在諸多問題，在王小東那裡貌似無可反駁的宏論也就片片瓦解了。

三、民族主義的缺陷及其消極影響

　　王小東對於民族主義的表述是最為系統和完整的，其他很多民族主義者和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則更為情緒化和非理性化。從王小東等人的民族主義言說中，可以看出中國當前民族主義的一些問題和缺陷，這些問題是有可能成為使民族主義走向歧路的因素。

　　中國民族主義所帶有的特徵和由此帶來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發生原因、背景、實質內涵上與西方迥然不同。西方英美法等國家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內資產階級革命的背景下，通過反抗封建專制來獲得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等公民權，從而完成了對自身民族和國家的認同而形成並逐漸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也同時是一種民族的建構和認同革命，民族主義就寓於民主革命之中。自由、平等、博愛是英美等國民族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民族主義在國內對於公民個人身份和權利的認同和保障，構成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內容，也同時界定了「我們」與「他們」、「我」與「非我」之不同。而這種界定則是民族主義形成的關鍵，沒有「他者」的存在就沒有民族主義。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產生的。在經受西方列強以艦炮為象徵的軍事侵略和以商品傾銷為手段的經濟侵略後，中國人才逐漸感覺到「他者」的存在，並開始由千年的文化認同轉變為現代的民族認同。由此產生的民族主義就帶有不同西方民族主義的獨特特徵。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西方的侵略，但又不得不處於向西方學習的尷尬境地，「西方具有了敵人和老師的雙重身份」⒅。這使得中國民族主義陷入了既要現代化又要反對西方，既要融入主流文明又要反對西方文明的困境之中，若要在兩者之間巧妙協調，又是何其困難，經常的結果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使得後者壓過前者。質樸而強烈的愛國感情不能夠合理引導和控制，它就不但會反對西方，反對西方的一切，而且還會把向西方學習當成崇洋媚外而加以批評。反對西方最終導致了盲目狹隘的排外。

　　90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個典型的特徵就是具有情緒化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壓力而出現的。西方的各種壓力來自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侵略，然而大多數民族主義者經過記憶的重構將這些轉換為資本主義精心的政治陰謀，因此沒有擺脫傳統的情緒化反應這一模式。這一模式可能很激烈，但也不會很持久。如果他們認為壓力減弱，反西方的情緒也會漸趨平緩。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只是暫時的、盲目的、非理性的。這一特徵是一直纏繞著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揮之不去。以王小東等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試圖在理論上建構民族主義，擺脫單純地由民眾情緒來主導民族主義，使其不斷地走向成熟，走向一種理性的、持久的、理論化的民族主義。王小東以西方的生存空間理論、社會進化論等重新構造民族主義，並帶有很強的種族主義傾向。從理論上來說，這樣的改變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對外方面不同於傳統的民族主義，它更帶有擴張性而不是封閉性，更帶有侵略性而不單單是防衛性。這點新的變化值得注意。但這樣的變化不足以擺脫情緒化的缺點，恰恰因為其理論的極端性而產生的非理性衝動加劇了情緒化。

　　這種情緒化也表現在民族主義的言說之中。王小東們希望痛快淋漓，在國家外交方面，要加強軍備，反抗霸權，要敢於戰鬥，除強扶弱。這樣的情緒也表現在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說中，他們蔑視糾纏於細節和邏輯的學者，認為是迂腐和「胡攪蠻纏」的表現。他們的文章希望痛快淋漓，氣勢磅礴，不拘邏輯，而以震撼力來感染讀者。這樣的情感宣洩極易走向口號似的吶喊，甚至是非理性的狂妄與自負。王小東曾在文章中這樣評價現代中西方思想家，他說：「在現代，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西方並沒有出什麼像樣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學領域，西方確實還在湧現一些偉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裡自私地談論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偽善地裝裝『博愛『、麻痹麻痹處於邊緣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雖然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迄今為止表現得比西方的知識分子更思想貧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紀人類偉大的思想家多半將出在中國。」⒆

　　中國民族主義的另外一個致命缺陷在於其內容空洞化，僅僅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許紀霖語）。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特徵使得其從根本上無法提供關於國家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問題解決辦法。它過分強調國家本位，以國家作為一個不加劃分的利益主體，而構成國家的最基本單位——個人卻沒有得到考慮。民族主義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只是在民族關係或者在民族國家關係方面表現出一種情緒、姿態和策略，但在國家內部如何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在經濟方面的持久動力，經濟中的單位不是國家、民族，而是個人。缺乏對個人的關注、尊重和激勵，空談民族，無法獲得這種經濟發展動力。同樣，過分強調民族國家的權力，忽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也與現代政治發展趨勢相背。但不可否認，民族主義會增強民族凝聚力，在很多方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而其本身並沒有提供發展經濟或政治的具體方案。

　　從上看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由情緒支配的貌似強大的空殼，內在建設性的不足在於它沒有從現代的文化的種族的認同發展到民族國家的認同，沒有從本能的愛國主義發展到理性的愛國主義⒇。而中國民族主義者甚至以文化的種族的認同忽視以至取代民族國家的認同，過分強調本能愛國主義的高尚，以貶斥理性的愛國主義的功利化。而這種轉變必須通過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以民主的方式來保障國內的個人公民權利，使其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及其價值體系和目標。民族主義的這一弱點已被一些學者洞悉，許紀霖一針見血地指出：「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徒有激情洋溢的愛國情緒，而始終缺乏穩定的、持恆的、為共同體的人們所基本認同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而這些迫切需要建構和認同的實質性內容，恰恰又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所最匱乏的。」21 在論及90年代的國族認同時，徐賁也透露出其過分依賴於文化的、歷史的、種族的認同，他說：「由於缺乏價值內容和正面國族參照群體，90年代的國族認同越來越依賴民族初發因素的維繫，依賴自然或歷史的象徵(長江、黃河、長城、炎黃等等)，形成了90年代的民族主義脫離公民社會建設的趨勢。這種民族主義所激勵的情感愛國主義和民主公民社會的憲法愛國主義是不同的。其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缺乏後者所具有的民主價值內容，前者的國族認同需要極度地以疆域界定（『我『與『非我『）來彌補其內容限定的不足。」22 中國民族主義以盲目而熱情的自我認同來對抗其他民族國家，結果卻是自身的迷失和空虛。並且它批評和排斥自由主義，斷絕與自由主義的理論聯繫，通過批評自由主義獲得自身的學術自性，這決定了它在國內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對自由主義指手畫腳，致使對於內政建設無法提出建設性方案。這造成它的理論的主要關注點囿於中國國際關係的領域。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也認識到自身的這種弱點，因此也試圖表達他們對於國內政策的看法23。然而，他們難以擺脫情緒化的國家本位，沒有認識到民族國家認同的現代內涵，對自由主義建設性意見的嚴厲批評，都導致他們的所謂構想只能夠變成為另一種空洞的口號。

　　從理論上來說，民族主義的思維邏輯經常是集體主義的。它的重心不在個人，而在於民族與國家。中國民族主義尤其如此。它認為：現代的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單位是民族國家；由於生存空間是既定的，所以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是弱肉強食，完全是競爭的，相互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因此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有限的，在根本的國家利益和資源等方面則是完全競爭的；只有喚醒人們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主義情緒，通過民族國家的作用來實現民族利益。在這種邏輯之下，個人完全沒有得到必要的關注，中國的民族主義把個人都看做無差別的個體，沒有看到或不願正視個人在利益和權利享有方面的巨大差別，沒有看到不同個人在對待國家制度時產生的不同態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認同危機。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把著眼點落實在個人。

　　民族主義要求任何個人都要忠誠於民族和國家，強調國家利益。民族國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實現手段，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完全是正當的和高尚的。民族主義只看到了個人利益寓於民族國家之中，很少看到民族利益是由個人利益構成的。完全忽視個人利益，只能虛構出一個民族的整體利益。

　　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張及其存在的內在缺陷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然而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這種思想從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情緒化口號轉變成國家的對外政策基礎。這種擔心並不是不必要的，原髮型的本能的民族主義熱情會輕易點燃人們心中壓抑已久的激情，在內外壓力下很容易爆發出來，包括中國高層領導也完全可能陷入民族主義情緒中。這樣的結果是可能會造成民族主義者所意想不到的危害。從國際層面來看，中國必須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應該看到中美的關係是互動的博弈關係，而不是靜止的。在這種博弈過程中，由於中美政治文化的差異，經常會出現信息和理解的溝通不暢，甚至出現相互的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抬頭，對美採取強硬態度，美國就會採取相應遏制態度，最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中國受傷更嚴重。這不是危言聳聽，蕭功秦在其文章中詳細分析了這樣的一個互動的過程及其可能的結果。24另外，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進入政策層面，那麼不僅僅對周邊的國家產生威懾，更會增加他們的不安全感，促使他們產生不信任感，從而加強軍備，導致東亞地區性的軍備競賽。實際上，世界除中東外，中國周邊地區是最大的軍火市場。

　　這裡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種可能的情形下，中國民族主義政策造成了四面樹敵，群強環視的危險國際環境，但是這卻又被民族主義者視為他們的預言得到了準確的驗證。孰不知，民族主義者的預言並不僅僅是一個結果，這種看法和實踐本身就是參與、影響乃至塑造歷史，是歷史發展的構成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極端的民族主義政策才是導致惡果的罪魁禍首。

　　在國內層面，民族主義面臨如何處理融入主流文明的問題，即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關係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國內學者多有論述。一般都認為以反西方為特徵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會走向排外鎖國的道路。閉關鎖國成為弱者反抗強者的一種方法。然而，90年代的民族主義經過改造，帶有擴張性的特點。這一點是其他學者所沒有注意到的。這也使得它在對待現代化的態度上與傳統民族主義有一定的區別，而結果卻極有可能一致。傳統的民族主義是主動地閉關鎖國；當前的民族主義可能會因為其擴張性特點以及中國實力的逐漸強大給其他國家帶來的不安全感而導致被孤立、敵視和遏制，被排除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而被迫走向封閉。另外民族主義雖然也在表面上承認國內人權的重要性，然而其關注焦點是關乎國家利益的外交領域。這使得其盲目認同既定政治制度，忽視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建設與保障，於制度改革上沒有建設性意見而顯得過於保守。這些是對當前民族主義所可能產生消極後果的最壞估計。

四、民族主義發展的三條路徑

　　民族主義本質上是通過對自己民族的認知而產生的強烈的認同感情。因而，它本身並沒有多少完整的主張和系統的理論。因此，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或意識形態，它必然要與其他政治理論相結合，形成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社會理論，並以其作為整個民族的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另外它也可能以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行為體現出來。在英美等國家，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形成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是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而在二戰前的德、意，民族主義也成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成分。而在反抗外在壓力的國家中，民族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存在天然的聯繫。在我國近代歷史上，民族主義也曾與文化保守主義、國家主義、三民主義等各種政治學說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在近現代領導的革命以及後來的建設也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成分，雖然共產黨的正統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重要的衝突）。因此，民族主義並不必然與任何一種學說不能共存，相反，它存在與任何一種學說結合的可能，包括自由主義。

　　就中國的民族主義而言，其現實和未來發展可能產生三種方向。

　　第一種發展路徑：主要是以王小東的民族主義言路為代表，他試圖將中國民族主義理論化。在其理論主張中，他主要藉助於生存空間理論、社會進化論等西方的理論資源，包括尚武精神也是在西方得到充分體現的，其中並沒有多少來源於中國本身的資源。這反應出王小東的尷尬：一方面由於自然的感情，對中國文化整體上持堅定的肯定態度，然而卻發現對其無可利用。此外，王小東關於國家內政方面的主張也試圖建立在西方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這是其與自由主義惟一的相同之處。這樣就顯現出這種民族主義的總體理論框架和理論野心：它試圖在國內實行民主主義，而在國家關係中，立足於以文化和種族認同而形成的國家利益，實行擴張性的強權武力政策。這實際上卻成為民族主義的一個內在理論困境。民主主義無法與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擴張性理論完美融合，即使能夠融合，產生的民主主義也絕對不是自由的民主主義，而是畸變的極端的民主主義。

　　這種民族主義在經過這樣的理論建構之後，依舊帶有強烈的情緒化、國家本位特徵，並加上對於民族認同的錯誤理解、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等原因，造成其對於國家內在方面則缺乏明確而有力的主張，呈現出建設不足的弊端，而僅僅成為國際關係領域虛妄的口號。這些可以說是民族主義的自身學術建設路徑所註定了的。

　　第二種發展路徑：民族主義批評和排斥自由主義，而試圖從中國內在資源方面著手，認為中國的文化和文明要高於西方的文化，從而與新左派或各種文化主義相結合。中國內在資源以建國為界主要分為兩部分，即中國古代的文明與制度和建國以來的毛式社會主義遺產。這樣，民族主義就可能將目光移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上，與文化主義相結合，形成文化民族主義，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中國的文化主義者也經常是民族主義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經濟學者盛洪是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25。另一種可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上，與新左派產生共鳴。民族主義者房寧就帶有這一特徵26。這兩種發展途徑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向中國內部來尋找理論的資源和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這表明其至少是持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與西方的相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中國的未來發展有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道路。另外，他們也都認識到傳統的文化和制度與現時代存在明顯的隔閡，因此「創新」也成為他們共同的工作。

　　第三種發展路徑：即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融合的道路。這種融合存在相當大的困難，這是因為上文提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生原因和背景與西方原髮型的民族主義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一直存在著錯位現象。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本國家、本民族，批評西方文化和制度，就極易從反對西方的價值理念，到反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拒絕和批評自由主義；這樣，自由主義又反過來批評民族主義的閉關保守，盲目排外等缺點。這導致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從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緊張，這種張力貫穿於中國的現代化努力過程中，始終沒能夠化解。

　　理性的民族主義者應當認識到，雖然中國當前的民族主義以批評自由主義而確立自身的存在，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並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相反它們是相互補充的。兩者之間在理論上有溝通的可能。在當前的條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經過不斷地發展，在理論上逐漸清晰和成熟，在態度上相當溫和、寬容。而民族主義中一些理論也有可能與自由主義有共同的目標。如王小東在對國內建設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這些都為兩者的融合準備了一定的基礎。這方面的工作卻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重視。秦暉是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尋找契合點的少有學者。27他對盛洪的文章進行一定批評，並就其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來分析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各種理論關係，試圖對兩者的融合作一整體性思考。這一努力非常值得重視，因為它指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合理髮展方向。但這個工作還遠遠不夠，需要更多學者的關注和努力。

　　應當說，以上民族主義的三種發展途徑都是現實的，也可能是未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向，但關鍵是哪一種發展對中國社會更有益、更合理。從這樣角度看來，第三種路徑顯然是更合理的選擇。建構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就需要重新審視和重新建構當前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而如何彌合個人與國家，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人權與主權、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衝突和矛盾，成為兩者溝通的關鍵。

五、認真對待民族主義

　　在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是否選擇，而是如何適應和參與的問題。這確實對當下民族主義構成了一個考驗。在反思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之後，從總體上看出，它還沒有真正建構成為一種合理的，能夠凝聚民族精神，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力量。相反，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它是中國國民對於外來壓力的一種民族情緒化反應；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它試圖為這種國民的情緒化行動提供合法性基礎，顯現出強烈的情緒化和空洞性缺點，缺乏建設性。並且，它還帶有武力崇拜的擴張性特徵。這些都可能將中國的未來發展引向不可知的危險歧途。

　　因此，必須要認真對待當下的民族主義，將其導向和平的、開放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尚武的、封閉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樣的轉變需要重新思考，對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做出檢討。第一，在理論基礎方面，民族主義必須祛除生存空間理論，極端的社會進化論等因素，以積極的開放心態建構和平的民族主義；第二，在國際領域，民族主義要以和平的方式參與國際活動，在尊重國際規則的情況下，謀求國家利益。當前國家之間的活動主要是圍繞國家利益進行的合理競爭，雖然存在著衝突和資源的爭奪，但更多的是相互的合作互利。國際規則也許並不夠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還不夠公平，但解決的途徑只有通過積極的國際事務的參與，努力加以改變。這也是世界發展的方向，由強力走向規則，由野蠻走向文明。第三，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落實到國內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建設，保障公民權利，這樣才能完成重要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第四，中國的民族主義應更積極地吸收自由主義中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尋找相互融合之路。

　　無可迴避的是，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未來的影響將持續長久。如果能夠走向良性的發展道路，對於中國的未來將是積極的促進力量，而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發展方向則令人不能不感到絲絲隱憂。從目前來看，它雖然顯示出一定的力量，但還不足以主導民眾的情緒，不足以進入政策層面。而從長遠看來，在各種變動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民族主義的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

　　 注釋：

　　①參見許紀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背後》，《另一種啟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212頁。

　　②民族主義謀求獨立話語權力和情感抒發在1995年以民意調查的形式出現，可以把當時由房寧、王小東等主持的《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看世界」的調查視為民族主義公共表達和進入知識界的前期準備。參見《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編者的話」。

　　③王小東：《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第3頁。

　　④關於文化民族主義在90年代的復興及其民族主義情緒的詳細論述，請參見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50—156頁。但徐迅在當時只注意到了民族主義訴諸傳統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主義，而沒有注意到民族主義在後來的多元發展趨勢及強烈地獨立性訴求。

　　⑤黎鳴：《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http://mem-ber.netease.com/~luwei/txt/liping2.htm。

　　⑥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0頁。

　　⑦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1頁。

　　⑧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1頁。

　　⑨何家棟：《中國問題語境下的主義之爭——就「中國民族主義」與王小東商榷》，《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第101—111頁。這篇文章針對王小東的文章進行了不厭其詳地反駁。

　　⑩王小東：《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第21頁。

　　 11陳大白：《民族主義的中國道路——評王小東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說》，《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3期，第102頁。

　　12何家棟：《中國問題語境下的主義之爭——就「中國民族主義」與王小東商榷》，《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第108頁。

　　13參見王小東：《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第376頁。

　　14王小東：《自由主義與霸權》，《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第59頁。

　　15參見王小東：《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第375頁。

　　16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4頁。

　　17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5頁。

　　18許紀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背後》，《另一種啟蒙》，第221頁。

　　19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第73頁。

　　20關於本能的愛國主義與理性的愛國主義可參考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論述。

　　21許紀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背後》，《另一種啟蒙》，第222頁。

　　22徐賁：《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爭論和國族認同》，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2001年5月9日

　　23民族主義者關於內政方面的意見可以從1995年8月11日《中國青年報》上署名觀復的《面對「聖徒的營地」》一文中看出。王小東在「民族主義和中國未來」中重新大段引用這篇文章的內容來表明其對於國內政治的訴求。然而這些訴求並無實質性內容和操作性手段，從而凸現了其口號式的呼喊。

　　24請參見蕭功秦的文章《科索沃危機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1 期。

　　25關於盛洪的觀點可以參考其文章，如《什麼是文明》（《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經濟學怎樣挑戰歷史》（《東方》1996年第1期）等。

　　26房寧的這一傾向主要體現在其《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見士柏網站）中。

　　27參見秦暉的文章，《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契合點在哪裡？》，《天平集》，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51—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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