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參政論者》：生於不滿年代

文 / 一把青

如果僅僅從情節的角度看，《婦女參政論者》無非是一部中規中矩的歷史傳記片。

二十世紀初的英國，霧蒙蒙的連綿寒冬，洗衣廠女工面對著工資剝削、家庭暴力、性侵犯等不公平待遇，她們一度默默忍受，沒有人敢想像去爭取平等。直至艾米琳·潘克斯特（梅麗爾·斯特里普飾）成立以揭露性別歧視、呼籲女性選舉權為目標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像是星星之火，為女工們不見天日的生活點燃了希望。為了呼喚社會關注，她們採取激進的抗議方式，因為違反當時法規，導致成員們反覆進出牢獄，又不斷絕食抗議，犧牲工作、家庭與性命，無怨無悔。

電影的另一重賣點，是它的全女性班底。從來自政治世家的新銳導演莎拉·加芙隆，到《時時刻刻》、《鐵娘子》的編劇，具有鮮明女性觸角的艾比·摩根的加盟，再到梅麗爾·斯特里普、海倫娜·卡特和凱瑞·穆里根三位功底紮實的女演員的聯袂飆戲。戲裡戲外，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成為《婦女參政論者》最吸引人的特色，以女性抗爭之路為關注焦點的商業電影，本來就鳳毛麟角，百餘分鐘的內容，更用冷靜的視角、平淡的敘述提醒著觀眾席上的當代人，如今在我們看來理所當然的種種女性權利，其實背後都交織著血淚，它的來之不易，是許許多多生於不滿年代的奮鬥者們，交付了一生所爭取來的事情。

去英雄化：不空談要行動

「女權分子」這重身份，在彼時彼刻的英國，還是一個貶義詞。

凱瑞·穆里根所飾演的女工莫德，原本只是平平凡凡的人妻與人母。一次機緣巧合，她臨時頂替工廠的女同事，在法庭上為要求同工同酬作證供，毫無準備的她，斷斷續續地發言，簡單而木訥地，講述自己的真實經歷：自小做童工、工作遠量高於男性而報酬不及、受疾病困擾而職業生涯短暫，「我從來沒有投票權，所以從未想過他們的意義，我只是想要讓生活有所不同」，她說 ，儘管審判席上清一色的男性們短暫地露出了臣服的神情，政府最終還是出爾反爾，以無明確證據為由拒絕修改法例 ——在滿懷希望地等待宣判卻得到了失望的答案之後，在被警察推搡驅逐之後，莫德擠在人群中，高喊著「騙子」，這是她第一次認識到，身份角色無法由自己主宰，不僅要受男權的操控，更要忍受體制的謊言。直至後來，丈夫因她淪為「女權分子」而在鄰居們厭惡的眼光中將她驅出家門，讓另一對夫妻收養他們的兒子，甚至在她苦苦哀求「讓我看一眼我的兒子」的時候冷漠地駁斥「法律規定他是我的」，莫德的女權靈魂漸漸覺醒，法律不眷顧她，她也就不再逆來順受，「不是想當犯法者，而是要當立法者」。

導演在處理莫德的故事的時候，沒有刻意強調她作為「女權分子」天生的使命感。作為萬千女工中的普通一員，她沒有潘克斯特夫人那樣高瞻遠矚的覺悟，也沒受過良好的教育，只是將自己的主體性寄身於家庭，勤奮工作、照顧兒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可是當這一切一點點失去，慘淡的現實當前，她終於學會反抗，想像如果能有個女兒，要讓她走出自己的宿命，遂從好奇觀望的一員，蛻變成了戰士的模樣。同理，在電影結尾的女權分子艾米麗，為了讓世界關注女性投票權理想，而沖向國王馬蹄下的一幕，也處理的節制而簡練，幾乎是讓人猝不及防的，沒有煽情，也沒有特別塑造成慷慨就義的英雄模樣，她們幾乎是被時代裹挾著的。當同伴中有人被丈夫鎖在家中，有人因懷孕不得不退出行動，退無可退，便唯有前進，別無選擇。

梅麗爾·斯特里普駕馭起大女人來本身就駕輕就熟，所以雖然她飾演的潘克斯特夫人，僅僅是發表了一段驚鴻一瞥的演講，其煽動性與說服力，也足以讓莫德和她的同伴們，眼底皆泛起光彩。既然和平爭取無效，還讓她們遭到譏笑、毆打、忽視，在潘克斯夫人的鼓勵下，她們去打破窗戶、去謀划行動。儘管更多的時候，這位女權運動的核心人物，僅僅是作為牆上的一幀照片，或是人手相傳的一本《夢想》存在，但其背後強大的精神力量，成為女性之間的相互扶持的支柱，所謂「呼群保義」，「寧做反抗者，也不做奴隸」、「如果我們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這樣就要被囚禁，那需打破的應該是政府的官邸，而非女人的身體」，擲地有聲的一句句，當意識形態上的疾呼發出之後，在來自上層階級的領袖不在場的情況下，相互扶持，自己的命運自己救，莫德和她的同伴們所面對的焦灼與苦難，則顯得更為真實而沉重。

不強調英雄性，而強調異質性。女權運動萌芽初期，寥寥數人沒有同類。在被趕出家門時，投來異樣眼光的是女性；在被關入牢獄時，強行駕著她們的身體以暴力灌入食物的是女性；在莫德攻擊了洗衣廠老闆後，面面相覷不發一言的也是女性。這些「盛世中的大多數」們本無惡意，卻不知不覺地成為了男權宰制的幫凶，她們的存在，襯托的女權分子們愈發孤獨。因為孤獨，所以勇敢，即時為了微薄的可能性，也要上下而求索去爭取，因為在千家萬戶中，女性人口是人類的一半，誰也不能阻擋她們的腳步。

男性凝視：父權的窺視者

冷靜地平鋪直敘，是《婦女參政論者》的整體基調。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質樸而真誠，不浮誇不堆砌，另一方面，倘若觀眾稍稍熟悉第一波女權主義思潮，這就是一部看到開頭就能預言結局的作品。

沒有高潮迭起的矛盾衝突，沒有令人難忘的視覺畫面，有取也有舍，選擇相對邊緣的莫德的故事作為切入點，而放棄對運動領袖潘克斯特或是捨身取義者艾米麗的更多描摹，在避免受到歷史正確性挑戰的同時，又難免有些難以切中要害。就算是在末尾剪接了一段艾米麗去世後，千人走上街頭參加葬禮的真實紀錄片片段，也始終顯得寡淡，未能加以利用，製造更發人深思的結局，這感覺，就像是截取了社會運動的吉光片羽，將其放大，尚未來得及回味，就又回到黑白的歷史長河中去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反覆將鏡頭對準了女權分子的對立面：負責緝捕她們的一位男警探。這位警探對莫德似乎有種憐憫，他警告她們「一旦有人受傷或死亡, 爭取權利訴求的革命就會變調」，在她丟了洗衣廠職位的時候，他企圖給她提供其他的工作。更多的時候，他眼神複雜地在現場徘徊，帶著一種曖昧的凝視。

依照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的觀點，在影像里，女性所擔任角色的功能，多為男性觀眾的性慾對象，在性別差異的文化定義上，或溫馴或挑逗的女體，讓男性從她們的出現中獲得窺淫的樂趣，進而生產快感。在此意義上，身體和慾望已經被改寫成男性的消費和娛樂，成為男人的特權。警探的曖昧凝視，就如同視覺關係上攝影機的延伸，他眼中的莫德是被動而孱弱的，他對她們的同情，其實是俯瞰，也帶著強烈的父權制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所以莫德在回絕他的信中這樣說：我不比你尊貴，也不比你低賤，你我都是步兵，只是目標不同，但我是為了自己的目標站在亂世之中，你看到我們女人被欺負，卻默不作聲……

女權之聲：未完的戰役

在最後的字幕中，我們看到各國女性取得投票權的時間表。1918年，英國30歲以上的女性擁有投票權，1925年，英國母親擁有子女的撫養權，1949年，中國和印度女性擁有投票權，而直至2015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才終於擁有投票權。

權利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相對於電影的大陸譯名「婦女參政論者」，似乎港台的翻譯「女權之聲」更能得其神髓。參政只是形式，回歸社會政治層面，只是女性被壓抑的聲音得到釋放的渠道之一。舉目四望，從百年前到現在，如何打破緘默，走出被代言、被物化的困局，進而建立女性主體性，創造出自我的歷史。從無到有，這是一場未完的女性戰役，需要一代代人的前赴後繼，道阻且長，生於不滿年代，這在社會對女權主義討論的愈發熱烈的今天，更是別具一重深刻的含義。

騰訊娛樂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