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中國不能承受之重(轉載自《世界知識》第6期

貧富分化:中國不能承受之重作者：江涌 要堅決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防止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淪為暴力群體。 　　 　　既患寡又患不均,雖患貧更患不安。改革開放令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力大增,但同時也由一個嚴重平均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嚴重貧富分化的國家。中國在國際形象日益亮麗、「利益攸關者」各取所需而滿意度日益增加之際,「蕭牆之內」潛藏的社會矛盾和治理危機愈發突出,成為國家的根本之憂。 　　 　　全球化令世界更加崎嶇 　　 　　貧民窟,在諸多發展中國家已成為現代都市的膿瘡。為「成功主辦」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與2016年奧運會,巴西第二大城市裡約熱內盧計劃興建長達11公里的混凝土隔離牆,遮掩都市膿瘡,凸顯如畫風景。如果說著名的柏林牆隔離的是意識形態、以巴之間的隔離牆隔離的是恐懼,那麼里約熱內盧的隔離牆隔離的就是貧困。 　　其實,當今世界,貧富差距導致物理與心理的隔離比比皆是。發達國家通過嚴厲的簽證制度來隔離發展中國家,隔離貧困。全球化,其實就是世界市場一體化,不僅使世界範圍內富國與窮國差距日益拉大,而且也使發達國家內部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拉大,從而令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問題日益突出。很顯然,世界不是變平了,而是更加崎嶇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實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願景。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還有更為眾多的人相對窮了起來,如此形成了「富裕一極」與「貧困一極」的「兩極分化」。權威人士披露,中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由官方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不過,民間與國外的統計數據則更為驚人。比如,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 　　中國在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創造「富裕一極」的同時,也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創造「貧困一極」。據說依照國際標準,凡是房貸按揭數額超過月收入1/3的人即可被稱作「房奴」。而很多國人根本拿不出首付,連成為「房奴」的資格都沒有。在房價呼嘯升騰的歲月,眾多昔日無比驕傲的工薪階層,也淪落為「白領族」——今天領了工資,交了月供或房租水電,買了油米泡麵,摸摸口袋,感慨一聲:「這個月工資又白領了!」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3年為0.458,超過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2005年逼近0.47。「理性人士」可以懷疑或不理會這些冰冷的數字,但是無法閉目塞聽中國日益激化的矛盾,群體性事件、惡性暴力事件迅速上升。除了「房奴」外,還有一批接一批的「卡奴」(被銀行濫發信用卡而虜獲的消費者)、 「孩奴」(被教育產業化所「要挾」的學生家長),等等。社會低下階層「上流化」機制愈發淤塞不暢,重點名牌高校來自低下階層的生源所佔比例越來越低,低下階層「出人頭地」的機會缺乏,貧窮固化,更加危險的是中產階層也出現「下流化」趨勢。 　　 　　「庫茲涅茨曲線」的虛幻 　　 　　1955年3月,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認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如此表現為一條先向上彎曲後向下彎曲的「倒U」曲線,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中國眾多的自由經濟學者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初始惡化,然後通過「涓滴效應」等途徑而不斷改善,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收入分配如此,生態環境亦然。和諧社會的發展之路不是線性的,而是遵從一個「倒U」路徑,即「曲線和諧論」。他們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論斷狗尾續貂,稱「先富」帶「後富」可以被看成是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通俗說法。 　　但是,就邏輯而言,「倒U」曲線是不周延的,歸納方法得出的結論在驗證上總是存在問題;實踐更表明,在一些發達國家曾經出現的「倒U」趨勢,在眾多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並不存在。例如,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不平等非但沒有惡化,反而都有改善;而拉美諸多國家,在經濟實現中等發達後,收入不平等非但沒有出現預期的穩定,反而繼續惡化。1970年前後,拉美國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佔40%,經過30多年的發展,到2003年人均GDP達到3800美元——大約是70年代初期的四倍,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上升到44.4%,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區」,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增長的財富主要被極少數上層社會佔有,最終落入增長而不發展、經濟遲滯、社會動蕩、政局頻繁更迭的「拉美化」陷阱,被社會學家描述為「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 　　著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的美國政治學教授愛德華茲?弗里德曼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社會財富分配極不公平的國家之一,貧富差距之大達到拉美髮展中國家——如巴西的水平」。中國的貧富分化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拉大,20世紀90年代之後一直在不斷擴大,迄今沒有絲毫放緩的跡象。貧富差距太大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發展不能承受之重,以至於新華社的報道直接以《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為標題。 　　 　　社會經濟走上畸形發展之路 　　 　　中國的貧富分化且不斷擴大,是過分追求效率的市場化結果。當今世界,中國市場化的廣度與深度大概沒有幾國能出其右。不僅是經濟領域,眾多社會領域——如教育、醫療、衛生等,甚至國防軍工也在不斷推進市場化。不可思議的是,連政治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市場化——權錢交易盛行。 　　綁架政府。貧富分化使資本力量膨脹,富人們依照行業、地區等組織起來,形成日益強大的利益集團,對國家決策乃至立法產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影響。權力與資本交媾,商人與官員聯姻,政府諸多經濟政策制定被利益集團所左右,使決策傾向富人;即便是照顧弱勢群體、窮人的政策,也會被不斷侵蝕。如此,使社會出現「貧者恆貧,富者恆富」的趨勢,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化和制度化,吳敬璉先生為此大聲疾呼:警惕「權貴資本主義」。 　　在利益集團的鼓動下,百年大計的教育被當作經濟政策來使用。古今中外,任何社會,教育都是需要政府和社會大量投入的社會事業。但在當今中國,教育則成為一個暴利領域,成為一些人爭相謀取財富的產業。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而後演化為國際金融海嘯。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的房地產業由於強力調控而陷入低迷,全行業內有1/3瀕臨倒閉。然而,利益集團利用國際金融海嘯,向相關政府及部門大力遊說,促使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重拳出擊」數萬億資金。國際金融海嘯,歐美經濟飄搖,中國只是患上感冒,但卻拚命吃猛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導致房屋價格飆升,地產商與投機商起死回生,利益集團強化勾結,掀起了更大的資產掠奪狂潮。 　　畸形消費。越是富裕的人,其一般消費傾向會越低,因此貧富分化不利於以擴大內需來調整經濟結構。富人在一般消費傾向降低的同時,對奢侈品消費會顯著增加。長期以來,日本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大國,日本富人的奢侈消費使該國通過「工作動物」而辛苦賺取的財富,輕易轉手給法國,一個LV皮包的利潤遠高於一輛豐田汽車的利潤。近年來,中國奢侈品消費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截至2009年12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4億美元,全球佔有率27.5%,超美趕日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世界奢侈品協會預言五年後,中國奢侈品市場將達到全球之冠。奢侈消費敗壞社會風氣,消耗國家財富,對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新富陳貴一擲千金,比闊鬥富,弱勢一族終日勞苦忙碌,仍有三餐不繼,付出超強的勞動,收穫低廉的薪水,而成就一個又一個億萬富翁,自己卻始終難以擺脫貧困惡魔。2009年12月美國《時代》雜誌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時代》評價稱,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並帶領全球走向經濟復甦,功勞首歸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時代》是另類註腳,給予中國的是褒獎,更是諷刺。 　　資源錯配。根據官方2008年度統計,中國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是證券業(17.2萬元)、其他金融業(8.8萬元)與航空運輸業(7.6萬元),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3.0倍與2.6倍;平均工資最低的三個行業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製品業(1.6萬元)、紡織業(1.6萬元)與農副食品加工業(1.8萬元),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3.6%、55.5%與60.1%。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為11∶1。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統計,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佔154名;前40名巨富中,房地產商佔19名;前10名超級富豪中,房地產商佔5名。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中國財富的主要集中地。 　　經濟專家都清楚,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更多的是分配而不能直接創造財富,中國的資本與房地產市場業已成為金融資本掠奪產業資本、大資本掠奪小投資者的賭博場與屠宰場。金融利益集團在利益驅使下,一方面不斷強化內部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增強對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影響力,不斷推動有利於集團利益的經濟與金融政策,使社會資源日益集中到金融領域。如此,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實體經濟被棄之如弊履,虛擬經濟因資本充斥而快速膨脹,股市房地產市場泡沫泛濫。長此以往,會嚴重侵蝕國家經濟基礎,使經濟結構虛實倒掛,頭重腳輕,最終出現危機,剛剛稍息的美國金融危機已經給了最好的佐證。 　　 　　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 　　 　　德國經濟歷史學家弗蘭克說:「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既發展先進與財富,也發展貧窮與落後。而發展貧窮落後比不發展更壞。」日本《選擇》月刊2009年6月號刊登一篇題為《中國能否堅持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認為,「市場主義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會主義進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會福利、保護弱勢群體等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被統統拋到腦後」。「中國已經成為了可以與美國比肩的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兩極分化,富人不斷強化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提高財富分配份額,不僅在擠壓貧窮大多數的空間,而且也在擠壓中產階層的空間。近年來,各級政府陸續出台了一些「提低、擴中、調高」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實踐中,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範化以及偷稅逃稅,使中產群體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如此強化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在中國,工薪階層稅收佔個稅總額65%左右;在美國,佔全部納稅人10%的高收入群體繳納的個稅占聯邦個稅總額超過70%。更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的主要是中產群體,但是在股市上大資本與境外資本聯手、房市上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勾結,從而使中產群體的資產不斷縮水,中產階層的數量難以穩定與成長。 　　有專家認為,中產群體佔到一個國家人口60%以上,即「橄欖型社會」,社會才可能穩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國的窮人有10億,中等的人有2.5億,高收入者大約6000萬」。而在10億窮人中,「國企改制」一下子「改」出6000萬失業工人;城鎮化與工業化「圈地運動」一下子「圈」出5000餘萬「三無農民」。若以一家三口計算,至少有三個多億「弱勢群體」。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而形成了「洋蔥型」或「金字塔型」,這是中國社會穩定缺失一個最重要的結構因素。 　　由於資本與權力交媾,一些政策向富人傾斜,當前中國的貧富矛盾不斷轉化為官民矛盾,兩種矛盾又互相交織,互為深化。中產群體嚴重缺失,社會分裂加速。如此,使執政黨的依靠力量不斷流失,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越來越狹窄。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曾經嚴正告誡黨和政府:「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算是走了邪路了。」 　　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經濟根源。現代犯罪社會學分析:一個社會只是貧窮或者只是富裕均不產生犯罪,但一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就會產生大量犯罪。犯罪率是反映社會變遷各種社會問題的「晴雨表」。近年來,中國的群體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極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對於幼兒園、小學發生的多起慘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坦承,中國社會存在深層次的矛盾,且日趨尖銳化。在2010年3月5日做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溫家寶總理特彆強調要「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要堅決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防止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淪為暴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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