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東坡嶺南競風流

東坡嶺南竟風流

——嶺南系列散文之一 唐開宏

宋哲宗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蘇軾被朝廷以「譏謗前朝」的罪名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嶺南惠州安置。此次貶謫只是蘇軾動蕩生涯中又一段漫長的異鄉之旅；但對於當時被視為遠離教化的「蠻荒」、「瘴癘」之地的嶺南，一次「彗星撞地球」式的文化衝擊由此開始。

對蘇軾而言，那是一段日月倒懸的光陰。一場「烏台詩案」被扣上「以詩忤上」駭人罪名將他投入開封大牢。大概是神宗皇帝不大相信御吏們所構陷的罪實，蘇軾終於獲釋。走出牢門的第一天，他就揮筆寫詩：「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宣瀉心頭的那股鳥氣。

王安石熙寧變法失利，「一肚皮不合時宜忠言讜論」的蘇東坡更是道出文人那正直的天性和不願為外物左右的心靈，決定了自身既不能見容於舊黨，又不能取得新黨的諒解，而遭到新舊兩黨的夾擊，於是蘇軾被降職貶往黃州。

在黃州赤壁江畔，蘇軾思三國悠悠往事，遙想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自己滿腹經綸，胸中有的是治國平天下的筆墨，面對萬里長江洶湧波濤，頓覺人之渺小，爭一時之長短的荒謬和虛空，不禁置疑螻蟻一樣的人生價值和意義。此時的蘇軾文如泉涌，即刻揮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他清醒了：哀吾生之須臾倒不如托遺響於悲風，攝取山間之錦繡，聆聽江水之歌唱。他不再懷憂失志，不再耿耿於懷。

1085年，蘇軾從黃州復出，返回開封在朝廷任職，沒過多久，受到排擠，處境艱難。於是他自動請求調離京城，跳出是非之地，策馬往杭州任太守去了。

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詩、一幅畫，在這裡，他用自己的靈性去擁抱和體驗生活中的詩情畫意。這是一種人生的大放達，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坦誠對話的大自在。人在詩中，詩在胸中，西子湖風姿綽約的情韻流淌在蘇東坡的筆端：「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也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別出心裁地把西湖化做傳說中的美人西施，於是，西湖又多了一個「西子湖」的雅號。

蘇東坡遊覽西湖時拍著自己的肚皮問左右的侍兒：「你們說這裡面裝的是什麼？」逮著拍馬的機會，隨從趕緊回答說是滿腹經綸，只有歌伎朝雲一語中的，她說：「學士一肚皮的不合時宜。」這句話道盡了蘇軾正直不阿的性格，也撓到了癢處，有這樣的紅粉知己在旁，想不快樂都難。真是：一句話，一輩子。

紹聖元年閏四月，哲宗親政，新黨再度上台，蘇東坡遭到彈劾，以「凡作文字，譏斥先朝」等罪名，降官知英州。在赴英州途中，又被「罪大罰輕」為由，從三品大員貶為從八品的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個正直而書生氣的文人被同僚小人踹了一腳，落荒而走，那麼就順其自然，遠走高飛到南邊去吧。「響徹銅琶，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鶴南飛。」

當時的嶺南，在一般中原人的眼裡，窮山惡水，是流放之地，多少貶官謫宦、遷客騷人在此傷心斷腸！蘇軾貶官嶺南，將自身傷痛閑置一邊，以執著於人生的堅定和奔放的才情、沉靜的思變、逆風飛揚，寫下了一篇篇精深華妙的辭章。蘇軾創作的詩文，有的表現了他對民間疾苦，民眾艱難的關心和同情，如：「雨順風調百穀生，民不饑寒為上瑞」，給勞苦大眾以深情的注目和虔誠的祝福。有的則表現了隨遇而安的曠達，如：「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洋溢著對志向操守的堅持和寵辱不驚的人格魅力。

夏天來臨，聲聲蟬鳴告訴人們，荔枝樹已掛滿了成熟的果實。蘇軾在惠州，第一次嘗到了新鮮的嶺南佳果——荔枝，他對荔枝果實甜美，肉質清香，味道醇濃極為讚賞，興緻勃勃地作了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詩，把荔枝的滋味比作「似聞江鰩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把荔枝的顏色比作「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

蘇軾想到前朝皇帝李隆基為了寵幸楊貴妃，派人兼程飛馬送荔枝到長安，勞民傷財。有感於「果品」成了如此這般「貢品」，蘇軾作了一首《荔枝嘆》，其中寫道：「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這些充滿愛的關懷文字以及對權貴腐朽勢力進行譴責的厭惡之筆，在天地之間划出了亮麗的嶺南弧光，照亮我們沉淪的心靈。

嶺南淳厚的民風、樸直的鄉情就像時雨一樣滋潤著蘇軾天涯飄萍的孤寂心靈，這裡有詩為證：「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東坡先生流連風景，體察風物，對嶺南產生了深深的熱愛之情，連在嶺南地區極為平常的荔枝都愛得那樣執著。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二句最為膾灸人口，解詩者多以為東坡先生在此讚美嶺南風物，從而抒發對嶺南的留戀之情，其實這是東坡先生滿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讚歌。

貶謫嶺南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激發了他旺盛的創作活力。他說，且喜天地間，一席也吾廬。驚濤海上，有一避風港灣；風雨人生，有一溫馨家園；茅蓬雖小，足避風雨，他在心裡已經十分滿足了。

惠州羅浮山是蘇軾最喜歡的地方，在這裡，煙雨青翠流蕩，山水相映生輝。他遍游惠州，屐痕所至，光彩頓生。凡有詩句出處，皆成一景。他用錦繡文字點亮了惠州的精魂。所謂：「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那唱「大江東去」的蘇東坡，曾吟「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比之「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不留糾纏的酸膩，只有清醒的涼意、自覺的苦悶，沉凈如秋水長天。曠達人生的感傷也是明亮的，然縱有高才雅量，也難免悟透現實而又不合時宜的悲涼，只有朝雲能解，只有知己落淚。

東坡晚年遭貶嶺南那段時間裡，始終隨侍其左右的便是朝雲，成為蘇軾的生命支柱。1095年，追隨他二十三年的紅顏知己朝雲在惠州病逝。朝雲生前學佛，誦《金剛經》偈詞：「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故名「六如」，朝雲的遺骨就葬在西湖。墓旁築「六如亭」以紀念她，亭柱上鐫有一副楹聯：「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東坡將「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哀思留在西湖六如亭。朝雲去後，孤單的東坡學士為她寫下了「千古第一梅詞」《西江月·梅》——「素麵常嫌粉宛，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惠州西湖因蘇東坡而與杭州西湖齊名，惠州的人文歷史，也因蘇東坡的這段奇緣平添了一份凄愴的獨特氣質。

在嶺南，蘇軾前後一共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詩，東坡自我評價「不甚愧淵明」。世人讚歎這批詩作「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疲之氣」。蘇東坡在嶺南期間的文字已趨成熟「是一種無需聲張的厚實，一種洗刷浮華的淡泊，其實也是一種人格學問的高度」——學問人生一旦與塵世的精神曲折結連在一起，根基就紮下了。

流放是一種悲涼，一種滄桑，更是對人的堅韌和奮進的考驗；而達觀是一種勇氣，一種智慧，一種力量，它是生命的另一種鮮活的姿態。管他「江海寄餘生」也好，「乘風歸去」也好，有什麼還能比世人的一個親切而溫暖的會心一笑更能概括一個人的一生。歷史在文化的巨浪中緩緩前行，永無止休，而這巨浪中的那個信手揮灑，旁若無人的弄潮兒，正是蘇東坡。

1101年，適逢新皇趙佶登位，蘇軾結束了在嶺南和海南島七年的流放生活，北返途中病逝常州。逝世前手書了一道偈子：「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原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宦海奔波四十載，多少煙雲奔心頭，蘇軾彌留榻間，他的生命本體呈現了炳炳朗朗的亮度、峭然不群的清醒。

我從萬世師表孔夫子當年落魄流浪之苦境想到屈原的江邊行吟；從韓愈的「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想到屢遭貶謫的王昌齡；從李白的「萬言不值一杯水」想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從前後被貶二十多年的辛棄疾想到「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從「胡未滅，鬢先秋」的陸遊想到白居易的「江洲司馬青衫濕」……我不禁暗自驚惶：是否靈感只能賜予潦倒窘迫的文人？

唐代以後無好詩，宋代以後無好詞。文人好的詩章，多投胎落魄於邊緣社會文人的胸腹之中。為什麼？因為他們從社會中心移位到了社會邊緣，精神才更加清醒，眼睛則更加清澈。談到閱讀經千錘，歷百鍊，有金石聲的蘇東坡的詩詞文章，當代文學家王蒙說：「做一個中國人，不懂蘇東坡，不體會蘇東坡的精神世界，那是太遺憾了。真是白做一回華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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