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蔣介石陰影里的蔣經國

作者：穆憶陽時間：2013-10-10 11:18:09分類：默認分類標籤：蔣氏出版蔣介石閱讀器很久以來，大陸出版蔣氏父子的著作，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尷尬的境遇，只是作為一種反面的教材使用，而不是從歷史的態度看待他們的功與過。最為典型的說法，1957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曾經建議出版蔣介石文集，劉少奇稱是為了多一點歷史客觀性，毛澤東的出發點則有不同。他在一次講話中說：「許多人都恨蔣介石，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王八蛋，所以我們必須出版他的著作集。」《蔣介石全集》出版時，原定一千部，結果毛主...

很久以來，大陸出版蔣氏父子的著作，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尷尬的境遇，只是作為一種反面的教材使用，而不是從歷史的態度看待他們的功與過。最為典型的說法，1957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曾經建議出版蔣介石文集，劉少奇稱是為了多一點歷史客觀性，毛澤東的出發點則有不同。他在一次講話中說：「許多人都恨蔣介石，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王八蛋，所以我們必須出版他的著作集。」《蔣介石全集》出版時，原定一千部，結果毛主席做了批示，就一句話，一千部太少，印它一萬部。這當然是歷史的陳跡，打上了那個特殊年代的意識形態烙印。現如今出版蔣氏父子和有關國民黨的著作，早已打開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性，開始從歷史與學術的角度看待蔣氏父子的著作。但憑心而論，寫得最好的著作還是源自海外，國內學者涉獵此類話題，雖然原則上不會有學術研究的禁區，但是具體到某些歷史細節，下筆之時，自然會慎之又慎，含糊其辭。關於政治人物的傳記，就算是海外學者撰寫，但是在大陸出版時，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刪節，年初剛剛出版的簡體版本的傅高義的《鄧小平傳》是如此，2010年出版的哈佛大學教授陶涵的《蔣經國傳》亦是如此。此中真意自不待言，歷史研究想要打破主流政治史學觀念的窠臼，首先要擺脫的是意識形態束縛，其次要擺脫的是思維習慣的禁錮。大陸史學界在政治人物的研究中，根本無法打破這兩種陳舊觀念的束縛，自然也無法形成一家之言。從這個角度看剛剛《蔣經國畫傳》就心領神會了。如果不能打破就有觀念的窠臼，那就「帶著鐐銬跳舞」，在劃定的研究禁區之內，利用有限的資料完成一部乏善可陳的傳記。所謂「畫傳」的意義一目了然，那就相當於說，本書不是政治人物的評傳，不從歷史角度對政治人物進行點評，不對其歷史功過進行評價，只是想以「圖片+文字」的方式，對蔣經國完成一個歷史人物的歸納處理。換句話說，如果這本畫傳保持基本的史實正確，這就足夠了，算是完成了本書的一大功能。這也是為何本書的兩位作者師永剛和方旭著名了「編著」——這倒是說了句實話，無法臧否人物，只能以史實編寫成書。再說這兩位本來也不是專業的歷史學者，我們無法要求他們從歷史的角度或者從政治的角度完成一項不可能的書寫任務。《蔣經國畫傳》唯一涉及到點評部分的就是開篇的「蔣經國詞條」：「蔣經國能夠名垂史冊，除了因為父貴子榮的歷史家傳，更重要的是他對蔣介石的背叛，對他的信仰的背叛，以及他涉及的身後台灣的未來。」憑心而論，如果不是晚年對台灣民主化道路的轉型作出的自上而下的開放，蔣經國只不過是一個籠罩在蔣介石的威名之下的「官二代」統治者。俗話說，老子打江山，兒子守江山。蔣介石沒有打下江山，最終敗走台灣，偏安一隅，在島國建立自己的威權統治，他絕對想不到他去世幾十年後，他的兒子蔣經國會主動推進台灣的民主化轉型道路，開放黨禁與報禁，與大陸進行積極的對話溝通，尋求兩岸統一的渠道，將自己的王朝拱手讓人。哈佛大學教授陶涵在他關於蔣經國的著作中提到，蔣經國和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來的歷史，他們不是以舊式的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是以現代人和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國家。但是，蔣經國的不同在於，「台灣的安定和進步，需要落實民主政治，亦即勢必要台灣化，可是台灣化對統一的原則卻有潛在的威脅性。因此他相信海峽兩岸放寬、加深交流，然後帶動大陸中國社會的自由化，乃是敦促台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原則相容的唯一途徑。因此，蔣經國的一切目標，均以自由、開放的政治體系作為關鍵的中心。」蔣經國的這種良好祈願，迄今為止，只能勉強說完成了一半，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算是成功轉型，從半威權的政治體制變為民主制，但是他想的太簡單了。想以台灣的民主化促進大陸的民主化，頗顯天真。這不免令人想起馬克思在論述中世紀在印度發生的情況時經典說法：「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靶人和莫卧兒人，不久就被當地居民同化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至少從香港的情況來看，民主制度相對於威權體制時，並不具有文明上的優勢。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也並不代表民主制度的先天優越性，哪種制度被同化，並不是歷史的必然。對於蔣經國是否是台灣民主的製造者這一說法，近些年有很多新的爭議。比如台灣的文化評論家張鐵志在《蔣經國是台灣民主的推手？》分析說：「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統治者永遠會保持政治權力。面對社會要求的改革的呼聲。他會考慮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何者較為巨大。」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台灣正處在這樣的一種重大壓力之下，威權體制出現了裂縫，黨外的民主運動逐漸成形，以組織化的方式參與選舉，創辦雜誌，再加上美國對台灣政局的施壓，它在國際上逐漸喪失了自我統治的合法性，台灣本體化的政治訴求，民間公民意識的覺醒等等，這一切都逼迫著當政者作出選擇。所以他總結說：「台灣的民主化並非來自蔣經國的良善，說他是由上而下地『開啟』或『帶領』台灣民主化，都是不準確的」。換句話說，就算當年處在統治者位置的不是蔣經國，面對世界格局的變動，民主化浪潮的衝擊，內部壓力的釋放，威權統治共識的崩塌，公民意識的增強等等，都會接受這樣一種民主化的結果。但是作出這樣的歷史分析，對當時的蔣經國稍嫌不公，所謂時勢造英雄，時勢使然的情形之下，我們無法對這樣的「時勢」進行預測，自然也無法了解作為個體的蔣經國承受了怎麼樣的壓力。在《蔣經國畫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歷史細節，20世紀80年代中期，病危中的蔣經國已經很清楚，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台灣內部民間勢力的擴張，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刻已經遠去，如果不儘快改革，爭取民心，不但台灣將形勢大亂，島內的衝突激化的後果可能是淪為落後地區，族群之間的仇恨更容易擴大化，因此，「他決定在有生之年，以威權的方式拆除威權統治的這條引線，讓台灣朝多黨民主而不是流血衝突的方向走」。但是，民主並非就是萬丹靈藥，台灣政壇在新世紀的眾多變動也彰顯出了更深的問題。民主化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嗎？民主並不是一個既成事實，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如果妄想實現了民主就想實現大同，這樣的民主遲早會倒退到人類的荒野之中。民主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失敗意味著一種實踐倫理：如果民主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不能給民眾帶來合理和高效的服務，不能解決腐敗與貧困，不能使我們變得強大和自信，這樣的民主可能會被遺棄。在一個後蔣經國時代，如何讓民主成為一種有效而合法的制度，需要更多的努力與時間。思郁2013-9-14書《蔣經國畫傳》，師永剛、方旭編著，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價：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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