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研究】中亞國家的權力交接形式及其評估

楊恕，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所長。

文章來源：《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7年。

內容提要：卡里莫夫逝世後，烏茲別克的政權交接非常平穩。至此，除蘇聯解體之初塔吉克發生的內戰之外，中亞地區已出現三種權力交接形式。第一種，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於2005年及2010年發生的兩次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具有暴力性和鮮明的部族主義色彩；第二種，吉爾吉斯斯坦兩次革命後的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具有非暴力性、合法性高、商業化運作及公民參與度高等特徵，目前較為穩定，但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第三種，烏茲別克和土庫曼出現的領導人病逝後，其權力由指定的接班人繼承，過程平穩。這三種模式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各國政治制度的特性，以及各國領導人對「恩威並施」策略的運用。此外，根據哈薩克與塔吉克的現狀，哈未來可能出現類似於土、烏兩國的權力交接方式，而塔未來可能出現第四種權力交接形式，即家族式權力交接。

關鍵詞：中亞地區 權力交接形式 政治制度特性 「恩威並施」策略

2016年9月2日，執政長達25年的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逝世。隨後，烏於同年12月4日舉行總統大選，時任政府總理的米爾濟約耶夫在選舉中以88.61%的得票率當選，標誌著烏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至此，中亞各國（塔吉克內戰除外）已出現三種權力交接形式，即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以及領導人主導下的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分別對上述三種權力交接形式進行簡要介紹，並著重分析各個形式的特徵與出現的原因；其次，對三種形式進行簡要評估；最後，對中亞地區未來可能出現的第四種權力交接形式進行簡單分析。

一、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

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反對派抗議當政者在選舉中舞弊，「鬱金香革命」爆發，其結果為南方派的巴基耶夫政權取代了北方派的阿卡耶夫政權；2010年4月，吉國內再次發生抗議活動，結果為北方派的阿坦巴耶夫政權取代了南方派的巴基耶夫政權。吉國內的兩次權力交接方式均為街頭暴力革命，將其稱為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這種方式僅在吉發生過。

這種權力交接形式具有以下兩個主要特徵。首先，它具有鮮明的暴力性。兩次政變均以抗議示威活動為開端，其中，2005年的政變僅造成少量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而2010年的政權更迭卻造成近千人的死亡，比什凱克商業中心遭到洗劫。對比兩次政變，其暴力程度在提高，從「鬱金香革命」時的抗議活動發展到2010年政變時的佔領電視台、乃至攻擊地方政府大樓及總統府。其次，部族主義色彩鮮明。如前所述，兩次政權更迭的結果為南方與北方政權的互換，即南方部族與北方部族的權力鬥爭，實質上是「因部族鬥爭而引發的國家權力再分配的結果。」[1]

為何吉的兩次權力交接均為街頭式革命而非較為平穩的形式？這一問題的回答，需回顧兩次政變發生的原因，並找出其中共同的因素。通過對相關成果的整理可以發現，國內外學界關於兩次政變發生的原因的分析大致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1）經濟或民生問題；（2）部族主義或南北問題的影響；（3）自身政治制度與本國政治文化傳統不符，存在較大缺陷；（4）外部勢力，尤其是美國等域外大國的影響；（5）當權者的問題，如腐敗、任人唯親等。[2]從本質上看，2010年動蕩是2005年「鬱金香革命」的延續，[3]兩次政變則被認為是獨立以來吉選擇的西式民主政體和俄式威權政體失敗的體現。[4]

事實上，在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執政時期，吉爾吉斯斯坦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或威權主義制度，而是一種混合型政體（hybrid regime）。這種混合型政體是民主制度與威權政體的結合，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制度，也被稱之為競爭性權威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政權。軟權威主義政體之所以受到「顏色革命」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1）缺少單一、高度制度化的政黨；（2）缺少強力有效的強制性安全機制；（3）對經濟資源的控制較弱；（4）易受到外部聯繫（linkage）——外部大國的干預、跨國社會運動的傳播與擴散等——的影響。[5]由於中亞國家均或多或少地面臨外部聯繫的影響，故這裡著重討論吉在前三個方面特徵上的表現。[6]首先，吉政黨建設存在明顯問題。吉國內有數十個政黨，但不存在具有主導地位的政黨。除吉外的其他四個中亞國家都是支持總統的政黨在議會中佔據主導地位，從而使得總統和議會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7]而由於吉並沒有佔主導地位的政黨，因此，反對派反對當局的情況時有發生，進而導致政局動蕩乃至發生政權更迭。其次，吉缺少強力有效的安全力量，以震懾反對派和維護局勢的穩定，這在中亞國家很重要。事實上，吉是中亞軍事力量最弱小的國家之一。如2005年，吉的軍事力量僅為10000人，基礎設施也很差，卻要保護近600萬公民的安全，並維持全國的安全與穩定。[8]弱小的安全力量顯然無法有效維持國內穩定，這也是反對勢力能夠迅速推翻當局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後，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很差，改革少有進展。從經濟增長數據來看，吉兩次「革命」前的GDP增長率表現並不是特別糟糕，如2004年的GDP增長率為7.027%，200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886%；[9]然而，由於吉財富分配的失衡，經濟增長率並不必然帶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實上，自吉獨立以來，其處於貧困線及以下的民眾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始終在30%以上。[10]至於為何「顏色革命」出現在2005年和2010年，則受到偶然因素、內部發展動力、外部干預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誠如社會運動研究者產生的疑問，為何不滿無處不在，但抗議並不是無時不有，故要理解「顏色革命」出現的準確時間，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本文不予展開。無論如何，民眾對國家政權的積怨始終是影響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能否有效避免積怨轉化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吉的國家能力。事實證明，吉在這方面的表現甚至差於其他中亞國家。

此外，吉當權者自身的權力運作不佳是兩次革命爆發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總體而言，無論是阿卡耶夫執政時期還是巴基耶夫執政時期，當權者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鞏固自身的執政地位，而不是現代國家建設。這就導致吉成為「軟權威主義」或「競爭性權威主義」失敗的例證。成功的軟威權主義制度要具備以下五個具體條件：（1）當權者需有一批核心支持者；（2）能夠通過物質賄賂或敲詐等手段動員核心支持者之外的人；（3）擁有鎮壓反對勢力的強制力；（4）能夠有效管控信息流通；（5）阻止反對勢力獲得群眾支持。[11]而就吉的情況來看，其軟威權主義制度是失敗的。當然，阿卡耶夫政權與巴基耶夫政權也有一定的區別。如在任人唯親方面，巴基耶夫更加肆無忌憚，以致相對於阿卡耶夫疏遠的政治精英更多；在民主問題上，儘管後期的阿卡耶夫具有越來越多的集權傾向，但總體而言，阿卡耶夫比巴基耶夫要相對開明，對反對勢力的態度也較為溫和；在外交政策上，阿卡耶夫在執行多邊平衡外交方面比較穩健，與俄羅斯的關係並未因吉發展與西方的關係而明顯惡化，而巴基耶夫的草率甚至貪婪，直接導致了俄羅斯對其產生了明顯不滿，這對巴基耶夫政權被推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儘管這裡討論的是兩次「顏色革命」的相似性，但阿卡耶夫政權與巴基耶夫政權之間的差異也是需要關注的。

吉當權者自身的問題主要在於未能成功運用「恩威並施」策略。一方面，阿卡耶夫與巴基耶夫沒有對國家進行有效控制，如薄弱的安全力量不能維持國家的穩定，不能對信息流通進行有效管控。另一方面，阿卡耶夫與巴基耶夫當權時也沒有給予自身的支持者、民眾乃至反對派足夠的好處。兩人上台後都致力於鞏固自己的權利，腐敗、家族勢力膨脹等十分嚴重，執政前的精英大多被邊緣化，民眾生活水平低下，也未與反對勢力達成妥協。在此情況下，反對派和公眾聯合起來以暴力推翻政權成為有效的手段。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反對派精英的目的是奪取政權，而民眾的目的則是改變政權。選舉危機的出現及精英的分裂給政權更迭提供了機會，[12]民眾的不滿和怨恨則在反對勢力的誘導下成為推翻政權的一股強大力量。

二、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

2010年4月政變發生後，隨著巴基耶夫政權的垮台及臨時政府的成立，吉爾吉斯斯坦臨時政府於同年6月27日通過了新的憲法，宣布改總統製為議會制，隨之國家權力平穩地從「人民革命」（這是吉國內對4月事件最流行的稱謂）建立的臨時政府移交給民選政府。與以往被視為「威權體系與極權統治的裝飾品」[13]的舊議會不同，議會制政體的確立被認為是吉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大轉折，頗受國內與外界的好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與兩次暴力的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相比，2010年政變後，吉採用了議會選舉進行權力交接，過程平穩，結果也較好。本文將吉的這種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視為中亞地區的第二種權力交接形式。

與第一種形式相比，這種形式具有一些新的特徵。首先，權力交接沒有發生暴力。在議會制政體實施的幾年中，吉各政黨和民眾逐漸放棄了以街頭革命改變政權的目標，如2015年議會選舉的順利完成。在這次選舉中，社會民主黨擊敗共和國故鄉黨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而主張回歸總統集權的威權主義政體的共同黨並未與社會民主黨發生明顯衝突。同時，議會選舉前共同黨與故鄉黨間的衝突也被中央選舉委員會順利平息。自議會制政體確立至今，吉權力交接過程中儘管存在一些波動，但並未發生暴力的街頭革命。其次，權力交接的合法性增強。如前所述，2005年與2010年發生的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在合法性上是有問題的，而通過議會選舉的方式進行權力交接，則將無視國家法律規定的部族政治鬥爭轉化為在國家法律框架內的政黨競爭。儘管部族與地域因素在吉政治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影響，但它在選舉中的影響已然開始下降，這使權力交接方式的合法性增強。

再次，權力交接過程的商業化。在吉的議會選舉中出現了提高競選資金門檻和購買選票的現象，金錢政治的風氣逐漸盛行。如通過對2010年政黨選舉名單的觀察可以發現，「大多數政黨都是基於『金錢、選票或二者兼有』來決定其選舉名單的。」[14]而2015年參與議會選舉的政黨所需繳納的競選費用則是2010年的十倍。多個政黨因為經費不足而不得不退出競選，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選舉的公正性。此外，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還出現了購買選票的現象，投票者的每張選票價值500-3000索姆不等。同時，一些政黨中商人與政府官員（包括前政府官員）比重較大，使得權力運作中的商業化氣息越發濃重。最後，權力交接中存在頑固的精英主義，政黨個人化傾向明顯。自2010年議會制確立起，在選舉中，與候選人依靠自身魅力及個人政策主張獲得合法性的理想狀態相去甚遠，政黨選舉開始出現個人化的現象。[15]在吉國內，以血親關係和地域為基礎的地方精英擁有著世襲體系下的權力，通過控制地區公共資源，分配物質利益以換取民眾的支持。部分地方精英紛紛以個人名義自建政黨，這種現象在2011-2012年開始普遍出現，地方精英強迫候選人退出選舉的現象也同樣存在。吉議會選舉式的權力交接頗有精英操縱的色彩。

吉採取議會選舉形式進行權力交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兩次暴力革命的教訓。2005年與2010年的政變所造成的新政權都沒有對國家實行有效治理，民眾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有效的權力機構，而兩次革命已在民眾中造成了對暴力的廣泛的厭倦情緒，他們更願意用政黨、議會民主的方式來爭取權利，這已成為社會共識。奧通巴耶娃在「鬱金香革命」發生後就曾表示，「我們沒有給予政黨發展以足夠的重視。我們迫切需要政黨發展，革命的警鐘正促使我們去完成這項任務。」[16]在此背景下，儘管以政黨政治為主要特徵的議會制可能存在諸多不足，但無疑是一種不壞的選擇。

第二，國內外民主因素的參與。在國內，獨立之初便欲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1990年的總統選舉中，就出現了其他候選人挑戰第一總書記（阿卡耶夫）的情況。阿卡耶夫當選總統後，曾致力于吉的民主建設，具體體現在演講自由、出版自由、公民社會團體的出現及經濟自由化進程等方面。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丹尼爾·塔魯洛（Daniel Tarullo）稱吉是「新興獨立國家中最具民主頭腦的國家之一。」吉更是被稱作中亞的「民主島」。[17]阿卡耶夫對吉民主化建設所做出的貢獻多予肯定，如有學者認為，「阿卡耶夫的領導在決定吉最初的自由和政治改革的道路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8]就國外因素而言，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鼓動的民主化進程。「鬱金香革命」普遍被認為是美國在吉擴大其民主陣營的結果，更有學者將此次革命視為一次民主突破。[19]此外，西方主導的非政府組織及公民社會團體等也成為吉民主化的國外因素的組成部分。事實上，正是上述因素的存在成為了吉議會制確立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的存在，議會制也不會在吉出現。

第三，部族政治對新形勢的適應。獨立以來，部族之間圍繞國家政權進行鬥爭的現象屢見不鮮，2005年與2010年的兩次革命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兩次「革命」後，南方部族與北方部族在國家政權的爭奪中互有勝負，雙方都認識到傳統部族政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如國家認同缺失所引發的社會分裂、裙帶關係與腐敗盛行等，這些因素不僅不利於自身政權的穩定，也為民眾所厭惡，而向議會制框架內的政黨政治轉型則具有諸多益處：第一，議會制並不改變部族政治以血親關係和地域劃分為基礎的本質，同時能夠賦予部族政治以合法性，並限制部族間衝突的升級；第二，它能夠被國內民眾及外界尤其是西方所認可，有利於國家的穩定；第三，為各種政治勢力的妥協留下了空間，避免利益分歧迅速演變為政治暴力。這樣，議會選舉式的權力交接成為新形勢下各種政治力量、包括部族勢力可以接受的一種平衡權力和利益的方式。

三、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

2006年12月21日，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突然逝世，由於尼亞佐夫事前並未公布繼承者，當時國外普遍擔心土國內可能發生大規模動亂。2016年9月2日，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也在沒有公布繼任者的情況下病逝，此後認為烏國內可能發生動蕩的看法也普遍存在。然而，兩國都順利完成了權力交接。事實表明，構建一個穩定而沒有受到強有力挑戰的領導精英集團是權力平衡交接的核心。這一過程的結果本身是公開的、合法的，而過程本身實質上是利用權力逐漸弱化甚至排斥了反對派，造成了無競爭權力交接的局面。

由於土、烏出現的情況十分相近，因此，本文將兩國的權力交接視為中亞地區的第三種權力交接形式。

這種權力交接形式明顯的特徵是平穩。土、烏兩國的政治精英通過內部妥協，成功避免了國內由於權力真空可能出現的動蕩，平穩地完成了權力交接。土總統尼亞佐夫逝世後，土國內政治精英做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首先，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授權下，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代行總統職權。隨後議會於2006年12月26日召開特別會議，修改選舉法以賦予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參加總統選舉的資格，並確定在2007年2月11日進行總統大選。最後，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在大選中獲勝並於2月14日正式就任總統。烏總統卡里莫夫病逝後，烏國內政治精英同樣迅速做出了妥協。首先，議會在2016年9月8日任命總理米爾濟約耶夫為代總統。隨即按照憲法的規定，烏於2016年12月4日舉行總統大選，米爾濟約耶夫在四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總統。

土、烏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能夠平穩進行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兩國的威權主義制度十分牢固，大大降低了發生動蕩的可能。與吉爾吉斯斯坦兩次革命前的軟威權主義制度不同，土、烏兩國的政治制度是一種硬威權主義制度。[20]然而，無論是軟威權主義制度還是硬威權主義制度，其本質上都是威權主義制度，只是前者更多依靠誘導力，[21]而後者則更傾向於依靠強制力。如前所述，成功的威權主義制度需具備三個條件，即單一、高度制度化的政黨；強力有效的強制性安全機制；對經濟資源較強的控制力。這三個條件土、烏兩國顯然都具備。

首先，就兩國的政黨格局而言，土是民主黨一黨執政，儘管憲法允許實行多黨制，但到目前為止民主黨仍是土國內唯一的合法政黨。而烏國內的政黨格局雖是多黨並存，但這些政黨大都擁護總統。其次，兩國都具有較為完善的強制性安全機制，能夠及時、有效地平息國內出現的、或可能出現的動蕩。土在尼亞佐夫執政時期乃至獨立至今都沒有發生過大的動亂，而烏國內出現的動亂，如安集延事件等，也都被迅速平息，並未引發劇烈的動蕩。最後，兩國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極強。土是中亞地區最封閉的國家，奉行中立政策，對外來經濟力量的進入持謹慎態度，作為國內經濟發展支柱的油氣資源也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烏的四大支柱產業（黃金、石油、棉花和天然氣）也大都由國家管控，金融體系也十分封閉，經濟發展受外界的影響較小，由此使土、烏的威權主義政體非常穩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兩國在權力真空出現時發生劇烈動蕩的可能，為兩國權力交接的平穩進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尼亞佐夫與卡里莫夫對權力的成功運用，使得各國國內不存在有能力挑戰國家政權的勢力。就土而言，首先，尼亞佐夫在執政期間始終將維持政局及社會穩定作為優先選擇，極其重視對國內的管控。尼亞佐夫攬國內大權於一身，[22]為限制可能存在的反對勢力採取了諸多措施：如減少其他部族在政府中的影響力；限制國內公民社會團體的發展；頻繁更換國家重要部門的官員以防止其發展自身勢力；抓捕或驅逐潛在反對者等。由於其他部族的政治精英及公民社會團體能夠獲得的資源十分有限，權力根基十分淺薄，因此，土國內並不存在能夠挑戰尼亞佐夫政權的勢力。此外，尼亞佐夫推行的中立外交政策為土贏得了較為寬鬆的國際環境，大大降低了大國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其次，在穩定優先的基礎上，尼亞佐夫也非常重視經濟的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尼亞佐夫在國內推行漸進式經濟改革，以豐富的油氣資源（主要是天然氣）為基礎，分階段向市場經濟過渡，取得了顯著成效。自1998年以來，土經濟一直穩定發展，其中，1995年、2005年和2006年的GDP增速更是高達10%以上。[23]此外，尼亞佐夫也十分重視民生問題，對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財政投入巨大，在改善國民生活水平方面成績斐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以及國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一方面使得尼亞佐夫政權贏得了廣大民眾，另一方面也使得潛在的反對勢力無法獲得廣泛的群眾支持。

尼亞佐夫的威權統治限制了反對勢力的發展，其推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則隔絕了大國對土權力交接可能的干預。尼亞佐夫逝世後，潛在反對勢力沒有能力與擁護尼亞佐夫的政治精英爭奪權力。在此基礎上，擁護尼亞佐夫的政治精英內部由於利益基本一致順利達成了妥協，在尼亞佐夫逝世的次日，便逮捕了擁有總統合法繼承權的議長阿塔耶夫，而代行總統職權的別爾德穆罕默多夫在之後的大選中正式當選總統，從而順利地完成了權力交接。概而言之，尼亞佐夫對「恩威並施」策略的成功運用，為土的權力交接提供了穩定的國內與國際環境，政治精英在權力交接過程中所採用的高明策略，則是土權力交接得以平穩完成的直接原因。

就烏而言，卡里莫夫對國內的管控也很嚴厲，同樣以維持國內穩定作為政策的主導方向。1992年烏國內出現的反對當局的學生運動、塔吉克內戰以及顏色革命等事件，都給卡里莫夫以警示。為鞏固其統治，烏國內存在的反對勢力均遭到卡里莫夫的打壓，甚至卡里莫夫的大女兒卡里莫娃在2014年失寵後也從公眾視線中消失。同時，烏國內的媒體、公民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及經濟等方面的發展，都受到卡里莫夫的嚴格控制。卡里莫夫的強權政策，使得反對派無法獲得有效渠道挑戰現有政權的合法性。[24]此外，儘管9·11事件後烏允許美國駐軍漢納巴德軍事機場，但卡里莫夫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對國內政治的干預，[25]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國干預烏權力交接的可能。

卡里莫夫對國內進行嚴格管控的同時，也逐漸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領域推行漸進式改革。在政治方面，卡里莫夫著手推動總統制向總統議會制過渡，通過修改《基本法》適度擴大議會的權力，減少總統的權力。烏一度開始按照民主程序進行政黨建設，總統選舉也都如期舉行。同時，卡里莫夫為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對塔什幹部族和撒馬爾罕部族的政治精英委以重任，有效地平衡著主要部族之間的利益。在經濟方面，卡里莫夫不斷推進私有制改革，逐漸減少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在發展農業等傳統產業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自1996年擺脫經濟負增長後，烏的GDP增速逐年上升，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仍保持8%的高速增長。[26]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卡里莫夫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持續投入，貧困人口也逐年減少，如2012年至2013年期間，烏貧困人口占國家總人口的比重就由15%下降至14.1%。[27]在社會方面，卡里莫夫在一定程度上放開了限制，與以往相比，對非伊斯蘭教及非本民族語言持寬容態度，適度提高了國內媒體的開放程度，在一定限度內允許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民眾生活的社會氛圍漸趨寬鬆，生活質量逐步提升，對卡里莫夫政權的不滿程度逐漸下降。卡里莫夫逝世後，由於國內不存在有實力的反對勢力，國際上沒有大國的干預，擁護卡里莫夫的政治精英作為既得利益者都傾向於維持現狀，為權力交接營造了有利的環境。

概括地說，卡里莫夫在蘇聯時期已擔任了國家領導人，具有豐富的執政經驗和能力。獨立後，他一直把權力集團的培育作為重要任務。多年來，卡里莫夫一直在精心培養一個政治精英階層和權力核心，以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特別是近幾年，他已撤換了一批蘇聯時期留下來的年紀較大、業績平平乃至腐敗、而又熱心培植私人勢力的官員，提拔了一批年紀較輕、擁護自己政治理念的官員，這實質上是在為接班人創造權力轉移的條件。至於最後由誰來接任領導人，主要也取決於卡里莫夫本人的意願。有報道說，卡里莫夫在去世前夕曾召開過秘密會議，對身後各權力中心的利益平衡做出了安排，而米爾濟約耶夫則是這種平衡的粘合劑。[28]之後幾件大事的安排完全遵照了卡里莫夫的遺願。一是對總統的國葬安排，治喪委員會由米爾濟約耶夫主持。這一角色對具有東方傳統的烏茲別克來說，表示著一種「子承父業」式的合法性。米爾濟約耶夫在葬禮上發言時也直言卡里莫夫「像父親一樣教導了我」；二是對代總統的安排破例。根據烏憲法，應由上議院主席行使代總統職責，但在9月8日的烏立法院和參議院聯席會議上，米爾濟約耶夫被任命為代總統。這說明，若任命上議院主席尼·尤爾達舍夫為代總統，就會使烏政府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名義上的領導者是尤爾達舍夫，事實上則是米爾濟約耶夫，這種情況將非常不利於烏政權和社會的穩定。這些情況使人有理由認為，這些安排很可能是一種計劃，而不是即時為之。

四、對中亞國家權力交接形式的思考

通過對中亞地區發生的政權更迭現象的分析可以發現，中亞地區已出現三種權力交接形式，即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以及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下文將對這三種形式進行簡單評述。

第一，街頭革命式權力交接。這種形式是除戰爭方式之外最不理想的權力交接方式，它也是軟威權主義制度在吉爾吉斯斯坦徹底失敗的體現。如2005年「鬱金香革命」發生後，有學者稱吉擁有顏色革命國家中最不民主、最不穩定的政治制度，吉是一個失敗國家。[29]如前所述，吉國內出現的這種權力交接模式，具有暴力性及部族主義色彩鮮明兩大特徵。無論是暴力性還是部族間的權力鬥爭，都不利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因此，暴力的街頭革命是三種形式中最不理想的權力交接方式。

第二，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這種形式既是吉兩次革命後順應形勢的「迫不得已」，也是吉政治精英結合國內外諸多因素做出的理性選擇。議會選舉式權力交接具有非暴力性以及合法性高的特徵，它保證了吉以和平與合法的方式進行權力交接。至少就目前來看，與第一種形式相比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這種形式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權力交接的商業氣息濃重及部族精英主義與個人化等現象，這給吉未來的權力交接帶來不確定性。吉的議會政黨競爭仍是碎片化的、以地域和血親關係為基礎的群體或個人間的競爭，而不是理念、規則及法律的競爭。政黨制度化程度低以及政治精英短視的選舉策略，侵蝕了吉的議會體系與政治多元主義，吉現行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是一種中空的議會民主制，[30]未來吉國內出現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雖然減小了，但未消失。

第三，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該形式是土庫曼、烏茲別克兩國的政治制度與尼亞佐夫、卡里莫夫成功的威權統治相結合的產物，明顯的特徵是平穩。在繼續推行漸進式改革的基礎上，採用這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保證兩國未來政權更迭的平穩過渡。然而，兩國未來的發展同樣面臨一些障礙。國內方面，土的集權化明顯，如將總統任期由五年改為七年，而烏新任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是否能夠像卡里莫夫一樣，成功運用「恩威並施」策略以維持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尚待觀察。需要指出的是，精英內部權力轉移這種方式並不僅在中亞出現，在集權國家中是一種普遍的做法。從中亞的情況看，這種方式具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有一個以領袖為核心的穩定的領導集團；第二，領導集團、特別是領袖有較好的執政能力和效果；第三，缺乏具挑戰能力的反對派；第四，公眾對領袖和領導集團有較高的認可度；第五，外部力量介入權力轉移過程的程度很低、或沒有介入。

到目前為止，在中亞國家中，哈薩克和塔吉克還沒有進行過權力交接。就哈而言，首先，其威權主義制度較為穩固。[31]「祖國」黨佔主導地位的政黨格局以及政府對國家各方面的有效管控，有效削弱了反對勢力對哈政局穩定構成的威脅。其次，在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統治下，國內的軍事實力、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均先於中亞地區，納扎爾巴耶夫本人在國內具有很高的聲望。另外，納扎爾巴耶夫已經開始進行權力結構的調整，如在2017年3月14日撤換了卡拉干達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薩克州和曼吉斯套州的州長[32]。在未來出現權力交接時，擁護納扎爾巴耶夫的政治精英掌握國家政權的可能性將遠遠超過反對勢力。因此，大致可以預計，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的精英內部轉移式權力交接。

而對塔吉克而言，首先，其威權主義制度非常脆弱。[33]在政黨建設方面，伊斯蘭復興黨長期與執政黨人民民主黨對立，且部分伊斯蘭復興黨開始分裂並具有極端化傾向。在安全機制建設方面，塔的強制性能力較弱，內戰後國家安全機制的內部分化嚴重，[34]國家缺少威權主義的組織性權力。[35]在經濟方面，塔是中亞地區最貧窮的國家，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常年高於30%。[36]其次，塔總統拉赫蒙試圖謀求家族統治。如拉赫蒙的大兒子魯斯塔姆·埃莫馬利23歲時出任海關緝私局局長，在29歲就被任命為反恐機構的負責人，31歲被任命為杜尚別市長；拉赫蒙的大女兒及大女婿也分別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與財政部副部長。此外，拉赫蒙家族掌握著塔國內的諸多重要企業，如塔境內約有60家扎棉廠，其中40家由拉赫蒙的家族掌控。[37]根據塔的現狀來看，其國內未來的權力交接可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動蕩，也有可能出現中亞地區的第四種權力交接形式，即家族式權力交接。拉赫蒙正在努力保證自己後方的安全，進一步確保其政權的穩定性，為可能的家族內部接班人準備條件，已有專家預測，「若魯斯塔姆不做出過分行為，他接任塔吉克總統的時間可能在2026年之後」。[38]現在已有人推測，類似的情況可能會在土庫曼出現，預言別爾迪穆哈梅多夫的兒子謝爾達爾·古爾班古雷耶維奇·別爾迪穆哈梅多夫會成為總統接班人。[39]

權利變更方式和結果是一個國家政權建設是否成熟的標誌之一。家族權力交接從本質上講，是精英集團內部權力轉移的一種極端表現——家族成為精英集團的核心。這種方式在世界上並不鮮見。在前蘇聯國家已有先例。2017年2月21日，亞塞拜然總統夫人梅赫里班·阿里耶娃成為第一副總統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對塔吉克來說，第四種權力交接方式是否一定會出現、如何出現，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分析。而對這四種權力交接方式也有必要進行更多的觀察和研究。（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