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大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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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大遷徙？鍾信上海 (2005-12-28)《聯合早報網》

年關將近，交通部門已經開始預計中國的今年的春節春運大潮，屆時將有20億人次的大遷徙，是世界範圍內最大的區域性人口遷徙。 《呂氏春秋》中說：「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試想，廣東，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那排成長龍的購票隊伍，他們漫長的歸途，除了歸心似箭的喜悅，恐怕付出更多的還是辛苦和無奈。從全社會的角度考慮，除了增加交通部門的利潤，無論如何也不是全社會的一次福利增量；同時由於絕大多數人僅僅是為了空間上的移動，而不創造國民財富，造成整個社會資源和時間的浪費。20億人次的時間和人力資源，如果折算一下，中央政府也許可以調動起來成為幾千億--相當於我們再建一個三峽大壩的力量。仔細想想，20 多年來，春運背後是發生在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不合理的遷徙現象。 在20年的時間內，為什麼中國的家庭所在地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與此同時，整個中國的一二三產業結構已經從典型的農業社會轉型為1：3：1（農業：工業：服務業的大約比）的工業社會。但是相當多的農業人口卻沒有跟上經濟城市化的腳步，相當多的不發達城市人口也沒有機會成為發達城市的人口。所謂的「哪裡來，哪裡去」現象在中國幾乎沒有大的改變。說春運是中國人的大遷徙，其實中國人沒有遷徙！ 這涉及到國家三個經濟要素中最後一個沒有市場化的要素—人口，所謂的市場化，就是指和其他的兩大經濟要素--資金，技術一樣的可以自由流動，自由配置。 包括春運在內，人們目前的移動都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的流動，短暫的流動。而正是這個流動，反映了社會的不流動。如果你是四川來上海打工的農民，但全家已經成為上海市民的話，你還會在春運的高峰擠著長隊買漲價的車票回四川嗎？所以這個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經濟要素在我們國家還是沒有最高效的流動配置起來，同時也讓憲法中公民的遷徙自由成了一句空話。 根據現代契約社會的經濟理論，一個人的自由不僅僅是人身自由，自由走動的自由，更包括契約保證的經濟自由。典型的問題就是我們重複討論的社會保障問題。 比如養老金，公積金。直到今天，由於各個地方政府之間的有意無意的缺乏協調，人口的自由遷徙仍然沒有實質操作起來。比如你在這個城市交納的公積金，是不能帶到另外一個省份或城市使用的。同時你又無法越過許許多多的壁壘，成為所在地的居民。 「農村像非洲，城市像歐洲」。說的是我國發達地區的繼續發達，落後地區的繼續落後。人口遷徙背後隱藏的就是發達地區甩掉包袱給本來就已經落後的地區。即你來勞動，可以；但是你的稅收和福利基金卻要留在本地，不可帶走。你的孩子上學，對不起，要交借讀費，或者所謂的城市增容費，即一種把好處留下，全部負擔仍然留在原地的一種變相掠奪政策。同時，由於發達地區的先發優勢，加之遷徙過來的龐大臨時人口，（對這部分人口又不需要福利，醫療，保險的負擔）可以繼續維持一個低成本的製造優勢。因此，改革開放20多年來，東西部差距反而越來越大，改革開放的成果沒有惠及到貧困地區的多數人口。而這樣的大規模春運恐怕也還將在中國繼續較長時間持續。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結果卻是部分地區的繁榮，高就業，高增長，同時是以犧牲其他落後地區的福利為代價的扭曲結果。 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一些發達城市人口出現老齡化，和負增長，但是其貢獻勞動力卻從未減少，本籍戶口人員福利增加，外來人口依舊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靠「剝削」落後地區的青壯勞力，同時把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的負擔全部甩給其原籍所在地，並不公平的收取一些暫住費用。 反之，如果我們採取政策，撕破這個地方保護的口子，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同步的社會保障制度，公民就會用腳來投票，保證自己的利益。 比如前期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就是對20多年來的工資零增長的用腳投票，向長江三角洲轉移。 在用腳投票的制度下，目前國內外已經出現企業法人的遷徙。比如，美國的成本太高，跨過公司就會辦到中國來，哪天中國太高，就會辦到越南去，到印度去。（事實上已經在發生）。在國內，上海的企業覺得外地的政府服務更好，綜合成本低，就會遷到比如安徽去。這種自由的資源配置，保證了市場經濟的最高效率，同時也自發的消除了地方經濟差距。人口的遷徙將是下一個熱點問題。 有趣的是在封建社會，各個諸侯國君主卻在做一些與當前地方政府排斥性政策相反的事情，即盡量擁有越多的居民戶口，那是因為古時候的政府對居民時沒有提供福利的義務的。相反，居民納稅，服兵役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這個「凈贏」的機制下，人口越多，諸侯國的財富就越多。比如趙國的居民如果跑到秦國去了，那是趙國的失敗，因此對居民流動移動出去管理的非常嚴。像范椎，為了從齊國逃到秦國，一路千辛萬苦，甚至還是靠人幫忙，才得以出去。（當然也有過個別時期的限制進入政策，比如有目的的驅逐說客，是政治鬥爭的特例）。而我們今天的地方政策，卻是限制進入的政策。但是這種限入，卻不是人身上的限制，而是契約限制，或者叫福利限制，是地方政府的一種「凈贏」，贏了生產力，稅收，福利。 從國家角度看，凈輸是因為沒有得到高生產效率而導致的資源浪費。整個中國在產業鏈中的分工將在長時間內以第二產業，加工業製造業為主，這意味著我們賴以取勝的低成本是靠較低的工資和龐大的待就業人口維持。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嚴峻事實。如果相應的機制限制勞動力要素進一步合理分配的話，會繼續扭曲資源分配，喪失我們國家的長期競爭力，儘管可以維持目前的部分發達地區的繼續繁榮。 以上是關於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現象，而順便談到的西部大開發問題卻是相反的例子：勞動力要素從發達地區向不發達轉移的特例。但是背後的因素卻是一樣的。為什麼？ 同樣，資金和技術沒有問題，但是這次轉移的不是廉價勞動力，因為西部本身就不缺乏，而是另外一種高層次的所謂昂貴勞動力-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 為什麼這些人不願意去呢？答案很明顯，正是不原意放棄已經在發達地區的獲得的高福利成本，比如上海戶口和伴隨的上海醫療教育保險等。在這樣的剛性地方政策下，一旦出去，家庭遷回的機會成本就非常大了。除了50年前我們用指令性的強制手段取得一定的成功外，今天的市場經濟規律要求我們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全局性的問題，否則難以奏效。 說到底，是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祟，而這個因素將面臨全球範圍WTO帶來的國際大開放的挑戰，前期發生的所謂暫住證，戶口，孫繼剛事件，都不過是改革過程中的地方保護和既得利益集團發出的雜音罷了。 和諧執政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最大的執政轉變，即從純商業經濟色彩極濃的GDP 考核到建立以人為本的公民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儘管我們積累了很多的管理經驗，但是對一個國家最為機動，最複雜的的要素—人口—的管理恐怕才剛剛開始。相對發達國家出現的老齡化和人口減少，我們如何將一個整體生機勃勃的年輕民族帶向繁榮，把人口壓力的負擔轉化為增長的動力和財富，將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大課題。目前中央提出的全社會保障機制的深意恐怕就在於此吧，真所謂「用民之論，不可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