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英雄與「禮失求諸野」

　　近日赴南昌，飛機過長江，即是鄱陽湖。煙波浩淼，自不用說。而我所注意者，乃是湖岸濱水極近之近處，皆有村莊、道路，下飛機後，對朋友感嘆：國民之生命力實在頑強。　　拜謁鵝湖書院、遊覽三清山，開車者為司機劉師傅。五十多歲，身體略顯衰老，曾經開過大貨車。他收養棄兒，如同己出。此女已知親生父母，他則十分寬厚，讓養女自己抉擇。　　回到家中，上網，看到人人皆說杭州「最美司機」吳斌。媒體又報道，近日，兩位女青年在天津西沽公園湖邊玩耍，不慎雙雙落入湖水，掙扎呼叫。途經此處一位中年男子見狀，扎入水中，救出二人。二人未做任何表示即離去，救人者則憨厚地笑著，也執意沒留姓名和電話號碼。　　輿論稱吳斌為「平民英雄」，這位天津爺們兒，這倒確實是一個最恰當的稱呼。前一陣感動國人的廣東老婆婆陳賢妹，我所見的劉師傅，最美女教師張麗莉，也都是平民英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他們的事迹讓我理解了「禮失求諸野」的含義。　　社會階層最簡單地可劃分為兩個：精英與庶民。精英所佔資源較多，尤其佔有較多文本性文化資源，可以便利地獲得充分的教育。平民則生活在底層，是所謂「勞力者」，為生活而奔波，享有文本性文化的機會較少。　　不過，在中國歷史上，精英、庶民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傳統中國的精英就是儒家士君子。他們的優勢正在於文化，他們掌握「文」。但儒家士君子所說的「文化」，是個動詞，以文化人。儒家士君子總是藉助各種組織，比如宗族組織、民間信仰、紳士之表率等方式，進行教化，而化民成俗，底層民眾生活於浸潤儒家核心價值之優良風俗之中。因此，底層的農民可能大字不識一個，沒有知識，但他們絕非沒有文化。他們於不知不覺中化於文，而秉持了溫良恭儉讓之禮，仁義禮智信之德。　　到了大變動時代，上、下兩層的文化社會結構變動速度會大不相同。具體度』，上層的價值可以迅速變動——不幸的是，經常是快速腐敗，比如唐代，比如明末。　　過去一百年來的情況更為特殊。伴隨著教育體系之更替，儒家士大夫迅速演變成為現代專業人士與知識分子。震撼於中西之別，現代知識分子相信，中國必須全盤西化，方可富強。他們投入於改造中國文化或所謂國民性的事業中。這項工作註定了不能成功，但他們自己從精神上告別了中國文化，他們相信，中國傳統的價值、信仰是落後的，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觀念是束縛人的自由的。到今天，這樣的想法在精英中仍十分普及。　　由此，現代中國精英群體一步步走入德行與禮樂荒蕪狀態。純粹現代性就是世俗主義的、物質主義的、個體主義的，因而是非道德的、反道德的，這一點是現代思想之共性，儘管不同思想流派的價值取向完全不同。九十年代以來制度決定論者對道德的蔑視，不過是其中一個分支而已。有些精英倒是意識到了德行、禮樂的重要性，但他們希望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的道德、倫理。這絕無成功的可能：知識可以學習，情感卻無法移植，而德行、禮樂是屬於情感範疇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精英的心靈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地變化，背對中國傳統，背對禮樂、倫常。與此不同，底層庶民風俗之變化，則要緩慢得多。普通民眾沒有機會獲取先進的文本性知識，而且，即便他們獲得知識，知識對於他們的心靈與行為的影響，也遠不如精英：精英們經常錯把知識當成信仰，庶民則更多按照習慣生活。　　由此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在大轉型時代，精英之心智迅速地「去中國化」，拋棄既有之禮樂、倫常，從而生活於一種無文化的狀態。由此導致普遍的精神疲軟、敗壞。資中筠曾經討論過現代知識分子的軟弱、缺乏擔當。至於官員群體之腐敗於酒色，恐怕也是史無前例的。精英群體普遍的精神狀態就是空虛、軟弱、迷茫，簡而言之，不具有剛健之氣。　　反之，在普通的市民、在鄉村農民身上，人們依然可以看到質樸剛健之氣。孔子說，「無欲則剛」。庶民依然相信天道，相信善，相信倫常，相信仁愛，相信禮儀。由此種種信念，他們部分地抵禦了現代的世俗主義、物質主義、個體主義，沒有物化，傳統的德行、倫常、禮樂，在他們身上還有保留。　　此時，對重建文明者而言，明智的做法就是「禮失求諸野」。德行、禮樂在庶民身上的保存，當然沒有精英健全時之呈現完整；但在精英整體上背德而棄禮之際，這些不完備的呈現也彌足珍貴。這是德行、禮樂存在並且有效的證明，而現代性之一大特徵就是無所不在的虛無主義，這是文明之大敵。庶民之善可以證明這種虛無主義之虛妄膚淺，從而讓文明重建過程成為可能。當然，野中之禮，也可成為那些具有文化重建意識之君子主張德行、重建禮樂之出發點。　　今日中國，就正處在這樣的狀態。平民英雄被人高度讚美，說明國人已普遍意識到背德棄禮之虛妄，由此，德行與禮樂重建的過程已經開始了。　　中國經營報，201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