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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陳道明

  陳道明不是藝人。直說,我非常討厭藝人這個稱呼,我和道明交流過,他也很討厭。因為我們覺得,藝人是60多年前在中國大陸通行的一個對演藝工作者帶有蔑視的稱呼,是被人戲弄、侮辱和傷害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後,藝人這個名詞一夜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藝工作者這個莊嚴而偉大的稱號。就陳道明而言,我覺得他無愧於這個稱號。我想,什麼「明星」,什麼「大腕」,什麼「表演藝術家」,陳道明對這些肉麻的稱謂都會不屑一顧,他最願意別人給他的定位就是兩個字:演員。

  我想說說我所知道的這個喜歡被稱作「演員」的陳道明。

  第一次見到陳道明

  那是1985年,我去南京演出。那時候,我是江蘇省一個市話劇團的演員,聽說南京電影製片廠正在製作表現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屠城血證》,便興沖沖地趕到拍攝現場,因為戲中演日軍頭目的老演員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輩劉江老師。

  到了現場,就見一幫人忙著架機器、布燈光,而劉江老師正穿著戲服和一個「年輕鬼子」在一個角落裡切磋著什麼。我不敢驚動老爺子,悄悄躲在一隅,聽得真切,那年輕演員的台詞功底太好了!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電影中露過臉,就看到領我去劇組的製片主任閻友良匆匆走到他們身邊:「劉江老師,該拍您了。道明,今天可能晚飯前都拍不到你,要不要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

  那個叫道明的年輕人既和善又沉穩地欠了欠身子:「不用了,謝謝。把老爺子的戲先拍掉,好讓他早點回去躺著。我沒事,就在這兒琢磨琢磨戲,背背詞兒。」接著,他又坐在一旁的條凳上弓著腰翻看著劇本,念念有詞,很是認真。我悄悄問閻主任:「他是誰?哪兒的演員?」

  閻主任壓低了聲音:「北京的演員,叫陳道明,名氣不大,但戲演得一級棒,好得一塌糊塗。」

  我這才仔細打量離我大概5米遠的這位叫陳道明的演員:瘦瘦的,眼睛很有神,頗有些憂鬱感,如果他不穿那套筆挺的日本呢子軍裝戲服,而是換上西服或是長衫,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滙豐銀行的買辦或者復旦大學的教授。總之,他身上的文人氣質更多一些。

  劉江老師拍了幾個鏡頭之後,趁換機位抽空休息,我看見陳道明立馬把屁股下的條凳抽出來端了過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爺子坐下,然後把一個大號雀巢咖啡瓶遞給劉江老師——那時候還沒有紙杯、易拉罐一類的東西,用裝咖啡的瓶子當茶杯,當時是時髦事。陳道明聲音不高,但特實誠:「老爺子,我剛去茶桶給您添了點熱的……」

  我素來敬重老同志,見這位看起來比我大幾歲的陳道明對前輩如此尊敬,自己又低調嚴謹而矜持,不由頓生幾分敬意。

  不久後,陳道明主演的《一個和八個》在擱置數年後終於在影院亮相,我估計陳道明他們都沒有料到,中國電影的再度崛起居然與這部戲有關,中國電影的「第五代」導演真正被國際影壇注意,也是從這部電影開始的。

  因《圍城》一舉成名

  又是幾年過去,陳道明開始有了些知名度,此時他碰上了一位好導演,碰上了一部好戲——《圍城》。

  《圍城》的製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張雪村,她每天風風火火地穿梭在劇組現場與公司的辦公地之間。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著嗓門對我說:「平弟啊,我們組的男演員靈光啊,戲演得好是好的嘞……」當我聽說這位主演正是陳道明時,不由分說跟著大姐追到現場。導演是黃蜀芹,謝晉大師的愛徒,在現場很威嚴,不苟言笑,從不輕易表揚別人,可她對陳道明卻誇讚有加:「道明身上有種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種驕傲,是知識分子的風骨,一種孤傲,一種不羈,一種玩世不恭。他的這種氣質就是活脫脫的方鴻漸!」

  「方鴻漸」,錢鍾書先生的同名小說《圍城》中的男主角。陳道明是黃蜀芹三顧茅廬才簽下合同的演員。黃導與我熟,多年後告訴我:「陳道明挑劇本挑得結棍(厲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實在是他太認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說他沒有1949年之前知識分子的生活感覺。我就說,你放開手腳演,結果陳道明說,試試吧,爭取演好。現在看來,這個角色沒有一個演員能超過陳道明。」黃導說到這裡補充道:「這不是我說的,是錢鍾書老先生誇讚陳道明時這樣講的。」

  《圍城》給陳道明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他真正成了家喻戶曉的知名演員。「方鴻漸」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這裡,我只想說一樁小事。

  《圍城》中「方鴻漸」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是當時上海市電影局的局長吳貽弓和夫人張文蓉。吳貽弓是導演出身,雖有《城南舊事》《巴山夜雨》等經典作品,但演戲卻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別看吳導拍戲時方寸不亂,可臨時被抓差當演員,而且戲份特重,那真是難為他了。

  那天拍一場搓麻將的戲,吳貽弓要麼牌出錯了,台詞說對了,要麼牌出對了,台詞又說錯了,弄得黃蜀芹導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幾條。吳導夫人張文蓉向來心直口快,直接「開銷」老公:「哪能介笨,這幾句台詞也講不拎清?」沒想到一遍遍搭詞配戲的陳道明卻極其謙和,不厭其煩。他還幽默地對「岳母」說:「老丈人被您罵傻了,這戲咋拍呀?」只見陳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吳貽弓聊著天,然後開始搓麻將。

  圈子裡的朋友都知道,陳道明是「麻壇宿將」,而張文蓉則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對手,一邊打牌,一邊順詞,吳貽弓老師本來就是絕頂聰慧之人,稍一放鬆,更有「女婿」體貼入微的關照,頓時狀態到位。於是,一場戲酣暢淋漓地演完了。

  多年後,我與陳道明熟悉了,他說:「我還真不是拍吳貽弓馬屁,我這人從來不求當官的,但我敬佩吳導的為人、學識和謙和。在吳貽弓面前,我覺得自己是學生。」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吳貽弓這代人和我父親一樣,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識分子。」

  陳道明的父親陳宗寬,在舊社會就受過良好教育,同時也是目睹國家腐敗、期望能改朝換代振興中華的那一代人。新中國成立後,雖歷經各種運動,但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骨子裡的高貴和不屈、厚道與忠誠。他的言傳身教,使得陳道明不同於一般的演員。陳宗寬起初並不同意兒子從事文藝工作,但當時的大背景是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避免「上山下鄉」,陳道明在父親無奈的默許中選擇了演戲這個職業,但他註定和別人不一樣。

  我是演員出身,我了解這個圈子,在攝製組,在劇團,不演戲時,大家不外乎圍坐在一起喝小酒、打撲克、侃大山。陳道明也是劇團出來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龍套出身,別人怎麼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認真對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詞,哪怕他演的只是個「路人甲」。

  為上海國際電影節做義工

  走出「圍城」的陳道明火了,火得很厲害。不久,吳貽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戰友們在中國電影的發祥地上海,創辦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國際電影節。1993年1月11日,首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廳前舉行升旗儀式,緊接著,我們一干人馬緊鑼密鼓開始籌備金秋即將拉開帷幕的盛大影展。

  我們要面子,要為中國電影爭氣。吳貽弓說:「要開源節流,電影節是電影人的節日,要請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會地位的藝術家為我們捧場,為我們贏得社會資金的支持。」於是,我以電影節辦公室主任的身份,帶著吳貽弓簽名的親筆信,和吳先生的公子吳天戈一道,直奔京城,邀請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勢,為電影節搖旗吶喊。在這些受邀的嘉賓中,就有陳道明。

  記得我和吳天戈導演是在崑崙飯店的大堂見到陳道明的。他剛從球場回來,熱情地招呼我們。打開吳貽弓的信箋,讀完後舒了一口氣:「你們就知道我這人重舊情,『老丈人』給我下帖子,豈有不去之理?」我有些膽怯地問他:「電影節沒錢,只能給你買打折的普通艙,行不?」他笑了:「你準備讓我帶鋪蓋卷嗎?到上海找個橋洞將就一宿?」

  我們都樂了。不用說,見面很愉快,臨別的時候,他還悄悄付了茶錢。

  走出崑崙飯店,我的心情頓時陽光起來,因為見陳道明之前,有人告訴我,你的這個邀請名單中,陳道明最難弄,因為他從不輕易參加亂七八糟的活動,也不到外面走穴掙錢,他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戲,閑暇時候就是三樁事:看書、打球、搓麻將。一般的迎來送往、吃喝宴請,他從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寶遲到了,而他身上還帶著昨天熱情地替別人代收的四張機票。那是20多年前,沒有紙質的機票,天王老子也辦不了登機手續。

  只見陳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脫下帽子,摘掉墨鏡,特紳士地跟服務員做起工作來。也許是「方鴻漸」的魅力大,櫃檯上那幾位年輕女孩居然把領導請來了,答應讓我們一行先換了登機牌上飛機。上了飛機,眼看起飛的時間到了,那位遲到的哥們兒才把機票遞到櫃檯,我們一幫人在機艙里急得快瘋了。陳道明走到駕駛室旁邊,又對乘務長開始「公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明我們這夥人是去上海為電影節做公益宣傳,都是不拿一分錢的,看在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電影節的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個招呼,晚個20分鐘起飛。沒想到,機長居然同意了。5分鐘後,那哥們兒像從澡堂子里撈出來一樣出現在機艙門口,口裡嚷著:「對不住!對不住!」陳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邊坐下,輕聲地在那哥們兒耳邊說了一句:「我最恨遲到的人!」

  這場「機場驚魂」悲喜劇,讓我看到了一個一般人看不到的陳道明,一個善良、能忍耐而又顧全大局的陳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這次活動後,我們便熟了。逢年過節,就有了禮節性的問候,有時互寄賀卡,有時通個電話,後來有手機了,就發簡訊相互拜個年什麼的。說心裡話,我覺得那時候的陳道明骨子裡還是有一種傲氣的,我又是個特隨意的人,我是無名小導演,他是藝術家,我倆是背心到襪子——中間差著一大截呢!

  沒想到的是,幾年後,我居然兩次成為陳道明作品的監製,而從那時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這是他圈裡哥們兒對他的昵稱。他也從來不叫我「某總」「某局」的,從來都是直呼大名,我聽來特別親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們公司的《上海人在東京》,他演一個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時候,他已經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兒都有一堆人追著,他依然很低調,當然也很孤傲,不像葛優,永遠笑嘻嘻的。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內景,我去探班,見劇組伙食一般,遂邀請他晚上到朋友開的飯店小酌。他問:「還有誰?不投緣的我不願意一桌吃飯。」我告訴他:「還有你『老丈人』一家,還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時候,很可愛,一點架子都沒有,飯桌上有說有笑,很有點冷幽默,有時候還會引經據典。不知誰又提起了《圍城》,他特真誠地說:「這幾年,我覺得自己有些輕飄了,浮誇了,也許有點小名氣了,別人也覺得我好像愛擺譜了……沒想到,去了錢鍾書老人家裡幾趟,我忽然明白了——那麼大一位學者、作家,家裡連台電視機都沒有,也沒啥現代化的玩意兒,除了那滿屋子的書,家裡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著熱氣的煨中藥的瓦罐……」

  那天,我們沒喝酒,可我覺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樣,反反覆復說了好幾遍:「在錢老先生面前,聽他說上一席話,我真的覺得自己太無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離接觸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說的,句句都是發自肺腑。他不是一個諂媚的人,更不是一個會說假話的人。老道的可愛,正因為他的真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從不奉承,也不阿諛。有一回,吳貽弓要拍一部電影,趕到無錫外景基地去見陳道明。老道非常熱情,「丈人」長「丈人」短的,但看完劇本,婉言拒絕了。他說:「我演不了這個角色,演不好,演了,觀眾會罵。」他還說:「有些朋友拍了爛片,或者戲演砸了,總推說是編劇不好,導演不好,我從來都認為,如果某一部戲不成功,應該先找自己的毛病,因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責任。」

  有人說他說不清道不明,我不這麼認為。我一向覺得,陳道明很透明,他喜歡的劇本從不會輕易放下,他喜歡的角色會廢寢忘食去琢磨。陳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燁。那部戲,跨度幾十年,他從青年演到垂暮,絲絲入扣,張弛有度,顧盼生輝,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從不敢驚擾他,甚至到了片場,都不去和他寒暄,因為導演說,陳道明是用心在演戲,康熙已經融化在他的軀體里了。多少年過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還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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