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陳道明

　　陳道明不是藝人。直說，我非常討厭藝人這個稱呼，我和道明交流過，他也很討厭。因為我們覺得，藝人是60多年前在中國大陸通行的一個對演藝工作者帶有蔑視的稱呼，是被人戲弄、侮辱和傷害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後，藝人這個名詞一夜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藝工作者這個莊嚴而偉大的稱號。就陳道明而言，我覺得他無愧於這個稱號。我想，什麼「明星」，什麼「大腕」，什麼「表演藝術家」，陳道明對這些肉麻的稱謂都會不屑一顧，他最願意別人給他的定位就是兩個字：演員。

　　我想說說我所知道的這個喜歡被稱作「演員」的陳道明。

　　第一次見到陳道明

　　那是1985年，我去南京演出。那時候，我是江蘇省一個市話劇團的演員，聽說南京電影製片廠正在製作表現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屠城血證》，便興沖沖地趕到拍攝現場，因為戲中演日軍頭目的老演員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輩劉江老師。

　　到了現場，就見一幫人忙著架機器、布燈光，而劉江老師正穿著戲服和一個「年輕鬼子」在一個角落裡切磋著什麼。我不敢驚動老爺子，悄悄躲在一隅，聽得真切，那年輕演員的台詞功底太好了！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電影中露過臉，就看到領我去劇組的製片主任閻友良匆匆走到他們身邊：「劉江老師，該拍您了。道明，今天可能晚飯前都拍不到你，要不要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

　　那個叫道明的年輕人既和善又沉穩地欠了欠身子：「不用了，謝謝。把老爺子的戲先拍掉，好讓他早點回去躺著。我沒事，就在這兒琢磨琢磨戲，背背詞兒。」接著，他又坐在一旁的條凳上弓著腰翻看著劇本，念念有詞，很是認真。我悄悄問閻主任：「他是誰？哪兒的演員？」

　　閻主任壓低了聲音：「北京的演員，叫陳道明，名氣不大，但戲演得一級棒，好得一塌糊塗。」

　　我這才仔細打量離我大概5米遠的這位叫陳道明的演員：瘦瘦的，眼睛很有神，頗有些憂鬱感，如果他不穿那套筆挺的日本呢子軍裝戲服，而是換上西服或是長衫，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滙豐銀行的買辦或者復旦大學的教授。總之，他身上的文人氣質更多一些。

　　劉江老師拍了幾個鏡頭之後，趁換機位抽空休息，我看見陳道明立馬把屁股下的條凳抽出來端了過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爺子坐下，然後把一個大號雀巢咖啡瓶遞給劉江老師——那時候還沒有紙杯、易拉罐一類的東西，用裝咖啡的瓶子當茶杯，當時是時髦事。陳道明聲音不高，但特實誠：「老爺子，我剛去茶桶給您添了點熱的……」

　　我素來敬重老同志，見這位看起來比我大幾歲的陳道明對前輩如此尊敬，自己又低調嚴謹而矜持，不由頓生幾分敬意。

　　不久後，陳道明主演的《一個和八個》在擱置數年後終於在影院亮相，我估計陳道明他們都沒有料到，中國電影的再度崛起居然與這部戲有關，中國電影的「第五代」導演真正被國際影壇注意，也是從這部電影開始的。

　　因《圍城》一舉成名

　　又是幾年過去，陳道明開始有了些知名度，此時他碰上了一位好導演，碰上了一部好戲——《圍城》。

　　《圍城》的製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張雪村，她每天風風火火地穿梭在劇組現場與公司的辦公地之間。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著嗓門對我說：「平弟啊，我們組的男演員靈光啊，戲演得好是好的嘞……」當我聽說這位主演正是陳道明時，不由分說跟著大姐追到現場。導演是黃蜀芹，謝晉大師的愛徒，在現場很威嚴，不苟言笑，從不輕易表揚別人，可她對陳道明卻誇讚有加：「道明身上有種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種驕傲，是知識分子的風骨，一種孤傲，一種不羈，一種玩世不恭。他的這種氣質就是活脫脫的方鴻漸！」

　　「方鴻漸」，錢鍾書先生的同名小說《圍城》中的男主角。陳道明是黃蜀芹三顧茅廬才簽下合同的演員。黃導與我熟，多年後告訴我：「陳道明挑劇本挑得結棍（厲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實在是他太認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說他沒有1949年之前知識分子的生活感覺。我就說，你放開手腳演，結果陳道明說，試試吧，爭取演好。現在看來，這個角色沒有一個演員能超過陳道明。」黃導說到這裡補充道：「這不是我說的，是錢鍾書老先生誇讚陳道明時這樣講的。」

　　《圍城》給陳道明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他真正成了家喻戶曉的知名演員。「方鴻漸」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這裡，我只想說一樁小事。

　　《圍城》中「方鴻漸」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是當時上海市電影局的局長吳貽弓和夫人張文蓉。吳貽弓是導演出身，雖有《城南舊事》《巴山夜雨》等經典作品，但演戲卻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別看吳導拍戲時方寸不亂，可臨時被抓差當演員，而且戲份特重，那真是難為他了。

　　那天拍一場搓麻將的戲，吳貽弓要麼牌出錯了，台詞說對了，要麼牌出對了，台詞又說錯了，弄得黃蜀芹導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幾條。吳導夫人張文蓉向來心直口快，直接「開銷」老公：「哪能介笨，這幾句台詞也講不拎清？」沒想到一遍遍搭詞配戲的陳道明卻極其謙和，不厭其煩。他還幽默地對「岳母」說：「老丈人被您罵傻了，這戲咋拍呀？」只見陳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吳貽弓聊著天，然後開始搓麻將。

　　圈子裡的朋友都知道，陳道明是「麻壇宿將」，而張文蓉則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對手，一邊打牌，一邊順詞，吳貽弓老師本來就是絕頂聰慧之人，稍一放鬆，更有「女婿」體貼入微的關照，頓時狀態到位。於是，一場戲酣暢淋漓地演完了。

　　多年後，我與陳道明熟悉了，他說：「我還真不是拍吳貽弓馬屁，我這人從來不求當官的，但我敬佩吳導的為人、學識和謙和。在吳貽弓面前，我覺得自己是學生。」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吳貽弓這代人和我父親一樣，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識分子。」

　　陳道明的父親陳宗寬，在舊社會就受過良好教育，同時也是目睹國家腐敗、期望能改朝換代振興中華的那一代人。新中國成立後，雖歷經各種運動，但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骨子裡的高貴和不屈、厚道與忠誠。他的言傳身教，使得陳道明不同於一般的演員。陳宗寬起初並不同意兒子從事文藝工作，但當時的大背景是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避免「上山下鄉」，陳道明在父親無奈的默許中選擇了演戲這個職業，但他註定和別人不一樣。

　　我是演員出身，我了解這個圈子，在攝製組，在劇團，不演戲時，大家不外乎圍坐在一起喝小酒、打撲克、侃大山。陳道明也是劇團出來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龍套出身，別人怎麼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認真對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詞，哪怕他演的只是個「路人甲」。

　　為上海國際電影節做義工

　　走出「圍城」的陳道明火了，火得很厲害。不久，吳貽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戰友們在中國電影的發祥地上海，創辦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國際電影節。1993年1月11日，首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廳前舉行升旗儀式，緊接著，我們一干人馬緊鑼密鼓開始籌備金秋即將拉開帷幕的盛大影展。

　　我們要面子，要為中國電影爭氣。吳貽弓說：「要開源節流，電影節是電影人的節日，要請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會地位的藝術家為我們捧場，為我們贏得社會資金的支持。」於是，我以電影節辦公室主任的身份，帶著吳貽弓簽名的親筆信，和吳先生的公子吳天戈一道，直奔京城，邀請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勢，為電影節搖旗吶喊。在這些受邀的嘉賓中，就有陳道明。

　　記得我和吳天戈導演是在崑崙飯店的大堂見到陳道明的。他剛從球場回來，熱情地招呼我們。打開吳貽弓的信箋，讀完後舒了一口氣：「你們就知道我這人重舊情，『老丈人』給我下帖子，豈有不去之理？」我有些膽怯地問他：「電影節沒錢，只能給你買打折的普通艙，行不？」他笑了：「你準備讓我帶鋪蓋卷嗎？到上海找個橋洞將就一宿？」

　　我們都樂了。不用說，見面很愉快，臨別的時候，他還悄悄付了茶錢。

　　走出崑崙飯店，我的心情頓時陽光起來，因為見陳道明之前，有人告訴我，你的這個邀請名單中，陳道明最難弄，因為他從不輕易參加亂七八糟的活動，也不到外面走穴掙錢，他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戲，閑暇時候就是三樁事：看書、打球、搓麻將。一般的迎來送往、吃喝宴請，他從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寶遲到了，而他身上還帶著昨天熱情地替別人代收的四張機票。那是20多年前，沒有紙質的機票，天王老子也辦不了登機手續。

　　只見陳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脫下帽子，摘掉墨鏡，特紳士地跟服務員做起工作來。也許是「方鴻漸」的魅力大，櫃檯上那幾位年輕女孩居然把領導請來了，答應讓我們一行先換了登機牌上飛機。上了飛機，眼看起飛的時間到了，那位遲到的哥們兒才把機票遞到櫃檯，我們一幫人在機艙里急得快瘋了。陳道明走到駕駛室旁邊，又對乘務長開始「公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明我們這夥人是去上海為電影節做公益宣傳，都是不拿一分錢的，看在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電影節的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個招呼，晚個20分鐘起飛。沒想到，機長居然同意了。5分鐘後，那哥們兒像從澡堂子里撈出來一樣出現在機艙門口，口裡嚷著：「對不住！對不住！」陳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邊坐下，輕聲地在那哥們兒耳邊說了一句：「我最恨遲到的人！」

　　這場「機場驚魂」悲喜劇，讓我看到了一個一般人看不到的陳道明，一個善良、能忍耐而又顧全大局的陳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這次活動後，我們便熟了。逢年過節，就有了禮節性的問候，有時互寄賀卡，有時通個電話，後來有手機了，就發簡訊相互拜個年什麼的。說心裡話，我覺得那時候的陳道明骨子裡還是有一種傲氣的，我又是個特隨意的人，我是無名小導演，他是藝術家，我倆是背心到襪子——中間差著一大截呢！

　　沒想到的是，幾年後，我居然兩次成為陳道明作品的監製，而從那時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這是他圈裡哥們兒對他的昵稱。他也從來不叫我「某總」「某局」的，從來都是直呼大名，我聽來特別親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們公司的《上海人在東京》，他演一個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時候，他已經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兒都有一堆人追著，他依然很低調，當然也很孤傲，不像葛優，永遠笑嘻嘻的。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內景，我去探班，見劇組伙食一般，遂邀請他晚上到朋友開的飯店小酌。他問：「還有誰？不投緣的我不願意一桌吃飯。」我告訴他：「還有你『老丈人』一家，還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時候，很可愛，一點架子都沒有，飯桌上有說有笑，很有點冷幽默，有時候還會引經據典。不知誰又提起了《圍城》，他特真誠地說：「這幾年，我覺得自己有些輕飄了，浮誇了，也許有點小名氣了，別人也覺得我好像愛擺譜了……沒想到，去了錢鍾書老人家裡幾趟，我忽然明白了——那麼大一位學者、作家，家裡連台電視機都沒有，也沒啥現代化的玩意兒，除了那滿屋子的書，家裡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著熱氣的煨中藥的瓦罐……」

　　那天，我們沒喝酒，可我覺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樣，反反覆復說了好幾遍：「在錢老先生面前，聽他說上一席話，我真的覺得自己太無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離接觸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說的，句句都是發自肺腑。他不是一個諂媚的人，更不是一個會說假話的人。老道的可愛，正因為他的真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從不奉承，也不阿諛。有一回，吳貽弓要拍一部電影，趕到無錫外景基地去見陳道明。老道非常熱情，「丈人」長「丈人」短的，但看完劇本，婉言拒絕了。他說：「我演不了這個角色，演不好，演了，觀眾會罵。」他還說：「有些朋友拍了爛片，或者戲演砸了，總推說是編劇不好，導演不好，我從來都認為，如果某一部戲不成功，應該先找自己的毛病，因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責任。」

　　有人說他說不清道不明，我不這麼認為。我一向覺得，陳道明很透明，他喜歡的劇本從不會輕易放下，他喜歡的角色會廢寢忘食去琢磨。陳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燁。那部戲，跨度幾十年，他從青年演到垂暮，絲絲入扣，張弛有度，顧盼生輝，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從不敢驚擾他，甚至到了片場，都不去和他寒暄，因為導演說，陳道明是用心在演戲，康熙已經融化在他的軀體里了。多少年過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還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