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及其現代建構

論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及其現代建構

雷勇　　內容摘要：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其成員對族群文化的反思性行為，是社會現代性的產物。它經由文化層面的衝突、反省和調整而得以形成。跨界民族在文化認同區分、凝聚和動員等主要功用的基礎上對族際關係和國際關係產生影響。民族國家應推行積極的民族政策，引領跨界民族完成其現代建構，即從文化認同走向文化自覺。　　關鍵詞：跨界民族；文化認同；文化自覺　　作者簡介：雷勇，貴州民族學院馬列部民族理論教研室。　　所謂的跨界民族，專指分布或居住於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疆域里的族體。由於這類族體的生活和行為跨越了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政治邊界，使得「民族」與「國家」出現了不完全重合的形式，加之涉及相關國家的現實政治利益和管轄權利，因此，這類族體自形成起，便與現實的族際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糾纏在一起。事實一再表明，如果當事國之間不能妥善處理跨界民族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那麼，在歷史與現實、自身和外在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就極易引發國家間的關係緊張。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範圍內頻頻發生的跨界民族問題一再印證了這種判斷（如中東地區的庫爾德人問題、中亞地區的俄羅斯人問題等）。有學者指出，由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衝突不單純是一個政治或經濟問題，它還是一個文化問題，其深刻的根源往往是歷史上形成的價值觀念和感情基礎的裂痕所引發」，其中「文化是一種深層次的決定性力量，一些表面上看來是政治上的衝突，實際上都反映了深刻的文化分歧。」①顯然，對跨界民族而言，這裡的「文化」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而是指複雜而重要的文化認同。　　一、現代語境中的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通常被理解為個體或群體對自身所屬的文化體系自發形成的一種內在情感，表現為一種歸屬感或文化情結。文化認同行為是在跨文化交流中，社會精英敏銳地捕捉到自身文化與異文化之間存在的差別，自覺地反思自身的文化特性及發展動向，並藉此來實現或強化其文化理念的社會行為。已故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認同(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與他人交往的產物」。②文化認同的形成與維繫主要取決於認同主體自身的體認和堅持，以及認同客體的默許和接受，這是一個建立在自身條件和外在條件之基礎上的現代建構行為，其最終結果是在社會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區分。　　文化認同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文化體系，③它包含了族群起源、部落所屬、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文明形態等社會因素，這些社會因素是社會群體進行歷史記憶的主要憑藉物。從功能屬性上看，可以劃分為表層結構因子和深層結構因子。屬於表層結構的生活方式、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等社會因子，在現實生活中具有相當強的適應性，即發生變化與轉型的可能性相對較大；而宗教信仰和族群起源等社會因子則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發生變化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也就是說，儘管社會群體進行文化認同時，表層結構因子更為凸顯，但實際上，深層結構因子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佔據更為重要的分量。　　從社會屬性上看，文化認同是現代社會建構的產物，天然地具有現代性。首先，文化認同是現代社會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間進行跨文化交流和社會交往時派生的，由於不同族群在接觸過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中心—邊緣」、「主體—非主體」、「主流文化—亞文化」等社會群體文化模式，那些處於從屬或受支配地位的族群往往會進行自我認同。其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對文化認同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各族群大規模、遠距離、多層面、寬領域的接觸和交往以及各種身份的體認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因來勢兇猛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發展趨勢而形成的壓力，部分處於弱勢地位的族群通常會通過強化自身文化認同，以在社會化過程中體現自我存在。由於文化「是廣義的社會化的結果」，④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隨著族群之間的頻繁接觸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形成了文化的「區分」與「認同」，最終「在『各種文化的民族』中，每一個自我都是在與『他者』的關聯中被界定的」。⑤　　二、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邏輯、功用與影響　　在現代社會中，跨界民族作為一種特殊的族體，從形成的那一刻起，本身就兼具政治性與民族性、社會性與文化性等多重特徵。因此，跨界民族在進行認同時就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取向，即政治認同是清晰化還是模糊化，民族認同是單面性還是多向性，社會認同是適應狀態還是對抗狀態，文化認同是總體上穩定還是趨於變動。這些多重認同一方面受到文化的影響，即文化因素是政治認同、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這些複合認同的取向與性質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族群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並通過跨界民族的歷史記憶行為和社會文化生活來體現。本文將通過對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演變邏輯、基本功用和主要影響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考察，以此來理解當下十分複雜而敏感的族際關係。　　1.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演變邏輯。跨界民族無論是由於自然遷徙還是由於政治分割，其始終生活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環境之中。這種特殊的文化情景常常使得跨界民族面臨文化生活方面的衝突(culture clash)，特別是涉及諸如傳統文化或宗教信仰等深層次問題時，文化層面的衝突尤為凸顯。這類衝突行為實際上是指在社會生活中跨界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異文化遭遇時，兩種文化之間的互不包容或互不適應的情形。當兩種淵源甚遠、形態各異或取向不同的文化相遇時，如果其中一種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對另一種文化採取根本性的排斥，那麼兩種文化之間就必然出現劇烈碰撞。跨界民族的文化衝突就在這種碰撞的過程中發生了。　　從文化、文明交流史的角度看，文化碰撞後通常會發生兩種基本情形：(1)處於強勢地位的文化憑藉自身的優勢，通過不斷深入接觸來影響或同化處於弱勢地位的文化。同時，強勢文化在影響相對弱勢文化時，通常也或多或少地吸收異文化的一些有益的文化成分。⑥(2)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在遭遇異文化時，會自發地進行自我反省，往往表現出對自我文化的一種批判與反思，以及圍繞異文化與自身文化何去何從或兩種文化如何相處等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對跨界民族而言，他們身處兩種文化包圍之中，這種反思更為直接和真切，尤其是當少數群體遭遇強大的異文化裹挾時，社會精英們要麼主動融入異文化的主流之中，要麼通過社會行為方式喚起本族群的祖先記憶以強化本族群文化的完整性與穩定性，這種行為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記憶」。⑦　　對於跨界民族而言，文化反省後隨之而來的是在文化層面進行適應性調整。這種調整是對被強勢異文化包圍的必然回應。二戰後，世界範圍內的國家疆域相對穩定，民族跨界而居已成常態，無論是處於和平跨居的狀態，還是處於抗爭分裂的狀態，絕大多數跨界民族必須接受這種基本現實，並在文化方面進行相應的調整與適應。跨界民族在文化層面上的調整，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其目的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更好的生存與發展，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更好地起到族群凝聚與社會動員的作用。跨界民族文化層面上的調整通常分為表層與深層兩個層次，涉及日常生活、傳統習俗、語言文化、心理適應等方面。表層的調整或是應對異文化壓力之需，或是在基本適應的情景下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而深層的調整旨在通過強化的行為方式以增進本族群的社會凝聚。　　跨界民族在經歷上述文化層面的衝突、反省和調整之後，形成文化認同。可以這樣概括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基本邏輯：文化碰撞（衝突）→文化反省（批判）→文化調整（適應）→文化認同（自我與他者）。文化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經歷相應階段之後的行為方式，誠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說：「文化認同性的動態性及其變形表現在不同文化群體的交往之中以及隨後的涵化過程。」⑧　　2.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基本功用。跨界民族由於身處兩個或兩個以上文化環境之中，在同其他族群發生聯繫時通常會形成一種模糊的族群邊界，這種族群邊界的鞏固與發展通常取決於「地方性知識」和社會情境的交互作用。在此過程中，族群基於自身文化的符號和歷史記憶，通過「自我」（我族）與「他者」（異族）等區分類社會行為來強化身份認同。「『族群自稱』常是最有效的族群認同與族群邊界的符記，有共同稱號的為同一族群，以區別於使用不同自稱的人群。」⑨由此可以推論，認同是建立在區分之基礎上的社會行為，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亦是如此。　　在現實中，跨界民族通常是所居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有時其中一部分在一國是少數民族，有時都是所在的國少數民族，但無論是哪一種情形，跨界民族在進行文化認同時，都伴隨「區分」的社會行為。這種「區分」一方面體現在跨界民族作為少數民族與所在國主體民族之間的區分，另一方面還體現在這些特殊的少數群體對自身身份的確認。中東地區的庫爾德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作為中東的古老民族之一，庫爾德人由於諸多原因至今仍然沒有自己的國家，而是作為少數族群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等國家，與所在國其他族群的關係在總體上呈緊張狀態，他們的身份一直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以致庫爾德人在這些國家一直試圖通過社會區分來強化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⑩　　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第二個基本功用是，通過認同行為的實現以增進族群內部的凝聚力。儘管凝聚力始終是每一個民族都在刻意弘揚與維繫的重心，但在實現形式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前現代民族是靠「共同的名稱、共同祖先的神話、共享的歷史記憶、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與故土的聯繫、社會精英的心理意識」(11)等形式來強化，而現代民族則是由其「共同文化和共同法律來界定」。(12)當跨界民族自身文化遭遇來自異文化的強大壓力時，跨界民族中的精英分子會選擇文化認同方式，以喚醒本族群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所賦予、聯繫的身份與權利，這是一個艱難而複雜的社會過程。當跨界民族完成這一社會化過程之後，經由文化認同而實現的族群內部凝聚力也就得以增強，從而保證本族群在身處異文化的包圍之中能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跨界民族文化認同還具有社會動員的功用。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地方，跨界民族中的精英分子通常會運用歷史解釋、教育感化、傳媒影響、宗教聯繫和政治參與等方式來增進本族群的文化認同，這些方式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文化的元素。精英分子之所以採用文化認同來進行社會動員，是因為文化認同作為一種集體行為，其「形式是由個體或集體的經驗創造的，由習慣、風俗和記憶來教授的，它們往往受過了經久的考驗」。(13)　　3.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主要影響。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及其相應行為通常會影響到族際關係甚至相關國家之間關係，原因在於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其政治認同、民族認同、社會認同和地域認同的重要基礎，(14)它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著其他認同的走向與發展。可能也正是由於文化認同的重要性，人們對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認識往往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因此，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要千方百計地採取一些強制措施，諸如在文化層面強行推行主體民族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或行為規範，對處於弱勢地位或邊緣地位的跨界民族之文化採取壓制性措施或忽略的態度，企圖實現強制同化，但這類做法通常收效甚微。比如上面提到的庫爾德人問題，在土耳其，庫爾德人是僅次於主體民族的第二大群體，但自1923年以來，土耳其政府並不承認該族群，禁止在學校和公開場合使用庫爾德語，企圖以強制同化的政策使庫爾德人喪失其認同，進而建立一個族群同質化的國家。這些政策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庫爾德人的反抗。(15)直到今天，庫爾德人問題一直是土耳其政府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在當今國際關係中，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影響主要通過族際關係互動來發揮作用。跨界民族文化認同所表現出來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可以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族際關係乃至國際關係中表現出來。在一個存在著跨界民族的國家裡，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之間的關係如何，是基本適應還是完全對立，是和諧發展還是相互隔閡，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跨界民族進行文化認同時的基本走向；而且在此基礎上，相鄰的兩個國家如何處理這種關係，是採取措施鼓勵跨界民族積極融入所在國的社會生活中，還是鼓勵跨界民族採取分離行為，也必然影響到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發展的走勢，因為「受刺激的各方不僅強調本文明的認同，而且強調對方的文明認同」。(16)同時，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又影響到本族與其他族群之間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因此相關國家間的關係也會受到相應的影響。因此，跨界民族與族際關係、國際關係形成了一種交互作用的關係。可以中國和泰國的例子來加以說明。許多分布於中國、越南、寮國和緬甸的族群，可能稱謂有所不同，但其中的許多族群卻是同根生的民族，屬於典型的跨界民族。(17)這些跨界而居的族群，長期以來由於建立了良性的族際關係，加上其所在國家都推行相對積極的民族政策，所以他們在文化認同、族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呈現出良性互動的態勢。可是，對於泰國南部馬來人穆斯林，由於泰國當局長期以來對他們採取了邊緣化政策，其文化認同也變得異常複雜。受此影響，泰國的族際關係以及泰、馬兩國之間的關係因為跨界民族而變得十分微妙。一方面是泰國的防範，另一方面是馬來西亞的關注，最後加劇了泰南馬來人對泰國的背離以及認同的轉向，而這種對其鄰國的認同又因他們與鄰國的穆斯林兄弟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得到強化。(18)　　三、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現代建構　　自近代以降，隨著世界性的社會轉型的深入演進，民族國家無一例外地都在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敦促國內各族群在最高層面上進行認同，以此來加強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從而強化社會的穩定。在這些措施中，文化認同是民族國家的主要關切之一，因為文化認同在很大程度上關涉了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和社會認同，因此民族國家通常會通過賦予文化認同的現代性來強化其他層面的認同。這一複雜的社會過程，實際上就是民族國家對文化認同的現代建構過程。由於現代性(modernity)是現代社會轉型的衍生物，所以現代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建構來體現的，這種行為特徵在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跨界民族進行文化認同是一個艱難而複雜的且包含了多重現代性因素的行為選擇。民族國家應該推行包容和寬鬆的民族政策，正確引領跨界民族進行文化認同。由於建構文化認同的基點是對「既有文化的認同」和「新的因素的注入」，(19)所以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事實上是一個包含了歷史與族裔文化的特定的現代建構過程，其中伴隨的「連續性與對歷史的尊重內在於民族—文化身份之中」，這是因為同族群密切相連的文化與民族歸屬，「既是被選擇的也是建構性的」。(20)若想解決這一問題，跨界民族的精英分子還必須從自身原生的族群文化入手，通過引入現代性的因素，進行現代建構，因為「族群文化基於內在特徵和歷史過程，可以建構其合法性和自主性」。(21)　　從本質上講，這種文化認同的現代建構，其實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文化自覺。費老指出：「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22)因此，對跨界民族來說，建構文化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踐行文化自覺的社會行為，並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與所在國的其他族群建立和發展良性的族際關係，這是因為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包含了基本的意識問題，即：「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這樣生活有什麼意義？究竟應該確定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和發展目標？怎樣實現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標？」(23)體現在跨界民族身上，就成了他們對自己的過去（歷史記憶與族群文化）、現在（族際關係）和未來（實現路徑及發展取向）的反思性行為。　　對於現代民族國家來說，在多元社會建立互信、消除隔閡、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在處理好權力、資源、制度等問題時，也不應該忽視文化認同問題。(24)跨界民族文化認同的現代建構即文化自覺，正是費老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現代建構要求民族國家、社會和族群相互適應，理性地進行身份認同，尤其是民族國家要採取積極行動引領族群進行良性族群關係的建構，最終形成相互包容、彼此適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具體而言，就是要求多民族國家尊重和保護作為少數民族的跨界民族的身份、歷史和文化，乃至接受其正當與合理的訴求，並在社會經濟方面採取寬鬆和扶持的政策，促使跨界民族儘可能地融入所居住國的主流社會中去；處於弱勢地位的跨界民族也要接受社會現實，即當今民族國家之間的疆域總體上是穩定的，他們應該放棄分離訴求，不要將自身隔離起來，避免出現從「想像的邊緣」走向「事實的邊緣」。同時，與跨界民族有關的國家不應該過多地捲入對方的內部紛爭，更不應該鼓勵和支持跨界民族採取分離的行為，否則，由於跨界民族引發的族際關係可能會最終會影響國家間關係的正常發展。　　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樣的，各民族文化應該相互包容、共存發展。民族國家要採取平等、積極和務實的民族政策，通過建立良性族際關係來引領跨界民族進行理性和正當的文化認同，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促進跨界民族在認同方面進行現代建構，在多元一體的基礎上實現文化自覺，最終形成「和而不同、共存共榮」的理想格局。　　注釋：　　①馬曼麗：《中國西北跨國民族文化變異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09-210頁。　　②〔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24頁。identities本身具有「身份」、「認同」、「特性」、「同一性」等含義，本文使用的是「認同」之義。　　③〔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譯林出版社，2008年。　　④〔美〕喬納森?弗里德曼著、郭建如譯：《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4頁。　　⑤〔英〕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133頁。　　⑥〔美〕羅伯特?墨菲著、王卓君譯：《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引論》，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60-261頁。　　⑦類似的表述還有「集體記憶」、「社會記憶」、「祖籍記憶」，這些表述用語適用的語境和內涵可能並非完全一致，但有許多內容是交叉的，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文化認同概念的多維性與動態性。詳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等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美〕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楊晉濤、俞雲平：《東南亞華裔新生代的「祖籍記憶」——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個案比較》，載《世界民族》，2007年第6期。　　⑧〔黎〕薩利姆?阿布著、蕭俊明譯：《文化認同性的變形》，載《第歐根尼》中文精選版編輯委員會：《文化認同性的變形：第歐根尼中文精選版》，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5頁。　　⑨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川西羌族的歷史人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第72頁。　　⑩陳建民：《當代中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5頁；辛旗：《諸神的爭吵——國際衝突中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11-117頁。　　(11)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ekwell, 1986, pp.22-30.　　(12)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65.　　(13)〔法〕馬克?富馬羅利著、蕭俊明譯：《「我是他人」：對於同一性的誤解》，載第歐根尼中文精選版編輯委員會：《文化認同性的變形》，第34頁。　　(14)由於族群的認同關涉諸多方面，所以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不同表述方式，如政治（國家）認同、族群（民族）認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以及地域認同等。它們之間是有著內在聯繫的，甚至還表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如國家認同是民族國家所強調的高層次認同，族群認同則是在國家認同的前提下進行的群體認同。可以費孝通先生關於中華民族的精彩論述為例。他說：「中華民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是高層次認同，對本民族的認同是低層次認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並行不悖。」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頁。著名學者曼紐爾?卡斯特則認為，認同包括了「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規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詳見〔美〕曼紐爾?卡斯特著、曹榮湘譯：《認同的力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6頁。這些論述為理解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路徑。　　(15)咎濤：《被承認的問題》，載《讀書》，2009年第2期，第42頁。　　(16)〔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06頁。　　(17)我國共有31個跨界民族，占我國民族總數的55%。這些跨界民族成為我國和鄰國之間聯繫的重要紐帶，是中國在處理與鄰國關係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詳見葛公尚主編：《當代國際政治與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劉稚：《中國——東南亞跨界民族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范宏貴：《同根生的民族——壯傣各族淵源與文化》，民族出版社，2007年；周建新：《和平跨居論——中國南方與大陸東南亞跨國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8)陳衍德：《全球化進程中的東南亞民族問題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7頁。　　(19)鄭曉云：《文化認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32頁。　　(20)〔以〕耶爾?塔米爾著、陶東風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18-22頁。　　(21)常寶：《試論全球化與族群文化的自主性問題》，載《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頁。　　(22)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載《費孝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448頁。　　(23)費孝通：《中華文化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載《文藝研究》，1999年第1期，第5頁。　　(24)王建娥：《民族分離主義的解讀與治理——多民族國家化解民族矛盾、解決分離困窘的一個思路》，載《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21頁。　　來源：《世界民族》(京)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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