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華人作為緩衝

06-16

13年前，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首先提出「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概念，在當時乃至今日都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當中他曾提過「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這在近年來不斷地被印證。一般上較多人關注的是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的衝突，或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但是印度教徒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雖然不乏其重要性卻較少受到應有的關注。

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在目前的南亞時有所聞的。有印度，兩個宗教信徒之間的衝突有其長遠歷史緣由。歷史上，穆斯林統治者曾屠殺印度教徒與破壞印度教寺廟，種下了今日南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的種子。

印巴分治前後，大規模宗教衝突造成20萬至100萬人喪生。近幾十年來的印度，一些印度教右翼組織，如民族志工組織（RSS）曾煽動印度教徒對抗穆斯林，甚至策劃暴動，如在1992年印度教徒極端分子就拆毀了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2002年古吉拉特邦（Gujerat）發生大規模宗教衝突，超過1000人喪生，而一些印度主流政黨印度人民黨（BJP）的政客則常煽動印度教徒對抗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以獲取政治資本。與此同時，穆斯林針對印度教徒的暴力事件在今年來也曾發生過，如2013年在印度康寧（Canning）發生的暴動，200家印度教徒的住家被燒毀，一些印度教徒的商店被洗劫。

而在印度教徒是少數群體的孟加拉與巴基斯坦，主要是印度教徒被制度化地歧視，也有印度教宗教場所被破壞、教徒被強制該信伊斯蘭教等事件。在巴基斯坦，對印度教徒的歧視是制度化的，而學校教科書對印度教徒的描繪也是負面的，如一本中學烏爾都語課本，即稱「印度教徒是穆斯林的敵人」。另外，巴基斯坦人權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在2010年每個月約有20至25名女性被強制該信伊斯蘭教，而強制改信教在巴基斯坦仍然是個爭議性話題。在孟加拉，該國最大的伊斯蘭教政黨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曾在2013年煽動穆斯林暴力對待印度教徒、搶劫印度教徒商店、強暴印度教徒婦女、破壞印度教寺廟。

縱觀南亞兩個宗教信徒的對抗，除了宗教情緒，牽涉在內的往往是和政治相關，如印度人民黨部分政客稱印度教徒受到穆斯林威脅而需與穆斯林對抗，或巴基斯坦把和印度的衝突反映在宗教層面上。本文以馬來西亞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馬來西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現狀分析，著重論述華人在其中的作用。

馬來西亞印度教徒狀況

在馬來西亞大致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能和平共處，不過也不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衝突的事件，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並未像南亞一樣涉及暴力衝突，但也對族群、宗教信徒之間的關係蒙上陰影。在馬來西亞，合法印度教的寺廟、神祠被摧毀，是個引起族緊張的緣由之一。馬來西亞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處於劣勢狀態，以及受到不平等對待。2009年在雪蘭莪州也爆發了大約50名穆斯林為了抗議印度教徒建造寺廟，而帶著一個被砍下的牛頭到州政府大廈前示威。而在2016年，至少在7間在檳城的印度教廟宇被破壞。同樣的在2016年，馬來西亞工藝大學（UTM）的伊斯蘭與亞洲文明課程的教材出現了對印度教與錫克教具有侮辱性的字句，聲稱印度教徒是「骯髒」的，引起爭議。

縱觀馬來西亞和南亞國家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可以察覺有一些異同之處：第一，在南亞國家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往往是同一民族而不同宗教，在馬來西亞卻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即使有少部分印度裔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衝突，大部分的衝突是在於馬來人與印度人之間的衝突；第二，宗教情緒固然在衝突中扮演著相當大程度的角色，但仍然和政治有所掛鉤，如在雪蘭莪的牛頭示威事件，同時也是對民聯州政府的示威；第三，和先前舉出的南亞例子不一樣，馬來西亞雖然發生這些宗教之間矛盾的問題，不過尚未發生過大規模宗教暴力衝突，在未來也不太可能發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一般上而言算是小規模，在目前階段並不足以威脅整體國家的安全，但宗教衝突卻仍然有升級的跡象；第四，在馬來西亞所發生的實際上衝突主要發生在城鎮或半城鎮地區。

衝突緣由

在馬來西亞，印度族群其實並非單獨一個群體，而是多個來自南亞大陸群體移民後裔的總稱，不過基於淡米爾（Tamil）裔佔大多數，約85%，由此「印度裔」在馬來西亞往往泛指淡米爾裔。

淡米爾裔印度人雖然有移居東南亞有數個世紀的歷史，不過今日大多數馬來西亞淡米爾人的先輩是18、19世紀由英國殖民者從南印度帶來的，作為橡膠樹種植區的勞工，今日約60%馬來西亞的印度裔即是這些勞工的後裔，而這些印度裔大多數為印度教徒。

自19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不過印度裔的經濟並未獲得足夠的提升。一些種植區發展成半城鎮或城鎮，印度裔印度教徒因為喪失了種植區的工作而有的搬遷至其他城鎮，或留在已經不再是橡膠樹種植區的城鎮。淡米爾社群的寺廟、神祠有的在這些地區保留著、有的被搬遷；部分城鎮的人口結構上有著轉變，一旦寺廟搬遷至馬來穆斯林較多的地區，或在這些地區建造印度教場所，在偏激穆斯林的眼裡是挑戰伊斯蘭教的地位，而牛頭示威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之下發生。另一方面，在面對失去膠園種植區工作的背景之下，部分印度裔無法找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而傾向於加入幫派犯罪活動。在民族往往和宗教畫上等號的狀況，一旦印度裔當中有犯罪行為，較容易被其他族群視為犯罪或和印度教有關，尤其是一些印度幫派採用印度教符號、儀式，如Geng 35這類幫派都採用印度教神聖符號作為標誌，很容易讓非印度教徒，尤其是穆斯林對印度教產生負面印象。

無可否認，在近年來全球穆斯林有保守化，甚至是極端化的傾向，而在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包括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的，也受到了影響。

隨著瓦哈比（Wahabi）與薩拉非（Salafi）思想在穆斯林之間的傳播，以更為保守的態度詮釋宗教，也主張「伊斯蘭至上」。這個趨勢在1980年代開始，即同時得到政治當權者和反對黨的支持。在前首相馬哈迪執政的22年間（1981年至2003年），國陣的巫統和反對黨伊斯蘭黨，競相證明自己更具伊斯蘭色彩，導致了保守主義浪潮的興起。

伴隨著日益升溫的馬來民族主義，在極端的例子里馬來穆斯林會敵視其他宗教的信徒，這更是提升了非穆斯林群體的不安。瓦哈比與薩拉非思想，尤其在城鎮、半城鎮之間的穆斯林有影響力，而工藝大學的教材爭議，即是這種思想的展現。

隨著保守、偏激的思想在部分穆斯林中傳開，衝突的頻密性也可能增加，、在以偏激視野詮釋伊斯蘭信仰，認為對抗伊斯蘭教以外的宗教為聖戰（jihad）的一部分，加劇了與其他宗教衝突的事件，這體現在學術機構教科書對印度教徒的歧視，或是破壞印度教寺廟這類極端的例子。

目前部分伊斯蘭宗教教師（Ustaz）、教令宗教司（Mufti）、經學家（Ulama）等，雖然並未名正言順聲呼籲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對抗，但言論中對印度教徒的歧視卻屢見不鮮，足以影響馬來穆斯林的思維。

印度教徒作為經濟、政治上的弱勢群體，並未構成對馬來穆斯林的嚴重威脅，而可以預測的是雖然未來兩個宗教信徒之間仍然會有摩擦、衝突，但基本上都會是小規模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衝突不應該也不能被減緩，畢竟雖然是小規模的衝突，但難保一些偏激分子為這樣的衝突升溫，從而擴展到與其他民族、宗教信徒的衝突，對馬來西亞民族和諧、經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脅。

興權會的成敗

在面對著印度教徒的不平等對待與窘境， 30個印度族裔非政府組織聯合組成了興都權益行動委員會（Hindraf）。

興權會在2007年于吉隆坡進行了大規模示威活動，大約3萬人出席示威集會，而警方當天出動大批警員、使用催淚彈、噴射含有化學藥物的高壓水柱對付示威的印度裔群眾，也出現在國際媒體。

興權會曾號召印度教徒向國陣投下反對票，而之後興權會核心領袖瓦達姆迪（Waythamoorthy）改變方向，曾在2013年與國陣簽署《諒解備忘錄》當天宣布，將會在即將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中與國陣政府同在，不過後來興權會卻認為國陣無法兌現提升印度社群狀況的諾言而退出國陣。

雖然興權會在向外界傳遞馬來西亞印度裔、印度教徒所面對的困境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質上這個組織還是仍然無法進一步改善狀況，無法提升印度群眾的經濟、社會程度，也無法在根本上解決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衝突。

華人的角色

獨立民調機構默迪卡中心（Merdeka Centre）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7.4%的馬來人認為他們首要的身份認同是穆斯林，27%認為是馬來西亞人，只有極其低的6%認為是馬來人。調查使用了國籍、宗教和族群為指標。對馬來人來說，宗教是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同一項調查顯示，華人的首要的身份認同是國籍「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而並非以宗教認同為主。在談論關於印度裔或印度教徒與馬來穆斯林的衝突中，華人的角色往往被忽略，而華人實際上能為這項衝突帶來正面的改變。

基於不以宗教作為主要的認同，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上一般和其他主要民族相比，是世俗的；雖然大部分馬來西亞華人為佛教徒、民間信仰者、道教徒、基督教徒等，但在對待不同的宗教層次上還是相對的中立、開放。

基於這項開放性，安邦智庫（ANBOUND）主張華人能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定位為「緩衝角色」，而這種角色的重要性在於華人以宗教中立性，再以經濟力量就行跨族群合作，平衡以宗教作為認同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衝突。

以文化交流、對話的的層次來看，基於這種非以宗教作為身份認同的狀況，華人更能在宗教對話方面扮演更積極、恰當的角色，釋放善意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讓三方面有更能深刻的交流與理解。在做出釋放善意的努力，馬來西亞華裔群體卻應該有新的思考模式，而這將應該是有別於以往華裔的提升自己權益的思維與行動。

近幾年來，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為自己在爭取權益的時候，所採取的手段是較於傾向於對抗的，希望透過「改朝換代」，即更換國陣政府，讓反對黨聯盟民聯上台，藉此依靠成為執政黨的民聯改善華人處境。不過，在2008年、2013年的選舉之後，華裔群體對國陣的支持率下降，而在國陣仍能執政的情況之下，反而對華裔、印裔少數族群不利。在認為失去非馬來裔的選票之下，國陣，特別是其主要成員黨巫統，只能透過獲得更多馬來選票，而在這過程中巫統則透過以保守形式的伊斯蘭教、馬來民族主義爭取馬來選民的支持，而不再給予華裔、印裔選民訴求應有的重視。基於客觀現實、人口結構，通過對立來改善執政的效果不彰，甚至令族群在政治、社會層次上陷入困局。

在這樣的格局之下，以「改朝換代」作為提升少數族群權益的手段效果可說是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自2008年以來，馬來西亞民族、宗教的矛盾日益增加。巫統認為華裔選票已經無望迴流，所以採取犧牲華裔選民、推行伊斯蘭化的政策，以爭取郊區、半城鎮穆斯林的支持。有跡象顯示，這種情況正在改善。最近幾屆的補選顯示，包括華裔在內的非穆斯林選民有迴流國陣的傾向，這能讓巫統逐漸意識到華裔選民並非只是對抗，因此巫統也沒有必要推行宗教保守化的政策來爭取馬來選民的支持。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衝突較常在城鎮、半城鎮發生。由於城鎮、半城鎮較易出現多元民族混雜，而保守、排外形式的伊斯蘭教詮釋在這類地區有更多的市場，尤其是在處於經濟困境的穆斯林，更容易以宗教作為逃避主義（escapism）而受到這類思維的影響；這類馬來穆斯林往往是停留在經濟活動的底層，從事微型生意、低薪的工作。

因此，透過對抗的手段並不足以改善印度裔、華裔的處境，唯有改善經濟活動底層的馬來穆斯林群眾以及印度教徒的經濟狀況，才能在根本上降低、抵消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依靠大規模的跨族群互動和扶持，在這其中中資企業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郊區和半城鎮地區開發製造業、服務業，以不同族群結盟，提供經濟機遇於城鎮與半城鎮的馬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協助馬來群體提升經濟程度，減少因為貧困導致受到較為偏激的伊斯蘭保守思想的影響，在印度裔中提供就業機會，減少這個群體中加入被部分非印裔以為和印度教掛鉤的非法組織的傾向。

上面提到因為橡膠種植區被開發而發展稱城鎮、半城鎮，以及人口結構變遷而導致衝突的問題，即和城鎮化息息相關。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曾指出，「一般來說城市化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農業社會，第二個階段涉及到農民進城的問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城鎮化的過程，第三個階段就是向知識化的進程發展」，現在許多東盟城鎮，包括馬來西亞的不少主要城市都處於著第二階段至第三階段，而需要在城市社會生活地區做出有必要、有計劃的改建，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和諧發展。

中國部分地區實行的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能成為一些馬來西亞更加參考的對象，依據非城鎮地區的歷史及特點進行符合當地狀況的改造，並與周邊郊區配合轉型成為城鎮，發展這些地區中小型企業，為該當地社群，尤其是年輕社群創造就業、商業機會，避免人口過度遷移至主要大城市地區，進而提升不同族群的經濟狀況。

除了提供經濟上的機遇，華裔活動應該能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有實質上的利益，如援助、資助兩者的宗教場所、活動、對這兩個社群的弱勢群體如單親家庭、殘障人士、貧窮病患等，釋放華企、華社對這些群體的關懷，更可以有效的堵住極端分子煽動族群間仇恨，比興權會更能有效地提升印度教徒的經濟水平的同時，也能讓穆斯林群體實際上體會華社的利益和穆斯林的利益不僅並不相觸，反而能互助互補，而讓煽動極端宗教思維的言論失去其價值。

在馬來西亞族群當中，華人作為在教育上最為成功的族群，特別是在母語教育方面，應該與印度裔有更多在這方面的交流與互動，提供經驗作為印度裔在淡米爾語教育方面的借鑒。淡米爾語作為馬來西亞印度裔的母語，也是印度教徒傳遞宗教文化的主要語言之一；在小學教育方面往往面臨著不少淡米爾語小學設備簡陋、資金不足的問題，這方面華人群體應該給予恰當的協助，為淡米爾語小學提供物質上的援助。透過華、印共通協助建設淡米爾語小學，而這方面也能與華企在資金上的配合，而這點在馬來西亞郊區、半城鎮地區發展的企業更應該提供恰當的協助。

與此同時，華裔族群更應該加強對馬來穆斯林中庸領袖的了解與支持，無論是政治方面的，還是宗教方面的，尤其是與教令宗教司（Mufti）和經學家（Ulama）這一環的互動，更是需要非穆斯林，尤其是華裔群體的關注，尤其應該資助注重中庸、尊重不同宗教與族群的宗教領袖，透過這些領袖的宗教演說、活動來傳遞中庸、正面的訊息，為不同宗教信徒與不同民族之間提供有更多和諧共處的推動力。

然而，無論是華裔企業在半城鎮、郊區擴展業務，進行以上的提升不同族群的經濟程度與社會文化交流，都面對缺乏資金的問題。這個時候，中資企業的角色即更能凸顯出來。在馬來西亞的中資企業往往較為注重城市地區，而對半城鎮、郊區的潛能並不了解，這唯有透過華裔的協調、加盟，中資企業才更能在這些地區開發，特別是是在製造業與服務業獲取人力資源，而中資企業更能將資金輸入以上為不同族群利益的活動。

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跨族群互動應該是能讓華人是對其他群體的了解，而跨族群扶持的好處是增強不同族群的人才資本，更有條件服務其他來自如伊斯蘭或穆斯林國家、印度等國家的消費者與投資者。透過馬來西亞穆斯林與印度裔的加盟，將能打開馬來西亞企業與在馬來西亞的中資企業開拓印尼、印度、穆斯林國家的市場。

這種互惠互利的結盟合作構思框架，事實上也與馬華總會長廖中萊曾經提出的「結合國企力量和非華裔的加盟，實現區域分工、西方式管理和全球布局，吸引亞洲四大文明地區迅速崛起的消費者和投資者」有著共同之處，而安邦主張中資企業的角色在這樣的框架，以及華人作為不同族群「緩衝角色」的重要性更應該凸顯出來。

這些努力，在實際上最終不但有利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能在有助於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上有更多話語權，而讓華人政黨，或是華人為主體的政黨，無論是在國陣或是反對黨中都能更獲得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重視。在經濟方面，透過與中資企業的合作，不但能協助馬來西亞華人中小企業的發展，更能提升馬來穆斯林與印度裔，乃至於其他少數族群的經濟狀況。在文化上，馬來西亞華人能在爭取教育、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做出最大化。

安邦在以經濟、社會文化層次上提出了以上的建議，而這份初步的建議仍未夠全面，還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討論。